《城岭》是摄影师郭国柱作为亲历者对当代中国城市化现象的思考，并力求以客观、记录的方式还原所见，使作品能够成为日后研究者们的样本和素材。记录城市化进程的同时，试图勾连起画面之外的对抗：以农业文明兴盛的古老中国——因血缘关系聚族而居的传统格局，正在与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等现代性所主导的当下进行一场历史性的角力。

沉痛的低吟 顾铮

摄影在本质上是一种意在获取，并且无有所获就不成其为摄影的观看方式与记录手段。但摄影的获取却千真万确地始于对失去的恐惧。因为事物的各种原因与各种形式上的失去，而导致了摄影的堂吉诃德式的疯狂记录以图加以保存的努力。这种努力，无论是出于预感而开始的事先记录（如欧仁·阿杰对于19世纪老巴黎的拍摄），还是事后追认式的拍摄，都是一種与时间的竞争。而从根本上说，这种努力则是与失去的一场较量。因为保留于胶片或通过CCD而得的影像，毕竟给予我们以凭吊过去的视觉根据与理由。摄影，或许就是为了这份对于过去的凭吊才被发明。

不过，现居厦门的郭国柱的《城岭》，却并没有仅仅停留于感伤的凭吊，而是试图通过他的图像发出提问。

《城岭》由三个系列构成，它们分别是《流园》、《堂前间》与《遗物》。这三个系列，以一致的视角与统一的摄影语言，聚焦城市化进程中中国乡村的消失这个社会现象，向我们展示了摄影家郭国柱从一己个体的感受与立场出发所看到的与感悟到的。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迅猛展开的40年。这40年里，急剧发展的城市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这个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给城市带来了发展与繁荣。但城市化的一个无法回避的后果是农村的空心化以及乡村的消失。农村的空心化的后果是许多地方出现了“光棍村”，存在着大批留守儿童。乡村的消失，从根本上说是国家在社会构造上的失衡。看上去光鲜繁荣的城市，其实失去了纵深与依托，其最终面临的将是发展的进退失衡与未来发展在自然资源获取上的不确定性。

《城岭》正是以摄影的无论是观念还是手法都最为擅长的“凝视”，细细察看城市化给乡村社会带来的严重影响与沉重打击。而这个打击与影响正以某种无法回避的严峻状况逐渐呈现与蔓延开来。

《城岭》中的三个系列，是作为观看者的摄影家郭国柱的视线逐渐深入到空心化的农村的观看过程的具体呈现，也是一个观看上的从相对的宏观、中观到微观的步步深入。伴随着他的“凝视”性观看的逐步深入，我们得以了解农村的空心化以及乡村消失的严峻现实。

在《流园》系列中，郭国柱以相对而言全景式的图像，向我们展示空心化了的乡村的现实景观。在这里，许多乡野景象粗看似乎仍然怡人，但如果细看却发现，许多被绿色包围的房子只是一系列的空壳，“空山无一人”成了这些乡村的基本现实。

在感受并且呈现出了这个“空”的基础上，郭国柱以《堂前间》系列进一步呈现了乡村空无一人的室内空间。因此，他对于“空”的凝视与呈现，有一个从外向里的转变。这些影像本来应该充满欢声笑语或者人声鼎沸，但现在寂静无声以及室内空间的斑驳荒芜，展示了人去楼空的沉郁现实。而摄影家从正面视角对堂前间的端正观看，使得他的观看显得不是像抓拍那样的掠过式地观看，因而具有了严肃审视的性质，所呈现的情景也显得更为凝重。他以堂前间里人的不存在，展示人的曾经的存在，以当下的空洞展示曾经的充盈。罗兰·巴尔特指出，照片给人以“此曾在”的感受。郭国柱对于堂前间的凝视式的观看，进一步强化了这个“此曾在”的感受。

而对存在于农民生活空间里的各种遗弃物品与物件所进行的如郭国柱所说的“肖像式拍摄”，既是摄影的拿手好戏，也更强化了“空”了之后所带来的空虚与荒凉。对于这些被遗留于人们生活空间中的各种物品，他以郑重其事的观看，赋予它们强烈的存在感，同时也传达了更强烈的虚无感。《遗物》系列中的所有经过了郭国柱的精心刻画的物品，其实也是经过他的视线所抚摸的物件。它们都在讲述其主人们的各种“曾在”的故事，昭示曾经的有用与今天的无用。所谓物是人非，即是《遗物》这个系列要呈现的摄影家在现场的实际心理感受。他通过物之“是”（存在），来讲述人之“非”（不在）。此“是”，作为一种存在，始终散发强烈的人文气息，也是对于不可挽回的过去所发出的叹息。此“非”，既是人对物的背弃，也是人对于物的一种非行。而这种非行背后，则是人被现实所愚弄的更大悲剧。

通过精心编织的叙事，郭国柱向我们展示了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走向荒芜的无可挽回的现实。而这又是通过非叙事的叙事所展开的叙述。这组作品，没有情节，没有高潮与尖峰时刻，与传统的纪实摄影在形态上保持了距离。它所展示的都是相互之间并无联系可以单独存在的独立片断。而且，更重要的是作品中没有人的出现。如果说这是一种叙事策略的话，那么这是一种归类中的逐渐叠加而得到的相关认知的反复强调与深化。而这么一种平静而精准的叙述，其实更饱含了一种内在的紧张与张力。

而他以淡雅的色彩加以呈现的景观与事物，也形成了一种统一的调性，赋予一种伤逝的基调。这种色彩处理，既是对于社会问题与现实的美学化处理，也是摄影家尝试在保持记录的客观性的同时，也保有某种程度的主观表现的可能性的符合分寸的艺术判断与决定。当然，最重要的是这样的艺术表现上的选择，一点不会影响到这组作品在根本上要让我们了解今日乡村的凋敝现状这个重要目的。

郭国柱的《城岭》是对于乡村的再发现，不过这个发现并非如以往那样的对于乡村的理想化的牧歌式的再现，或是一种怀旧式的重访，而是一种沉痛的低吟以及对于重建乡村的重要性的视觉呼吁。他的《城岭》告诉我们，让城市保持生机不绝，不应该以乡村的凋敝为代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种不计后果的发展的代价过于沉重，也过于无谋。

也许，人们只有在失去之后，才会感受到所失去的意义与价值，才会开始反思，并且开始有所行动，力图有所挽回，找回新的平衡。摄影，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呼唤挽回某种失去的努力，也是一种对行动的召唤。郭国柱的《城岭》再次提供了一份这样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