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 言 胡翠娥

1963 年，陈荣捷（Wing-tsit Chan，1901—1994）的《中国哲学文献选编》（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出版，其中包含由陈荣捷翻译的《老子》全译单行本《老子之道》（The Way of Lao Tzu—Tao-te ching）。同年，刘殿爵（D. C. Lau，1921—2010）的《道德经》（Tao Te Ching）英译本由企鹅出版社（Penguin Group）出版。1964 年，陈荣捷在《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上发表长篇书评，从学术上对刘殿爵译《道德经》进行了系统评价，毫不客气地指出刘殿爵译本存在的问题。1966年，刘殿爵在同一刊物上发表反驳文章。他承认并感谢陈荣捷指出的某些误译，但同时又引经据典，对陈荣捷指出的翻译“错误”（mistakes）进行反驳。陈荣捷与刘殿爵都是学贯中西，在研究中华传统文化方面享有盛名的学者。这场争论的焦点、理据和深层原因是什么？目前尚未有专门的研究。刘玲娣在其文章中提及陈荣捷对刘殿爵《道德经》译本的批评，但并未深究。①刘玲娣：《陈荣捷与〈道德经〉英译》，《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6 期，第136—149 页。本文以陈荣捷和刘殿爵各自翻译的《老子》译本为基础，结合二人在《美国东方学会会刊》发表的文章和其他相关研究，试图剖析二人翻译的实质、特征并梳理分析争论的主要内容和深层次原因。

一、陈荣捷与刘殿爵《老子》译本之争的主要内容

陈荣捷对刘殿爵译本的批评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翻译错误；二是刘殿爵既没有给出阐释文本的根据，也没有广泛参考注疏。刘殿爵既有谦虚纳言，也全面、系统地解释了自己的翻译策略和原则。刘殿爵感谢陈荣捷为他指出两处其本人也认可的翻译错误。如陈荣捷指出，刘殿爵漏译“莫知其所终”，并将“玄孙”这一亲属称谓误译为“great-grandson”（曾孙）。此外，刘殿爵结合陈荣捷所批评的例子作具体阐释反驳陈荣捷。二人争论的内容如下：

（一）翻译对错之争

1. 关于老子传记的若干错误。刘殿爵认为老子不是一位历史人物，老子是神话人物，《老子》并非老子一人所著，而是一部选集。陈荣捷批评刘殿爵，关于老子与《老子》的争论已经延续了多年，并且有很多相关文献，但是刘殿爵并没有提及涉及此争议的言论及作者。陈荣捷根据自己的统计，得出大多数学者认为老子不是神话人物，《老子》是一人所著的结论。陈荣捷还批评刘殿爵译本“导言”里《老子列传》中“始秦与周合而离，离五百岁而复合，合七十岁”的翻译为误译。刘殿爵认为这是他们所参照的原文不同所致。他的译本遵循了南宋《史记集解》，其原文是“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刘殿爵还强调王念孙《读书杂志》也认可此底本。

2. 关键术语、概念翻译有误。陈荣捷批评刘殿爵关键术语、概念上的翻译错误。如“不仁”的翻译，陈荣捷认为“不仁”译为“ruthless”，这与老子的哲理不符，几乎所有的注家都认同“不仁”是“not humane”“not manlike”。陈荣捷阐释“仁”为“爱（love）” “慈（benevolence）”“温情（human-heartedness）”“真性（true manhood）”，老子的“不仁”绝非是反对儒家的“仁”和 “义”，而是意味着天地没有偏倚的“不仁”。刘殿爵认为此处是陈荣捷依据自己对道家哲理的理解而不是文本的含义而译出。

3. 人物称谓误译。陈荣捷指出“关令尹喜”译为“the Keeper was pleased”不对，应该译为“the Keeper，Yin Hsi”。刘殿爵认为这个“关令”不是一位历史人物，所以不会有人记住他的名字。而陈荣捷认为“尹喜”是这个人的名字。刘殿爵还引用《庄子》《吕氏春秋》中的例子来说明“尹”不是“关令”的姓。

4. 断句、理解有误。就“常无欲以观其妙”的翻译，陈荣捷认为刘殿爵的断句有误导并导致误译。断句究竟应该在“无”还是“欲”之后，刘殿爵首先从句法层面进行了解读，他还提到俞樾讨论过这个难点，俞樾认为断句可以放在“无”之后，但要省去“以”，而且“常”要读作“尚”，故此句为“尚无欲观其微也”。再者，刘殿爵从读音方面讨论此处断句，进而他指出陈荣捷把断句放在“无”之后并翻译为“Therefore let there always be non-being, so we may see their subtlety”实在不恰当。

5. 语言风格误译。陈荣捷把《老子》押韵、部分押韵、无韵的篇章列了一个表：10 章部分押韵， 6 章不押韵，其余篇章都押韵。陈荣捷旨在说明刘殿爵的译本没有严格按照韵律来翻译。刘殿爵反驳陈荣捷，认为《老子》有10 章没有韵，有20 章有韵，有51 章部分押韵。刘殿爵认为陈荣捷所列的这个表使得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白忙活”（nonsense）①D. C Lau, “Rejoinder to Wing-tsit Chan’s Review of Lao Tzu: Tao Te Ching,”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86, 1966, p. 203.。

（二）没有解释根据之争

陈荣捷认为刘译《老子》只参照王弼的底本而不参照河上公的底本，这不恰当。除此之外，他还指出刘殿爵没有广泛参考百家注疏。陈荣捷认为河上公的注疏与王弼的注疏都非常重要，而且他自己翻译《老子》参考了300 多种注疏。刘殿爵回应他参考过多处河上公的注疏，修订了王弼的注疏。刘殿爵认为陈荣捷的批评是拿他的沉默作为批评的借口。此外，刘殿爵认为一旦接受了某一注家之言，就要对此解释负责，不能因某一注疏是权威，就遮蔽其不恰当的解释。

陈荣捷不赞同刘殿爵的某些校勘，如第5 章的 “冲”改为“中”，第24 章“形”改为“行”。陈荣捷认为“形”不必改为“行”， 二者在古代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刘殿爵认为陈荣捷的此番论述没有说出他的根据。但是，刘殿爵认为陈荣捷是参考了易顺鼎的注释，他认为陈荣捷是误把权威注家之言当理据。

陈荣捷批评刘殿爵没有说明支持其翻译的注疏或其他文献。如刘殿爵将“物”译为“thing” “substance”“spirit”。陈荣捷指出：“古代汉字往往包含不同的含义，它们有不同的解释，刘殿爵有权利给出自己的选择；尽管他大部分选择是合理的，但他几乎没有解释他选择的理由或者给出其他的选择，这样使得读者无法进一步探究”②Chan Wing-tsit, “Lao Tzu, Tao Te Ching by D. C. Lau,”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8, 1964, p. 434.。陈荣捷要求刘殿爵处处提供理据的做法以及措辞严厉的批评让刘殿爵很生气。刘殿爵指出，这是陈荣捷批评现有的《老子》译本时必不可少的部分。除此之外，刘殿爵认为，就译文中有分歧的注释而言，不能认定某一注释就是权威、正确的，只能在参考各种注释、考虑各种因素的情况下，判断某一注释才是正确的；刘殿爵认为陈荣捷对权威的依赖使他误入歧途。①Lau, op. cit., p. 203.

二、陈荣捷、刘殿爵《老子》译本之争的主要原因

（一）翻译思想、翻译原则不同

译者的翻译思想、翻译原则不同，其译本则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故批评视角、批判标准也就不同。陈荣捷在其译序部分特意说明翻译老子的原因。《老子》是智者了解中国的必备书。尽管在20 世纪60 年代，《老子》已有40 多种译本，但是几乎所有译者都把《老子》看作一部孤立的文献或宗教文学。西方译者从宗教的立场看待中国哲学，把道家哲学看成是道教，这样一来不免将中国的宗教与基督教相比较，从而妨碍了对中国哲学真正精神的认识，而将不属于中国哲学的东西强加到中国哲学上。②崔玉军：《陈荣捷与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第136 页。有些译者虽然把《老子》与中国古典哲学相联系，但是没有人把《老子》放眼于整个中国思想史来看待，也没有译者全面考察、参考各种注疏，更没有译者从中国哲学史全局观角度来撰写评论以及探讨关于《老子》及老子的争论。陈荣捷认为他的翻译正好可以弥补这一空白，③Chan Wing-tsit, The Way of Lao Tzu—Tao-te ching. New York: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1962, p. 163.不仅仅是两种文字之间的转换，更是以整个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全局观来翻译。陈荣捷在翻译过程中遵循的七项原则如下：

（1）尽量参读各种经典注疏；（2）所有的中国哲学名词必须加以解释；（3）所有的专项名词诸如“五常”等，都必须详举其内容；（4）所有的引用书籍或论文，均用英文译出其含义；（5）所有的地名或人名，均加考证或说明；（6）所有原典之引文，尽量追溯其出处；（7）对经典中若干重要的章句，均指出它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性。④Chan Wing-tsit, “Fifty Years of Chinese Philosophy Abroad,”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2, 1985, pp. 1—15.

陈荣捷为使老子的哲学思想、中国哲学不被误读，其《老子》译本始终遵循这“七原则”，其译本的副文本（paratext）所占篇幅超过二分之一。陈荣捷在“导言”中分别介绍了道家哲学、《老子》的风格及翻译情况，中西方学界关于《老子》书名、术语、思想、篇名结构等方面的争论。陈荣捷的按语主要包括对原文的解释，对各家评述提出自己的看法，针对某些西方学者的翻译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译本的注释主要包括：（1）对某一词语的注释；（2）指出引句和词语的出处；（3）对原文版本、注疏版本的解释；（4）译者对底本全面的分析；（5）对所涉及官职、人物、器物的解释。陈荣捷的译本有助于西方读者全面、学术、系统地理解和研究中国哲学。

刘殿爵翻译《老子》缘起于1958 年，企鹅出版集团英译本《道德经》要出版，请他审稿。他看后告诉出版社该译本不能出版，原因是这位美国译者声言他不懂中文，书是根据缅甸文译本再翻译成英文的。次年出版社又给刘殿爵寄来另一本译本，是留美中国学者翻译的，这个版本的译本中间加上了译者的文字，但是不懂原文的读者无法知道哪些是原文，哪些是译者所加。刘殿爵最后还是将译稿寄回去，并对编辑说，不止这本不能出版，《道德经》译得好其实很难，劝编辑不要再费神了。企鹅出版集团的编辑有点不服气，写信给刘殿爵：“人家译的，你都说不行，你为什么不试试看？”这便是刘殿爵翻译《老子》的来由。他用了三年才译成，并在1963 年出版。⑤刘殿爵：《谈翻译传统与理论（阮纪宏记录）》，载刘靖之编《翻译论集》，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年，第115 页。刘殿爵的翻译思想、翻译原则可以总结为六个方面：

（1）语文训练与翻译传统的关系密切；（2）中英文的概念不同。很多时候在英文没有相应的词或者没有相关的概念，也没有一个字能准确把意思译出来，可以通过列一个术语表，把专有名词列入加以解释；（3）语法方面的问题， 一个字有本义与引申义，在翻译时找一个词在基本义和引申义都和原来的字相同的，保留两方面的意义，又要保留原文的简洁；（4）非不得已，不用音译；（5）翻译需要很多时间去推敲；（6）翻译比自己写文章更难，做翻译的要什么都能表达。①《谈翻译传统与理论（阮纪宏记录）》，第115—118 页。

刘殿爵精心安排译著的导言、译文、附录，章节对比分类表，术语表，年代表，注释。该书“导言”主要介绍《老子》的影响、字数、译本情况、在西方的知名度、成书的年代、书的实质、老子的生平。他在附录中着重探讨了《老子》作者的身份以及书的实质。术语表介绍人名、经典著作、地名、关键术语。刘殿爵的《老子》译本的注释主要包括：（1）从语言、文化层面对原文字词的解释。如第50 章“出生入死，生之徒， 十有三，死之徒， 十有三”的注释：“十有三”大概就是“三分之一”。刘殿爵为目标读者转换了数值。第5 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注释道：“《庄子·天运》：刍狗做好以后，在还没有用来祭祀之前，大家对它都很重视，碰都不敢随便碰；等到举行祭祀以后，就把它扔下不管了”。②Lau D. C, Tao Te Ching. UK: Penguin Group, 1963, p. 60.（2）对原文顺序的思考及调整，但是并没有说明调整原文的原因。（3）对译文格式的说明。（4）对译文韵律的说明。（5）对翻译选词的说明。如第70 章“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则”译为“imitate”（仿效）是参考了高亨的注释，“贼”修订为 “则”。

刘殿爵秉持严谨认真的态度，为了老子的哲学思想不被误读，否决了两部译稿的出版，遂自行翻译。他的译文呈现出《老子》朴素的风格，表达了其精深的思想。刘殿爵具有很强的受众意识，虽然他的翻译参考了各种注疏，但他没有在译本中过多地呈现其解释及其理据，而是留给读者更广的思考空间。他的这种翻译策略有利于译本在西方的广泛传播。由此可见，受众不同也是二位译者争论的根本原因之一。

（二） 针对的目标读者不同

陈荣捷《中国哲学文献选编》的《老子》全译单行本《老子之道》是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该出版社是面向学术界和社会传播学术成果的出版机构。该书自出版以来，允为关于中国思想研究之取材最均衡、论断最审慎的资料选集， 一直是欧美各高等院校讲授“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史”等课程的必要教科书或参考书，其地位一直屹立不倒。③《陈荣捷与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第265 页。陈荣捷的翻译处处以理服人，论出有据。有学者称陈荣捷的《中国哲学文献选编》是一种“学案式”的著作。④同上，第266 页。汉学家、研究人员、学习者可以借此深入思考并追溯文献。刘殿爵在其发表的针对陈荣捷《中国哲学文献选编》书评中写道：“这样一部规模如此之大的著作虽然偶有瑕疵，但是确实是研修中国哲学的学生最有用的一部书。”⑤“Rejoinder to Wing-tsit Chan’s Review of Lao Tzu: Tao Te Ching”, p. 203.

刘殿爵在回复陈荣捷的文章里，特别说明他译本的目标读者主要是普通大众，因此不需要在注释中追本溯源，否则在西方只能引起汉学家的兴趣，而非大众；并且刘殿爵翻译《道德经》是应企鹅出版社之请。企鹅出版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大众图书出版商之一，其“企鹅经典丛书”系列以大众普及为特色。刘殿爵充分考虑到目标读者的阅读接受能力、接受心理、需求、阅读习惯，他的译本格式，“导言”和附录是一种充分考虑读者接受情况，增强阅读兴趣的安排。

三、“学案式”哲学研究译本与大众传播译本

陈荣捷和刘殿爵在翻译思想、翻译原则和对待目标读者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二人译本的实质差异。陈荣捷、刘殿爵批评彼此译本时，没有透析译本的实质，所以彼此缺乏同情式、包容性的评价。陈荣捷、刘殿爵两种译本各美其美，独具一格。

（一）陈荣捷的“学案式”哲学研究译本

陈荣捷《老子》译本在贯彻其翻译思想、翻译原则时，充分考虑到目标读者，译本具有以下特征：（1）全面性。陈荣捷参考注疏300 多种。陈荣捷多次在“导言”和注释中说明他参考的注疏及其原因。如陈荣捷结合历史背景，纵观各家注疏，对原文第31 章的内容提出质疑。他指出：“上将军”“偏将军”是汉代的官名，此处是注文误入经文的结果，是《老子》唯一的年代错乱之例。（2）系统性。陈荣捷着眼于中国古典哲学全局观，对比分析老子的思想和各学派思想，如他梳理了儒家、法家、名家等关于“名”的观点。（3）哲学性。陈荣捷的注释及按语着眼于中国哲学、历史全局，为读者介绍中国哲学各流派的共性，凸显某一概念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性。他的译本还体现出中西哲学、中西文化比较的阐释取向，他的对比不是“以西释中”，而是呈现中国哲学系统、全面、独特的话语体系。（4）学术性。陈荣捷《老子》译本的副文本占全书篇幅二分之一，共有135 个注释，每章都有按语，在附录部分还专门讨论“德”“玄”“仁”等术语的翻译问题。这些丰富的副文本凸显出译本的学术性，是一种“书名必译，有词必释，引句必溯其源”的“学案式”翻译。陈荣捷的“学案式”翻译是一种“深度翻译”（Thick Translation）。深度翻译是一种具体的翻译方法，也是一种翻译研究的方法①宋晓春：《论典籍翻译中的“深度翻译”倾向——以21 世纪初三种〈中庸〉英译本为例》，《外语教学与研究》2014 年第6 期，第940 页。，由美国学者克瓦米·安东尼· 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提出并定义。深度翻译是指翻译文本借助各种注释、评注的阐释将翻译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使源语的文化特征得以保留，目的在于促进目的语读者充分理解和更有效地接受源语文化。②Kwame Anthony Appiah, “Thick Translation,” Calloo 4, 1993, p. 817.从效果上论，深度翻译将翻译同严谨的学术研究结合起来，实际上属于学术翻译的范畴。③王雪明、杨子：《典籍英译中深度翻译的类型与功能——以〈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为例》，《中国翻译》2012 年第3 期，第103 页。学术翻译凸显出译者的学术积累和学术创见。学术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学术研究。陈荣捷的翻译不仅仅从语言、文化方面介绍中国哲学，更是通过翻译来介绍中国哲学的发展全貌，呈现其固有的“学案式”哲学研究。

陈荣捷是把中国哲学传播到西方的拓荒者和奠基人。④吴长庚：《丰碑其伟哲人其逝——悼念陈荣捷先生》，《朱子学刊》1994 年第6 期，第359 页。陈荣捷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在海外弘扬中国哲学，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他英译中国哲学典籍8 种，英文论著4 种，中文论著7 种，中、英、日文论文138 篇。他在美国讲授中国哲学长达50年。⑤黄俊杰：《中国哲学文献选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6 页。陈荣捷曾说过，他出版的英文著作超过任何一个中国学者，至少在数量上可以说是第一位。⑥崔玉军：《陈荣捷自定年谱》，《中国文哲通讯》 1997 年第17 期，第324 页。陈荣捷认为许多中国哲学文献的英译被蒙上一层宗教色彩，或有些译者用西方的哲学术语表述中国哲学，把中国哲学放到西方哲学的框架下阐释，这些话语不能展现中国哲学的精髓。西方读者不能全面了解、领会中国哲学思想以及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甚至误读。如安乐哲（Roger T. Ames）所说：

中国哲学的体系是由深奥的“哲学”著作，诸如《论语》《中庸》《道德经》《孙子兵法》等组成的，可惜这些文献的哲学性至今未曾得到西方应有的重视……由于中国哲学缺少对西方听众进行转述的哲学家，也就必然要付出被误读的代价。⑦安乐哲：《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汇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6 页。

崔玉军把西方无视中国哲学的原因归纳为两方面：（1）西方自我文化为中心有意无意的表现；（2）归结到中国哲学文献的翻译上。⑧《陈荣捷与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第8—9 页。只有尽可能多地将中国哲学经典翻译成英文出版，中国哲学才能至少不被误解。⑨同上，第139 页。陈荣捷尽可能多地将中国哲学经典翻译出版，通过他的翻译与研究来凸显中国哲学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避免中国哲学落入被神秘化、宗教教化而致的误读，改变西方对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缺乏系统认识且存在误读的局面。

陈荣捷治学严谨，言必有据，不为无根之学，任何读者通过其著作都可以感受到“充实而有光辉”的扎实功夫。①《中国哲学文献选编》，第6 页。因此，陈荣捷对刘殿爵、初大告、吴经熊等译本的批评也体现出他的治学态度和中哲西传的责任感。他要求这些译者阐释必有据，但在被他批评的译者看来，这是他的一种苛求。陈荣捷还在中西学术界交流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致力于国际哲学界与中国学界的学术交流，同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 Bary）等人创设“东西哲学家会议”，专门讨论东西哲学。1982 年，陈荣捷积极推动并促成了“国际朱子会议”的召开。陈荣捷虽然离开祖国多年，但是他始终关注着祖国的学术发展，他晚年多次远渡重洋参加国内的学术会议。陈荣捷毕生的学术事业主要是介绍中国思想，翻译中国哲学，推展中国哲学。1992 年，陈荣捷获得亚洲研究协会杰出服务奖（Distinguished Service to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ward），颁奖词称他为“中国学术传统在西方的中保，当今世界别无他人”②《陈荣捷与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第297 页。。

（二）刘殿爵的大众传播译本

刘殿爵的译本在海外传播数十载，从翻译质量和传播接受效果上看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典范。传播学研究人类信息传播的内容、方式、方法，传播的社会作用，传播的效果，传播的控制，传播者与受众各自的特点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等。③刘安洪、谢柯：《传播学视阈下的旅游翻译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 年，第25 页。美国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1902—1977）在《社会传播的结构和功能》（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Social Communication）中提出了传播学经典的“5W”传播模式：传播者（who）、传播内容（says what）、传播媒介（in which channel）、受众（to whom）、传播效果（with what effect）。④哈罗德·拉斯韦尔著，何道宽译：《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1 页。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众是传播效果至关重要的因素。传播学视角突出了翻译过程的整体性和动态性以及各要素之间的互动性，注重传播效果即翻译最终价值的体现。⑤杨雪莲：《传播学视角下的外宣翻译——以〈今日中国〉的英译为个案》，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2010 年，第187 页。从传播学的“5W”传播模式探究、揭示其译本的特征和实质，刘殿爵译本具有以下特征：（1）传播者。刘殿爵学贯中西，能充分把握原文并且具备受众意识。刘殿爵不断探索新颖且富有吸引力的翻译模式，用三年时间为读者呈现了优质且富有感染力的译作。（2）传播内容。刘殿爵译本保留着《老子》朴素的风格。刘殿爵的副文本主要从翻译和传播的角度来阐释，如该书的“导言”共45 页，主要介绍《老子》、老子、墨子、杨朱思想等内容。刘殿爵译本的注释主要从语言、文化层面对原文字词的解释。刘殿爵译本呈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色，如他对核心术语 “有”（something）和“无”（nothing）的翻译，为目标读者用心安排译文的格式（凸显押韵的篇章）。倪德卫（David Shepherd Nivison，1923—2014）称他的附录是全书最令人激动的一部分，尤其是老子与孔子见面的故事就像一个侦探故事，极具吸引力，他的翻译是一种新颖、有价值的尝试。⑥David S. Nivison, “Lao Tzu: Tao Te Ching by D. C. Lau,”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 1965, p. 420.（3）传播渠道。刘殿爵的译本由企鹅出版集团出版发行。企鹅出版集团是全球知名的大众图书出版商，同时也是开创大众阅读的先驱。企鹅出版集团出版物种类众多，拥有广泛的营销、发行渠道，市场收益巨大。（4）受众。刘殿爵译本的受众是各个年龄阶段、不同职业的普通大众。通俗易懂且有吸引力的书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5）传播效果。刘殿爵充分把握原文且根据受众预期进行翻译，呈现出译本的独特性与创新性，贴近读者，有效地让读者认识、理解中国文化。刘殿爵译本在西方畅销数十年，自1963 年出版以来销售70 多万本，读者遍布全球。⑦何志华：《研思精微学术典范：刘殿爵教授生平概述》，《中国文哲研究通讯》 2010 年第2 期，第225 页。传播学将人类社会的传播大致区分为五类：自我传播（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人际传播（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群体传播（group communication）、组织传播（organization communication）及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①黄晓钟、杨效宏、冯钢：《传播学关键术语释读》， 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1 页。刘殿爵的译本从特征、形态和效度上看属于大众传播读本。

刘殿爵秉持严谨认真的学术态度钻研中国哲学典籍。他对原文深入的理解，对目标读者从语言和文化方面的考虑，使读者能够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原文，促进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西方的广泛传播。刘殿爵的译本是优质且富有影响力的大众传播译本。

刘殿爵严谨治学，翻译中国典籍造诣极高。刘殿爵翻译的《论语》《孟子》《老子》三书英译本，被国际公认为标准英文译本，影响深远。②《研思精微学术典范：刘殿爵教授生平概述》，第226 页。刘殿爵还与安乐哲合译出版了《孙膑兵法》《淮南子·原道》。除了翻译典籍外，他还致力于研究《淮南子》《吕氏春秋》，编撰索引——《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刘殿爵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任教28 年，又在香港中文大学从事教研工作直到荣休。何志华称香港中文大学的创校理念“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如此理念境界高远， 一般学者难以企及，却正是刘殿爵教授平生学术成就的写照。③同上，第224 页。

结 语

陈荣捷的《老子》译本属于“学案式”的哲学研究，而刘殿爵译本侧重于大众传播，各有千秋，各显本色，以学术研究之标准批判大众传播之实践，自然有苛刻之嫌。陈荣捷、刘殿爵译本有着不同的翻译思想、原则和目标读者，这是二人发生争论的根本原因。这一争论为中国传统经典和文化的翻译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个案。此外，对翻译的评价与批评标准，要考虑到翻译的类型与读者对象。显然， 一种多元化、理解式的翻译批评标准才有助于人类文明互鉴、文化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