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莲 毛正旭

内容提要：金熙宗朝开始大规模接受汉文化，但由于酋邦社会形态下贵族政治扼制皇权，再加上熙宗本人能力所限，汉文化认同陷于“歧路”，金朝政权陷于危亡。历史研究的价值在于对历史的反省。

金熙宗完颜亶俨然“汉家少年子”，史书的记载很容易误导研究者，把熙宗想象成积极接受汉文化的帝王，造成历史认识的偏颇。相对来说，汉文化是先进的文化，但不是灵丹妙药，文化需要适应的社会载体，需要能运作文化的精英群体，在太宗与熙宗朝交替之际，权臣贵族们争权火拼，内耗严重，使接受汉文化的改革陷于困境。

熙宗在位时期，朝廷改制、接受汉文化的力度空前，但金朝酋邦社会形态下的贵族政治、权力之争以及文化冲突，使接受汉文化的行为并没有出现史家们预设的政权“封建化”与社会进步，相反，金朝一度濒于危亡，几近崩溃边缘。熙宗朝，君臣同心接受汉文化，竞相参与改革，在改革中争权夺利。以接受汉文化为中心的改制仅仅是托熙宗之名，熙宗从做储君到做皇帝一直是个傀儡，他能成为谙班勃极烈是意外，是被利用的结果，叔、伯们看他年少易于控制，在宗翰等人的保护、挟持下登基。在位十四年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天会十三年（1135）至天眷二年（1139），叔、伯三公（太保、太师、太傅）争权秉政，“临朝端默”阶段；天眷二年至皇统元年（1141），养父宗干摄政，扮演皇帝阶段；皇统元年至皇统九年（1149），乱政阶段。

一、熙宗朝改革挣扎在权力之争中

太宗初年，宗干为勃极烈，虽有尊位排序，但没有权力，为了攫取权力，“始定官制”，改革旧俗，通过定官制给自己划定权力范围，掌管尚书省1（元）脱脱：《金史》卷55《百官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1216页，载：“天会四年，建尚书省，遂有三省之制。”。虽然初定三省的职官和机构徒有虚名，但已表明权力之争的开始。太宗晚年迫于权力之争再议“改定制度”，“始定官制”与“改定制度”都离不开权力再分配的中心议题，直至熙宗朝的改革仍在权力争夺、权力分配中推进，权力之争使接受汉文化的道路险象环生。

金初的权力之争是改革的直接推动力。所谓三省制的完善，三位勃极烈竞相争夺三公之位，在权力无法分割的情况下，并领三省事；“禁亲王以下佩刀入宫”2（元）脱脱：《金史》卷4《熙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73页。，源于“宗磐与宗干争辩于熙宗前，宗磐拔刀向宗干”3（元）脱脱：《金史》卷82《萧仲恭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849页。。宫卫之禁的确立是出于对宗磐等人的限制。废黜刘豫伪齐政权，设行台尚书省，也是权力之争的结果。

刘豫伪齐政权在权力之争中确立，在权力之争中废黜。刘豫初降挞懒（又名完颜昌，穆宗盈哥之子。盈哥，阿骨打父从兄弟）于天会六年（1128），挞懒攻济南，刘豫以济南府降，山东地区基本被挞懒控制。七年，任刘豫为京东东、京东西路和淮南等路安抚使，知东平府兼诸路马步军都总管，节制河外诸军。其子刘麟知济南府。“挞懒以左监军镇抚之，大事专决焉。”4（元）脱脱：《金史》卷77《挞懒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764页。挞懒与刘豫的“主”与“仆”关系已经确立，迨朝廷议立籓辅如张邦昌者，挞懒力举刘豫。娄室举荐的是折可求，宗弼举荐杜充。据载：“完颜宗弼遣人说（杜）充，许以中原地封之，如张邦昌故事，充遂降敌。”5（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建炎四年春正月》，中华书局，1956年，第614页。三人最后取舍由元帅府宗翰定夺。

《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先是虏中伪留守高庆裔献议于粘罕曰：‘吾君举兵，止欲取两河，故汴京既得，而复立张邦昌，后以邦昌废逐，故再有河南之役，方今河南州郡自下之后，亦欲循邦昌故事。元帅可首建此议，无以恩归他人。’盖以金人自陷山东，挞懒久居滨潍（淮），刘豫以相近，奉之尤喜（善），挞懒尝有许豫僭逆之意。庆裔，粘罕腹心也，恐为挞懒所先，遂遽建议，务欲功归粘罕。”6（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41《炎兴下帙四十一》，引（南宋）张汇《金虏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页，总1027页。

宗翰遣高庆裔自云中由燕山、河间，至旧河以南刘豫节制的景州、德、博、东平等地，制造诸州郡共戴刘豫之愿状。所谓的吏民“共戴”，表面上是寻张邦昌的“故例”，实际上是完成了挞懒举荐之功到宗翰“册立”之功的转移，遏制挞懒势力的增长。这样，尽人皆知是宗翰、高庆裔使刘豫当了“大齐”的皇帝。“豫每岁于二人厚有所献，而蔑视其他诸帅，故多憾焉。皆谓：‘吾等冒矢石拓土地，乃为庆裔辈所卖矣。’”7（南宋）熊克：《中兴小记》卷20《起绍兴六年正月尽十二月》，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36页。

宗翰权力的存在能保护刘豫伪齐政权的存在，天会十五年六月，高庆裔被诛，七月，宗翰抑郁而死。在宗磐、宗隽与挞懒等操控下，十一月，刘豫伪齐政权被废除，在汴京（今河南开封）设行台尚书省。熙宗天眷元年（1138），将河南地还于宋朝，宋向金称臣纳币。撤销原汴京行台尚书省，改在燕京（今北京）。二年，宗磐、宗隽、挞懒等因谋反罪被诛，太祖子宗弼掌控行台尚书省，三年，金复夺河南地，再设行台尚书省于汴京。行台尚书省的废立是女真贵族权力之争的副产品。

二、“天眷新制”背后的问题

天眷元年“八月甲寅朔，颁行官制”8（元）脱脱：《金史》卷4《熙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73页。。由此开始一系列的官制改革，史称“天眷新制”。“天眷新制”始终与权力之争交织在一起，利己的改革湮没了其社会进步意义。

第一，“天眷新制”酝酿在宗翰与宗磐等的权力之争中，权力的争夺与分配在新制中表现突出。《金史》载：“至熙宗颁新官制及换官格，除拜内外官，始定勋封食邑入衔，而后其制定。然大率皆循辽、宋之旧。”9（元）脱脱：《金史》卷55《百官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1216页。“始定勋封食邑入衔”，即按功勋等第授予不同的封爵、勋级、食邑。天眷元年（1138）十月，“丙寅，封叔宗强为纪王，宗敏邢王，太宗子斛鲁补等十三人为王。……辛未，定封国制”10（元）脱脱：《金史》卷76《宗固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731页，宗雅本名斛鲁补，封代王。宗伟本名阿鲁补，封虞王。宗英本名斛沙虎，封滕王。懿本名阿邻，封薛王。宗本本名阿鲁，封原王。鹘懒封翼王。宗美本名胡里甲，封丰王。神土门封郓王。斛孛束封霍王。斡烈封蔡王。宗哲本名鹘沙，封毕王。皆天眷元年受封。。封国制度的出现纯粹是太祖、太宗家族争夺王爵推动的结果，不得不出台制度限制恶性争权。

第二，宋文士幕后操纵“天眷新制”，“新制”多是辽宋文人意志的体现，根本不是针对社会问题进行的改革。宗翰、宗磐的势力被铲除后，熙宗养父宗干摄政，宗干向来重用、喜用文士。在家庭中，筵请韩昉、张用直教育熙宗完颜亶和海陵王完颜亮等。《三朝北盟会编》有载：金熙宗“自童稚时，金人已寇中原，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儒士教之，其亶之学也，虽不能明经博古，而稍解赋诗，翰雅歌儒服，烹茶焚香，弈棋战象，徒失女真之本态耳。由是则与旧大功臣君臣之道殊不相合，渠视旧大功臣，则曰：‘无知夷狄也。’旧大功臣视渠，则曰：‘宛然一汉家少年子也。’既如是也，欲上下同心，不亦难乎！又曰僭位以来，左右诸儒，日进谄谀，教以宫室之状，服御之美，妃嫔之盛，燕乐之侈，乘舆之贵，禁卫之严，礼义之尊，府库之限，以尽中国为君之道”11（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66《炎兴下帙六十六》，引（南宋）张汇《金虏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97页。。文士在“天眷新制”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新制”是三股力量完成的，首先是宗干掌权，其次是熙宗取其名，再次是真正的推行者——辽宋的文士。

“天眷新制”的幕后操纵者主要有韩企先、韩昉和宇文虚中等。韩企先，“方议礼制度，损益旧章。企先博通经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12（元）脱脱：《金史》卷78《韩企先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778页。。韩昉在金熙宗继皇帝位前，是站在其面前的师者。继位后，在君臣的名分下，韩昉仍然是帝王之师的角色，不同的是他站在熙宗背后以古讽今，指点迷津，引导熙宗果断铲除宗磐。宇文虚中，金人号为“国师”。宋人王绘出使金朝时，金朝接伴官李聿兴对他说：“本朝自今制度并依唐制，衣服、官制之类，皆是宇文相公共蔡太学（蔡靖）并本朝十数人相与评议。”13（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63《炎兴下帙六十三》，引（南宋）王绘《绍兴甲寅通和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77页。鉴于金朝权力之争的险境，参与议事的辽宋文士只能在幕后操纵，“密谟显谏”14（元）脱脱：《金史》卷78《韩企先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778页。，做了事情，还不能让人知道。天眷元年（1138）正月戊子朔，颁女直小字。创制女真小字的人不敢留下姓名，女真小字被视为御制，其实，熙宗根本不可能创制女真小字。

第三，“天眷新制”包装了熙宗的皇权。宗翰、宗磐集团相继被除掉，熙宗养父宗干摄政，“新制”使熙宗皇权在形式上得到一定包装。天眷元年四月，命少府监卢彦伦营建都城宫室，以京师为上京，府曰会宁。天眷二年三月丙辰，命百官详定仪制。四月甲戌，百官朝参，初用朝服。九月丙申，初居新宫。立太祖原庙于庆元宫。三年正月，巡幸燕京。《金史》载：“天眷三年，熙宗幸燕，始备法驾，凡用士卒万四千五十六人，摄官在外。”15（元）脱脱：《金史》卷41《仪卫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928页。又载：“皇统间，熙宗巡幸析津，始乘金辂，导仪卫，陈鼓吹，其观听赫然一新，而宗社朝会之礼亦次第举行矣。”16（元）脱脱：《金史》卷28《礼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691页。又载：“皇统元年（1141）正月庚戌，群臣上尊号曰崇天体道钦明文武圣德皇帝。初御衮冕。”二月“亲祭孔子庙”。皇统三年，“初立太庙、社稷”。皇统五年，铸金“御前之宝”一、“书诏之宝”一，等等17（元）脱脱：《金史》卷31《礼志四》，中华书局，1975年，第764页。。

熙宗外在地享用了皇帝的礼仪，《大金国志》记载：“国主亶自践位以来，左右诸儒日进谄谀，教以宫室、服御、妃嫔、禁卫之盛，出则清道警跸，入则端居九重，旧功大臣非时莫得见。”18（宋）宇文懋昭，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卷10《熙宗孝成皇帝二》，中华书局，1986年，第151页。巡幸燕京、赫然一新的礼仪把熙宗打扮成帝王模样，也引起了熙宗权力欲的膨胀，一改从前的“端默”。到燕京仅十几天，他就行使生杀予夺的大权把完颜希尹杀掉了。《金虏节要》记载了熙宗杀希尹的诏书云：“朕席祖宗之基抚有万国，仁寿德覆罔不臣妾，而帷幄股肱之旧敢为奸欺。开封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丞相陈王希尹……心在无君，言尤不道，逮燕居而窃议谓：‘神器以何归？’”19（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97《炎兴下帙九十七》，引（南宋）张汇《金虏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417页。诛希尹诏书中，突兀地冒出的狂妄自大、不可一世的架势，连宗干都无法阻止。宗干劝熙宗说：“希尹自太祖朝立功，且援立陛下，亦与有力，愿加圣念。”熙宗竟不听，甚至“拔剑斥之”20《完颜希尹神道碑》，陈相伟校注，李澍田：《金碑汇释》，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82页。，狂妄自大的熙宗所言所行更是使人坠入云雾中，皇统二年（1142）二月，祭拜孔庙后，大发感慨。《金史》有载：“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21（元）脱脱：《金史》卷4《熙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77页。还说：“自是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史》、《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22（元）脱脱：《金史》卷4《熙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77页。从二月到五月启程返回上京的三个月，日日夜夜地读书，究竟能读多少不必计较，关键是他读书的心理不是出于寻找治世之道，不但没有增长治世的经验，相反却更加助长狂妄。皇统元年三月己未，“上宴群臣于瑶池殿，适宗弼遣使奏捷，侍臣多进诗称贺。帝览之曰：‘太平之世，当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23（元）脱脱：《金史》卷4《熙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77页。。熙宗不但拒绝了侍臣的贺诗，也否定了宗弼的征伐行为，可是，四月辛巳，宗弼再请伐江南，熙宗竟然同意。熙宗出尔反尔的行为来自外在包装、辽宋文士的教唆，不是出于他本心，他本“无心”。

熙宗巡幸燕京，体验了帝王的威仪，他的帝王政治生活也登上了巅峰。熙宗在燕京接受汉文化，践行了“新制”的内容，扩大了“新制”的社会影响。皇统元年，熙宗从燕京返回上京，辅弼重臣宗干途中病故，熙宗的皇权支柱坍塌，天眷元年开始的“新制”历史地停止在天眷时期。

三、熙宗朝政错乱在接受汉文化的道路上

失去宗干的辅佐，鲜能寡智的金熙宗对政权的把握、掌控很茫然，对宗室贵族争权乱政更是无所措手。被汉文化包装的皇帝有名无实，他自己没有做皇帝的能力，周围的环境更没有给予他权力的认同，令他气愤不已，为了泄愤，他常常酗酒妄杀，大局失控。皇后擅权，宗室贵族争权，辽宋文士互相倾轧，金朝社会在接受汉文化的道路上跌入乱政时期。皇统年间，熙宗朝出现乱政，就其原因鲜有追问者，研究者多认为裴满皇后肆意后宫，熙宗子嗣不续，因而酗酒不止。其实，熙宗乱政的出现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问题，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

熙宗被推上皇位本来就是历史的错误，是宗翰、宗磐、宗干争夺谙班勃极烈相持不下而互相妥协的结果，宗翰看重的是他年幼易于控制，宗干作为养父主要是出于亲情，宗磐迫于各方压力不得不同意这个太祖嫡孙完颜亶为谙班勃极烈。太宗赐诏曰：“尔为太祖之嫡孙，故命尔为谙班勃极烈，其无自谓冲幼，狎于童戏，惟敬厥德。”24（元）脱脱：《金史》卷4《熙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69页。完颜亶除了太祖嫡孙的身份外，本身不具备为谙班勃极烈、继皇帝位的条件。历史上冲龄践祚的皇帝有很多，也不乏成就大业者，但完颜亶不同，他本身鲜能寡智，根据他独立执政时的表现，可以下这样的评语。再有，金朝社会尚处于变革时期，变革的社会需要强权、铁腕人物，完颜亶懦弱、沉溺于亲情。杀掉宗磐后，宰相、诸王妃入贺皇后生日，“熙宗命去乐，曰：‘宗磐等皆近属，辄构逆谋，情不能乐也’”25（元）脱脱：《金史》卷76《宗磐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730页。。熙宗杀宗磐而存恤其母后，“宠遇太宗诸子”，情感上天生的懦弱，注定其做不成“铁腕”皇帝，更做不成金朝变革时期有作为的帝王。复次，金朝的政治机构不完善，宰臣辅佐机制虚无，养父宗干一死，熙宗失去主心骨。宗干在临终前任命熙宗的老师韩昉为参知政事，无疑是希望他辅佐皇帝，面对扶不起来的“阿斗”似的皇帝，再加上宗室贵族当道争权，韩昉不断表乞致仕。韩昉于皇统元年拜参知政事。“皇统四年（1144），表乞致仕，不许。六年，再表乞致仕，乃除汴京留守，封郓国公。复请如初。”26（元）脱脱：《金史》卷125《韩昉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715页。皇统七年十二月，罢参知政事，以仪同三司致仕。兵部尚书秉德（完颜宗翰孙）代替韩昉为参知政事，他曾于十一月，进三角羊祥瑞27（元）脱脱：《金史》卷4《熙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83页。。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韩昉等人拒绝辅佐熙宗既是智举，也是被迫。熙宗自身的无能再加上无人辅佐，其政治统治正常秩序都难以维持，混乱是必然的。

更不幸的是，熙宗内心世界与现实社会的冲突不断加剧。完颜亶自幼濡染汉文化，视旧功大臣为：“无知夷狄也。”旧功大臣视熙宗则曰：“宛然一汉家少年子也。”熙宗与旧功大臣的不相容反映出他的内心世界与现实社会存在距离。巡幸燕京，皇权经历了隆重的礼仪装饰，“初御衮冕”，“ 始备法驾”，盛大的仪式诱惑熙宗对皇权的渴望，而现实社会并没有给他权力，尤其回到上京，仿佛从天上落到地上，没有人把他这个皇帝当回事，他内心向往在燕京给他的威仪，不愿意面对现实，而酗酒不止。

历史错误地把一个无能的完颜亶推上金初的皇帝宝座，而金初的社会需要强权、铁腕皇帝把握社会变革的大潮，金初政治统治的错位不是某个人、某几个人造成的，历史选择的多元性与唯一性，偶发性与必然性不断叠加，其中原因难以穷尽。

四、熙宗乱政殃及辽宋文士

辽宋文士狱案频发，先后有宇文虚中狱案、田珏狱案、张钧狱案，在文士身上聚焦了诸多矛盾，有贵族之间的矛盾激化殃及文士，前面提到的高庆裔就是因宗翰与宗磐相争而被殃及者。皇统年间，不存在强势的宗族势力，文士党附的现象不明显，但宗族势力还不能忽视。文士狱案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女真贵族排斥非本朝人，和文士之间的相互倾轧所致。皇统年，参与熙宗朝改革的辽宋文士已经掌握了一些权力，影响到了女真贵族的利益，朝堂之上出现了排斥非本国人的呼声。“皇统五年（1145），将肆赦，议覃恩止及女直人。”28（元）脱脱：《金史》卷70《宗宪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616页，“宗宪奏曰：‘莫非王臣，庆幸岂可有间邪。’遂改其文，使均被焉。”因女真贵族中的开明者宗宪的反对而未行。八年十一月，左丞相宗贤、左丞禀等言，“州郡长吏当并用本国人”29（元）脱脱：《金史》卷4《熙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84页。。在女真贵族排斥非本国人的大环境下，辽宋文士的仕途如履薄冰。由宋降金的宇文虚中被诬陷“以图书为反具”，皇统六年，举家罹难，并株连好友高士谈一家。刘浦江先生说，宇文虚中案是“宋金史上沉寂八百余年的一桩疑案”30刘浦江：《金代一桩文字狱——宇文虚中案发覆》，《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页。。罗织“图书为反具”，定虚中死罪，是很蹊跷的事。但从宏观上看，宇文虚中一方面“恃才轻肆，好讥讪，凡见女直人辄以矿卤目之，贵人达官往往积不能平”31（元）脱脱：《金史》卷79《宇文虚中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792页。。另一方面，虚中在参与议礼制度的辽、宋文士中，“露才现奇，遂为金人所用”32（明）乔新：《椒邱文集》卷12《临川洪氏族谱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金人号虚中为“国师”33（元）脱脱等：《宋史》卷371《宇文虚中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1528页。，必然招致其他文士的嫉妒。遭遇女真贵族和文士们的两方面夹攻，恐怕连虚中自己都不明白怎么死的。

虚中狱案后，紧接着皇统七年就发生了田珏狱案，田珏狱案是皇统年间重要的事件，株连甚广。“田珏党事起，朝省为之一空。”34（元）脱脱：《金史》卷81《伯德特离补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826页。关于田珏狱案的起因学界莫衷一是。传统的说法是蔡松年、许霖等短毁于宗弼的结果，《金史》即持此说；都兴智先生在《田珏之狱略论》一文中，对《金史》的说法有所推进辩驳，把此案与熙宗年间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斗争联系起来，“女真上层贵族之间的重大事件不断发生，必然波及一部分汉族官员，田珏之狱实际就是女真贵族之间斗争的继续。……是由蔡松年、曹望之、许霖、张子周等一手构成，而制造这场冤狱的罪魁祸首则是宗弼”35都兴智：《田珏之狱略论》，《北方文物》1995年第3期。。张搏泉先生提出：“宗弼掌权后，蔡松年便指责田珏等结党纳朋，开始打击和排斥韩企先一派的官僚集团。”36张博泉：《金史论稿》第2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第90页。此案是金廷内部权力之争的产物。刘浦江先生认为此案“成为‘汉人’政治势力式微的一个转折点”37刘浦江：《金朝的民族政策与民族歧视》，《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即“南人”与“汉人”斗争的产物。刘庆生先生指出此案是宗弼铲除宗翰余党的行为，与蔡松年、许霖等六、七品小官无涉38刘庆生：《蔡松年生平仕历考述》，《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

诸家的探讨似乎都有道理，但又有“隔靴”之嫌。文士作为非本国人被排斥是大前提，大社会环境，为何偏偏田珏之辈触动祸机是问题的关键。《金史》记载：“韩企先疾病，宗弼往问之，是日，珏在企先所，闻宗弼至，知其恶己，乃自屏以避。宗弼曰：‘丞相年老且疾病，谁可继丞相者？’企先举珏，而宗弼先入松年谮言，谓企先曰：‘此辈可诛。’珏闻流汗浃背。企先薨，珏出为横海军节度使。”39（元）脱脱：《金史》卷89《孟浩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979页。田珏觊觎丞相之位，这是宗弼等女真贵族所不容的，出为横海军节度使是必然的。再有，田珏居官近于“跋扈”，《金史》记载：“珏性刚正好评论人物。”40（元）脱脱：《金史》卷125《蔡松年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716页。《归潜志》记载：“田珏辈风采，诚一时人士魁，凡宴谈会集间，诸公皆以分别流品、升沉人物为事……曰：‘松年失节，望之俗吏，许霖小人’皆屏而不用。”41（金）刘祁著，崔文印点校：《归潜志》卷10，中华书局，1983年，第110页。《金史》之语当出于《归潜志》，撰《归潜志》者刘祁本是金初状元刘撝之后，刘撝与田珏“党人”中多数同出亡辽故地42都兴智：《田珏之狱略论》，《北方文物》1995年第3期。据都兴智研究，田珏、田谷弟兄，广宁府人（今辽宁省北镇市）。邢具瞻，辽西人。马柔德，广宁府人。孟浩，滦州（今河北省滦县）人。王仲通，长庆人。李之翰，济南人。任才珍，河东汾阳人。。所以，刘祁在《归潜志》中称赞先祖南山翁时，也未贬损田珏，其中包含为田珏等回护的成分。

从《归潜志》及相关资料的具体所记事件来看，田珏等确实有“结党”之嫌。《归潜志》记载：“当瑴（田珏）用事时，士之希进者无不附之，独吾高祖南山翁不预。及其遘祸，天下士多不免，独吾祖得全，世以拟郭林宗。张御史景仁表翁墓有云：‘当时以声势为能吏巧相附会者，未尝推挽公，公亦不以此屑意。其后，皆坐朋党沦胥以败，公独不与，识者莫不多之。’盖实录也。”43（金）刘祁著，崔文印点校：《归潜志》卷10，中华书局，1983年，第111页。

王寂《拙轩集》的记载进一步证实田珏等拉帮结伙行为的存在，当时名士王础（王寂父）“赴行台。吏部当王植、王俲辈分职铨衡，一见先君，甚喜，曰：‘田吏部知公廉士，久欲改官，当从此着鞭矣’。先君辞以疾，授定州唐县令。先君退谓所知曰：‘田侯疾恶太甚，怨隙已成，其能免乎？’未几，果起大狱”44（金）王寂：《拙轩集》卷6《先君行状》，中华书局，1985年，第70页。。

田珏等公开品评蔡松年等人短长，并阻断其仕途，如此跋扈，与之结怨者必不止于松年等三人。再有“朋党”之危害诚如《归潜志》记载松年等进言宗弼一样，“珏等专进退人才自利，将不利朝廷”45（金）刘祁著，崔文印点校：《归潜志》卷10，中华书局，1983年，第110页。。《归潜志》以松年等口气记下此言，恐怕不是直接引语，此语在转述的过程中应该是很多人的共识。

田珏觊觎相位已经触怒女真权贵，结党又危害朝廷，排挤文士，结怨政敌。在四面树敌的情况下，即使松年、许霖等不发难，也会有其他人发难，至于罪名可以是“莫须有”的，就像宇文虚中“图书为反具”一样，况且，田珏等确实有违法的把柄落在政敌手里，《金史》记载：“选人龚夷鉴除名，值赦，赴吏部铨，得预覃恩。珏已除横海，部吏以夷鉴白珏，珏乃倒用月日署之。许霖在省典覃恩，行台省工部员外郎张子周素与珏有怨，以事至京师，微知夷鉴覃恩事，嗾许霖发之，诋以专擅朝政。”46（元）脱脱：《金史》卷89《孟浩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979页。

把田珏等扣在法网里不是用法律制裁，而是泄愤、报复、整人。《归潜志》记载：“促辽王（宗弼）起党事奏闻。熙宗曰：‘党人何为？’辽王曰：‘党人相接欲反耳。’上曰：‘若尔，当尽诛之。’于是收珏等下狱，且远捕四方党与。每得一人，先漆其面赴讯，使不相识，搒掠万状。珏、具瞻皆死狱中，而松年、望之、霖等皆用矣。”47（金）刘祁著，崔文印点校：《归潜志》卷10，中华书局，1983年，第110页。《金史》记载：“拟珏与奚毅、邢具瞻、王植、高凤庭、王效、赵益兴、龚夷鉴死，其妻子及所往来孟浩等三十四人皆徙海上。”48（元）脱脱：《金史》卷89《孟浩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979页。处死者8人，遭流放者34人，共42人；元好问记载被处死8人，遭流放者28人，共36人49（金）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29《忠武任君墓碣铭》，《万有文库第二集七百种遗山先生文集》（1～4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84页。记载受株连者二十八人，田珏“初为朝廷所倚用，慨然以分别流品，慎惜名器自任。群小积不能平。造作飞语，构成大狱，锻炼田以下俯首恶者八人，以敢为朋党，诳昧上下，擅行爵赏之权，皆置极刑。自余除名为民、杖决徙远方者又二十八人。明昌初，始蒙昭雪”。。

熙宗乱政期间，有些人该杀，有些人不该杀，杀人、错杀仅是熙宗乱政的一种表现，远不是祸根。祸根是泄愤、报复的心理滋生膨胀。田珏党狱始兴，“远捕四方党与。每得一人，先漆其面赴讯，使不相识，搒掠万状”。泄愤、报复的心理酿成杀人的氛围，人人都担心被杀，都想先下手杀掉想象中可能要杀自己的人，以避免被别人杀掉，争着先下手，争着寻找敌人的毛病，一旦发现一点问题就肆意地扩大、株连。实际上是紧张的气氛在杀人，紧张气氛如同瘟疫弥漫开来，所有人都被感染，惶惶度日，混乱之中出现混杀。

混乱、混杀包围了宇文虚中狱案、田珏狱案和张钧狱案，三宗狱案内在地互相牵连。田珏觊觎相位，韩企先、田珏等为控制相位，要铲除障碍，相位上最大的障碍是宇文虚中，宇文虚中在熙宗朝的地位可以说与韩企先不相上下，接韩企先相位的很可能是宇文虚中，直接或间接杀掉宇文虚中的合伙人中应该有韩企先、田珏党人，田珏等被杀的党人中有因虚中案被报复者。人人自危、竞相杀人的心理在空气中传染，出现连环报复，杀手无名、无形。

张钧案也是连环报复的一环，构陷张钧案的目标不是张钧本人，而是完颜亮及其党附者蔡松年等。皇统九年（1149）五月戊子日，翰林学士张钧为熙宗草拟“奉答天戒”的罪己草诏被诬。其文有“惟德弗类，上干天威”及“顾兹寡昧眇予小子”语句。参知政事萧肄译张钧言为：“弗类是大无道，寡者孤独无亲，昧则于人事弗晓，眇则目无所见，小子婴孩之称，此汉儿讬文字以詈主上也。”50（元）脱脱：《金史》卷129《萧肄传》，中华书局，1975年，2780页。结果是张钧被醢，萧肄得赐通天犀带。

参知政事萧肄与翰林学士张钧不存在利害冲突，诬告仅得赐通天犀带，不算什么好处。张钧案背后的隐情宗室贵族不会说，参与其中与未参与其中的文士也不敢说，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是很正常的事，但事态的发展足以说明未记载的历史。

《金史》记载：“学士张钧草诏忤旨死，熙宗问：‘谁使为之？’左丞相宗贤对曰：‘太保（当时任此职者为完颜亮）实然’ 熙宗不悦，遂出为领行台尚书省事。过中京，与萧裕定约而去。至良乡，召还。海陵莫测所以召还之意，大恐。既至，复为平章政事，由是益危迫。”51（元）脱脱：《金史》卷5《海陵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92页。宗贤虽说是据实禀报，但置完颜亮于死地的嫌疑不能排除。海陵被指控与其权力地位有关，海陵大权在握，为平章政事，右丞相，都元帅，太保、领三省事。既得熙宗信任，又得裴满皇后的偏爱，在宗室的晚辈中海陵是“出头的椽子”。接下来发生的事更说明问题，六月，海陵的权力被宗敏、宗贤瓜分，以都元帅宗敏为太保、领三省事兼左副元帅，左丞相宗贤兼都元帅。海陵侥幸逃过劫难，九月丙申，以领行台尚书省事亮复为平章政事。戊戌，以右丞相宗本为太保、领三省事，左副元帅宗敏领行台尚书省事。张钧案的背后是海陵与宗敏、宗贤争权，海陵一旦倒台，殃及的是党附者蔡松年等52（元）脱脱：《金史》卷125《蔡松年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716页，据载：“松年前在宗弼府，而海陵以宗室子在宗弼军中任使，用是相厚善。”，蔡松年是田珏狱案余党攻击的目标，萧肄是否属于田珏余党不能确定，但能确定萧肄为奚族人，居亡辽故地。萧肄在张钧狱案中充当“炮筒子”角色，这一点海陵非常清楚。海陵登皇帝位后，不但没有杀萧肄，还曾例加银青光禄大夫。可能有人提醒海陵，或者做什么手脚，不然，不会过一段时间后。海陵突然“召肄诘之曰：‘学士张钧何罪被诛，尔何功受赏？’肄不能对。海陵曰：‘朕杀汝无难事，人或以我报私怨也。’于是，诏除名，放归田里，禁锢不得出百里外”53（元）脱脱：《金史》卷129《萧肄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780页。。

文士狱案中很多无辜的人被杀，制造冤案的元凶摸不到、看不见，被杀的人不明白为何被杀，虚中因质问“图书为反具”而株连高士谈一家，张钧本无罪，竟被施以醢刑。死者长已矣，存者难偷生。皇统九年（1149）十月乙丑，杀北京留守胙王元及弟安武军节度使查剌、左卫将军特思。十一月癸未，杀皇后裴满氏。戊子，杀故邓王子阿懒、达懒。癸巳，遣使杀德妃乌古论氏及夹谷氏、张氏。十二月丙辰，杀妃裴满氏于寝殿。“群臣震恐。”54（元）脱脱：《金史》卷4《熙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87页。熙宗不是改制的功臣，却是乱政的元凶。

五、熙宗乱政的危害

熙宗接受汉文化，但汉文化也不是万能的，不能给予熙宗控制皇权的能力，熙宗朝乱政集中出现在皇统年间，是其独立执政时期，没有宗翰、宗磐之类的权臣的干扰。乱政是在熙宗无法控制大局的情况下出现的，说熙宗乱政是名实合一。

（一）皇后擅权，宗室争权

熙宗巡幸燕京，“乘玉辂以入，后（裴满皇后）欲共载，王（完颜希尹）不可，曰：‘法驾所以示礼四方，在礼，无帝与后共辂者。’后藏怒，未有以发”55《完颜希尹神道碑》，陈相伟校注，李澍田主编：《金碑汇释》，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81页。。不懂汉制礼仪的裴满皇后要与皇帝同“乘玉辂”，对阻止她无礼行为的完颜希尹怀恨在心，恰逢完颜宗弼攻讦完颜希尹，二人合谋置希尹于死地。皇统年间，非宗室贵戚能用事于朝廷者必谄事皇后，萧肄，“有宠于熙宗，复谄事悼后（裴满皇后），累官参知政事”56（元）脱脱：《金史》卷129《萧肄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779页。。刘筈“以能得悼后意，致位宰相”57（元）脱脱：《金史》卷78《刘筈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773页。。卢彦伦“能迎合悼后意，由是颇见宠用。岁余，迁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为宋国岁元使”58（元）脱脱：《金史》卷75《卢彦伦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716页。。《金史·后妃传》有载：“后干预政事，无所忌惮，朝官往往因之以取宰相。”59（元）脱脱：《金史》卷63《后妃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1503页。

裴满皇后擅权，没有什么家族背景，实际上是补熙宗权力之缺，利用熙宗不会运用权力的空当，行使了本该熙宗行使的权力，进一步暴露出熙宗的无能。

皇统八年（1148）十二月至九年十二月海陵弑熙宗前，领三省事一职在宗室贵族间争来抢去足见一般。十二月乙卯日，以右丞相萧仲恭为太傅、领三省事。乙亥日，以左丞相宗贤为太师、领三省事兼都元帅。九年正月戊戌日，太师、领三省事、都元帅宗贤罢。领行台尚书省事完颜勖为太师、领三省事。己酉日，宗贤复为太保、领三省事。三月辛丑日，左丞相完颜亮为太保、领三省事。五月戊子日，以翰林学士张钧草诏被诬，涉及完颜亮，出太保、领三省事亮领行台尚书省事。六月己未日，以都元帅宗敏为太保、领三省事兼左副元帅，九月戊戌日，以右丞相宗本为太保、领三省事60（元）脱脱：《金史》卷4《熙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86页。。其他官职也似走马灯一样地换人，整个朝政一片混乱。宗室大臣除了争权，无其他能事。

（二）“皇统新制”的末路

“皇统新制”，文献记载较多的是法律内容，因而它被视为金初的成文法，熙宗朝改制的重要成果之一。研究者也多从法律角度研究、评价“皇统新制”。张博泉先生认为“揭开了金代立法史的序幕，从此，金朝有了自己的、较系统的成文法律”61张博泉：《金史论稿》第2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第438页。。赵永春先生认为：“金熙宗制定《皇统新制》，使金朝从以前的‘人治’为主开始向‘法治’过渡，促进了金朝社会的封建化。”62赵永春：《金熙宗的改革》，《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1期。“皇统新制”历史记载阙如，《熙宗本纪》没有任何记载。零星、片段的记载被保留在《金史》的《祭服志》《刑志》《移剌綎传》中。根据零星记载再判断为全部，有以点带面之嫌。“皇统新制”的内容及其与熙宗朝改革的关系还需再探讨。

《金史》记载：“熙宗天眷元年（1138）十月，禁亲王以下佩刀入宫，卫禁之法，实自此始。三年（1140），复取河南地，乃诏其民，约所用刑法皆从律文，罢狱卒酷毒刑具，以从宽恕。至皇统间，诏诸臣，以本朝旧制，兼采 隋、唐之制，参辽、宋之法，类以成书，名曰皇统制，须行中外。……至正隆间，著为《续降制书》，与《皇统制》并行焉。然二君任情用法，自有异于是者矣。”63（元）脱脱：《金史》卷45《刑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1015页。

“皇统新制”包含法律内容是可以肯定的，《金史》载：“初，皇统间，参酌隋、唐、辽、宋律令，以为皇统制条。”64（元）脱脱：《金史》卷89《移剌慥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987页；（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44《炎兴下帙一百四十四》，引张棣《金虏图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755页，据载：“至皇统间，命下学士院讨论条例，颁行天下，目之曰《皇统新制》，近千余条。”

法律的制定既要有因时变易的内容，又要有继承的内容。因此可见大定十九年《大定重修制条》。移剌慥“取皇统旧制及海陵续降，通类校定，通其窒碍，略其繁碎。有例该而条不载者，用例补之。特阙者用律增之。凡制律不该及疑不能参决者，取旨画定。凡特旨处分，及权宜条例内有可常行者，收为永格。其余未可削去者，别为一部。大凡一千一百九十条，为十二卷”65（元）脱脱：《金史》卷89《移剌慥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987页。。

历朝历代每修新律，都要援引前古，皇统制保留了女真的旧俗，同时兼采隋唐辽宋，正是法律修订的延续性使皇统制的一部分被保留、被提及。再有，法律具有普及性，从皇帝到庶民或在法之上，或在法之下，总离不开法。《大金国志》记载：皇统五年秋七月，“颁行皇统新律千余条。《新律》之行大抵依仿大宋，其间亦有创立者，如殴妻至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他率类此。徒自一年至五年，杖自百二十至二百，皆以荆决臀，仍拘役之，使之杂作”66（宋）宇文懋昭，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卷12《熙宗孝成皇帝四》，中华书局，1986年，第173页。。

“皇统新制”中的法律内容不断被沿袭，在社会上被广泛使用，法律内容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以致“皇统新制”被误解为成文法典。其实，“新制”还应该有其他内容，《金史》记载：“大定三年（1163）八月，诏遵皇统制，摄官则朝服，散官则公服，以皇太子为亚献，服衮冕。”67（元）脱脱：《金史》卷43《舆服上·祭服》，中华书局，1975年，第981页。舆服，属于礼制，也就是说，皇统新制包括礼制。据相关记载，皇统新制中还涉及官制。皇统二年立《灵岩寺定光禅师塔铭》碑，儒林郎、行台、大理寺丞韩淦篆额。《山左金石志》云：“篆额者，儒林郎、行台、大理寺丞韩淦。案，行台之制，以别于中台。天眷三年，移置汴京，皇统二年，定行台官品，皆下中台。然则此题‘大理寺丞’，降于正六品，故书阶。儒林郎仅依从七品之下，此皇统新制也。”68转自汤贵仁、刘慧：《泰山文献集成》（第七卷），泰山出版社，2005年，第474页。

“皇统新制”涉及官制源于历时性的清朝人的推断，或有一定依据。纵向比较也能帮助进一步判断新制的内容。《金史》把“皇统制”与海陵《续降制书》相比，他们的内容既有传承，又有互补，《续降制书》修于正隆年间，当称“正隆制书”，可能由于世宗朝贬损海陵的用意作祟，蔑称“续降”。制书不见于《海陵本纪》，与《皇统制》不见于《熙宗本纪》一样，《皇统制》《续降制书》没有正式诏颁，与天眷元年颁行官制、正隆元年颁行官制有关，“皇统制”与“续降制书”是以文本形式把熙宗朝、海陵朝出现的改制、改革固定下来的制书，主要内容是天眷官制和正隆官制，律制仅是其内容之一，与大定二十二年诏颁的纯粹的成文法典《重修制条》不同，大定朝享用海陵朝的变革成果，“海陵庶人正隆元年罢中书，门下省，止置尚书省。自省而下官司之别，曰院、曰台、曰府、曰司、曰寺、曰监、曰局、曰署、曰所，各统其属以修其职。职有定位，员有常数，纪纲明，庶务举，是以终金之世守而不敢变焉”69（元）脱脱：《金史》卷55《百官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1216页。。皇统制、续降制是熙宗朝、海陵朝的改革全书。世宗守成，不再变革官制、礼制，只修改律条。

“皇统制”作为熙宗朝的改革全书，其用意一方面是用制诰法典把变革成果巩固下来，确保社会秩序有制可依。皇统六年正月，封太祖诸孙为王，不见太宗及其他宗室孙辈争抢，想必是有制可依的结果；另一方面皇统制也是进一步深化改制的大纲，但熙宗乱政，天眷年开始的改制陷于途穷。天眷新制装扮起来的熙宗皇权，在酗酒妄杀中撕下伪装，新官制的中枢权力被宗室贵戚争来抢去。参与改制的主要人物韩企先于皇统六年（1146）死去，同年，宇文虚中因被诬陷而死。熙宗的老师韩昉于皇统七年致仕归隐。熙宗朝的改革在皇统年间已经夭亡，“皇统制”在混乱的社会就是一纸空文。

熙宗乱政与中原王朝某个时段出现的腐败、动乱不同，这是金朝酋邦政权向国家政权转变过程中，新旧制度交替，社会出现必然的动荡与混乱，不幸的是金朝又遇上一个尸位的皇帝与一群争权的宗室贵族，朝政失控，金朝的发展方向已经迷失。旧的社会秩序破除殆尽，勃极烈官制在诸勃极烈争权过程中“自戕”，新的社会秩序与皇权政治又难以确立，国家秩序的建立处于“难产”的困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