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峰 齐 伟

内容提要：2000～2019年，辽宁省辽代考古有许多重要发现，本文拟以这些重要发现为基础，对辽宁省辽代考古发现及其研究成果略作综合述评，以供学术界同仁参考利用。

辽宁省是辽朝统治主要区域之一，辽代皇陵中的显、乾二陵即在北镇市医巫闾山麓，五京之一的东京辽阳府，六大藩府之一的兴中府均在辽宁境内，辽灭渤海国后所置的东丹国也与辽宁有着密切的联系。辽宁省的辽代遗存十分丰富，地上耸立辽塔39座、城址126座，出土汉文墓志104方（含志盖）1李玉君、李宇峰：《辽宁出土辽代墓志整理与研究》，《庆祝郭大顺先生八秩华诞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498页。，因此，辽代遗存长期以来一直是辽宁省文物考古的重要课题之一。在迈入21世纪的前20年间（2000～2019），辽宁省辽代考古尤以阜新关山萧和家族墓地、北镇市医巫闾山辽代帝陵（显、乾二陵）专项考古课题、辽阳冮官屯窑址发掘为代表的学术成果而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与关注。本文即以上述三大重要发现为主，兼及其他发现，对20年来辽宁省辽代考古发现及其研究成果略作综合述评，以供学术界同仁参考利用。

一、关山辽墓的发掘与研究

关山辽代墓群位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巴镇车新村北部的山洼内（原关山种畜场二道沟鹿场），是一处保存完整的辽代后族一支萧和家族墓地。2000年冬，在关山种畜场境内，有一座大型砖筑辽墓被盗，出土一方辽道宗咸雍九年（1073）的萧德恭墓志，2001～2002年，由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万雄飞主持，对关山辽墓进行全面发掘，共发掘9座辽墓，其中王坟沟3座、马掌洼6座。这次发掘虽然茔区范围、茔墙和四号墓（萧和夫妻合葬墓）前面的祠堂建筑遗址未能调查清楚和及时清理，甚为可惜。但作为排列有序的萧和家族墓地经过科学考古发掘的实例，为辽代堪舆制度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考古资料。

有关关山辽墓的发现史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叶，迄今已近百年。据李文信先生在《辽瓷简述》里记载，关山辽墓一号墓即萧德温墓，于1925年前后发现2李文信：《辽瓷简述》，《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2期。，2009年出版的《李文信考古文集》（增订本）的下编，发表了李文信先生从未发表的笔记、日记手稿和草图照片等。其中关于辽萧德温墓的笔记和资料一节，记载了萧德温墓的发掘情况，并记有十日发掘日记，详细记录了1944年11月李文信先生参加由日本人山本守主持的萧德温墓的发掘始末3李文信：《李文信考古文集》（增订本），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26～652页。，据日记记载，萧德温墓当年被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之子汤佐荣盗掘破坏。正是由于李文信先生当年的记录与草图，才最后确定一号墓即为萧德温墓。

《关山辽墓》一书由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万雄飞执笔4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关山辽墓》，文物出版社，2011年。，在辽代考古及辽史学术界引起很好的反响。笔者曾撰有《〈关山辽墓〉评介》一文，对其学术价值及其影响进行了评价5李宇峰：《〈关山辽墓〉评介》，《辽金西夏研究2012》，同心出版社，2014年，第94～97页。。《关山辽墓》发表了9座墓的全部资料，又依据国学大师王国维所极力倡导的“二重证据法”，将出土墓志与文献史料相结合，用墓志对文献史料进行正误补缺，用史籍验证墓志的内容，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达到最佳效果。萧和家族作为辽代中晚期最为显赫的后族，一门共出皇后5人、皇妃6人、王妃16人（含夫人、郡夫人）、封王者19人（含追封者6人）、任北府宰相者8人、枢密使者8人、招驸马都尉者12人6张志勇、齐伟：《萧和家族在辽代社会的地位与影响》，《渤海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自萧和时起，历仕圣、兴、道、天祚帝四朝，共传六代，绵延近百年而不衰。《关山辽墓》一书另一重要学术价值是对辽代家族墓园整体认识提供了考古实例。墓地选址、墓地布局、墓穴选位上，注重家庭成员身份地位的等级差异，依照生前官爵高低分葬两区，没有遵循传统的按长幼辈分依次排列的方法，而是灵活安排，呈现出一种较为无序的状态。这种埋葬习俗有助于对辽代堪舆制度的深入研究。最近，郭大顺先生在为《朝阳龙城出土文物精粹》一书所撰的序言中，提出对辽代家族墓园整体认识的新观点7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编，李道新、赵海杰主编：《朝阳龙城出土文物精粹》序，辽宁人民出版社，2018年。，笔者十分赞同，并认为应当作为辽代重要课题进行专题研究。

二、显、乾二陵的发掘与研究

辽代帝陵考古长期以来一直作为辽代历史与考古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而倍受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与关注。据《辽史》记载，辽代共有五处帝陵，祖陵、显陵、怀陵、乾陵、庆陵。其中显陵和乾陵，位于今辽宁省北镇市医巫闾山，共葬有四位辽代皇帝，显陵即东丹王耶律倍与其子世宗的陵园，辽景宗死后在医巫闾山另辟陵园乾陵，辽代末帝天祚帝死后亦被金人葬在乾陵。

有关辽代显、乾二陵的调查工作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1933年11月12～13日，早年史学前辈金毓黻先后考察东丹王子平王墓地和东丹王陵，并认为医巫闾山二道沟的琉璃寺遗址就是显陵即东丹王耶律倍陵墓8金毓黻：《东丹王陵考察记》，《满洲学报》1934年第3卷。。1970年，在北镇县富屯公社（今北镇市富屯乡）龙岗子大队发现耶律宗政、耶律宗允墓9张克举：《北宁龙岗辽墓》，《辽宁考古文集》，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12～120页。，据出土墓志记载，两墓均为乾陵的陪葬墓。1991年又在北镇县鲍家乡高起村发现了耶律宗教墓，亦为乾陵的陪葬墓10鲁宝林等：《北镇辽耶律宗教墓》，《辽海文物学刊》1993年第2期。。从2012年起至今，受辽宁省文物局的委托，由万雄飞主持，对医巫闾山辽代帝陵开展了专项考古调查，并取得重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2015年在北镇市富屯街道洪家街发掘了耶律弘礼墓11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北镇市辽代耶律弘礼墓发掘简报》，《考古》2018年第4期。，2016年，在同一地点附近又发掘了耶律弘仁墓12耶律弘仁墓志资料未刊，此据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万雄飞见告，谨致谢意。和耶律隆运墓13司伟伟、万雄飞等：《辽宁北镇市辽代韩德让墓的发掘》，《考古》2020年第4期。。2015～2017年对新立辽代建筑遗址、2016～2017年对辽代琉璃寺遗址、2017年对小河北辽代墓地分别进行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成果。2018年又在小河北墓地发掘了耶律弘义墓14耶律弘义墓志资料未刊，此据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司伟伟见告，谨致谢意。，四方出土墓志均记载是乾陵的陪葬墓。依据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自2012年以来开展的医巫闾山辽代帝陵专项考古调查课题所提供的最新考古信息，北镇市二道沟应为乾陵兆域所在，北镇市三道沟应为显陵兆域所在，这将有力地推进有关辽代帝陵的研究15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北镇市辽代帝陵2012—2013年考古调查与试掘》，《考古》2016年第10期。。据研究分析，二道沟和三道沟应为两个相互独立的陵区。两个陵区的基本布局类似，即均由内、外陵区构成。内陵区地势高峻，是帝陵玄宫所在；外陵区地势低平，是高级陪葬墓区。二道沟的内、外陵区之间有一道人工修筑的分界墙，这与辽代祖陵和怀陵的建筑布局很相似16董新林、塔拉：《辽上京城与祖陵陵园考古发现与研究》，《首届辽上京契丹·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9年；盖之庸：《叩开辽墓地宫之门》，山东画报社，1997年。。有研究者认为，辽代帝陵布局分为内、外两区的现象在中原帝陵中不见，而与渤海王陵分布格局相同，显然是受到渤海王陵布局的影响17葛华廷：《辽代帝陵布局新探》，《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七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62～68页。，北镇医巫闾山显、乾二陵的建筑布局又为辽代帝陵研究提供了一个经科学调查与发掘的考古实例，这是近年来辽宁省辽代考古的重要发现，今后，显、乾二陵的专项考古课题的研究必将会取得更大的成果。

三、辽阳冮官屯窑址调查、发掘与研究

辽阳冮官屯窑址位于辽阳县小屯镇冮官屯村太子河南岸，是辽宁省及东北地区辽金时期规模最大的窑址，其调查历史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初，最早到这一带调查的是日本人，并发表有调查简报18［日］小村俊夫：《南满洲“冮官屯”窑址》，《陶瓷》（5卷6期），193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先到冮官屯窑址调查的是李文信先生，他率先提出冮官屯窑址的时代“始于辽，盛于金，至元代废止”的观点，为学术界所认同19李文信：《辽瓷简述》，《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2期。。2009年出版的《李文信考古文集》（增订本）的下篇，发表了李文信先生以前从未发表的有关辽阳冮官屯古窑址的笔记与资料，其中提到除冮官屯外，在冮官屯通往英守堡的大道东侧有山西窑址，在太子河北岸的高丽岩州城的城门外有门口窑址20李文信：《关于辽阳冮官屯古窑址的笔记与资料》，《李文信考古文集》（增订本）下篇，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5～680页。，可见在太子河岸，以冮官屯为中心分布着密集的辽金窑址，窑场规模很大，文化堆积丰厚。地表及太子河沿岸的断崖中散布大量的辽金瓷片和窑具等，辽宁省、市、县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多次到冮官屯窑址调查，并发表简讯或报告21冯永谦：《建国以来辽代考古的重要发现》，《辽金史论集》（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邹宝库：《冮官屯窑址》，《辽宁文物古迹大观》，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冮官屯窑址1988年被公布为辽宁省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当地村民建房时发现一处窑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从2013年7月至2016年，由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梁振晶主持，对冮官屯窑址进行正式发掘，发掘面积1800平方米，发现辽代窑炉两座，其余大都为金代窑炉，其中冮官屯窑址一号地点的发掘简报已经发表22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辽阳市冮官屯窑址第一地点2013年发掘简报》，《考古》2016年第11期。。据悉，《辽阳冮官屯窑址发掘报告》一书正在整理中23据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梁振晶见告，谨致谢意。，这将有助于学术界全面了解和研究冮官屯窑址。

四、其他重要发现与研究

1.石重贵家族墓志及研究

2000年春，后晋少帝石重贵墓志被辽宁省博物馆征集入藏，此前的1998年，石重贵之子石延煦墓志被朝阳博物馆征集入藏，可惜当时两方墓志均无准确的出土地点24都兴智、田立坤：《后晋石重贵、石延煦墓志铭考》，《文物》2004年第11期。。2011年5月，在朝阳县乌兰河硕蒙古族乡黄道营子村出土了后晋李太后及安太妃两方墓志25杜晓红、李宇峰：《辽宁朝阳县发现辽代后晋李太后、安太妃墓志》，《边疆考古研究》（第16辑），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61～68页。。据时任朝阳县博物馆馆长的杜守昌见告笔者，石重贵、石延煦墓志后经调查核实，亦是在黄道营子村出土，朝阳县博物馆将藏匿于村民家里的石重贵、石延煦墓志盖征集入藏，现与李太后墓志、安太妃墓志一起收藏在朝阳县博物馆。

李太后是后晋高祖石敬瑭的皇后、后唐明宗李嗣源的女儿，石重贵是后晋亡国之君，据新、旧五代史记载，后晋灭亡后，石重贵与李太后、生母安太妃、皇后冯氏、弟重睿、子延煦和延宝及随从50余人被迫北迁，并被安置在建州耕垦自赡，最后不知所终。有关石重贵等人的北迁路线在《新五代史》里有明确记载26《新五代史》卷17《晋书·人物传·高祖皇后李氏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78页。，有学者曾对其北迁路线所经之地进行详细考证27王绵厚：《后晋末帝北迁路经地名考》，《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6期。。而有关后晋李太后向辽世宗所求耕垦自赡之地一事在《旧五代史》里有详细记载28《旧五代史》卷85《晋帝·少帝纪五》，中华书局，1976年，第1327页。。据《石重贵墓志》记载：“天顺皇帝策为晋王，名其城为安晋城。”天顺皇帝指辽穆宗，可知石重贵的晋王之称系由辽代穆宗册封。而所居耕垦自赡之地为安晋城，又名晋王城，即《辽史》所记的“石家寨”29《辽史》卷86《耶律合里只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327页。。有关晋王城的地理所在，目前学术界考证有两说：一说认为在朝阳县胜利乡五家子村附近一处地势平坦开阔的辽代遗址30孙国平：《辽代石晋李太后耕垦自赡之地考》，《东北地方史研究》1991年第4期。；一说认为在朝阳县波罗赤镇后营子村城子内城址31杜晓红、宋艳伟：《辽宁朝阳“安晋城”略考》，《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十辑），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86～95页。。笔者认为，上述两说均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有关晋王城的具体位置仍需进一步研究和考订。

2.耶律休哥家族墓志及研究

2002年，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板镇腰衙门村出土一方汉白玉质的辽代墓志盖，方形，正中阴刻篆书三行9字“故于越宋国王墓志铭”，四斜面阴刻十二生肖图案，四角各阴刻一朵牡丹花卉，在迄今发现的辽代墓志盖中属于上品，现藏于阜新市博物馆32陈琦岩、蔡红鑫：《阜新惊现辽代名将耶律休哥家族墓群》，《辽沈晚报》2002年8月12日。。经考证，于越宋国王，应是辽景宗和圣宗两朝著名军事统帅耶律休哥的职衔与封号。耶律休哥，《辽史》有传33《辽史》卷83《耶律休哥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299页。，景宗乾亨二年（980）拜于越，圣宗统和四年（986）封宋国王，统和十六年（998）薨，圣宗诏立祠南京（今北京）。1949年11月，即在大板镇腰衙门村出土了耶律休哥的长子耶律元之妻晋国夫人墓志34冯永谦：《辽晋国夫人墓志考》，《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6期。，1999年9月，同在腰衙门村出土了耶律休哥孙子耶律奴的契丹小字墓志35石金民、于泽民：《契丹小字耶律奴墓志铭考释》，《民族语文》2001年第2期。，2017年6月，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文物管理所在大板镇宝利根寺征集两方刻石，一为耶律休哥之子耶律燕哥的墓志盖，一为耶律休哥之孙耶律善庆墓志36胡娟、海勇：《辽〈耶律善庆墓志〉考释》，《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九辑），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282～288页。。有学者对耶律休哥的家族世系进行了研究37胡娟、姚崇：《辽耶律休哥世系考》，《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十辑），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91～211页。，对《辽史》是重要的补充与订正。

3.耿崇美家族墓志及研究

2002年11月，在朝阳市龙城区边杖子乡姑营子村耿氏家族墓地出土了耿崇美墓志38张力、韩国祥：《辽〈耿崇美墓志〉考》，《辽宁省博物馆馆刊》（第1辑），辽海出版社，2006年，第130～138页。。20世纪70年代曾在此发掘了耿崇美之孙耿延毅及其子耿知新父子墓39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姑营子辽耿氏墓发掘报告》，《考古学辑刊》（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68～195页。。近年又发掘了三号墓40韩国祥：《辽宁朝阳市姑营子辽代耿氏家族3、4号墓发掘简报》，《考古》2011年第8期。。在内蒙古哲里木盟（现通辽市）农场二号墓出土了耿氏后人耿淑仪墓志41郝维彬：《辽故圣宗皇帝淑仪赠寂善大师墓志铭考释》,《考古学集刊》（第14辑），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537～543页。。耿氏家族研究成果很多，此不赘述。42李道新：《辽朝名门——霸州耿氏家族》，《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八辑），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13～117页。有学者对耿崇美墓志进行了校勘43李宇峰：《辽代墓志校勘补述四例》，《辽宁省博物馆馆刊》（第3辑），辽海出版社，2008年，第221～232页；刘凤翥：《耿崇美墓志铭校勘》，《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二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20～325页。。耿崇美是较早归降辽朝的重要汉臣之一44耿崇美家族血统问题，笔者撰文研究认为，耿崇美家族具有沙陀人的血统，在五代辽初的时代背景下，随着政治身份的变化，其种族观念也随之改变，成为汉官集团一员。参见拙文《试析辽代耿崇美家族的沙陀血统》，《辽金史论集》（第十六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1～67页。，其名多次见于史书记载45《辽史》卷4《太宗纪下》“二月丁已朔……诏以耿崇美为昭义军节度使”，中华书局，1974年。又《旧五代史·汉书·高祖纪》：天福十二年四月，“蕃将耿崇美屯泽州，史弘肇遣先锋将马诲率兵击之，崇美退保怀州。”，惜《辽史》无传。耿崇美墓志记载了五代与辽初的一些史实，对《辽史》是重要补充。

4.永清公主墓志及研究

2003年5月，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平安地乡阿汉土村宋家梁屯的一座被盗掘的辽墓里出土了永清公主墓志，碑正面阴刻汉字永清公主志文46袁海波、李宇峰：《辽代汉文〈永清公主墓志〉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5期。，碑背面阴刻契丹小字萧太山与永清公主志文。根据袁海波、刘凤翥先生对契丹小字志文的识读与考释，永清公主的丈夫萧太山是辽圣宗皇帝的外孙，是《辽史》有传的开国功臣，萧敌鲁的后裔子孙47袁海波、刘凤翥：《契丹小字〈萧太山和永清公主墓志考释〉》，《文史》2005年第1辑。。墓志对圣宗之弟永清公主之祖父耶律隆裕一支的家族世系记载颇为详细，对《辽史》《契丹国志》是重要补充与订正，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5.辽塔地宫遗址的调查、发掘与研究

2004年10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配合朝阳市城市改造工程时，在新华路南塔附近发掘一处辽代塔基石地宫，保存完好，出土一批极为珍贵的与佛教有关的珍贵文物，是21世纪辽宁乃至东北地区辽代佛教考古的重大发现。出土高台座浮雕四神鎏金银棺一件，还有彩绘迦陵频迦纹舍利石函、定光佛舍利铭记刻石、定光佛舍利10颗等48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朝阳新华路辽代石宫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11期。。据定光佛舍利铭记刻石记载，这批佛教文物，是辽圣宗统和二年（984），辽代霸州（今朝阳市）刺史姚汉英及其家人所奉。这是目前仅见的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定光佛舍利，极为珍贵。姚汉英是《辽史》有传的道宗朝的北府宰相姚景行的祖父49《辽史》卷96《姚景行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403页。。辽代诸帝特别是辽圣宗、兴宗、道宗三帝均崇信佛教，广建佛塔。现今在中国北方的北京、内蒙古、辽宁等地遗有辽塔地宫遗址甚多，塔基地宫遗址有的出土有纪年的经幢及刻石。以辽宁为例，在朝阳县关帝庙院内的朝阳东塔地宫里，出土了圣宗开泰六年（1017）七月十五日再建的经幢，额题《无垢净光大陁罗尼法舍利经记》50杜晓敏：《辽〈无垢净光大陁罗尼法舍利经记〉考释》，《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九辑），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305～312页。。七月十五日是盂兰盆节，建塔纪念。在沈阳塔湾无垢净光舍利塔塔宫里出土了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的石函51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沈阳塔湾无垢净光舍利塔塔宫清理报告》，《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第2期。。在朝阳北塔的发掘中，在地宫出土了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的石经幢，这是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亦最大的辽代石经幢52朝阳北塔考古勘察队：《辽宁朝阳北塔天宫地宫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第7期。。最近北票市博物馆对北票市境内现存的辽塔地宫遗址进行专题调查并发表简报53姜洪军、杜志刚：《辽宁北票辽代塔基调查》，《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13）》，辽海出版社，2014年，第1～17页。，这是迄今为止所见有关辽代塔基遗址的详细调查报告，其中南八家子乡十家子塔基遗址，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由陈大伟调查，并有详细调查记录54据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陈大伟先生1961年的调查记录，资料未刊，现存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塔基地宫里出土刻于兴宗重熙十五年（1046）《南瞻部州大契丹国兴中府东北甘草埚建塔葬定光佛舍利记》的建塔碑铭，据题名录可知该碑铭即由辽代中期著名汉人、《辽史》有传的刘六符领衔55《辽史》卷86《刘六符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323页。，已有学者对碑铭做详细考释56姜洪军、李宇峰：《辽〈南瞻部州大契丹国兴中府东北甘草埚建塔葬定光佛舍利记〉考释》，《北方民族考古》（第2辑），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93～302页。，恕不赘言。

6.叶茂台23号墓的发掘及相关研究

2004年5月，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法库县叶茂台辽代墓群的中部区又有墓葬被盗，经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李龙彬主持进行抢救性发掘，编为23号墓57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23号辽墓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第1期。。法库叶茂台辽代墓地是辽代后族萧氏的重要家族墓地。自从20世纪50年代初发现辽代石室壁画墓以来58刘谦：《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调查》，《考古通讯》1956年第3期。，迄今为止共发现辽墓24座。墓地分为三区，即东墓区、中墓区、西墓区59冯永谦、温丽和：《叶茂台墓群》，《法库县文物志》，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93页。，23号墓即在中墓区。24座辽墓中，比较重要的有三座，即东墓区的7号墓60辽宁省博物馆、铁岭地区文物组：《法库叶茂台辽墓记略》，《文物》1975年第12期。、中墓区的23号墓、西墓区的16号墓61温丽和：《辽宁法库县叶茂台辽肖义墓》，《考古》1989年第4期。。16号墓因出土一方天祚帝天庆二年（1112）的萧义墓志后，学术界一致认为法库叶茂台辽代墓地是辽代后族萧氏的重要家族墓地之一。据朱子方先生考证研究62朱子方：《跋法库叶茂台出土辽肖义墓志铭》，《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5年第7期。，萧义即《辽史》里有传的萧常哥63《辽史》卷82《萧常哥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294页。。因为7号墓未出任何明确记载年代及墓主身份的资料，长期以来学术界对7号墓的年代及墓主身份颇存争议。关于7号墓的时代，目前学术界有两种观点，发掘简报认为是辽代前期64辽宁省博物馆、铁岭地区文物组：《法库叶茂台辽墓记略》，《文物》1975年第12期。，另有学者认为应是辽代中期圣宗统和后期65曹汛：《叶茂台辽墓中的棺床小帐》，《文物》1975年第12期。。关于墓主身份，学者们都认为与辽代皇室有关，但大都未确指66王秋华：《惊世叶茂台》，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最近笔者撰文认为7号墓主应是辽代皇室的一位公主67李宇峰：《辽宁法库叶茂台七号墓的年代及墓主身份》，《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十辑），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08～113页。，有关该问题应进行进一步研究与探索。23号墓是继16号墓之后，叶茂台辽代墓群发掘又一重要收获。墓室结构保存完整，并有精美壁画和丰富的随葬品，时代应为辽代晚期。据刘凤翥先生对出土的契丹小字墓志残块的初步解读，墓主人的具体身份似与宰相涅里衮第六女有关。又据当年7号墓发掘主持者徐秉琨先生见告，《法库叶茂台辽墓》一书初稿已经写完，目前正在修改定稿。

7.刘守奇家族墓志及研究

2008年4月，朝阳市双塔区桃花吐镇林四家子村王坟山一座被盗掘辽墓里，出土一方辽代刘宇一墓志，2010年被朝阳县公安局收缴，2011年1月移交朝阳县博物馆收藏，2008年6～8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并发表简报68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林四家子辽墓发掘简报》，《北方文物》2013年第2期。，并附有刘宇一墓志全文，但志文错漏颇多。刘宇一墓志虽然涉及辽代史实不多，但对刘宇一的家族信息记载颇为详细。尤其对其先祖、五代时期深州燕王刘仁恭季子刘守奇一支仕辽后的家族世系，有重要修改和补充，可补《辽史》记载之不足。燕王刘仁恭有三子，分别为刘守文、刘守光、刘守奇。其中刘守光，《旧五代史》有传69《旧五代史》卷135《刘守光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1799～1813页。，囚其父刘仁恭，又杀其兄刘守文，自称大燕皇帝。后来刘仁恭、刘守光父子被后唐庄宗李存勖所杀，刘守文、刘守光两系均销声匿迹，不见史载。唯有刘守奇一支，由于刘守奇后来降辽，其后裔子孙均仕辽为官，枝繁叶茂，生存发展，至辽、金两朝不绝于史。而关于刘守奇降辽时间，据《资治通鉴》所记，梁开平六年四月，“守光弟守奇奔契丹，未几，亦奔河东”，这是指刘守奇投辽之事。后梁开平六年即辽太祖元年（907），刘守奇降辽时间很短，他先是由辽奔后唐，而后大约912年，刘守奇将妻儿留在后唐，于阵前倒戈，投奔后梁，后死在沧州横海军节度使任上。刘守奇死后，他的儿子在战乱中长大，后来仕辽为官。20世纪70年代，在辽宁朝阳市龙城区西大营子镇西涝村先后发现了刘守奇四子刘承嗣及其子刘宇杰、其孙刘日泳祖孙三人的墓志70王成生：《辽宁朝阳市辽刘承嗣族墓》，《考古》1987年第2期。。1994年在朝阳市龙城区半拉山镇朝阳电力修造厂院内又出土了刘守奇五世孙刘从信墓志71王晶辰：《辽宁碑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37页。，1999年在辽宁北票市桃花吐镇林四家子村王坟山发现了刘府君墓志72杜晓红：《辽宁省北票市发现辽刘府君墨书题记墓志》，《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05～307页。，关于五代深州刘仁恭一族的家族世系，当年罗继祖作《辽汉臣世系表》时缺漏73罗继祖：《辽汉臣世系表》，《愿学斋丛书》，1936年。。冯永谦依据刘承嗣祖孙三人墓志和在开原市老城镇出土的金代明昌元年（1190）的刘元德墓志记载，详细考证了深州刘仁恭一族十二世子孙世系，使在史海中湮没已久的深州刘氏自五代末至金代之间三百年的历史理出一个基本脉络74冯永谦：《金刘元德墓志考——兼考五代刘仁恭一族世系》，《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1期。。后又有都兴智、向南及笔者先后撰文考证深州刘仁恭一族世系75都兴智：《刘从信墓志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1期；向南：《补辽汉臣世系表》，《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三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1年；杜守昌、李宇峰：《辽代〈刘宇-墓志〉考释》，《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12）》，辽海出版社，2013年。。新近又有学者对刘承嗣墓志进行了考释76李玉君、张晓昂：《辽代〈刘承嗣墓志〉考释》，《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该家族在朝阳应有诸多分支，据朝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蔡强介绍，尚有刘崇简、刘文学父子墓志未发表，期望会有更多新的线索。

8.萧仅家族墓志及研究

萧仅家族墓位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八家子乡乌兰木图山南麓果树村的解家烧锅和梯子庙两个村民组村北，现为阜新市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1月，在这里发现了萧仅墓77李宇峰、袁海波：《辽宁阜新辽萧仅墓》，《北方文物》1988年第2期。，始知该墓地为辽代后族萧氏的家族墓地。1996年7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在此发掘了萧旻墓78穆启文、李宇峰：《辽宁省阜新县辽萧旻墓发掘简报》，《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二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5～21页。。1997年9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梯子庙发掘了2号和3号两座墓79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阜新梯子庙二、三号辽墓发掘简报》，《北方文物》2004年第1期。；2010年10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抢救性发掘两座墓，编为解家烧锅3号墓（即平原公主墓）和梯子庙4号墓80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省阜新县辽代平原公主墓与梯子庙4号墓》，《考古》2011年第8期。。依据萧仅、萧旻、平原公主三方墓志，并结合文献，学术界对辽代后族萧仅家族的世系进行了详细考证与研究。先后发表的考释文章有《辽代平原公主墓志考释》81李龙彬、樊圣英、李宇峰：《辽代平原公主墓志考释》，《考古》2011年第8期。《契丹萧罕家族——兼说平原公主》82向南：《契丹萧罕家族——兼说平原公主》，《辽金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辽宁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39～194页。《辽〈驸马萧公平原公主墓志〉再考释》83韩世明、都兴智：《辽〈驸马萧公平原公主墓志〉再考释》，《文史》2013年第3辑。。根据韩世明、都兴智考释，平原公主即是《辽史·公主表》所记的鈿匿公主，萧仅和萧忠是亲兄弟，萧旻是平原公主与驸马萧忠的长子，他们都是辽太祖淳钦皇后同胞弟萧阿古只的后裔子孙。今据墓志基本可以厘清从萧阿古只至萧仅六世子孙的世系，即阿古只（一世）—迷古里（二世）—讫列（三世）—罕（四世）—惠、仅、忠、善宁、王八等（五世）—旻、旦、晕（六世），这是对《辽史·外戚表》及冯永谦先生的《辽史外戚表补证》的重要补充与订正84冯永谦：《辽史外戚表补证》，《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3、4期。。

9.刘氏三兄弟墓志及研究

2016年6月中旬至8月中旬，辽宁省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在龙城区七道泉子镇水泉村果园内抢救性发掘清理了遭到盗掘的13座辽墓，其中1号、2号及10号三座墓分别出土了辽代道宗寿昌五年（1099）的《刘知新墓志》、大安三年（1087）的《刘知微墓志》、寿昌三年（1097）的《刘知古墓志》，刘氏兄弟的墓志，虽然涉及辽代史实不多，但对研究刘氏的郡望先祖、家族世系及生平事略很有价值，对研究《辽史》尤其是近人罗继祖先生的《辽汉臣世系表》多有裨益85罗继祖：《辽汉臣世系表》，《愿学斋丛书》，1936年。。现发掘报告书正在整理编写，龙城区博物馆已将刘知新兄弟三人的墓志文与拓片先行考释发表86李道新：《辽代刘知新三兄弟墓志考释》，《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八辑），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299～305页。。

10.张家窑林场辽墓群的发掘与研究

对康平张家窑林场辽墓群自20世纪80年代便陆续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共发掘9座辽墓。2015年12月3日，经群众举报，该地又一处辽墓被盗，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及康平县文物管理所对被盗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编号为10号墓。据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领队付永平介绍，经清理发掘，墓主身上有银丝网络、鎏金银面具、银鎏金蹀躞带等，这些都是契丹族典型的丧葬用具，出土有瓷器、马具、铁器等随葬品。2016年2月，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辽宁省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启动“张家窑林场10号辽墓木棺实验室考古”项目，进一步对木棺进行清理和对文物进行科学保护。后，在10号墓附近又发现了两座被盗砖室墓，应属于同一辽代家族墓地。2016年初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向国家文物局申请了张家窑林场辽墓群考古发掘项目，并获得批复。从2016～2018年，对张家窑林场及周边地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主动考古调查、勘探及发掘，取得了重要的考古成果。先后发掘辽代墓葬三处，辽金时期遗址两处87林栋：《康平张家窑林场长白山辽金遗址简介》，《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十辑），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81～85页。。2019年5月24日，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展出的“金颜永昼——康平辽代契丹贵族墓专题展”中，提供了2015～2017年该墓群出土的辽代珍贵文物90套342件，其中就包括完好无损的宋辽瓷器、精美的玛瑙饰品、鎏金面具和两件其他辽墓中鲜有出土的梅瓶，均属首次展出88http://www.360doc.com/content/19/0608/21/4450299_841208155.shtml。

五、结 语

辽宁北镇医巫闾山的辽代显、乾二陵的调查和试掘工作虽然在辽代诸帝陵中起步较晚，但自2012年以来的阶段性发掘成果十分丰硕，已经初步改变了在辽代诸帝陵考古发掘的落后局面。辽阳冮官屯窑址的发掘是填补学术空白的项目，我们希望辽阳冮官屯窑址发掘报告早日出版与读者见面。

迄今为止，辽宁地区发现的辽代汉文墓志，经粗略统计有104方（含志盖），是中国出土辽代墓志较多的省区。笔者曾撰文论述，这些辽代墓志大致可以分为三区，即以北镇显、乾二陵为中心的皇陵及陪葬墓，以阜新地区为中心的显、乾二陵外围的皇族或后族的墓区，以朝阳为中心的仕辽汉人聚族而葬的墓区89盖恩存、李宇峰：《略述辽宁地区发现的辽人墓志的分区》，《辽金历史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辽宁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520～530页。，2000～2019年，上述三区的纪年辽墓的发掘都有了长足的进展。需要补充一点，《蒙古贞辽代墓志》一书以家族墓地为单位，综合历年来发现的辽代墓志，对阜新地区皇族或后族的谱牒进行了相关梳理与研究90胡娟、童立红主编：《蒙古贞辽代墓志》，辽宁大学出版社，2018年。，虽然存在很多不足，但对辽代地方史研究而言不能不看到它的进步。朝阳地区是辽代汉人及奚族聚居地，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以被元人王恽称为辽代汉人“四大家族”之一的赵思温家族、深州刘仁恭三子刘守奇家族最为详细91杜守昌、李宇峰：《辽代〈刘宇一墓志〉考释》，《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12）》，辽海出版社，2013年，第123～132页。。辽宁地区辽代塔基地宫的考古发掘与调查最近20年也有了进展92佟强：《辽宁兴城白塔峪辽塔》，《中华文化遗产》2012年第6期；陈术石、佟强：《从兴城白塔峪塔看辽代佛教的密显圆通思想》，《北方文物》2012年第2期。，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尚处于薄弱环节，尚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今后应当加强有关该课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