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卞鸿儒 撰 李俊义 张 静 王 磊 校点 注释

【校注说明】1930年夏，梁思永（梁启超次子）自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归国后，参加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是年8月中旬，梁思永“在地质调查所遇见丁文江先生”，得知“调查所德日进先生十三年在热河省林西县城南发现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希望历史语言研究所派人前往调查”。梁思永“回研究所与傅斯年、李济两先生商量”，结果决定由梁思永“出去走一遭”。但是当梁思永“预备出发的时候，辽源（即郑家屯）、通辽一带发现剧烈的鼠疫，将原定入热河的北路路口切断”。无奈之下，梁思永征得傅斯年、李济二先生的同意，“改变了行程，先往昂昂溪（此地乃中东铁路齐齐哈尔车站道南的一个镇市），等到昂昂溪工作完毕之后再决定去不去林西”1以上引文参见梁思永：《昂昂溪史前遗迹》，载于《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2年第4卷第1期，第1～44页。后收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梁思永考古论文集》（列为《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五号），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58～90页。。是年10月中旬，梁思永结束昂昂溪史前遗迹的调查与发掘，与东三省博物馆常务委员卞鸿儒（受辽宁省政府委派）一道，赴通辽、开鲁、天山、林东、林西、经棚、赤峰、围场、承德等处，实地考察古文化遗址及采集文物标本，历时三十八天，行程约一千里。出发之前的10月15日，时任东北政务委员会最高长官张学良给热河省省长汤玉麟发电报，全文如次：“热河省政府汤主席鉴：汉密。兹由辽宁省政府派东三省博物馆委员卞鸿儒，会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来之梁思永君赴热河省，由开鲁前赴林西等县，采掘石器时代各项古物，为期约一（个）月左右。除由辽宁省政府令派外，特此电达。希迅饬各该县等，予以充分之便利及保护为盼。张学良。删机印。”2参见奉天省公署档之《张学良为卞鸿儒等赴热采掘古物事致汤玉麟电》，载于辽宁省档案馆：《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电稿·奉系军阀密电》第一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135页。此次调查结束之后，梁思永发表了专题考古调查报告《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3此文刊载于《田野考古报告》1936年第1期，第10～86页，后收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梁思永考古论文集》（列为《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五号），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07～144页。，并在《齐齐哈尔、林西远检日记稿》中，详载此次旅行之经过。遗憾的是，笔者迄今尚未查到这份日记原稿，其内容亦无从知晓。幸运的是，陪同梁思永考察的卞鸿儒，于当年底，向辽宁省政府提交了《考察热河古物报告书》，“这不仅是东三省博物馆的第一份考古调查报告，也很可能是由东北人撰写的第一份有关东北的考古调查报告”4参见邓庆：《卞鸿儒与东三省博物馆第一份考古调查报告》，《东北史地》2012年第2期，第21页。。同时，卞鸿儒将此次考察之细枝末节，以日记之形式交由《东北丛刊》连载，颜曰《热河纪游》。后因“九一八”事变，“未刊之稿遂纷失而不可复得”。有鉴于此，卞鸿儒将《东北丛刊》已刊之稿，又附录于《东北文献丛谭》（第一集）5参见《东北文献丛谭》（第一集），北平民友书局，1934年，第114～149页。在此之前的1933年，卞鸿儒将《东北丛刊》已刊之稿略为改易，以《抗日声中热河北部一瞥：从开鲁至林西》为总标题（署名“宗孟”），以“开鲁初程”“天山途中”“林东考古”“巴林道上”“林西暂驻”为分标题，连载于《华北日报》1933年2月17日第2版、1933年2月18日第2版、1933年2月19日第2版、1933年2月20日第2版、1933年2月21日第2版。其卷首有云：“前岁冬，予因事有热河之行。自沈阳出发，道经开鲁、天山、林东，以至林西。归途更取道赤峰、承德，经北平东返。比时，曾就一月又半之日记，草为《热河纪游》，赓续刊载于《东北丛刊》，乃刊未及半而‘九一八事变’作。乃者，暴日侵寇热河日急，热北抗日工作尤为紧张，友人每以热北地理情形相询，苦难一一置答。因摭取向所日记，节述从开鲁至林西道上，凡十数日间之所闻所见于此。虽属明日黄花，而风物犹是。对于有志斯途者，或不无参阅之价值云耳。”，距今八十五载矣。今遵《辽金历史与考古》主编刘宁、齐伟二位女士之嘱，吾人以《东北丛刊》已刊之稿为底本，参照《东北文献丛谭》（第一集）相关内容，校点注释，以飨读者，并就正于学界大雅宏达云尔。公元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时维己巳冬至，漠南小书生李俊义谨识于塞外古松州静虚山房。

《东北文献丛谭》（第一集）附录《热河纪游》卷首语

兹所录者，沈阳、开鲁道中七日记及开鲁、林西道中十二日记也，其林西至承德及承德至沈阳所记，较此殆尤倍之，惜也全文付《东北丛刊》，刊未半而东□6原稿此字漫漶不清，疑为“变”字，不能确定，故以“囗”代之。作，未刊之稿遂纷失而不可复得。原稿既无副本，游地更非我有，残记附刊于此，亦聊以志痛云尔。宗孟7卞鸿儒，字宗孟，后以字行。附识8《东北故园集》载《重刊〈热河纪游〉序》与此卷首语不同，兹撮录如次，以备读者稽核：“当沈变发生时，予方从事热河省党务工作，由沈阳去承德，未久也。但予此次来热，实为第二次。前此一年，曾以公务自热河北境经草地而南，横贯热境，历时一月又半。归来曾撰《热河纪游》以志闻见，刊于《东北丛刊》第十九期。惟仅刊开鲁至林西之一部而沈变作，未刊之稿，即林西至承德部分（原稿此字作‘份’），竟随该刊同时沦没，不可复得。比留旧京，整理旧稿，幸已（原稿此字误作‘己’）刊者尚存。时日寇方亟图榆关，近窥热河，来日大难未已，旧地或不易再游。因亟重刊单行，用资纪念。《纪游》旧有序，志端委，并录之。时距初刊，恰周岁也。民国二十一年十月于北平。”参见卞鸿儒：《东北故园集》，1944年8月重庆集稿，1947年3月沈阳印行，第4-5页，下同。。

热河纪游

国立中央研究院北平历史语言研究所，年来对于考古工作极为猛进，成绩亦甚良好9《东北故园集》载《重刊〈热河纪游〉序》附录原序文此处作“成绩斐然”。。十九年秋，该所闻10《东北故园集》载《重刊〈热河纪游〉序》附录原序文此字作“悉”。知热河林西附近有新石器时代古物之发现，因派梁君思永前往考察。梁君爰于十月中东来，请求东北政务委员会予以赞助。政委会既允其请，鸿儒11《东北故园集》载《重刊〈热河纪游〉序》附录原序文此处“鸿儒”作“余”。亦奉辽宁省政府令派协同前往12《东北故园集》载《重刊〈热河纪游〉序》附录原序文此后有“以余时方任辽宁省图书馆馆长兼东三省博物馆常务委员，对考古事亦颇有关系故也”字样。。当由政委会发给护照，并电饬热河省政府，转令经过各县妥为协助保护。鸿儒13《东北故园集》载《重刊〈热河纪游〉序》附录原序文此处“鸿儒”作“余”。等遂于十月十九日由沈启行，经“南满”14引号为后加，原稿无，余同。四洮两铁路，至15《东北故园集》载《重刊〈热河纪游〉序》附录原序文此字前有“先”。通辽。然后，乘16《东北故园集》载《重刊〈热河纪游〉序》附录原序文此字前有“改”。长途汽车莅开鲁，再雇马车西上，经天山、林东及蒙旗牧地，以至林西。归途南下，仍乘马车。经赤峰、围场、隆化各县，至17《东北故园集》载《重刊〈热河纪游〉序》附录原序文此字前有“以”。热河省城。乃更乘长途汽车，于十一月杪18《东北故园集》载《重刊〈热河纪游〉序》附录原序文此字误作“抄”。抵北平。梁君返所，予19《东北故园集》载《重刊〈热河纪游〉序》附录原序文此字作“余”。则于十二月四日旋沈。往返计时一月又半，经热河省十一县及内蒙阿鲁科尔沁、大小巴林各旗地，历程凡五千里焉。

按今热河省辖境，为塞外荒漠开辟最早之地。自辽、金、蒙古，先后据有其地以自牧。清季，已开借地养民之端绪。民国，乃改设省区以为治。其地既有悠久之历史，颇多重要古迹20《东北故园集》载《重刊〈热河纪游〉序》附录原序文此字误作“绩”。遗物，堪21《东北故园集》载《重刊〈热河纪游〉序》附录原序文此字作“足”。为征文考献之助。至于近代，则在地理上，更形成汉蒙两大民族融合同化之实验区域，不徒22《东北故园集》载《重刊〈热河纪游〉序》附录原序文此字作“衹”。东北边防之重镇，抑亦国家行政之要区也。况晚23原稿此字作“輓”。近以来，此一带更引起外人之窥伺。日人则本其24《东北故园集》载《重刊〈热河纪游〉序》附录原序文此后有“所谓”。满蒙政策，乘机延伸其帝国主义之势力。西人则亦假借传教事业，不时实施其文化侵略之方策。汉蒙垦牧之建设伊始，外人觊觎之野心方浓。此其危机，尤未可忽视也。故鸿儒25《东北故园集》载《重刊〈热河纪游〉序》附录原序文此处“鸿儒”作“余”。斯行，虽系奉派考古，然于热河省治下之政情风俗，以及外人之侵略情形，亦随时26《东北故园集》载《重刊〈热河纪游〉序》附录原序文此字作“在”。注意，略27《东北故园集》载《重刊〈热河纪游〉序》附录原序文此字前有“可”。事考察。漫游归来，即28原稿此字作“既”。撮述闻见，呈报省府29参见《东三省博物馆委员卞鸿儒呈考察热河古物报告书》，详见邓庆：《卞鸿儒与东三省第一份考古调查报告》之附录，载于《东北史地》2012年第2期，第21～25页。。因更摭拾向所日记，稍加整理，名之曰《热河纪游》，以聊志鸿爪。所惜时届初冬，朔漠尤寒，风雪载途，动履维艰，车从匆匆，闻见有限，不无遗憾耳30《东北故园集》载《重刊〈热河纪游〉序》附录原序文此后有“民国二十年一月杪（原稿此字误作‘抄’），卞鸿儒记于沈阳”字样。。

日记

十月十九日，晴，晨间温度十六度（摄氏寒暑计，以下同）。晨六时五十五分，乘“南满”车北上，同行梁君并从人为三人。十时四十七分，抵四平街车站。因候四洮车，留此三小时之久。十二时五十分，乘四洮车赴通辽，系直达列车，日仅一次。此一列车有客车五，一二等混合车一，馀为三等车。车均租自满铁公司十数年前之旧车，敝陋不堪，行时声震耳鼓，对坐互语，殊难听闻。但闻租金奇昂，条件严苛，实为国有铁路别开生面。而予初次乘之，犹可回想十数年前乘坐“南满”车中之景象。惟乘客殊寥寥，二等车中购票乘客只予与梁君二人而已（予与梁君外，有路员一人，时装女子一人。验票时既无车票，亦无执据，验票者皆不之问）。车行门达站而西，一望草原荒野，碱31原稿此字作“堿”。地不毛，沙堆累累，人烟寥寥，各车站相距亦极长。大林为郑通间一大站，市街在距车站一里外，附近较多沃土，出产亦丰，故该站货运较盛。自此更西，土质均甚肥沃，居民渐多。晚七时半，抵通辽，宿三民旅馆32原稿此字作“舘”。。自沈阳至此，约四百五十里，费时十二小时之久。如经由打通路，当较此路为近。因梁君从人在辽源相候，故不得不迂道以行也。

“南满”路上所见，沿途所见，撮记于左：

日人与我所订立之抚奉（抚顺至沈阳）送电，已33原稿此字误作“巳”。北送至铁岭（南已至辽阳）。

昌图以北，丘34原稿此字作“邱”。陵起伏，非复铁开以南平原沃野之景象，车行迂曲，颇与此路线盖平以南相似。

满井、泉头两车站间，有中日休战纪念石碑矗立路东民地，日人所立也。然其纪念之价值，于国人亦有焉。

满铁双轨之铺设，南起大连而北，北起长春而南，现仅馀双勾子与忙牛哨两站间之一段，在工事中。

四平街铁路用地，市街殊整齐，街作口字形，商号以华商为多，惟街名则不曰某町，而曰某街。

二十日，晴，温度十一度。通辽西至开鲁，向有长途汽车可通。乃予等至通辽前三四日，竟数演马匪劫车之怪剧，以致汽车不通行已35原稿此字误作“巳”。二日。予等急于首途，日间走谒县署，则县长久病。谋之团部，亦不得要领。交通银行在通辽设有分行，经梁君友人之介绍，颇承该行营业主任邹范五君协助一切，盛情可感。

通辽县城通辽旧为蒙古科尔沁左翼中后两旗地，亦称“白音太来”或“巴林爱新镇”，又称“通辽镇”。放垦后属辽源县辖境，向为东蒙辽水平原一商业中心地。民国二年，于旧镇外另放商场，商民辐辏。七年六月，始改设今县。迨十年，郑白路通车。十八年，打通路通车，商业益形发达，人口已36原稿此字误作“巳”。逾七万。市街延长，商肆麕集，其繁荣之状，竟驾辽源而上之，俨然东蒙一大都会也。城周有土围不高，且易倾圮，四面仅有墙口而无门。市内商号以粮业为多，街路低洼，天雨则有时断绝交通。附郭时有匪患，吠声吠影，人怀戒心。昏后即断行人，入夜便闻枪声，通宵不绝，犹如除夕之爆竹。

日本势力延伸之一斑在四洮车中，据一路员言，八面城有日人设立警察官吏派出所，辽源有日本领事馆，有满铁公所，实为日人经营四洮沿线各种事业之两大机关。盖不仅投资四洮，谋攫取已也。自辽源而西，较大之站为忆欧里。站前毛家店有郑家屯日本领事馆牧场，及四平街日商三泰兴牧场，均由华人为之经理。牧地属蒙旗温都尔王府，牲畜每头月纳牧草费五角而已。及至通辽，仍有满铁公所，系辽源所分出。华兴公司在城内大街，系日本大资本家大仓氏所经营。去通辽西南百里格根庙附近，有地百馀方，数年经营，现有稻田两千馀日亩，皆由朝鲜人为之种植37原稿此字作“殖”。。又有招图公司经营之地，亦百馀方，在钱家店以南。此外，城内更有国际公司松昌公司等，所营何业，则不得而知矣。

二十一日，晴，温度与昨同。军政当局既无可为计，不得已惟有自身冒险试行。予乃与梁君只身于午刻乘汽车西行，留从人并行装以俟消息。去城五六里，西辽河即横于前。河之渡处，虽不甚宽，而水深流急，有渡船渡车而过（此自而西殆全在此河流域旅行，直至赤峰南，始经滦河流域境内）。自此而西所经多碱38原稿此字作“堿”。荒垦地，而耕田与草原参半，居民星落，非数十里不得见一村，村亦三数户不等。去通辽约八十里至一镇，名道德营子，为通辽、开鲁间最大之市镇，而亦不过小贩商五六所，比户对居而已39原稿此字误作“巳”。。于此小憩后，更西行，至一村，名半截店，有三五居户。已40原稿此字误作“巳”。入开鲁县境，其地时有匪人出没。行旅至此，咸41原稿此字误作“感”。有戒心。幸是日沿途见有开鲁驻防军队，巡视道上。晚六时许遂安抵开鲁，宿中华旅馆。通辽至开鲁一百八十里，因汽车中途延误，凡行六小时之久。

二十二日，晴，温度十三度。电令通辽之从人，即日来开鲁，以便西行。分访县长赵允修、团长徐凤阁（十七旅三十四团），托雇马车，并派骑兵护送。否则前途窵远，匪寇滋扰，有车无兵，有兵无车，皆不能成行也。晚承县长招宴，谈及西行道途情形，同席知者殊少。交通之不便，行旅之不多，可想而知也。

开鲁县城开鲁设县始于清光绪三十四年，县治位于扎鲁特旗之南隅。光绪三十三年，东西扎鲁特及阿鲁科尔沁三旗同议开垦，设三旗开垦局，招户放垦。翌年，即设县治于此。前此乃一片草荒地，初无城围。民国元年，受蒙匪焚掠，市街悉成灰烬。二年以后，更建市街，而有土围墙之建置。现在土城，方可十里，较通辽为整齐。辟门四，以砖为之，观门额知为民国十二年所修。（西门名正义）系就旧城扩大，旧城遗址42原稿此字误作“扯”。尚有存者。街成十字形，商家约二百馀户，商况不甚盛，交易间有蒙人，多能汉语。开鲁附近，地43原稿此后衍“味”。不甚佳，尚宜农事。且地接蒙旗，农牧兼有。自东省输入杂货，均由此向西输运。谓为他日有望之商业地，可无疑也（设一旦铁路由通辽延长至此，其商况当驾通辽之上）。惟近年频受兵匪滋扰，商民不免交困耳。本地出产以瓜子（东省一斤之价，可抵其一斗之价，价最廉）、甘草（沙地最多，掘根去茎，载以市）为大宗，牲畜鱼类次之，对蒙交易亦盛。输入为蒙盐及牲畜，输出为烧酒、炒米、茶砖。其地烧锅颇多，雇主则多系蒙人。惟方今开鲁四境为蒙旗所围绕，草原与沙漠相间，交通乃极不便，此亦目前开鲁不甚兴盛之一主因也。

二十三日，晴，温度与昨同。雇车未妥，不能成行。游览城内市街古塔，并参观学校二处，男生有有发辫者，女生有缠足者。

开鲁古塔在城内东北隅，高约四丈许，下方中圆，上部则为八棱44原稿此字误作“稜”。形，砖多颓圮，中空，顶端有金属遗物，望远镜可见，每层有横木之端外露，足证年代甚远。有据土人云，未有城，先有塔，建于何年，则不可考。近塔视之，不觉其高。但城外遥远，即可望见。盖其地地势甚高，在未筑城之先，即久为平沙旷中之一标的也。或曰：此古墓塔也，审之近似。

二十四日，晴，温度十四度。在开鲁城外三里许，有沙丘45原稿此字作“邱”。自西南而东北，迤逦横亘。予与梁君为考察其地有无古物遗迹，傍午，同乘马车出南门前往，遍历沙岗，除见有荒冢累累，黄沙白草外，了无他物。登丘46原稿此字作“邱”。之高处北望，则城之西北，亦隐若有沙丘47原稿此字作“邱”。遥为拱卫，形势良佳。惟四望萧然，不见一树，未免大煞48原稿此字作“杀”。风景耳。

二十五日，微风，温度与昨同。三数日来，日暖天晴，风不扬沙，实为此地最不易得之佳日。乃均于无所事事中度过，实一憾事。所幸日内业将西征之大车与骑兵安置就绪，并预备米面等物，决定明晨即可首途。时开鲁附近胡匪猖獗，驻军均出剿匪，而能于留守士兵检派护送，亦良不易也。

热河省因省库支绌关系，鸦片公开，以增收入。早有所闻，惟未悉实际真相49原稿此字作“象”。。开鲁城内开灯供客之烟馆（亦称烟社）有一百数十家之多，几可与其他商业相埒。指土交易公开，种烟多择良田。偶见旅馆壁上有无名氏题俚诗一章，盖写实也。诗虽不佳，录资纪念，诗云：“良田变黑土，民以烟为天；方便开灯处，公卖大街前；入店人先问，是否收大烟；忽闻一声喊，斗米要七元。”

右沈阳、开鲁道中七日记。

二十六日，晴，温度十六度。晨八时首途，骑从六人护送，车夫二人，合余等一行凡十二人。出城西行，未十里即白沙载途，殊艰于行。而敝车羸马，尤为迟进。素闻蒙地产马，乃骑从十数，率多羸瘦，殊出人意料之外。二十里至一林姓家午尖，该宅孤处道左，院宇宏敞。外院为一区立小学校，有学生三十馀人，学生均免费入学。教室尚整洁，在此地尚属难得（嗣此以至林西，十数日间沿途所经，并一校而无之）。晚三时许，行抵黑龙霸。闻前方老河（即老哈河）西岸有马匪匿藏，不敢前行。乃投宿一旧烧锅家，方将开业，尚未就绪，食宿均感不便。幸携有食品，得无饥。日行才六十五里。

蒙古车一路行人极少，惟数遇蒙人所驱载物之牛车，车制粗陋，轮木制无铁。车驾一牛，一人可驱数车。此种车或谓之“勒勒车”，盖俗呼也。《蒙古风土记》谓“柴车取材于山，不加刻斫50原稿此字作“斲”，古同“斫”。，轮辕略具，以牛驾之，行则鸦轧有声，如小舟欵乃”51参见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蒙古土风杂咏》（十二首）之《柴车》。，当即指此。车行虽缓，可无间昼夜而行。疲则牛放牧而人休息，息时车周圜内向，人居中，举火寝食。此之谓“打夜盘”，便莫大焉。

二十七日，晴，温度十八度。昨夜未能熟睡，四时，即起。六时，部署毕，即启行。冬日苦短，时天尚未明也。行五里至老河，将渡，遥望骑众驰来，其势汹52原稿此字误作“兇”，古同“凶”。涌。护送士兵，竟认为匪，急督御者驰入附近村中一赵姓富户，状至狼狈。而士兵及赵家十数人，各实枪登炮53原稿此字作“砲”，同“炮”。台以俟之。久久乃无声息，既而村人来舍，谓系三十四旅军队击匪归来，已54原稿此字误作“巳”。经村外远去矣。一场虚惊，始告平息。此地驻军服装，至不整齐。时已55原稿此字误作“巳”。冬初，不惟无皮衣，即棉衣亦须自备。故兵士各自为服，更无标志可以辨其为某部分之兵也。且骑马亦须自备，惟领有旧式枪支而已56原稿此字误作“巳”。。余因问此地军队与胡匪服装，在途中应如何辨认。据云，军队出发有旗号为记。然匪人固可仿为之，兵匪之不易分，固有由来矣。

经此一番纷扰，延误行程一时许。九时半，去赵家。道平车稳57原稿此字误作“隐”。，阡陌夹路，心神一爽。午后一时半，抵破庙（地名），午尖于此。其地有驻防军队，均外出剿匪。据云，附近匪患甚剧。前行因增护送骑二人。晚四时许，抵福合永烧锅，距破庙才八九里，以更前行非百数十里外无可宿处也。日行仅五十馀里，尚未出开鲁县境。

破庙为商户二三家之镇。现已58原稿此字误作“巳”。开放商场，画定街基，改名为“富同镇”。以其西有旧佛庙一所，颇残破，故名。有四区公所及三十四团二营七连军队驻防于此。

福合永烧锅系绥东一王姓富户所经营，其地为开鲁县西南陲与阿鲁科尔沁旗地接近处。由此而西，乃纯游牧地域，沙渍荒原，绝少汉人踪迹。蒙人喜饮酒，故该烧锅于此设立甚久。院宇宽大，周围以高墙，可与开鲁城垣相埓。为防匪故，门常严闭。予等至时审辨甚久，始开门延入，而已59原稿此字误作“己”。车马充盈，盖皆行路过此投宿者也。是日，统计旅客四十馀人，车十数辆。闻该烧锅经理言，居恒如是。军队往还，为数尤众，食宿供应，未有付资者。虽边荒之地，率多如此，然亦有因60原稿此字误作“困”。矣。附近贫户十数，而马匪犹不时光顾。当予等至此之两日前，即有马匪劫掠民户。烧锅未得入，其经理之家宅则袭取一空。匪患之甚，有如此者！念及前途，实令人慄慄61原稿此字误作“慓慓”。自危。

二十八日，雪，温度骤降至五度。晨三时起，略进米粥。四时，即就道。星夜苍茫，几不辨路。拂晓天阴，弥望平野，荒草遍地，已62原稿此字误作“己”。至纯游牧之所在。未几，降雪，平旷沙地，为白雪所覆，殊令人迷于方位。而朔风凛冽，寒气袭人，尤令人难堪。幸二十里外遇有蒙人居住，急趋赴之。至则有蒙古包三四，不能容予等多人。乃由一蒙古人导引，更觅数里外之四五蒙古包处，拥入包内避雪。蒙人杀羊供客，予与梁君皆病其膻63原稿此字作“羶”，同“膻”。，未能进食。会一蒙人曾在开鲁为商，略通汉语，与之谈，操半明半昧之汉语，軥輈格杰，勉强会意。互相答问，逸趣横生。一路颠沛之苦，竟尔忘却。

未几，雪止。十一时，再行，则已64原稿此字误作“己”。失原路。仍由一蒙人作导，行约二十里至一蒙古村，名“他木招营子”，居民较多。至则因无饲草，复西行约十五六里，至一沙堆凹处之蒙古村，名“豆拉哈达营子”。余等一行十四人，分住四蒙古包。时方午后二时半，因更西非四五十里外无蒙人居住，不得不止于此。原拟日行百数十里即可至天山县境巴齐楼庙，以雪阻仅行七十馀里。

蒙古包史称：游牧种人，“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又云：“父子同穹庐而卧。”65上述引文，参见《后汉书·乌桓传》。所谓“穹庐”，即今蒙人所居之天幕，汉人所称为蒙古包是也。名包以其形，形圆如行军幕帐，高深约丈馀，下部周圆有门，顶覆如伞，均架木或编柳为之，故极易分解，以便迁移。外被以毡，中上留孔，径可二尺，通光出烟，可启闭自如。古人以其上穹隆，故曰“穹庐”。则蒙人所居，其所由来也久矣。其内部中间有圆形土台，高三四寸，上置铁架，中盛畜粪作火，或炊爨，或取暖，炎炽熛怒，不让煤炭。其侧三面（空向门之一方）各制木为低床，距地约数寸，床可容一二人，故一包之内，最多容五六人而已66原稿此字误作“巳”。。其位置以右为上，一家而有数包，则以最右之一包为家主所居。包内床之正面，为家主宿处；偏右部为供佛处，前设佛具，谓之“圣坛”，朝夕礼佛无缺，卧时不得以足向之（予等卧时，蒙人频以此相告）；妇女居处偏左方，其旁置器物。门皆东南向，不纯东向，所以避西北风也。日间，予等凡三入蒙古包，予与梁君均承蒙人厚意，让入家主所居之包，故均属整洁，以最初所入者为更佳，周壁及床上，均铺以新毡，门帷亦毡所特制，帷以内更有木质之扉可启闭，设备亦甚繁复。至夜间所寝处者虽较逊，但较之他包，仍少腥膻67原稿此字作“羶”，同“膻”。气味，惟多蚤，扰人清睡耳。包内除污秽不堪之布枕，及羊皮数袭外，无他衾具。审悉蒙人就寝和衣而卧，因悟蒙人外衣极长之故，即系代备衾具之用，盖着时提起，以带束之，卧则释之，因此蒙人侧背，其皱襞乃极显著也。蒙人饮食之具，亦在包内放置，极简略。通常蒙人食仅一餐，肉食牛乳及炒米为常，茶和炒米随时服用，无定时。蒙人妇女举止言动，毫不羞缩。予等住处妇女时来环坐，惜不通语言，亦惟相顾默然而已68原稿此字误作“巳”。。

营子日间所行之路，率皆荒芜，鲜有一树一木。途中并未见行人，仅觅69原稿此字作“覔”，同“觅”。得蒙人居住之村落三处（沿途蒙人因避往来行人之骚扰，均移处僻地，而又须择有水草之处，故距大路均甚远，即寻觅70原稿此字作“覔”，同“觅”。亦非附近之蒙人不易也），其村落蒙人则称为“营子”。按“营子”之称，原不限于蒙地，而以蒙地为最普遍。考其由来，盖沿于古来“营卫”之遗义。《辽史·营卫志》谓：“并、营以北，劲风多寒，随阳迁移，岁无宁居，旷土万里，寇贼奸宄乘隙而作。营卫之设，以为常然。其势然也”；“有辽始大，设制尤密；无日不营，无在71原稿此字误作“日”，此据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辽史》（中华书局2016年4月版）改。不卫。立国规模，莫重于此”。盖游牧种人，随水草，就畋渔，居处所在，即行营所在，沿用于今，仍袭旧称。惟营而不卫，已72原稿此字误作“巳”。失其本意耳。

台吉与奴才有来自阿鲁科尔沁王府之一蒙人，为此地主人之奴才，晓汉语，与之谈，得悉蒙人之风习不少。据云，此地之主人为台吉，贵人也。一家凡八人，台吉有妻妾各一。台吉属于王族，蒙人之上等阶级也。盖蒙人之阶级有三：王族为上，喇嘛次之，黑人又次之。所谓王族，以元朝之后裔，或其重臣之子孙受封爵为各族之首长者为主。就中，台吉以下之族人居下。然喇嘛亦跻于蒙古社会之上流，其势力亦不可侮。除王族与喇嘛外，凡其他之蒙人，则名之为“黑人”，即所谓奴才也，虽台吉亦例得分得奴才若干。台吉之家，男丁生即为台吉，故台吉之增益无限。奴才供其驱使极苦，于是去而为喇嘛，即为喇嘛，则可跻于台吉，而无贵贱之分。因是，奴才皆喜以其子为喇嘛。且凡剃度一喇嘛，必一正一陪，就亲丁中同时剃度之。其一为喇嘛，其一则为喇嘛之奴才，谓之“喇嘛奴才”。喇嘛既死，必于其亲丁中择一人顶补，喇嘛奴才亦然。故一家既有喇嘛之后，其不为喇嘛者，久亦相随而去。喇嘛之数日增，奴才之数乃日少。台吉亦可充喇嘛，以有大喇嘛之资格也。予等宿处之台吉，兄弟三人，亦有一人为喇嘛，此蒙古喇嘛之所以多也（据一士兵言，每旗喇嘛占男子全数四分之一）。予等夜宿，为予等饲马警卫者，即台吉之奴才二人，彻73原稿此字误作“澈”。夜踞幕外，亦大可怜。予戏谓之曰：“汝等何不当喇嘛？”伊则笑而不言也。

“蛮子”与“鞑子”蒙人呼汉人皆称“蛮子”，近蒙之民及前往贸易者，习以为常。久而安之，而报以“鞑子”，彼亦不以为忤也。

掘地为牢蒙人牧畜无数，问之仅能约举以对。予等所居之蒙户，牛羊皆甚多，晨放暮收。聚羊以篱，编柳为之。处牛之法，尤简妙。即视牛群所处之面积，周围掘地数尺，俾牛不得越，留其缺处为出入之门，但树两木为标志足矣。如是之设置，吾名之曰“据地为牢”。在牛羊聚处之外，恒有畜粪堆集甚多，居恒与幕包齐，且观其所集之多寡，即可知其富力之如何，此之谓“堆粪示富”。

二十九日，晴，雪后寒甚，温度降至零度。晨五时起，守夜之奴才为燃火，煮面食之。日出后发，所经之地，丘74原稿此字作“邱”。陵起伏，黄草白沙，一望无垠。偶见有小部浅草，似成陇形者，蒙人种稷处也。《蒙古风云记》云：“既播种则四出游牧射猎，秋获乃归。耘75原稿此字误作“纭”。耨之术，皆所不讲，俗云‘靠天田’”76参见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蒙古土风杂咏》（十二首）之《荒田》。。其此之谓乎！

西行约四十里许，遥望高峰入云，两山对峙。骑从曰：“此天山口也。”其北为天山县治所在，其南则为三段。渐行，距山麓渐近。旋至一河，河之西岸有蒙古包二三，盖五十馀里间仅一见之居民也。绕河行数里，辄见汉人垦户村舍，极为星散，一村至多不过土房三五家，地多新辟。此一带统名之曰“三段”，嗣至三段官店止焉。去三段二十馀里为巴齐楼庙，有军队驻防于此。由开鲁护送之军队，本拟至彼处更替，嗣以其地去林东较远，因留三段以待。晚六时，巴齐楼驻防骑兵六人来，即遣来骑兵八人遄返。是日，凡行六十五里。

天山县热河省辖县十五，新设治者三：开鲁之北为鲁北县，其西为天山县，天山县之西即林东县也。天山县设治于天山之北贝布卡喇嘛庙附近，市街虽经丈放，尚未兴修。其地位于开鲁之西北，距三段约四十里，开设治员尚住于喇嘛罕庙，县境亦系就阿鲁科尔沁旗西南部所放垦者。沿途所见，地多新垦，仍与草原相间。则此一带之放垦，亦近一二年间事耳。

三段官店所谓三段者，因放垦时此为地段之第三段，故名。地段内之住户约二十馀，散为三四小村落。其西端之一村，才四五户，而官店在焉。官店云者，与通常之旅店无异，惟专供给往来军队食宿，不索值也。店主则就按月所耗，再由村户摊派之。有此官店，则军防经此即不得再向民户勒索，以免骚扰。至商民旅客，亦可投宿，惟仍须付值耳。此种办法，闻自此而西村镇县城均有之。军队往来之频繁，可以想见。三段官店为土房五间，陋甚。院内饲马之槽，均系泥土所制，圆形者居中，长形者列墙下，可容二三十骑。室内壁上张贴天山县布告设官店之用意，并令禁军队之骚扰，系十九年六月十四日第十八号。则此店之设。亦不过四阅月耳。

天山口天山口在三段西北约二十里，因其地两山对峙，故名。自开鲁赴林西，有南北两路，以南路为捷近，但所经均蒙旗牧地，五百馀里无汉人踪迹；北路则自开鲁西北行，经天山、林东再至林西，虽较迂曲，但旅次较为便利。予等因军队护送，必经沿路驻防各地，故由开鲁出发，即沿南路西行。及至三段，因前途困难，始又改经天山口西北行，以赴林东。设由开鲁取北道而行，则经天山县治即不经天山口矣。

三十日，午前雪，午后时阴时晴，温度同昨。拂晓，冒雪行。二十馀里外，经天山口，秃山濯濯，悬崖峭立，石质斑驳，古气盎然。山麓下多平坦可耕，尚未垦殖，居民尤稀。山口以内之地，较口外为佳，且多开垦。每五六里，即有居民三数家不等。旋午尖于一农户，距三段四十馀里。傍午，沿山麓而西，十数里至喇麻罕庙，已在山谷中。西行，渐广阔。又二十里经茶不干山77“茶不干山”如按蒙古语解，义为“枣山”，与汉语的“天山”不对应。而与“茶不干”近音的满语为“阿布卡”（abka），义为“天”，“阿布卡山”方与“天山”之称相对应。在清代，由于满语为官方语言，且有清一代不少皇室公主下嫁蒙古王公，在蒙古地区出现满语地名也完全有可能。，有庙名“茶不干庙”，亦喇嘛庙也。更西，经荞麦哈拉78今作“荞麦塔拉”，亦作“荞麦他拉”。至石匠沟宿焉。日行凡百里。

喇嘛罕庙蒙古谓庙曰“苏木”，故亦称“喇嘛罕苏木”。开鲁至此有喇嘛庙数处，惟均未经其地，此为初见。庙在一山麓下，有数峰左右拱抱，有小河横于前，背山面水，颇占天然形胜。而红墙黄瓦，与白雪翠松相映，景尤清新。庙貌盖仿西藏拉萨之布79原稿此字作“普”。达拉式，殿宇则类欧洲中世纪之城堡，其前部为平屋，后殿则为圆宇，与内地之屋脊式迥80原稿此字误作“迴”。不相同，盖真正西藏之喇嘛庙也。庙前有肆，售日用粗物。骑从畏寒，曾往买酒数斤，即匆匆前行，未暇入内参观。

茶不干山茶不干，蒙语“枣”也。山之阳有庙，庙貌似喇嘛罕庙而小。前近有垦户居住，其西，山麓下有地新垦未久，瓦砾黑白相间，堆集地表，遥望即见。车近其地，予与梁君觅81原稿此字作“覔”，同“觅”。拾陶片数种，具有各种花纹。据梁君谓：系石器时代陶器之遗迹。其地距天山县治约五十里，距林东县治约百二十馀里，属天山县境。

石匠沟以附近产石，故名。由喇嘛罕庙至此，地极平衍，土质肥沃，未尽开垦。荞麦哈拉82今作“荞麦塔拉”，亦作“荞麦他拉”。一带尤佳，故垦户亦较多。石匠沟距荞麦哈拉83今作“荞麦塔拉”，亦作“荞麦他拉”。十数里，地势高亢，凿井不易见水。有李、孙二姓于此立茅屋，招佃户，从事垦殖，筚路蓝84原稿此字作“褴”。缕，良不易也。据农户云，其地方在设治，虽不纳课赋，而差徭极重，每年每一锄地（即一人所能耕之地）至少须担负三十馀元。至对经过军队之供给，尤属不资，故佃户多去而之他，此种情形实为招垦上一大障碍，而亦边地开辟不易同一病根之所在也。石匠沟之南有石人沟，有石人高六七尺，附近并时有古物遗迹出土，前数年曾发现一釜，据云系元以前物。予等以急于首途，未能前往考察。

三十一日，雪，温度零下四度。晨六时，行。未十里天即雪，渐行渐大。冒雪行三十里，至大新庙东沟一李姓农家午尖。其地为一较大之村落，据云，多系来自热85原稿此字误作“熟”。河南部平泉、建平一带，来此均在五六年前，现仍贫苦自给。

十一时，向林东出发，雪仍未止。沙渍渗雪，尤艰于行。至大新庙，有驻防该地军队前来，更替获送，雪程中交代公文，毫不停留，大有传驿之遗意，是亦予等此行别开生面者也。自大新庙而西，即入巴林旗地，将至林东，天已86原稿此字作“巳”。昏黑，旋阻一河，车陷冰中不能拔。寒夜中，留此约一时许。不得已87原稿此字作“巳”。另觅88原稿此字作“覔”，同“觅”。车载物入林东市街，投宿东兴盐店。自晨至暮，历十五小时，行百馀里。六日来，以今日行路为最远，车中颠簸89原稿此字作“箥”。亦最苦。

十一月一日，晴90原稿此字误作“睛”。，温度零下六度。雪后西北风寒甚，予与梁君各购羊裘及蒙古式之皮靴以御寒。先后访设治委员苏镜涵（泽民）、营长陈景春（生），并参观喇嘛庙及古城遗迹。以来时车行迟缓，另行雇车，备明日启行赴林西。

林东县治旧为小巴林贝子府所在地。民国十四年，阚朝玺都热时，就小巴林旗境地放垦设县，汉人移此者渐多，贝子府始西移于廓尔戈台河上游，而林东县设治局即设于旧贝子庙之附近。闻初设治时之设治委员为辽宁人王某，迨奉军东退后，王某为蒙人禁死大板，案悬至今未结91此人即王立三。据《巴林左旗志》载：1925年初，热河特别区在巴林左翼旗贝子庙设立热河垦务总局林东垦务分局，任命王立三为局长，林绍庚为帮办。是年9月，于贝子庙建林东设置局，王立三出任局长。是年12月，“内蒙古特别民军”乐景涛部追击奉军石文华部经过林东，捕捉了林东设治局长王立三及巴林左翼旗章京色楞、阿拉坦格日勒等五十余人。1926年4月，林东设治局长王立三在林西被乐景涛镇压。以上参见曹建华、魏昌友：《巴林左旗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页。《巴林左旗志》所述，与卞鸿儒日记有出入，未详孰是。。林东设治之后，历经变故，开垦极为迟进。县城街基现已92原稿此字误作“巳”。丈放，尚未兴修，所有官署（现有县政府、财政教育局、建设局及垦务分局、营部等）均分占喇嘛庙之房屋。庙前现有市街两道，南北平列，商号百馀家。蒙人居此者仅有少数喇嘛，馀均远牧数十里外。布物来此，交易即退。市街烟馆林立，不亚开鲁。市场交易，以粮石蒙盐为大宗，瓜子出产亦盛。

喇嘛庙庙踞处山腰，市廛拱卫左右。由外望之，气象堂皇。旗杆门楼，不殊内地。正门严闭。予与梁君及县长、营长等，一喇嘛引导，由侧门入，历一院落，直抵大殿。殿为楼，纵横三间，上下各成九间，北东西三面皆满供佛像。壁间或绘或绣，亦皆佛事，并供有关壮缪93即关羽。“缪”同“穆”。等像，可见蒙古佛教驳杂无理。信仰之无中心，亦可知矣。佛前供具，多范铜为之。经卷彩缎，什袭藏庋。下陈法器，罗列满地。柱周樑上，悬怪形鬼面十数具。壁间杂悬古刀、剑、弓、箭，以及火器等物。蒙人最尊佛，故所得贵品，辄以之献于佛前也。此庙当贝子府未移前，住有喇嘛数百，今只馀十数。盖庙貌犹是，已94原稿此字误作“巳”。无复昔日之盛况矣。

辽上京临潢府今热河北部一带地，在清代为蒙古昭乌达盟地。明世虽曾征之，而不有其地。其前则元之应昌路，金之北京路，皆辽之上京道也。辽以前居斯土者，如匈奴95原稿此处有误，“匈奴”应为“乌桓”。、鲜卑之属，率皆游牧种人，随水草放牧，穹庐为舍，居无常处，自无城郭、宫室之遗迹。故此一带地，其有遗迹可为后世考见者，当自契丹之辽始。

契丹之兴，实在昭乌达盟之巴林旗地，即今林东、林96原稿此处脱“林”。西两县境内。据史所载，契丹初居西喇嘛木伦河（即《辽史》之潢水）与老哈河（亦称老河，即《辽史》之土河）汇流流域之地。迨太祖统一八部，拥有其众，势渐强大。盛世且南下扩大及于塞内，但遗迹所在，固仍以在龙兴故地者为多也。考史载辽府、州、县之设置，以近于上京者为密，而府、州之无城池者，实为例外。所有潢河南北之京、府、州、县，几尽有城池也。又契丹建国之初，殡葬无墓。其后渐染华风，虽酋长亦有墓。如《辽史》所载州之勃突墓、临潢府勒得97原稿此字误作“德”，此据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辽史》（中华书局2016年4月版）改。山之勒得98原稿此字误作“德”，此据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辽史》（中华书局2016年4月版）改。王墓，皆其例也。城池陵墓之遗迹既多，虽年湮代远，固有时可以考见。故国祚衰亡之后，纵有女真之侵扰，元代之统治，以及明初之征略，致昔日行政中区毁灭无存，然而城池陵墓之遗址，固犹在也。所惜地处荒原，人迹罕至，史载不详，徒凭传说。余等车从所至，为时甚暂，亦仅能随时志所闻见而已99原稿此字误作“巳”。。兹先就辽上京临潢府一探考之。

辽上京临潢府为太祖阿保机创业地，当时曾建有壮丽之城池宫殿。惟年代久远，其遗迹所在，自来中外学者颇有异说，即据《辽史》所志地理，亦不易确定为今之何地。《蒙古游牧记》以波罗城与和戈图绰农100“和戈图绰农”为河流名称，而非城址名称，系作者引用《蒙古游牧记》文章表述有误。据葛华廷先生考证，该河即辽上京城址南之今沙里河，又称白音高（郭）勒河，清代作布雅乃（白音）河、和戈图绰农河。和戈图绰农河，汉语译之即短狼河。皆得为昔之上京，疑不能决。法人沙畹尝据中国出使契丹者（如五代之胡峤、宋之王沂、富弼、宋绶101原稿此字误作“缓”。等）所记述，断定上京在今之西喇木伦河之支流——察罕木伦河之发源地（见沙氏著：《中国之旅行家》，商务译本五一页。其他学者亦多有是说）。此外，则泛指在今巴林部。或但云在西喇木伦河支流者亦有之。按波罗城即今林东县设治所在，和戈图绰农则在巴林旗与阿鲁科尔沁两旗毗境。

蒙人民称为白墙子处，察罕木伦河之发源地，则在林东西北之白塔子，历来学者指为上京所在之地，皆在巴林旗之北部，东西遥对，相去均不甚远（林东距白塔子约二百馀里）。如但凭以前记载，加以推度，诚难断定其确在何地。然使实地考察，则固极易辨明之事也。七八年前，有法传教师牟里神甫者，曾本其数年实地之探考，著为《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一文（近年始由冯承钧译出，商务印书馆出版），考证辽上京即在波罗城，至为详尽。予等至林东后，因本牟氏所记，加以考察，则旧城遗址及附近山川形势，诚有如牟氏所言，即按之《辽史》所载，可资证明为辽上京者，有左列各事：

一、今旧城在布雅乃河102据《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载，此河亦作“布雅鼐河”，即巴颜河。与额支木伦河103据《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载，此河亦作“二赤木伦河”。汇流之处，与《辽史》在涞流河、曲江汇流之处相合。

二、南北各傍山为城，二城之间有布雅乃河横贯，与104原稿误作“興”。《辽史》皇城在北、临潢府（亦称汉城）在南相合（当时河应在南城之南。牟氏谓：“河之南有二洞，疑为前之河道。”今洞犹存，而河更有支流情形，益为复杂）。

三、北城高于南城，北城有敌楼，南城无之，以及各城门位置所在，均与《辽史》相符。

四、波罗城昔有宫殿遗迹及绿瓦，大内所在，亦易寻求。

五、今巴林旗中，废城甚广大，且形势最优者，首推波罗城。

然亦有为牟氏所未记，或须加以补充者数事：

一、今林东附近，地多肥沃，在西喇木伦河北岸各支流流域，为不多见。开鲁、林西境内之地，亦非其比。此与《辽史》所载“地沃宜耕植”相合。

二、今南城多颓圮，高厚几不辨。北城之砖亦多被人拆除，移充建筑之用。据云，山腰喇嘛庙等建筑，由此城砖所修。至牟氏记所云绿瓦石基以及南门外之石狮，今俱无存，惟城东南隅之石像尚残在。

三、布雅乃河现更有支流分流于两旧城遗迹之间（予等来此，车陷河中，即此支流）。今林东新放之街基，系在北城之东，北抵山麓喇嘛庙，南抵河滨，而包此支流于市街内，新市街闻明年即开始建筑。

四、北山105原稿误作“上”。与西山角上各有塔一，如就塔之建筑形式，加以考究，亦可作一旁证。

五、林东设治系在牟里去中国之后，故县名不见牟氏所记（即最近地志及游记等亦少有记载）。至相传此城为高丽城者，甚不可解，或误以高丽与女真相混。蒙古灭金，据有其地，即以城为女真所建，因以高丽名之，未可知也。至日人作图，于其不可知者多以高丽城注称（白塔子北之边墙，日图亦以高丽城称之），其例甚多，非止此一城为然也。

据《辽史》，辽上京之地，原名苇甸，后为龙眉宫。“神册三年城之，名曰皇都”。天显元年，乃展郛郭，建宫室，“十三年，更名上京，府曰临潢”。按神册三年，为五代梁末帝贞明四年，即西元九一八年。则林东古城之建筑，距今已106原稿此字误作“巳”。千有馀年（宫室之建筑迟于城八年）。而故宫遗物，己107原稿此字误作“巳”。无复存在，城垣亦将残毁殆尽。失今不考，则辽上京遗址恐将长此悬疑108原稿此字误作“擬”。拟矣。

二日，晴，西北风，温度零下六度。晨起，整理行装，并购备米面等食品。十一时，出发，由三十四团一营四连骑兵六人护送。出林东街西行，逾一山梁，顺梁而下，路甚平坦，沿途田地尽辟。至十馀里外，则焦秃之群山即在望中，皆苏克斜鲁山南麓之支阜也。午后二时许，抵一村，曰“烧不干营子109“烧不干”当为蒙古语“索布嘎”（“索布日嘎”之省称）之音转。葛华廷先生认为：从此营子所处方位及距林东的里程看，此烧不干营子，即为巴林左旗哈达英格的索布日嘎村。据《巴林左旗地名志》载：索布日嘎村，清光绪年间梅林福全在此建村，因村西有三座古塔遗址而得名索布力嘎他拉，义为“有塔的甸子”，后来习称此村为“索布日嘎村”。以上参见《巴林左旗地名志》，巴林左旗人民政府，1986年，第105页。”。因天寒风烈，且前行非六十里外无可宿处，不得已投宿一王姓垦户，距林东仅三十馀里耳。

烧不干营子系一蒙人旧村落，今则蒙人皆移去，有汉人垦户三数家，土屋错落，略成村聚。予等人众，分处两户。予与梁君携从人住一王姓家，矮屋数间，外以土垣环之。炽火取暖，仍用牛粪，火炕亦然。《湛然居士集》云：“牛粪火煨泥炕暖110原稿此字作“煖”，同“暖”。，此之谓矣。”及食，欲觅111原稿此字作“覔”，同“觅”。鸡蛋而不可得，亦惟取所携米面煮食而己。王姓家老幼凡十数，系三年前自阜新迁此。一二十许青年，通蒙语，前曾在蒙地为商，故对蒙人风习亦甚熟知。据云，此一带蒙人，系东蒙古中文化较为进步者。自小巴林贝子府西移，蒙人亦多向西迁去，其居住不纯为蒙古包，多有仿汉人住土屋者，择肥沃之地自耕，或招致汉人为垦佃者亦有之，是亦蒙汉人杂居之效也。又云，蒙人于平常之起居，无裸体之事，向火不出足。男女小便时，折腰屈膝行之。其拜佛像时，必先立而合掌，然后五体投地而叩头，如此连续起伏，有及数百次者。又有隔寺院数百步之地，即如此连续起伏，渐次接近寺院，复于佛前行此法多时者。盖蒙人之礼仪，不惟对于佛极郑重，即对于王公及一般社会间亦然。此其由于祖先整军经武之所重赐，由来者渐，非一112原稿此字误作“伊”。朝夕矣。所可异者，其对于贵人，初则似颇尊敬，稍久而遂失其礼貌，渐乃现其游牧民族之本性，言语……此则由于游牧之民，生活放逸，习惯成性，于不识不知中乃自然流露也。

绰庙113亦作“昭庙”“召庙”。与佛教喇嘛教为佛教之一派。蒙人之崇信喇嘛教，实始于清114此说不确，清代以前，蒙古人即崇信喇嘛教。。其前则佛教是否已流行于今之蒙古地域，诚一至堪研究之事也。据王某言，去林东西偏南四十馀里，即距烧不干营子南十数里，有庙名“绰庙”，蒙人虽亦称之曰喇嘛庙，实为一佛庙。其地风景甚佳，且为东蒙各旗所同奉之佛教圣地，汉人名之曰“小五台山”。庙中一岩壁上刻有经文，似非近代之遗迹（在林东曾闻有人拓出，确系经刻，惟未能觅115原稿此字作“覔”，同“觅”。得）。予在林东，承县长赠与石刻残文拓片一幅，原石已116原稿此字误作“己”。运往热河，谓系石林东出土者。审辨文义，系尊胜陀罗尼经幢之残片。考佛顶尊胜陀罗尼自唐初入中国，武后时已117原稿此字误作“巳”。有刻石，僧塔立幢，刻尊胜陀罗尼于前，始于唐时，遂成体例。则林东出土之经幢，必在唐以后，其为辽代之遗物无疑。且据《辽史》引薛映《记》中祖州“有佛舍、民居118原稿此处误作“居民”，此据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辽史》（中华书局2016年4月版）改。”（祖州距今林东，《辽史》谓四十里）。法人牟里亦曾据绰庙石刻经文，谓为佛教传布契丹之证。氏又于庆陵记有刻陀罗尼经石柱（日人鸟居博士最近在白塔子附近庆陵地，亦拓有类此经刻，且有“重熙十有五年岁次丙戌”等字。重熙为辽兴宗年号，丙戌即宋仁宗明道元年，据此当可证明为辽之刻石。又北平西山出土辽刻颇多，前岁香山出土舍利119原稿此后衍“舌”。塔幢，即刻有尊胜陀罗尼全文，并刻“开泰元年 月 日建”，确系辽幢。足证辽代此类经幢刻石，固甚多矣）。据此，则辽代佛教之传布，固颇有遗迹足资考证也。

三日，时阴时晴，西北风甚烈，温度零下十度。拂晓，启行。途中朔风凛冽，刺人肌肤。沿途积雪颇多，因风播扬，有如落英，飞布空际。数尺之前，即不辨物。骑从衣单，尤为股栗。一路所经，山势纠纷，河道迂曲，乱石盈途。车行震荡，筋节为解。逾小河三四，虽冰未坚，车又不时陷入，人须步行以过。最后阻一河，竟延误半小时之久。人马俱寒栗120原稿此字作“慄”。，幸人众协力挽出，否则恐有冻毙之虞。以沙漠气候变化无常，冻毙人畜之事，盖常有之。况时际严冬，为尤易也（逾三日，至林西，即闻是日在此途中冻毙二人，即赴林东向予等所乘车夫讨债者）。此河水虽不深，而河道迂曲，颇为广阔。据车夫所言，流向当系林东附近布雅乃河之上流。盖予等以前所经，均在此河流域之北岸，至是始渡河西南行也。前行约二十里，再逾一河，名廓尔戈台河，河为察罕木伦河北岸之一大支流。晚六时许，至一蒙古村，名“洛达坂121原稿此字作“板”，此据后文所述多处同名异译者改为“坂”。”，投宿一王姓蒙古家。闻此村亦有一汉户居住，惟既陋且贫，不能容予等多人，故仍住蒙户。惟此蒙户，已122原稿此字误作“己”。有仿汉人之家屋，且另有一种固定式之蒙古包，名曰“托古尔克尔”。询悉此一带蒙人，乃所谓“陪房鞑子”。故其起居饮食，已123原稿此字误作“巳”。不尽同于纯粹之蒙人矣。自烧不干营子至此约百馀里，其地属小巴林旗124原稿此字作“旂”，同“旗”。境。

陪房鞑子所谓陪房鞑子者，其先人原为汉人，系在清代陪同下嫁蒙王之公主北来者，或系服役，或系工人。留此既久，乃与蒙人婚配。则其子女虽未能完全改易蒙人风习，然自与汉人有诸多近似之点，故别名之曰“陪房鞑子”，盖汉人之俗呼也。陪房鞑子之异于普通蒙人者，要有数端：一、有汉姓，如此处之王姓是也；二、无喇嘛；三、供祖先；四、稍通汉语；五、住家屋，或托古尔克尔。盖此一部分蒙人，实介处汉蒙之间，一种混合人种也。

托古尔克尔蒙人于移转式之屋包，如以前所述者，谓之“乌尔古克尔”。其固定不移者，则谓之“托古尔克尔”。盖托古尔克尔，实乌尔古克尔之进化者，外观虽无甚差异，但为固定的构造。其周围则以泥土代毛毡，此为介于由蒙古包进步而为家屋之居间物。予等所住之王姓蒙户，其上房为汉式之家屋，凡三间，东西两屋，窗牖及烧皆在南，北则无窗，而满设橱柜。惟室内寒甚，盖其家人向不居此，仍麕聚院中之托古尔克尔，以其易于燃粪取暖也。洛达坂营子凡十数户，户各有墙坦门户，牛羊马群皆囿于院内。惟门前多有石桩125原稿此字误作“椿”。及木架之篷。问之，谓为夏日系马乘凉之用云。

四日，晴，温度零下九度。晨起，天晴风息，寒亦稍减。七时，启行。一路远山在望，丘126原稿此字作“邱”。陵起伏，尽属荒原。牛羊骆驼成群，多就已127原稿此字误作“巳”。融化之雪地中觅128原稿此字作“覔”，同“觅”。食，别饶风趣。惟所见蒙人居处仍极少，盖皆避居僻地也。傍午，至一地，名“崩古头”，在一蒙古人白姓家午尖。其人亦所谓“陪房鞑子”也，所居皆家屋，而无蒙古包。室内极为整洁，男女衣服亦多与汉人同，粗通汉语。谈悉，其家二十馀口，前往大板参拜班禅活佛者十馀人，留家者仅四五人耳。去崩古头八里许，有廓尔戈台庙，喇嘛庙也。沿途遇见喇嘛庙不少，皆建于形胜之地。旅行蒙地最能引人注意者，厥为喇嘛庙。而凡有喇嘛庙，即有居民麕集，张幕为营。故喇嘛庙之部落，比其他之蒙古部落为便于大团体之宿营。惟所困难者，在于駃兽之草秣，不易搜129原稿此字作“蒐”，同“搜”。集。以喇嘛庙为固定的，其附近自然缺乏牧草也。

午刻，启行。行五十里至大板（东大板），投宿汉人所开之茅店。自开鲁来此，宿店为第一次，日行凡百里。林东至大板，约二百四十里。

大板亦称“大板上”，自来即蒙古王族之治地，其地位于察罕木伦河之北、廓尔戈台河之西，附近为一平原地域，可耕可牧，故向为蒙人较大之游牧部落，今则已130原稿此字误作“己”。多有从事农耕者矣。大板喇嘛庙为其地极显明之标帜，白垩丹壁，建筑宏壮，遥望即见。庙貌系屋脊式，与以前所见之西藏式者迥异。庙名“荟福寺”，有清嘉庆所锡131此字义同“赐”。匾额，盖系当时公主下嫁时所修。故一切建筑，皆与内地同。公主所居之故宫，亦极庄严伟丽。有御题“金枝玉叶”132原稿此处有误，应为“金枝衍庆”，出自清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御笔。匾额一方，今尚完好。班禅喇嘛在予等至此前八日，由科尔沁来此，即居此故宫，受蒙人参拜。巴林旗内之蒙民及喇嘛，不惮跋涉来此礼佛者，络绎于途，妇女尤多。而各竭尽所有，举以奉献活佛求福，开纳金钱人须国币十番为最低限度，而犹不能一望活佛之丰采。倘得活佛之一顾盼，或一抚摩，则非数百金莫办。且巴林旗王公亦不能与活佛比肩，见谒则俯伏跪拜，执弟子礼殊恭。一旦活佛降临，荣幸无似，供养惟谨，并驰令各旗所属，前来参拜奉献焉。大板居民四五十户，皆蒙人屋居，蒙古包已133原稿此字误作“己”。无之，惟近日始有临时设幕者。在庙之西列街为市，有汉人经营商廛数家，为杂货土产之交易。平时营业，并不甚盛。自班禅来此，居处已134原稿此字误作“巳”。患人满，交易为之特盛。加以林西之军政长官（如旅长、县长等）均于二日前来此拜佛参禅，骑从既众，虽商号亦无隙地。佛之威势，亦大矣哉！大板上之西八里许，有地曰“西大板”，故大板上亦称“东大板”。两大板之喇嘛庙均相仿，惟闻东大板庙有喇嘛四百馀，西大板则较少。两庙庙祭同在旧历六月中旬，每年相间举行。届时远近蒙人，麕集于此，礼佛市物，一月内之市场交易颇盛。而汉人临时来此为商者，亦不少云。

辽祖州与怀州遗迹考《辽史》所纪，临潢府属州、县方位地理，以在京西者为多。今自林东而西，以至大板，途中颇有可以考见之辽代废城所在，如祖州、怀州其著者也。林东至大板间，经有流向不同之两河流域：其自西南北流者为布雅乃河；逾一分水岭而西，其南下流入西喇木伦河者为廓尔戈台河，逾河西南行始抵大板。关于在此途中之祖州与怀州两废城遗址，前者在布雅乃河流域，后者在廊尔戈台河流域。牟里氏《探考记》于此考证，亦至精审。予等在烧不干135原稿此字作“乾”，同“干”。营子136原稿此字误作“于”。，即闻王姓言，谓去该营子西十数里外，在一大山腰中，有一古城，城内有石室，系巨石所砌成。询以山城之名，则不知。及翌晨行抵山麓，则山为雪覆，冰滑既不可登，天寒复艰于步履，只能遥望其形势而过。然就其地距林东之里数方位证之，则固与《辽史》所载距上京“四十里”同，当即辽之祖州废城所在也。去此西行约三十里，过廓尔戈台河，折而南，北望山岭平延，势如长蛇，南则高阜起伏，山村散布，而洛达坂137原稿此字误作“坡”。其著也。在洛达坂迤北一带，有两河相汇，山川形势，亦迥138原稿此字误作“廻”。异他处。据蒙人云，其地时有旧砖瓦出土于坂139原稿此字作“阪”。上。按之史载，怀州在祖州西五十里、上京西南140原稿此处有误，应为“西北”。百里，则此地或即辽怀州废城所在。至葬太宗、穆宗二代之怀陵，亦当去此不远。惜限于时，艰于行，未能从事履勘。始志之，以待后之来者有以发其覆也。

辽黑水河与勃突山在东大板之南、西大板之西南，有河今称“察罕木伦河”，亦译称“白水”。东与廓尔戈台河会后，为西喇木伦河北岸一大支流。《辽史》载有黑河，或黑水河。据其方位地理考之，当即此水。牟里氏引黑河与潢河常联称为证，并谓是河旧称“黑水”。蒙人迷信山水，易黑为白，极是。按《清一统志》谓，庆州在喀喇木伦旁。“喀喇木伦”即“察罕木伦”。喀喇，蒙语为“黑”；察罕，蒙语为“白”；木伦，即蒙语“河”也。则昔之“黑河”，即今之“白水”，固甚明矣。

东大板之东南有山曰“巴林山”，亦曰“大青山”，蒙人称曰“汗山”，又曰“巴颜汗山”，在将至大板十数里外，即望见此山。蒙人谈及此山，并谓有种种灵异。相传山中并有古墓，惟不辨其所在。牟里氏推断为《辽史》之勃突山，有勃突墓在焉，是亦未来待考之一问题也。

五日，晴，微风，温度零下五度。朝曦未升，即就征途，四十一团一营一连骑兵六人护送。行八里许，至西大板，傍山依河，颇占形胜。喇嘛庙附近居民，较东大板为少。庙前即察罕木伦河，沿河西行半里许，至山头之东，即渡河处。河宽仅数丈，深三四尺许，结冰可行人。而车马陷入，不易拔，阻此约半小时之久，幸赖士兵之协助推挽，始得渡过。而已人畜交惫矣。闻林西十七旅旅部向有长途汽车数部，通行开鲁、林西间，以便行旅。而现竟停驰者，一因匪患，一即河阻也。渡河而西，道颇平衍，一望雪光，无坡陀风尘之色。远山峰岚隐雪，朝暾斜射，作翠黛色。时有蒙包三五，点缀路左，乘车起落，如入画图。美景饱餐，征人益兴勇进之心，而忘其寒与劳矣。

去大板约行三十里许。过由大板返林西之空轿141原稿此字误作“桥”。车二。予等方苦车行迟进，因亟易车前行（开鲁至此途中，并无轿车，予等两次所乘均普通大车也）。沿一河之右岸而西，此河名嘎寺台，已非察罕木伦矣。日将暮，河横于前。欲渡，恐车马陷入，乃绕河而南，至一荒村，茅屋数所，鸡犬可闻，名“河南营子”，盖汉人所居村也。予等分投王、李两姓农户宿焉。大板至此约百十里，仍属大巴林旗辖境，西距林西才三十馀里耳。

鄂博按《蒙古风土记》142原稿此处作《蒙古土风记》，据前后文，多次出现《蒙古风土记》，故此处亦应作《蒙古风土记》。，谓“蒙古不建祠庙，山川神祇著灵应者，垒石象山冢，悬帛以致祷，报赛则植木表，谓之‘鄂博’，过者无敢犯”143参见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蒙古土风杂咏》（十二首）之《鄂博》。。予等行经林东一带，时见山巅或土丘144原稿此字作“邱”。上，垒石为堆，大小不一，木表或植或否，从人呼之为“蒙古堆”，盖不知“鄂博”之称也。又于沿途所经喇嘛庙，其四周亦恒见有诸多石堆，树木悬帛，或以土封之使固，而以“喇嘛堆”称之。谓每一喇嘛，人各一堆也。至《清会典》谓“游牧交界之处，无山河为识者，垒石为志，曰‘鄂博’”，是又“鄂博”衍进之义。如今，“外蒙”145原稿此字误作“豪”，引号为后加，原文无。、中、俄交界之标志，亦有“鄂博”之称是也。

马竿《蒙古风土记》又云：“生驹未就羁勒，放逸不可致。以长竿系索縻致之，蒙古最熟其技。”146参见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蒙古土风杂咏》（十二首）之《马竿》。盖蒙古人畜马，并不饲以糗粮。放之荒野，令其自寻水草。驰骋即毕，即解鞍辔羁勒，任其自去。马性恋群，故鲜有单独散去者。倘再骑时，则以马竿拘之，然后重加羁勒。马竿为一长竿，一端系绳，以绳之他端系于相距此端数尺处，使成半圆。套马时，先择马之最良而敏捷者乘之，以竿引绳加于所欲套之马项下，急转其竿，则绳紧束马首。无论马之驯否，皆能拘之，而加以羁勒。闻蒙人遇办公差时，携带腰牌一方，随地可以易马，不必问其谁属。手持马竿一，择良而御，毫无限制。昔日蒙匪盛时，恒一人一骑，且随马数头，并辔齐驱。骑马力乏则易之，疲则弃之，兼行并进，日夜可有五六百里，来去无踪，故不易剿服也。予等行经草地，适为冬初，草未萌蘖，马饥乏食，故所见马群，性颇驯顺。据车夫云，设至秋高马肥，则控制之术，非练习有素者，正不易措手焉。

嘎寺台河嘎寺台河为察罕木伦河右岸之一支流，因其流经嘎寺台之喇嘛庙，故名。俗147原稿此后衍“囿”。统称之曰“察罕木伦河”，实误。嘎寺台河发源于林西县西境，而流经林西县城之南。至察罕木伦之源乃在白塔子之北，显而有别也。

河南营子河南营子以地在嘎寺台河之南岸，故名。大板至此百里间，仍系蒙人牧地。惟沿河附近，土沃宜耕，故由蒙人招至汉户，为之垦殖。而河南营子附近垦地尤多，田连阡陌。聚宅而居者，汉人之垦户也；毡幕三五，牛羊麕处者，蒙人之游牧也。耕牧混处，举目四瞩，皆在望中。予宿处为王姓，自赤峰迁此四年矣。茅土为屋，矮陋已极。一家十一口，耕地十数犁（此地新辟，率以犁计）。据云，蒙人招户垦殖之地，佃户须提收获之三成与地主。此外，对于蒙旗王府粮秣差役之供应，亦颇不资。设牧养牲畜，更须出纳草地费（牧牛羊百头纳一头与地主）。其他荒陬不毛之地，亦各有主。汉人倘需用，亦必出以相当代价焉。

六日，晴，温度零下五度。拂晓行，十馀里至一山头，悬崖壁立，石质斑黯，名“黑山头”，为大巴林旗148原稿此字误作“斯”。与林西县交界处。河经其下，折而东流。沿河右岸，距黑山头约三里许，有日人设立之蒙古牧业公司，拥广之大院宇，建于道左。自此西北行，沙石遍地，冈阜迭起，垦地既少，居民亦稀。傍午，山城在望，始见耕地甚多。逾河里许，即入林西东门，折向南门内各店觅149原稿此字作“覔”，同“觅”。旅舍，为谋赴南郊之便利也。乃各店主率皆误认予等为军政当局，或将骗其宿食者，坚向官店让客，令人气愤。卒投宿于德聚粮店，亦强而后可也。空屋久无人居，既寒且陋。所幸饮食尚便，较之沿途宿食尚胜一筹，故亦安之。午后，梁君买车赴南郊探查新石器时代遗物之所在，予则分访军政当局，并电沈报告平安抵此。

蒙古牧业公司日人所经营之蒙古牧业公司，本在林西县境。乃据林西人云：“其牧地仍系大巴林旗地。”颇令人不解（即县长亦云然）。据闻：该公司系满铁公司出资所经营，在表面上为改良牛羊种，以从事牧业之实验与研究。实则亦日人调查侵略东蒙机关之一，凡日人来林西带旅行调查者，皆由该公司为之指导。且该公司探查所得，亦可随时报告日方。观其公司之经营，院宇广阔，房舍众多，新建瞭望台竣工未久，尤引人注意。然与林西人谈及，竟少注意者，亦可怪已150原稿此字误作“巳”。。

开鲁、林西里程表

开鲁二十五里，至林家。四十里，高家烧锅。四十五里，破庙。十五里，王家烧锅。二十五里，蒙古包营子。十五里，蒙古包营子。二十里，他木招营子。二十里，豆拉哈达营子。六十五里，三段。二十五里，天山口。二十五里，喇嘛罕庙。二十里，茶不干山。十五里，荞麦他拉。十五里，石匠沟。四十里，大新庙东沟。五里，大新庙。七十里，林东。三十里，烧不干营子。百里，洛达坂151原稿此字作“板”，此据前文所述多处同名异译者改为“坂”。。五十里，崩古头。五十里，大板。十里，西大板。百里，河南营子。十五里，黑山头。二十里至林西。

自开鲁至林西，由以上所经路程，计八百六十里。如由开鲁纯经草地西行，不经林东，则不过七百馀里，七八日可至。予等竟行十数日，而仍需宵行夜宿，冒风雪不顾焉。此一路行旅最感困难者，为开鲁、天山间与林东、林西间之两段草地。以其地纯为蒙人牧地，且居处星散，迁移靡定。倘不通语言，更无军队护送，纵即露宿，亦有危险也。开鲁至林西道中，系沿西喇木伦河流域而上，地势渐行渐高。寒度亦渐增。近河域及其支流附近，土质较为肥沃可耕，馀则非沙渍152原稿此字后疑脱“即”。丘153原稿此字作“邱”。陵山地。地产盛衰，亦皆与其天气地势作正比例。由开鲁西至三段，草地平坦，坡度尚小。三段至林东，愈行地势愈高。林东至大板，地势渐就低下。大板至林西，则又渐行渐高矣。大体言之，此途中经过各地，北高于南，西高于东。气候亦然，试以气候较之，沈阳出发之晨为十六度，至开鲁尚无变化。乃王家烧锅而西，天气骤由十四五度递降至四五度，以至零度。至林东竟至零下六度，更西最低至零下十度。十数日间，林西较开鲁竟低二十馀度。天时地势，判别如此。益以交通之不便，其人民进化程度遂可概见矣。

右开鲁、林西道中十二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