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晓

冯先生是我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老师，他有一只眼睛是暗灰色的。第一次见他时，我非常害怕，躲在母亲的身后，探出怯生生的小脑袋，不敢正视，不敢说话。

他眯着眼，笑呵呵地打量着我，和母亲说道：“这孩子的个子可不低，都到你肩膀了吧？”母亲忙笑道：“可不，都9岁了，就是瘦些！”说着母亲就把我从她身后扯了出来，硬推到他面前，连声道：“这孩子，别门里猴子（怕人）啊，快叫老师，叫老师！”我迫不得已地抬起了头，刚好看见他的那只眼睛，心里不禁一慌，就又缩回了母亲身后。

“这孩子……”母亲甚是歉意地说。他却摇摇头，道：“不碍事，过两天就好了。我这个样子，孩子没有吓哭就算不错了。”说罢就是一阵爽朗的笑声。

“唉，这孩子……”母亲本就不识字，这下子更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歉意了。

“大嫂，你就别操心了，”他继续说道，“孩子有个怕劲儿啊，也是好事。他自己知道回家的路吗？”

“认识路的，认识路的！”母亲连声道，“他大姐、二姐都在这儿念书，放学后他们一块儿就回去了。”

“行，那你就忙去吧！”他冲母亲挥了挥手，示意她回去。这个时候地里的芝麻还正等着人锄草呢，母亲摸了摸我的头，又朝冯先生笑了笑，道：“冯老师，您多费心！”

冯先生没有答话，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教室里孩子们已经打成了一片，闹哄哄的，像镇上的集市。我也很快与同村的孩子说笑起来，刚来时的拘谨也消失了。正当我们闹得欢，他踱着步走了进来，手里还拎着个小木棍。我一看，就忍不住哆嗦，心道：“难道老师真的打人？”我正琢磨着，就听身后有人笑道：“他这就是装装样子，怕个球！”我偷偷地扭头瞟了一眼，见说话的那个男生正神气地挺着胸膛。

“冯子恒！”冯先生突然喊道。他这一声，把我又吓一个哆嗦，我赶紧扭过头，装模作样地挺直腰板，坐得端端正正。

冯子恒就是那个神气的男生。听冯先生叫他，他更是扬起脸，笑嘻嘻道：“老师，你喊我？”

冯先生伸出小木棍指着他，沉声道：“你啥时间不留级了，我就不喊你了！”

留级？我心里一愣，怪不得他晓得这些，原来是个留级生。冯先生这么一说，教室里顿时哄堂大笑。冯子恒见望向他的目光由崇拜变成嘲笑，顿时脸涨得通红。他盯着冯先生，恶狠狠地喊道：“独眼龙！”

冯先生一怔，小木棍瞬间凝固在了空气中，教室里的空气沉寂下来。许久，冯先生长嘘了口气，缓缓放下手里的小木棍，看着冯子恒，轻叹道：“你也坐下吧。”

冯子恒宛若一个胜利者，肆无忌惮地坐到了座位上。坐下之前，他还特意朝教室里看了一圈，那表情分明告诉我们，他说得没有错，冯先生的小木棍果然顶个球用。

冯先生把小木棍放到讲台上。讲台就是一张书桌，这是教室里唯一的一张标准书桌。我们使用的书桌都是从自己家里带来的，长的、宽的、扁的、方的，可谓五花八门。我带的就是一个小方桌，是家里吃饭用的，可家里也实在搜刮不出合适的桌子，就拿过来勉强凑合着用了。

可能是一时之间他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只得闷着在讲台上来回地踱步。过了一会儿，他才停下来，凝视着我们，道：“会写自己名字的同学，请举手！”

他扫视着教室，见有几个孩子举起了手，但是有的举左手，有的举右手。他示意举手的孩子把手放下，道：“以后上课，有问题要先举手，举手的时候我们都要举右手！”说着他示范性地举起了自己的右手。

“为什么不能举左手？”冯子恒哼了声。他和冯先生是一个村子的，他是村长的儿子。冯先生没有理会他，而是沉声问道：“你们知道为什么来上学吗？”

我们自然是一脸蒙，却听冯先生道：“不只是为了写自己的名字，而是——”说这话的时候，他有意无意地侧过身，把目光投向窗外。窗户上糊的报纸，已经破败不堪，阳光刚好从那些破烂的缝隙中透过来，有些阳光竟然还映照到了他的脸上，给他圆润的脸上平添了些光辉。

“我們不能总窝在地里！”他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难道你们想像你们的父母一样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吗？”他又从书桌上拿起了小木棍，“啪啪”，在黑板上敲了两下，也敲在我的心里。我心头一紧，感觉有些疼。

“我不相信穷会扎根！”他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继续道，“外面的世界很大，你们要是有本事，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别老在这儿瞎折腾！”

“又来这套！”他的话音未落，冯子恒就小声嘀咕了句。冯子恒虽然有意压低了声音，但我还是听见了，冯先生应该也听见了。但此刻说完那些话，他的情绪也平稳了许多。他有意无意地瞄了一眼冯子恒，最后说道：“我去领书，你们先——”他大概是想说让我们先自己学习，但旋即又意识到我们现在连书都没有，不跟着冯子恒捣蛋就不错了，至于叮嘱学习的事情，他就只能等着以后了。冯先生刚走出了教室，冯子恒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当年坐在教室里的四五十个孩子，坚持上到初中的有二十来个，坚持上到高中的有四五个，而最终上了大学的只有两个，冯子恒就是其中之一。

冯先生只教了我一年的语文课，都是字母。以至于现在我教孩子学习字母的时候，都会忍不住想起他的眼睛。

记忆最有欺骗性。我想不到他有一天也会老得如一棵歪脖柳树。前年冬天，我回家过春节。有天中午，我正倚在大门边晒太阳，忽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从不远处缓缓而来。我一愣，忙走到路口旁，仔细看了看，果然是他。他矮胖的身材，裹着一件军绿色的棉大衣，一步一步地往前挨着，感觉就像在地面上滚着一个大冬瓜。他的头发已经发白，跟当年那件中山装的衣领、袖口一般的白，稀稀疏疏的，跟欠苗的庄稼地儿似的。

“冯老师！”我喊了声。他一愣神，冲我看了看，很是迷糊，眉毛也瞬间凝聚在了一起。他摸索着从大衣口袋里掏出眼镜，慢悠悠地戴上，又盯着我看了会儿，忽然笑了，兴奋道：“哎呀，东晓！你回来过年了！”我忙点了点头，道：“冯老师，这都快晌午了，您吃饭没？”他笑着应道：“吃过了，早上走亲戚，在亲戚家吃的。”

“那您进屋坐会儿，中午别走了！”我说道，“我陪您喝两盅。”

“不了，不了！”他连声道，“今儿还有一家亲戚要走，也近，到那儿不耽误吃中午饭。”说着他冲我挥挥手，就转身走了。他这一转身，犹如26年前他转身离开教室一般，只是动作已经笨拙许多。

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我的眼泪悄然落下。

责任编辑：蒋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