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烨 孙伟祥

内容提要：辽朝政治中心问题是辽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众多学者曾就这一问题发表过自己的观点且存在一定分歧。2014年，河北大学肖爱民教授出版关于辽朝政治中心问题力作——《辽朝政治中心研究》。肖先生在这部著作中提出行朝——迁徙移动的中央政府是辽朝的政治中心，并在这一核心观点基础上，对该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笔者将从注重特定历史词汇之解释、论证严密逻辑清晰、史料之翔实与完备、重视学术史之检讨以及多种历史研究方法的合理运用这几个方面对该专著进行相关评介。

辽朝的政治中心问题一直为辽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前辈学者形成了不同看法。以谭其骧、张国庆、杨宽、姜含等先生为代表的京城说1谭其骧：《辽后期迁都中京考实》，《长水集》（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78～290页；张国庆：《辽代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97页；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65页；姜含：《辽代五京建置研究》，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20页。，即认为上京或中京等京城是辽朝的政治中心；以傅乐焕、李桂芝、李锡厚等先生为代表的捺钵说2傅乐焕：《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第36～172页；李桂芝：《辽金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1页；李锡厚：《中国历史·辽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57页。，即认为游牧式的捺钵是辽朝的政治中心；以杨若薇先生为代表的行宫说3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93页。，即认为行宫、斡鲁朵、行宫部落是辽朝的政治中心。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存在，辽朝政治中心问题并未得到真正解决。2014年，肖爱民教授在各位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出版关于辽朝政治中心问题力作——《辽朝政治中心研究》，极大地推动了这一问题的研究进程。笔者不揣鄙陋，谨在此对该书略作评介，以求教于方家。

一

肖爱民先生的这部著作由绪论和八个章节的内容组成。绪论部分，肖先生先对政治中心这一术语做出解释；然后阐述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即上述三种学说；接着阐述国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最后引出他所要探讨之问题——辽朝的政治中心问题。第一章，肖先生从农耕社会和游牧社会这两个角度入手，分别论述了我国古代城国和行国的政治中心。论述城国时，以汉、唐和宋等中原王朝为例；论述行国时，以匈奴、柔然、突厥等草原汗国为例。同时作者还分别阐释古代城国和行国政治中心之特点。第二章，肖先生阐述辽朝政府建立的五京及其在辽朝中的地位，指出“辽朝的五京只是各自所辖区域的行政中心和军事重镇，是统治者为了实现统治需要而逐步完善设立的”4肖爱民：《辽朝政治中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9页。，即五京中的任何一京都不应该是辽朝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中心。第三章，肖先生阐述了契丹王朝承袭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四时捺钵制度及其性质和作用，并且指出“四时捺钵实质上是契丹皇帝一年之中有规律迁徙的春、夏、秋、冬四季营盘，为契丹皇帝遵循草原轮牧习惯性法则而从事游牧渔猎的生产生活方式，自然不是辽朝的政治中心”5肖爱民：《辽朝政治中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5、76页。。第四章和第五章，肖先生分别从辽朝本朝人和与辽朝相对峙的宋朝人这两个角度入手，考察这两类人对辽朝政治中心的认识。论述辽朝人对本朝政治中心的认识时，肖先生从辽代石刻文入手；论述宋朝人对辽朝政治中心的认识时，肖先生则从宋朝使臣出使辽朝后留下的相关记载入手。在总结辽朝人对本朝政治中心的认识时，肖先生指出：“辽朝人用‘行 ’字来表现辽朝迁徙移动的政治中心与中原城国固定的都城迥然有异，既体现了契丹皇帝的特殊身份与尊贵地位，又与辽朝所体现出来的行国特征相适应。”6肖爱民：《辽朝政治中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8页。在总结北宋人对辽朝的政治中心的认识时，指出：“在北宋人的意识中，辽朝的政治中心仍与典型的古代北方草原行国一样，是驻扎在四季有规律迁徙捺钵中的以契丹皇帝大帐为核心的中央政府。”7肖爱民：《辽朝政治中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4、105页。第六章和第七章，肖先生阐述了辽朝特有的斡鲁朵制度以及辽朝宫、行宫的含义及其性质与地位，指出：“斡鲁朵是辽朝皇帝直辖的由游牧契丹人组成的特殊集团组织，并不隶属于国家行政机构范畴，辽朝的宫、行宫就其性质而言，只是契丹皇帝直辖的由汉人和渤海人组成的集团组织，尽管地位特殊，备受皇帝重视，却不是国家的政治中心。”8肖爱民：《辽朝政治中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8、139页。

本书最后一章，肖先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得出关于辽朝政治中心的一个新观点，即行朝——迁徙移动的中央政府是辽朝的政治中心。肖先生对此观点有这样的论述：“行朝是以契丹皇帝的牙帐为中心的中央政府，即迁徙移动的朝廷，为辽朝对全国行使行政权力的中心。”9肖爱民：《辽朝政治中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52页。肖先生提出的这个新学说，有别于前人的京城说、捺钵说和斡鲁朵行宫说。肖先生对前人学说提出质疑，通过对辽朝五京和四时捺钵性质之分析，认为它们不是辽朝的政治中心；通过对斡鲁朵和行宫之考证，认为这一学说虽有合理性，但不准确。肖先生对行朝进一步解释道：“辽朝的政治中心行朝是一个以皇帝牙帐为中心的包括后妃等后宫寝帐、北南面朝官衙署、太庙和卫士等在内的游牧聚落，是驻扎在捺钵中行宫部落的核心，是在草原上按照季节变化进行迁徙移动的中央政府。”10肖爱民：《辽朝政治中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52页。这可以说是辽朝政治中心研究的新突破。

二

肖先生的这部著作是辽朝政治中心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具体可以体现在注重特定历史词汇的解释、论证严密逻辑清晰、史料之翔实与完备、重视学术史之检讨以及多种历史研究方法的合理运用等几个方面。

1.注重特定历史词汇的解释

该书是一部关于辽代历史的专著，必然涉及辽朝特有之历史词汇，如捺钵、斡鲁朵、行宫等。在该书中，肖先生也对这些被提及的词汇做出一定解释。肖先生在论述四时捺钵制度过程中，就对捺钵这一词语做出解释，“捺钵应该是契丹皇帝一年四季迁徙驻跸的营盘或营地的契丹语称呼”11肖爱民：《辽朝政治中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5页。。在论述斡鲁朵制时，深入分析《辽史》，并结合前贤研究，对斡鲁朵进行详尽解释，“辽朝斡鲁朵的基本含义中，有‘中央’的原始含义，有牙帐、宫殿之意。除此而外，辽朝斡鲁朵，还有宫卫、宫、行宫、契丹行宫、宫分等含义”12肖爱民：《辽朝政治中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4页。。在论述宫和行宫时，对这两个词语都做出解释，其中不仅列举了中原地区此二词之含义，而且指出此二词在辽朝增加之新含义，从而得出“辽朝的宫是指有自己的行政机构、军队和从事生产、服务的人户等，独立于国家行政机构之外，隶属于帝后直接统辖的汉人、渤海人等特殊集团组织。由于辽朝的十三个宫卫是跟随皇帝四时捺钵的，所以又称行宫”13肖爱民：《辽朝政治中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4、137页。。肖先生在对这些词汇进行解释的基础上，与相关史料结合，更合理地分析这些词汇所代表之辽朝的特殊制度并进行系统论证，得出四时捺钵、斡鲁朵和行宫都不是辽朝的政治中心的结论。同样对这些词汇进行解释，也使读者在阅读该书时能知其准确含义，更好地对相关制度进行理解，从而与肖先生之论证相结合，使读者对肖先生的结论有更全面之理解。

2.论证严密逻辑清晰

肖先生的这部专著整个论证过程具有非常强的逻辑性，条理非常清晰，从中也展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肖先生在绪论部分提到关于辽朝政治中心之三种观点，即京城说、捺钵说和行宫说，并且在之后的论证中也对这三种学说做出回应。肖先生先进行总括性论述时，运用比较方法阐述古代中原城国和草原行国之政治中心及其特点，并指出：“对中国古代中原城国和北方行国的政治中心进行分析和探讨，对于破解辽朝的政治中心之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14肖爱民：《辽朝政治中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页。随后肖先生对前人之研究，即对上述三种学说进行分析，并论证它们并非辽朝的政治中心，也就是指出三种学说的不准确之处。肖先生也敏锐地察觉到，探讨辽朝的政治中心有必要结合当时辽朝人与宋朝人之看法。因此，肖先生分别论述了辽朝人和宋朝人之观点，同时又利用他们的观点佐证五京、捺钵和行宫不是辽朝的政治中心。最后，肖先生对前面论述进行总结，即进行综合分析，在此基础上得出自己对辽朝政治中心的看法。肖先生的整个论证过程都围绕着辽朝的政治中心这一核心要点展开。肖先生以前人研究为基础，对可能成为辽朝政治中心的历史线索逐一进行分析，并且与当时辽人与宋人之看法相结合，在综合分析基础上一步步推导出结论。这样一个环环相扣、有极强逻辑性之论证过程，使得肖先生得出的结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足够的合理性。

3.史料之翔实与完备

诚如高福顺先生所言：“著史立说，穷尽史料，精耕细作，寻前贤之所未觅得者，发前贤之所未阐明者，为当今史学研究具有生命力的内因所在。”15高福顺、铁颜颜：《行朝决策映像与研究方法反思——〈辽朝政治中心研究〉评介》，《宋史研究论丛》（第17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30页。肖先生的著作对此有很好体现。一个是对文献资料之掌握与利用。肖先生在解释古代行国与城国、阐述辽朝五京建立之过程、辽朝各帝到五京之时间和所用之词汇，以及朝官为京官和京官为朝官所用之词汇、北宋人对辽朝政治中心之认识和对行朝之写真的时候，运用了大量文献资料。这些文献资料一部分是后人编纂之辽朝国史及专史，如《辽史》《契丹国志》等；另一部分是当时北宋出使辽朝的使臣留下的行程录等相关记载，如《苏辙集》《苏魏文公集》《燕北录》等。肖先生在很好地掌握这些史料之基础上，对它们加以分析得出前人没有阐明之结论。例如，列举行国和城国在《史记》和《汉书》以及相关书中之记载，在详细解释行国和城国基础上，揭示出它们一动一静之特点。肖先生还分析《辽史》，列举出辽朝各帝到五京时所用之词汇，如还、如、幸、还次和驻跸等词；也列举朝官为京官和京官为朝官所用之词汇，常用的是“出”和“入”，从中得出五京不是辽朝政治中心的结论。肖先生也举出当时北宋人沈括《熙宁使虏图抄》中，对辽朝夏捺钵中行朝之记载，证明行朝才是辽朝的政治中心。另一个是对碑刻、石刻资料之掌握与利用。肖先生在论述草原行国的政治中心以及辽朝人对其政治中心的看法时，利用了大量的碑刻、石刻文资料。如肖先生在分析突厥汗国和回纥汗国的政治中心时，利用突厥和回纥之碑刻资料，有《毗伽可汗碑》《铁尔痕碑》等。肖先生也充分关照到辽代的石刻文资料，分析辽人对其政治中心的看法，有《辽代石刻文编》《辽代石刻文续编》《全辽文》等，并总结出辽人常用“行銮”“行在”“行在所”等词语表达对政治中心的称谓。正是由于肖先生掌握大量与辽朝政治中心相关之史料，他才能进行合理分析并得出自己对辽朝政治中心之观点。

4.重视学术史之检讨

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曾经说过：“对今人的研究成果有充分的把握，那样既可以很快判断新出的论著是否需要参考，同时也可以从前人的研究中找到问题点，并且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进步。”16荣新江：《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2页。高福顺先生也指出：“荣教授所论基本代表了当今史学研究的趋向，无论是巧妙构思之鸿篇巨制，还是阐发幽思之学术论文，学术史的梳理与研究均构成研究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17高福顺、铁颜颜：《行朝决策映像与研究方法反思——〈辽朝政治中心研究〉评介》，《宋史研究论丛》（第17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27页。该书中，肖先生多次进行对学术史之检讨。肖先生在该书绪论部分，就对辽朝的政治中心这一问题进行了学术史检讨，列出众位前贤关于辽朝政治中心之观点并将这些观点归纳为京城说、捺钵说和行宫说三种学说。肖先生在之后对京城说、捺钵说和行宫说进行商榷时，对每一种学说都进行了相关学术史之检讨。肖先生在商榷京城说时，先列出傅乐焕、杨若薇、康鹏和姜含等先生的观点，之后总结到“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只是重点讨论五京到底是不是辽朝的政治中心问题”18肖爱民：《辽朝政治中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6页。。同时，在对行宫说商榷时，除了检讨国内学术史外，还对国外的相关学术史进行检讨，详细论述了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箭内亘、伯希和以及岛田正郎等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通过对相关学术史之全面回顾，肖先生对学界关于辽朝政治中心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并以此为基础对其中不足之处进行商榷与探讨，进而得出新观点。

5.多种历史研究方法的合理运用

该书写作过程中，合理运用多种历史研究方法，为论题的展开及结论的得出奠定基础，集中展现了作者深厚的史学研究功底。

计量史学方法。肖先生在论述五京并非辽朝政治中心时集中运用了这一方法。肖先生依据《辽史》中的记载将辽朝各帝到五京的时间列成表格，并统计辽朝从太宗皇帝开始到天祚帝为止诸帝至五京之次数，得出“从太宗天显二年（927）即位到天祚帝保大五年（1125）被擒的198年间，契丹皇帝至五京的总数约为100次，平均近2年才去1次京城。这与五京特别是上京和中京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地位十分不符”19肖爱民：《辽朝政治中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5页。的结论。这就证明了五京并非辽朝的政治中心。

比较史学方法。肖先生在论述中多次运用了这一方法。肖先生将古代中原城国的政治中心和辽朝五京进行对比，得出“五京只是辽朝契丹族统治者随着版图的扩大，为了统治需要，借鉴汉制而相继设立的，只是军事重镇和地方行政中心，不是国家的政治中心”20肖爱民：《辽朝政治中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43页。这一结论。在论述辽朝宫、行宫时，将中原宫、行宫的含义与辽朝宫、行宫的含义进行对比，发现辽朝在中原原有含义之基础上给此二词又增加新含义，而新增之含义却无法表明行宫是辽朝的政治中心。这从侧面佐证行宫是辽朝的政治中心这一观点是不准确的。通过对历史研究方法之运用，肖先生指出前人学说的不足或错误之处。并且以此为基础，肖先生进行进一步论述和总结，得出自己关于辽朝政治中心之观点。

肖先生的这部著作为破解辽朝政治中心问题，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和新方法。笔者也十分赞同肖先生对辽朝政治中心之观点。对辽朝政治中心研究，必须要认识到辽朝与中原王朝之不同。中原王朝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为典型的农耕政权；而辽朝或者说是契丹王朝建立在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并存的基础之上，并且总体上偏向于游牧政权，所以要从游牧社会这一角度去着手研究。肖先生也正是从这一视角着手，认识到辽朝行政中心的迁移性。同时，肖先生不只是站在今人之角度，而是结合古人之看法，并且注重利用前人之研究方法与具体成果以及汲取其研究观点的合理性。在综合这些具体观点后进行分析，从而得出行朝才是辽朝政治中心的新结论。总之，肖先生的这本著作，逻辑严密、条理清晰、史料翔实、重视学术史之检讨以及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并得出有别于他人之新观点，极大地推动了对辽朝政治中心的学术研究，对今后辽代历史相关问题之研究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