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蔚霞

（中共上杭县委党校 科研室，福建 上杭 364200）

众所周知，战争是一种对经济消耗巨大的行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苏区经济困境，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对闽西这个贫穷的山区进行挖掘，使其释放出最大生产潜能以支撑起长达数年的持续战争的？对这一问题的拷问，其意义不仅在于研究苏区时期中共的经济思想与实践经验，对当前经济工作亦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社会经济变迁中的闽西革命

闽西位于福建西部，是典型的山区。相对恶劣的农耕环境使这里的人们很早就开始探索外向型的经济发展道路，广泛种植经济作物，手工业得到普遍发展，商品贸易活动十分活跃。只是，这种商品化经济很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近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商品倾销力度的加大，“闽西的手工业便逐步破产”[1]，大量工人失业。军阀割据更加剧了经济的衰败，各种捐税劳役纷沓而至：1925 年，龙岩“田赋已征到1930 年”；1926 年，上杭县“田赋已预征至1933年”[2]。在市场和战乱的多重搏击下，百姓生活困苦不堪，摆脱土豪劣绅的压榨，解决生计问题成为闽西群众的迫切要求，革命的温床就这样铺就起来。

在革命初期，中共领导的革命大多是以经济利益为诱导，围绕着社会财产的重新分配与转移展开。1927 年，中共龙岩临时县委领导“抗捐减租斗争”；1928 年，中共永定党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分粮吃大户”的斗争；中共武平县委组织热血青年成立“铁血团”筹集粮款……[2]这些斗争虽然规模不大，却使农民受益，“未经斗争起来的地方，他们看见、听见斗争起来的农民已得到利益，有很多地方已自动起来抗租”[3]。在此背景下，革命的星火迅速向闽西各地延伸，红色政权纷纷建立起来。

二、结构性限制下的经济困境

随着革命的深入，带来的损失也相当巨大。革命后苏区经济的发展举步维艰，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人力资源不足

闽西各县人口约有100 余万[2]，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劳动力缺乏。为了巩固和发展红色区域，闽西各级苏维埃政府大力开展扩红工作。1931 年至1934年间，“长汀县有17 200 余人参加红军”[2]。1933 年5至9 月，闽西“共计扩大红军九千余人”[1]。到了1934年，上杭有些区乡红军家属所占比例“已达三分之二”[4]。这些光荣的数据也透露出一个信息：苏区大多数的劳动力都脱离了日常的生产劳动，投入到了由战争引起的各种军事和政治行动之中。由于缺乏劳动力，加之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苏区出现了大量的荒田。“长汀水口1932 年间一个区荒田有五千七百担”“1934 年春耕中全苏区大约有二三万担红属的田荒芜着……”[4]众所周知，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为了土地不惜冒险“造反”的农民，却在得到土地之后将土地弃耕抛荒，其原因除了耕田利不及费外，很大方面“确实是因为劳动力缺乏”[4]。二是性别比例失衡。据毛泽东1933 年在上杭县才溪乡的调查，才溪留在乡村的青壮年男子仅占劳动力总数的23%。国民党占领苏区后的调查也显示，连城县城“女多男少，女超在两倍以上”[5]。妇女在繁重的生产面前显得困难重重，有的妇女“从未做过莳田、犁田、耙田等过去男人做的重体力活”[6]，有的丈夫、兄弟、儿子都去当红军了，“许多红军家庭有地没人种，生活很困难”[7]。

（二）物质资源匮乏

在国民党严密的经济封锁下，农村市场体系受到完全破坏，苏区物质资源的困窘日渐显露出来。首当其冲的是粮食。闽西在历史上就属于缺粮地区，战争期间粮食变得更加紧张，“粮食恐慌，米价年贵一年”[3]。有些地区如才溪，1929 年至1931 年间“生产低落约20%”[7]，1932 年以后粮食产量有所增加，但依然不够全年所需。到了1934 年初，军队和政府机关的粮食已不敷供给。为此中央紧急要求发动群众征集二十四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认为“如果没有二十四万担粮食，红军不能作战。不能吃饱肚子，就不能维持生活”[4]。可以看出，粮食紧缺的局面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除了粮食之外，那些完全无法自产，纯粹依靠输入的物资则更显匮乏。“煤油、火柴、食盐都发生恐慌”[3]，价格奇贵。其中以食盐最为紧缺，“3斤公鸡换不上1 两盐”[7]。

随之而来的还有金融的失序。苏区从白区采购的商品都是用银圆结算，而苏区的农产品又无法输出获得银圆，这样就造成了银圆的单向流动。加上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扩大，苏区的现金流量急剧减少。而这正是国民党所期待的，因为经济封锁的本质就是消耗作战，当苏区银圆枯竭，中共也就不再能从白区输入基本物资，经济崩溃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三、闽西苏区的经济力挖掘

面对着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消耗，中共认识到只有在根据地内部建立起能够与封锁对抗，具备自我生产能力的苏维埃经济体才是缓解经济困境的根本出路。为此，闽西苏维埃政府结合地方实际，竭尽全力对经济社会资源进行挖掘。

（一）调整与重组生产力要素

精耕细作是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只有投入较多的劳动力才能获得较高的产出。然而在闽西苏区，不仅劳动力极为有限，耕牛也甚是紧缺，农民耕种起来十分困难。为解决这一问题，闽西苏维埃政府开始探索对区域内生产要素资源进行统一调配的合作生产模式。

一是创立劳动互助社。1930 年春，为解决劳动力紧缺问题，上杭县才溪乡按传统的换工习惯办起了耕田队。耕田队由本村的几户家庭自愿结合，免费帮助红军家属耕作田地。这种农业组织形式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并提议将耕田队扩大为劳动互助社。劳动互助社是一种带有义务性又具备经济性的劳动力协调组织，对红军家属实行有限数的义务劳动，对其他社员帮工则要收取一定的工资。这种不改变个体所有制的劳动力调剂方式较好地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迅速在闽西推广开来[8]。

二是组织犁牛合作社。由群众合股购买耕牛和农具，对于一些资金不足的合作社，金融部门可以为其提供信贷支持。这些举措有力地推动了闽西各地犁牛合作社的发展，1931 年至1933 年，才溪乡犁牛合作社的耕牛“发展近五倍”“闽西根据地在1934 年春耕中添买了八百多头耕牛”[8]。

除此之外，农业生产中的种子肥料，物资的运输、水利的开发、生产队的组织等都在苏维埃的统一管理之下，依照需要进行资源的重组与调配。由于加强了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和管理，苏区农业不断获得丰收。1932 年秋收，闽西苏区“谷子比上一年增长10%，杂粮增加1/3”；1933 年，“闽西苏区的农业生产又比1932 年增长了20%”[9]。粮食的增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紧张的局面，为苏区经济的持续提供了保障。

（二）建立意识形态与制度并行的生产激励方式

经济学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人力资本，它具有激励和约束经济主体行为、降低交易成本的经济功能。在生产要素不足的情况下，闽西苏维埃政府把意识形态作为动员和激励民众生产经营的基础性工作，并以此为导向建立起相应的制度规范来激发民众的生产热情，提高苏区的生产能力。

一是构建激励生产的意识形态。提出了“反对吃闲饭、不生产分子”“反对生产怠工分子”的口号，动员苏区的妇女老人儿童要努力耕种。对游手好闲的人进行批评，对先进个人给予表扬。如才溪乡的妇女孙大连和金山姑，她们每个人都能耕种3～5 人的田，才溪乡苏号召大家要向她们看齐；才溪的余木娣带头学犁田耙田莳田，她负责的十多亩稻田年年丰收，村里专门编了山歌称赞她[6]。这种用身边事例宣传的效果非常强，当地群众倍受鼓舞，纷纷投入到火热的生产中去。同时，还用竞争的方式来激励民众。1932年，永定与新泉开展劳动竞赛；1933 年，上杭、新泉、武平、代英四县订立竞赛条约……[7]在一波波的劳动竞赛中既发现了先进，也察觉了落后。《红色中华》刊文称才溪是1933 年春耕运动的模范，而南阳的马洋洞、武平的浩甲村等地则是“可耻的黑板”，批评这种消极怠工的现象为“战争动员中的罪恶”[7]。在这种舆论面前，生产落后的地方坐立不安，只能迎头赶超。总的来说，中共把劳动光荣的理念灌输到了民众的思想观念中，通过改变人们对劳动的认识来实现行为的激励与生产的促进。

二是建立为经济提供服务的制度。制度安排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社会组织力的重要环节。闽西苏维埃政府将制度调整与意识形态调整结合起来，建立起一系列经济秩序所必须的政治激励与约束。比如鼓励农民积极开垦荒地，凡开荒田者“六年之内不收土地税，十年之内任其使用，政府不予收回”[10]；鼓励农民要科学种田，对“耕地改良生产品增加者，由政府酌予奖励”，而“将田耕坏或荒芜者，由政府收回耕地以示惩戒”[10]。这种由政府通过行政决定对生产要素使用进行安排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经济的运行效率。

（三）恢复重建市场体系

市场是有效配置资源的场所，直接关系生产的发展和人们生活需求的满足。面对凋零的市场与衰败的商业，闽西苏维埃政府把发展商业经济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1.保护和发挥私营商业的基础性作用

实行自由贸易，实现商品流通是恢复和重建市场体系的重要环节。1930 年3 月，闽西苏区制定《商人条例》，实行自由贸易和保护商人政策。然而这一政策却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1931 年8 月，闽西杭武县发生了一起随意拘捕商人、扣押货船、拍卖货物的事件。闽西苏维埃政府对此做了严肃处理，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还将这一事件提到了一个非常的高度，专门签署了《允许商人自由贸易问题》的通知，并严厉告诫苏区各级政府，这种驱赶商业和商人的行为会给各地商人带来恐慌，而他们不敢到苏区来营业的结果就是苏区内部连油盐布匹都买不到。这是不待敌人来封锁我们，而我们先自己封锁自己，这就是叫做“自杀政策”[11]。张鼎丞的认识显然是深刻的，随着商业保护政策的不断完善，苏区的商业贸易逐渐发展，私营商业基本起到了在苏区市场新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

2.建立和维持公营商业贸易的主导地位

在构建苏区市场新体系中，苏区以建立公营商业贸易事业为中心，注重发挥其在市场体系中的主导作用。闽西苏维埃政府设立了对外贸易局，负责商品的输入与出口；建立了粮食调剂局，负责粮食的收购、储备、调剂和出口；还兴办了一批公营工业，有用来保证军需的兵工厂、印刷厂等，也有用于满足生活必需的硝盐厂、织布厂等。到1933 年，已基本形成了三大商贸系统，即对外贸易系统、粮食流通调剂系统和产销系统[12]。这些公营商贸参与地方商贸政策的制定，组织重要商品的流通，引导私营商贸与合作社商业的发展，在支援苏区革命，保障苏区工农群众日常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组织和发挥合作社商业调剂供给作用

各种合作社商业组织应运而生，最突出的是消费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的主要功能在于突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组织土特产品向白区出口，再千方百计采办食盐、布匹等工业品运进苏区，以比市场价低的价格卖给社员。粮食合作社是专门为调节粮价而设立的。由群众自愿入股，粮食收成的时候社员以比市价略高的价格将粮食卖给合作社。合作社对收买来的粮食进行储存，到来年青黄不接时以比市价便宜的价格卖给社员。这种由群众出资出物入股经营的经济形式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尝试，通过调剂存量，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产品的供给作用。

（四）创建苏区金融体系，缓解流动性短缺

闽西苏区在金融战线上的斗争和建设，主要从摧毁旧金融体系和建立新信贷体系两个方面展开。革命以前，高利贷在闽西普遍存在，暴动以后，苏维埃政府对高利贷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政策。这一政策的推行使农民暂时免除了高利贷的剥削，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大量资本被藏匿起来，地主豪绅即便手里有钱，也不再愿意借给农民，农村经济发展所需资金严重短缺。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把新的借贷体系建立起来，1929 年9 月，中共闽西特委要求各区政府设立借贷所，办理低利借贷借给农民。同时，普遍发展信用合作社组织。信用合作社的资金由群众集股，可以吸收群众的存款，也可以对生产生活有临时困难的社员发放贷款，存贷款的利率均与闽西工农银行相同。作为高利贷被消灭之后的一种借贷体系，闽西信用合作社在帮助群众解决资金困难方面起了重大作用，成为根据地的三大合作组织之一。

银圆枯竭是造成苏区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为解决流动性短缺问题，一方面，闽西苏维埃积极进行自我生产，尽可能地发展对外贸易，促使银圆回流。另一方面，专门成立了工农银行发行货币。闽西工农银行于1930 年11 月成立，随后发行了面值为一角、五角和一元三种纸币。这实际上是一种以政府信用为基础的信用货币。为了建立起民众对货币的信仰，闽西工农银行规定“存库不动的现金30%”[13]，以保持充足的现金兑换纸币。由于有充分的基金作保障，这种货币信用很高，始终在闽西革命根据地市场中流通，直到1932 年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发行新币后才逐渐停止使用[14]。可以看出，闽西工农银行的建立和货币的发行大大节省了银圆，缓解了苏区内银圆枯竭、流动性严重缺乏的问题。

四、结语

总的来说，苏区时期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中共带领人民进行的一次艰难探索。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处理经济问题的理念和能力初步显现出来，所形成的经济理论与实践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依然有许多重要启示。

第一，发挥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战时状态下的苏维埃经济体是一个特殊的经济体，新生政权建立起了一套高效的经济系统，对根据地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进行了组织与策划，释放出了巨大的经济潜能。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依然离不开政府的作用。政府要弥补市场的不足，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充分调动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各项要素都活跃起来，形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第二，保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苏区时期，面对物资的极度匮乏，中共千方百计提升供给能力，保障根据地军民的需求。当前，受全球疫情影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面对外部需求的下降，促进供需平衡依然是我们走出经济困境的关键。要发挥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将复工复产与扩大内需结合起来，确保供给、提供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把内需潜力充分激发出来。

第三，建立完备的生产体系。苏区时期，中共在根据地兴办了一批军需工业和民用工业，有力地支援了战争。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完备的产业链条是增强经济韧性和抗风险能力的关键。当今中国虽然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但疫情之后，全球发达国家必然加快弥补各自的产业链条，形成竞争中心。对此中国要积极应对，既要顺势而为，“走出去”掌握主动权，又要对国内产业链进行合理布局，既防范产业链风险，又促进区域产业链竞争，通过竞争得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