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 山

一、研究背景

虽然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在于追求学术与政治的分离，保证研究的纯粹性、独立性，但是这一“分离”并不彻底，我们仍须把握学术背后的政治因素。日本学界的中国史研究是基于两国内外情势嬗变下的认识，其动向是现实政治某种程度上的投射，昭示着彼此社会结构的调整与重构、世界秩序的变化与重建。2010 年以降，面对中国国民经济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的事实，日本却未给予正视，导致内部心态失衡，再与历史、现实政治因素叠加，社会趋于“右倾化”，以致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Kawano Yohei）忧心忡忡地指出：“整个政界都在右倾。在自民党和社会党分庭抗礼的时代，双方势均力敌，政治基本是中庸的。如今那样的平衡已完全被打破。”①吕耀东：《论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民族主义特质》，《日本学刊》2014 年03 期，第1—20 页。这一背景下，有志于中国研究的日本学者逐渐减少，且日本经济的持续衰退又导致相关研究经费不断缩减，日本学界稍显后继无人。不过，在整体萧条的情况下，中国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1840—1919）②围绕中国近现代史分期，日本迄今尚未达成一致。本文的中国近现代史分期，借鉴了东京大学主办的《史学杂志》于每年5 月第五号上刊登的《回顾与展望》，邀请日本相关领域的专家以特别征文的形式，综述过去一年史学研究领域的研究情况，是国内外学者了解日本最近学术动态的重要途径。却借“辛亥革命期间的中日关系”等诸多学术纪念活动，呈现出“热点轮动”的特质，出现了一波研究热潮。同时，不少日本学者开始倾向于借助西方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理论解构中国。这固然丰富了研究路径和认知视野，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这一时期日本学者的政治立场或价值取向，值得我们重视和警惕。

二、整体趋向

（一）理论指导多元化

“二战”前东洋史观“一家独大”（按葛兆光的理解，东洋史是“与‘西洋’相对的历史空间研究，一方面建立一个在历史、文化、民族上，可与‘西洋’并立，叫做‘东洋’的历史论述空间，另一方面又把日本从这个‘东洋’里抽离出来，成为有两个‘他者’的‘本国’”①葛兆光：《宅兹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241 页。）发展为西方现代性理论、马克思主义史观、东洋史观等“百家争鸣”的现状。这一时间段，马克思主义史观等有所沉寂，不过，“西风压倒东风”的格局尚未确立，学界并不存在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理论指导。

（二）历史学术问题政治化倾向显著

历史研究本当以求真、怀疑为准则，遵循科学性和客观性，并不必然具有统一性认知，但它同样要求人们在历史问题的价值判断上具备基本共识。考虑到近代中日两国境遇迥异，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对两国而言，意义自有不同。于中国意味着民族独立与现代国家建设，于日本意味着国际竞争与帝国侵略。中国属于“被加害者”，日本则是“加害者”。与中国学人谈及近代中外关系，特别是涉及中日战争时的是非善恶观时，日本学者更执着于考证具体事件和细节。在日本日益“右倾化”的今天，部分学者愈发受到政治语境的干扰，自觉或不自觉地谋求重新“建构”历史。

（三）研究方法与形式出现新变化

在研究形式上，与国内略微不同，日本盛行“研讨会型学术”，主张根据时局变迁，紧跟热点问题，日本学者会在一定时间内协同合作和集中讨论，却也有可能造成研究“虹吸效应”过强，不利于学术研究持续健康发展。在研究方法上，日本实证主义在涉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日渐式微，受到了政治现实与社会舆论的消极影响，导致研究领域敏感化、政治化。特别是中日关系中的战争、领土问题，不少学者打着“中立”“非政治”旗帜，试图规避两国间的历史争议问题，实证主义屈从于政治现实，让人唏嘘。同时，小部分学者积极迎合政治，替政府发声，混淆视听，这又不能不让我们警惕。

（四）研究重点差异

日本学界论述近代中外关系史之时，与中国趋同性不断加深，如 “民族独立”“现代国家”“东亚区域”等视角。除却中日关系史，特别是中日战争问题是共同研究重点之外，国内对不平等条约体系与近代外交体制着墨颇多，日本则更多关注中国近代外交思想和制度的演变。总之，该领域延续了近些年来的日本历史研究趋势，即“碎片化”式的微观考察凸显，宏观把握近代中外关系的历史叙述，这种研究与过往相比，略显单薄。

三、研究成果

近代中外关系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重点，日本学界向来给予极大的关注。这一时间段的通史性著作，对其着墨颇多。②梁山：《日本学界的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刍议（2010—2015）》，《国际汉学》2019 年第1 期，第61—68 页。譬如2010 年岩波书店的《岩波讲座：东亚近现代通史》③和田春树、后藤乾一（Goto Kenichi）、山室信一等著：《岩波讲座：东亚近现代通史》，东京：岩波书店，2010 年。与2012年法律文化社的《新图说中国近现代史：中日新时代略图》④田中仁、菊池一隆、加藤弘之（Kato Hiroyuki）等著：《新图说中国近现代史：中日新时代略图》，京都：法律文化社，2012 年。，搜罗了和田春树（Wada Haruki）、山室信一（Yamamuro Shinichi）、田中仁（Tanaka Hitoshi）、菊池一隆（Kikuchi Kazutaka）等学者对相关主题的文章，集结成册，此书不仅摆脱了“1840—1919—1949”的传统历史分期，还将中日关系这一双边史研究置于全球史框架之下，更多地采纳全球视角。该方法固然有其独到之处，但中国自身的历史传统和特色以及两国矛盾与冲突却有“被模糊化”的嫌疑。此外，以上著作虽然详细梳理了政权鼎革之下的近代中国局势，却倾向于将这一局势看作国际政治，甚至是中日关系等刺激下的产物，忽视了内生发展的逻辑性，不免有“冲击—反应”窠臼之嫌。《新编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则史论结合，通过两国代表性人物的往来资料，诸如李鸿章、马建忠及森有礼（Mori Arinori，1847—1889）等，用微观视角阐述宏大叙事，考察近代两国政治改革和外交走向。⑤野村浩一（Nomura Koichi）、并木赖寿（Namiki Yorifusa，1948—2009）、坂元弘子（Sakamoto Hiroko）等编：《新编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东京：岩波书店，2010 年。与之相比，在专题史研究中，对中外关系史的关键事件、制度沿革、外交思想及新史料的发掘等都取得了一定进展，“研讨会型学术”研讨方式又让其在围绕相关周年学术纪念活动时，集中展开了许多有益的讨论，导致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呈现出“热点轮动”的特点。

（一）近代外交思想

鸦片战争后，旧有宗藩体制难以为继，清政府不得不引入现代意义的外交制度，传统与现代发生了碰撞。川岛真（Kawashima Shin）认为中国近现代外交目标在于维持中国的稳定，保证国家统一。①川岛真：《未完的近代外交——中国对外政策的“通奏低音”》，《现代中国》（85），2011 年，第35—47 页。事实上，何为“中国”这一问题始终是日本关注的重点。冈本隆司（Okamoto Takashi）围绕中英边疆交涉展开论述，指出英国妄图曲解“主权”“宗主权”“领土”等概念以谋求分裂中国。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考虑，清朝不得不被动转变外交思想，开始对构建近现代国家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冈本隆司还指出甲午战争前的东亚外交是传统宗藩体制与现代国际公法并行的“多元体制”，而清朝内部存在着“东南汉语圈”（传统汉族区）和“西北非汉语圈”（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聚集区）两大文化圈，并伴随现代外交理念传输，试图统合全国以构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民族。②冈本隆司编：《宗主权的世界史：近代东西亚与翻译概念》，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4 年。这意味着近代以来的“国境”从概念走向实在，譬如清朝统辖西藏、蒙古就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传统册封方式，转而谋求管理的现代化，国家主权的行使。换句话说，传统王朝“国境”理论上以是否遵照德治、教化，奉行儒家价值观等文化层面加以划分，概念大于实在。鸦片战争后，概念与实在合二为一，开始遵照现代主权国家理论“建构”国境。③川岛真：《中国近现代的国境记忆》，《境界研究》（1），2010 年，第1—17 页。箱田惠子（Hakoda Eko）对此深表赞同，补充强调中国有一个“夷务—洋务—外务—外交”的外交认识过程，其外交思想存在“连续性”，并以薛福成为例，强调职业外交官在近代外交思想和职能的构建和宣传作用。④箱田惠子：《外交官的诞生——近代中国对外姿态的改变与驻外使馆》，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2 年。以此为基础，她与青山治世（Aoyama Harutoshi）等还整理出版了这一时期的赴外使节日记，借此考察中国的近代外交思想。⑤冈本隆司、箱田恵子、青山治世：《出使日记时代：清末中国与外交》，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4 年。

既然“中国”被重构，围绕中国的外交条约体系也开始有了新声音。与过往不平等条约的负面、消极宣传略有不同的是，青山治世更多地谈论面对不平等条约下清朝的“有限作为”，指出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其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遵循条约体制下的所谓“规则”（很大程度上是侵略性、压迫性的）。他还通过南洋领事馆这一个案，试图发掘清朝的国家转型与彼时亚洲的新型国际关系。⑥青山治世：《近代中国驻外领事与亚洲》，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4 年。此外，青山的相关论述却也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近代中外条约的不平等实质，且有拔高清朝外交行为的嫌疑。游佐徹（Yusa Tooru）认为“睡狮”并非中国传统形象和自我认知，而是西方化的政治文化动物，指出这一定位更多在于危机意识的外向化及克服危机的积极努力。⑦游佐徹：《“狮子”？“龙”？近代中国自画像与“睡狮”》，《中国文史论丛》（8），2012 年3 月号，第137—148 页。

（二）近代外交制度

伴随着外交思想上的现代化，外交制度的革新也就顺水推舟。箱田惠子指出早期外交使节只是临时性的、非制度化的，只是在与西方往来过程中才日渐制度化。她认为洋务运动时期地方督抚是彼时对外交涉的主导者，甚至早期国家的驻外使馆与地方的洋务局类似，只是体制外机构，这也是近代中国较为显著的特征——地方分权化的表现之一。⑧《外交官的诞生——近代中国对外姿态的改变与驻外使馆》，第7 页。不过，围绕清末民初领事馆人才的继承问题以及清末洋务局与驻外使馆的相互关联，箱田惠子尚未给予说明。同时，外交制度的现代化也在考验着当时国人的条约利用与认知能力。小池求（koike Motomu）、佐佐木扬（Sasaki Yo）①佐佐木扬：《清末的“不平等条约”观》，《东亚近代史》（13），2010 年3 月，第12—37 页。等主张，近代中国的历史政权或者出于博取声望的考虑，或者基于自身统治的稳固性，面对外来入侵并非毫无抵抗，而是有所动作的，譬如北洋政府就有借“一战”谋求以战胜国身份摆脱不平等条约，借此提高政权合法性的想法。②阎立：《20 世纪初中国改订不平等条约活动与对外交涉》，《大阪经大论集》66（2），2015 年7 月，第27—42 页。青山治世则对中日领事裁判产生了兴趣，以驻日领事实际操作为例，探讨晚清领事裁判权使用的缘由及情况。③青山治世：《行使领事裁判权——〈中日修好条规〉下的领事裁判权规定与清朝驻日领事的领事裁判事例》，《东亚近代史》（13），2010 年3 月，第38—75 页；《近代中国和日本的“交错”与“分歧”——围绕领事裁判权问题》，《东亚近代史》（15），2012 年3 月，第49—68 页。同时他在《关于清政府驻越南领事的对法交涉——以清政府的领事裁判权要求“属邦”论为中心》中指出中法战争打乱了中越的正常发展，中越签署近代条约的可能性。他强调19 世纪80 年代后晚清试图推行“属国”实质化，按照近代主权概念和国际法加强属国控制权的想法。④青山治世：《关于清政府驻越南领事的对法交涉——以清政府的领事裁判权要求和“属邦”论为中心》，《亚细亚大学国际关系纪要》23 第1、2 号合并号，2014 年3 月，第77—120 页。

藤谷浩悦（Fujiya Koetsu）在分析湖南国民统合及乡绅“公议”过程中，阐明了当时民众、乡绅、官僚、外国人之间的多边交往，还以“华洋杂居”为例，考察条约体制下的国内认知水平。⑤藤谷浩悦：《湖南省近代政治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13 年。此外，不平等条约体系中的租界史研究也有相关著述刊行，大里浩秋（Osato Hiroaki）整理了中国和韩国所藏的租界史料情况。⑥大里浩秋：《租界研究的现状与展望》，神奈川大学非文字资料研究中心编《年报非文字资料研究》（7），2011 年3 月，第173—180 页。

（三）近代中日关系

正如蒋廷黻所言，“一切外交问题少则牵连两国，多则牵连数十国”，研究中外关系理应兼容并蓄，把握全局情势，同时，“研究外交者必须搜集凡有关系的各方面的材料。根据一国政府的公文来论外交等于专听一面之词来判讼。”⑦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 年，上卷序言。

1. 政治外交领域。大致有两大趋势：一是从整体发展着眼，全面考察政治外交史；二是围绕历史事件展开个案讨论。刘杰、川岛真以人物研究为主要方法，收录了近代中日150 年间双方对立和共存的历史历程（国家印象和起因缘由、中日共存时代人物观感、两国对立、断绝过程中的交涉历程）⑧刘杰、川岛真编：《对立与共存的历史认识》，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3 年。。孔祥吉和村田雄二郎（Murata Yujiro）的《清末中国与日本》⑨孔祥吉、村田雄二郎：《清末中国与日本：宫廷·变法·革命》，东京：研文出版，2011 年。，梳理了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内政外交诸现象，第五章“义和团时期张之洞的帝王志向——以宇都宫太郎（Utsunomiya Tarou）日记为线索”，涉及近年学界颇感兴趣的张之洞的帝王志向问题，引发学界不小争论。还有学者跳出“冲击—反应”框架，从中国内部社会结构角度分析清末外交走向缘由，指出中日社会、文化等内部差异是造成双方理解困难的因子之一。⑩冈本隆司：《中国“反日”源流》，东京：讲谈社，2011 年。以此为基础，宫田昌明（Miyata Masaaki）不仅考察分析了1906—1936 年间的中日关系，还关注美、英、日等国的国家观和秩序观对外交的影响。⑪宫田昌明：《英美世界秩序与东亚世界下的日本：围绕中国的协调与冲突（1906—1936）》，东京：锦正社，2014 年。

古结谅子（Koketsu Satoko）从多边关系出发，围绕“宗藩体制”的解体和条约体制的动摇两大视角，梳理了“一战”前中日两国的外交往来，考察了“三国干涉还辽”事件的外交角力和中日对《马关条约》的履行情况，并以陆奥宗光（Mutsu Munemitsu，1844—1897）的《蹇蹇录》为例，勾勒出此时期的东亚乃至世界局势，以归还辽东半岛为线索，指出西方列强的对华协调体制的崩塌及近代新东亚秩序的构建。①古结谅子：《甲午战争中的日本外交：东亚国际关系的受容》，博士学位论文，御茶水女子大学，2013 年。与之相呼应，宫古文寻（Miyako Humihiro）考察了甲午战争后至戊戌政变前的清朝外交，指出将该阶段外交争论归纳为“联俄派”和“联英日派”之间的冲突略有不妥，称其为“对外联合派”与“对外怀疑派”较妥。②宫古文寻：《甲午战争后的清朝对外政策的变换过程》，《东洋学报：东洋文库和文纪要》93（2），2011 年9 月，第117—143 页。味冈彻（Ajioka Tooru）分析了“一战”期间北洋政府的外交政策变迁缘由，认为段祺瑞以参战为借口，通过对外交涉和对内统合，达到了自己的诸多目的并强化了自身权力。③味冈彻：《中国一战参战问题与国会解散》，《军事史学》50 第3、4 合并号，2015 年3 月，第381—398 页。

1.社会风气的负面影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也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社会上各种不良风气的影响，奉献社会的人有时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报答，这对生活在当今社会中的大学生来说，产生一种负面的影响，扰乱了他们的思绪，影响了他们对事物的判断力。大学生被当前社会的一些不良的社会风气比如非正当经济行为，见利忘义的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的错误思想所蒙蔽，这对其在思想和行为上产生了不良的反应。

“二十一条”问题向来是中日学界的关注重点。川岛真通过两国外交档案和中国发行的英文新闻为史料，主张对北洋政府交涉行为再评价。④川岛真：《二十一条要求与北京政府的应对：交涉开始前的动向》，《东亚近代史》（18），2015 年3 月，第24—40 页。对此，杨海程认为中国倾向于借助对日外交化解国内矛盾，日本则喜好将国内问题转嫁于外交事物。日本试图在其掌控主导下中日两国自行解决，而北洋政府不仅援引他国以制衡日本，还煽动国内危机感，以此强化政府正当性，稳定国内局势，巩固对地方的实际控制力。⑤杨海程：《中日政治外交关系史研究——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中心》，东京：芙蓉书房，2015 年；《一战期间的中国参战问题与中日外交》，《东亚近代史》（16），2013 年3 月，第169—188 页。与杨海程观点相似，吉泽诚一郎（Yoshizawa Seiichiro）、奈良冈聪智（Naraoka Sochi）等学者也认同“二十一条”是近代中日关系的转折性事件之一⑥吉泽诚一郎：《“二十一条”与中日关系转换：一百周年的回顾》，《历史地理教育》（834），2015 年5 月，第62—67 页。奈良冈聪智：《“二十一条”制定过程：加藤高明外相围绕第五号条款的外交指导》，《法学论丛》176（5 · 6），2015 年3 月，第266—327 页；《作为中日对立原点的 “二十一条”》，《中央公论》129（9），2015 年9 月，第140—147 页；《“二十一条”的提出背景：日俄战争之后的中日关系与加藤高明》，《法学论丛》176（2·3），2014 年12 月，第348—396 页。。

2. 经济领域。久保田裕次（Kubota Yuji）的博士论文《近代日本对华借款研究》通过“一战”之前的日本对华“借款”问题，分析国际“借款团”与日本的微妙关系及围绕“借款”的华中、华南的利益和权力。他一方面以官营八幡制铁厂和汉阳铁厂间的铁矿石等买卖合同为线索，指出日本的对华“借款”不仅在于“维护”福建的铁路建设和振兴国内的钢铁制造业，还试图借此影响地方督抚、铁路公司、汉阳铁厂等；另一方面认为对华“借款”出现了质变。辛亥革命前，日本与欧美诸国保持一致，以“维护”清王朝来保证其在东北地区的权益。武昌起义后，日本通过“借款”加强自身在华发言权，与英国争夺中国控制权。⑦久保田裕次：《近代日本对华借款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大阪大学，2014 年。

3. 社会文化领域。该领域最为显著的问题就是留学生。孙倩详述了晚清时期赴日留学的相关政策和成果，派遣留学生的经过及其在日活动等内容。她不仅以当时赴日留学的相关负责人和代表性人物为例，分析他们的作用，还指出晚清留学生教育的发展依赖于两国推进者的支持。⑧孙倩：《清国的日本留学考察（1890—1910）》，《社学研论集》（18），2011 年，第188—203 页。以此为基础，她进一步介绍了留日教育机构——法政大学和早稻田大学的相关资料。⑨孙倩：《清末留日学生教育机关：以早稻田大学与法政大学为中心》，《社学研论集》（20），2012 年，第169—184 页。另有大里浩秋、孙安石编的《近现代中国赴日留学生的诸相：以“管理”、“交流”为中心》，从深度和广度两方面拓展了留学史研究，发掘了新史料，如《东亚同文会机关志》，考证了留日学生的经费和统计资料，还对音乐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与归国情况加以梳理。⑩大里浩秋、孙安石编：《近现代中国赴日留学生的诸相：以“管理”、“交流”为中心》，东京，御茶水书房，2015 年。考虑到日本对于近代中国文化的影响遍布于各领域，并木赖寿（Namiki Yorifusa，1948—2009）、大里浩秋、砂山幸雄（Sunayama Yukio）编的《近代中国·教科书与日本》，考察了以下几方面：一、近代教科书的审定、教育理念、基本内容；二、教科书与皇帝叙述、原始社会群像、地理空间表象及地理教科书中的日本像；三、教科书的政治内涵、中日交涉中的教科书问题等。①并木赖寿、大里浩秋、砂山幸雄编：《近代中国·教科书与日本》，东京，研文出版，2010 年。谢薇则以《申报》刊载的日本广告为研究对象，考察了近代日语词汇传入中国的过程以及日语出版物的流传，认为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语词汇不断传入中国，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是有意识地、积极地推动日语在中国的传播，其目的在于助日本成为东亚领导者，而中国对此乐见其成的目的则在于学习新文化、新知识以求进步。②谢薇：《清末民初上海中文新闻广告看日本文化的中国传入》，《东亚文化交涉研究》（7），2014 年3 月，第435—447 页。游佐徹以山本赞七郎（Yamamoto Sanshichiro，1855—1943）活动为线索，考察近代中国摄影文化，他在《蜡像·铜像·肖像画——近代中国人的身体与政治》中，指出慈禧将摄影视为表达政治话语权的手段，其照片与日本天皇“御真影”有异曲同工之妙③游佐徹：《近代中国摄影文化与山本赞七郎》，《冈山大学文学部课题研究报告书》（20），2013 年3 月，第33—51 页；《蜡像·铜像·肖像画——近代中国人的身体与政治》，东京：白帝社，2011 年。。小野信尔（Ono Shinji）则将关注点放在五四运动中的中日关系，将五四运动称为迟来的思想革命，认为五四运动并非单纯的反帝运动，而是一场现代化思想革命。④小野信尔：《青春群像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东京：汲古书院，2012 年。

同时，城市史成为日本学界近期研究热点，不少日本学者对近代中日代表性城市颇感兴趣。熟美保子（Minori Mihoko）考察了晚清上海地区日本人的聚集区。⑤熟美保子：《明治十七年上海的日本人街：以亚细亚学馆设立为中心》，《经济史研究》（14），2011 年1 月，第167—173 页。蒋海波、川岛真分别以神户、长崎为例，前者通过神户刊行的中文杂志研究中国近代化历程，后者以长崎为窗口看近代中日关系。⑥蒋海波：《中国近代化与神户》，神奈川：樱美林大学东北亚综合研究所，2012 年；川岛真：《从长崎看近代中日关系史》，《日本史研究》630，2015 年2 月，第40—56 页。

5. 中日认识领域。金山泰志（Kanayama Yasuyuki）在《明治时期日本民众的中国观》中，首先探讨明治时期小学教育中的中国观：当时日本教科书存在“肯定古代中国”和“否定近代中国”两大倾向。甲午战争后，轻视中国逐渐成为主流，其次借助教育、儿童杂志研究普通民众的中国观，最后作者梳理了这一阶段说书、演剧等娱乐媒体话语及地方新闻下的中国观，强调以甲午战争为契机“否定、轻视中国”潮流并不局限于某地区、某阶层，而是具有全国普遍性。⑨金山泰志：《明治时期日本民众的中国观》，博士学位论文，日本大学，2013 年。而高岛千代（Takashima Chiyo）指出近代日本存在两种观点：一是“清朝威胁”论，日本在“壬午事变”后抱着“国辱”意识对抗清朝；二是列强威胁论，强调列强对整个东亚的威胁。⑩高岛千代：《〈自有新闻〉与中法战争（上）》，《法律与政治》60（4）, 2010 年1 月，第747—790 页；《〈自有新闻〉与中法战争（下）》，《法律与政治》61（1·2），2010 年7 月，第1—51 页。

结 语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似可诠释当下日本学界的研究倾向与重点，侧面佐证了这几年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除在宏大叙事上稍显乏力外，相较于其他史学领域，却仍呈现出某种意义上“热潮”的缘由所在，并给我们留下以下几点思考：

首先，在全球史带动之下，“区域史”成为新的探讨方向，“东亚”越来越多地进入日本学界的视野之中。滨下武志（Hamashita Takeshi）所强调的“国家”“国际”之间的“区域”研究，开始得到学者们的呼应，谋求融合地域特殊性与世界共通性。这与中国学者近年来试图摆脱西方尺度，建构新历史视角，即“从周边看中国”的思路不谋而合，成为两国学者共同关心的课题。

其次，日本学界虽在“全球史”“区域史”的研究视野下，围绕近代中国外交制度和思想的探讨不断深化，但是薄弱环节依旧存在。中日战争和交涉的叙述，主要依靠参战国记载或时人记述，缺乏第三方参照，故难以做到完整再现历史场景，在客观性、公正性有待提高。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与国内相关研究的短板类似，日本学者也存在着外文材料运用相对不足，研究“冷热不均”（以中日为主，他国涉及较少）的情况，而这一时段的“碎片化”“泛政治化”学术倾向，让我们在解读其论点及写作倾向之时，须留意背后的政治意图，避免为其所惑。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中国与世界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梳理近些年日本学界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动向十分必要。一方面，它能帮助我们考察两国学界研究上的异同之处，取长补短，实现共同进步；另一方面，有助于人们理解当今中国的发展，东亚世界的走向，从而为策划中国未来提供历史性、全球性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