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柯辛 刘爱华 乔娟

（1，内蒙古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010051；2，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00083）

我国是世界上生猪生产第一大国，但不是强国，生猪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1]。在所有相关技术中，生猪良种对决定生猪生产率水平发挥40%的作用，是影响生猪生产率的主导技术[2]。因此，通过提高种猪性能及其利用效率提升生猪生产率十分必要，传统的单纯对我国生猪产业的关注应扩大至对整个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发展问题的关注。种猪与生猪生产是紧密联系的上下游环节，二者是否实现协同发展对提升我国生猪良种繁育体系的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那么从理论上讲，种猪产业与生猪产业协同发展的内在机理如何？ 从现实上讲，我国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发展的协同度如何？ 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量化分析中国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发展协同度并实证分析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政府部门监测产业发展情况和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1 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发展协同度计算

本文利用孟庆松等（2000）提出的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进行中国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发展协同度的测度，具体包括子系统序参量确定、子系统有序度测度和复合系统协同度测度3 个部分，具体指标如表1 所示。根据复合系统协调度测度方法，利用我国种猪与生猪产业子系统有序度可计算出我国各省份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发展协同度，限于篇幅，仅报告全国均值的计算结果见表2。

2 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发展协同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生猪良种繁育体系的协同发展机理，本文确定养猪场户素质、养猪场户兼业程度、生猪产业规模化程度、公共服务与管理水平、公共科研机构支持、饲料供给和政府支持政策等7 个因素为体系发展协同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并进行验证分析。总体而言这些因素主要有3 个作用途径：一是作用于养猪场户良种需求的形成过程。二是作用于种猪产业发挥其技术支持作用的过程。三是作为重要相关产业同时为种猪与生猪产业发展提供支撑。

表1 中国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发展协同度测度指标体系

表2 中国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发展协同度测度结果

本文用农村劳动力中高中及以上学历人数比重反映养猪场户素质；用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反映养猪场户的兼业程度；用年出栏生猪数量与养猪场户数量之比反映生猪产业平均规模化程度；借鉴已有研究，用各地区乡镇畜牧兽医站的分布密度，即兽医站数量与各省行政区划面积之比反映良种推广、市场管理和疫病防控管理水平[3]；用各地区农业技术相关公有经济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与各省行政区划面积之比反映公共科研机构的支持水平；用各地区饲料总产值与各省行政区划面积之比反映饲料供给水平；用时间阶段虚拟变量反映政府支持政策的供给情况，其中2001～2007 年赋值为1，2008～2009 年赋值为2，2010～2013 年赋值为3。相关数据分别来源于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畜牧业年鉴》（《中国畜牧兽医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饲料工业年鉴》。对于一些年份（省份）有个别变量数据缺失的情况，本文采用相邻两个年份均值或者当年全国平均水平替代。同时还注意到，2006～2007 年我国爆发了大规模生猪疫病，导致较高数量生猪非正常死亡，直至2008 年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并恢复到正常水平[4,5]。因此，为控制疫病发生及其后的恢复性增长过程（通过影响生猪出栏率）对体系发展协同度造成的影响，设置“疫病爆发当期” 和“疫病爆发后期” 2 个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3。

利用Stata12.0 软件对全国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首先以混合OLS 和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为基础通过构造F 统计量检验2 种回归结果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显示，F （29，288）统计量的值为2.07，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面板数据存在显著的固定效应。随后用Hansman 检验对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选择。检验结果显示，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的参数估计结果在5%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说明面板数据存在显著的固定效应，故最终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表4。

由表4 可知，全部7 个解释变量中有4 个在统计上显著且方向与理论分析一致。其中劳动力兼业程度、生猪产业规模化程度和政府支持政策3 个变量在1%水平上显著；公共服务与管理水平变量在10%水平上显著。劳动力兼业程度变量负向显著说明对于生猪良种技术而言，兼业导致养猪场户更少关注和学习良种技术而造成其良种需求降低的程度较大，导致养猪场户因技术投资能力和技术风险承担能力提升，引发其良种需求增加的程度较小，使兼业程度表现为阻碍良种技术采纳的负向因素，不利于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发展协同度的提升；生猪产业规模化程度变量正向显著说明近年来生猪养殖规模化程度的提升显著促进了生猪生产率与当地种猪产业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政府支持政策变量显著说明相关政策对提高种猪企业生产能力和生猪生产良种化水平发挥了明显的政策效果，这与前文描述性分析结论一致；公共服务与管理水平变量显著说明，提升我国乡镇畜牧兽医站的建设水平可以作为促进猪良种繁育体系协同发展的有益举措。同时，劳动力素质变量不显著而公共服务与管理水平变量显著说明乡镇畜牧兽医站进行的生猪良种推广工作能弥补劳动力素质的不足，提升养猪场户的良种选用水平，促进良种技术价值的发挥，并促进产业间协同作用的形成。公共科研机构支持和饲料供给变量不显著说明当地公共科研机构与饲料产业并未对生猪良种繁育体系的协同发展形成支持作用。这也反射出我国生猪育种科研体制中存在的问题，目前我国产学研合作机制并不完善，生猪育种科研和种猪生产脱节现象明显。主流的科研评价激励机制看重论文等研究成果的数量和创新性等学术价值，忽视科研成果的实际应用价值，且公共科研机构大多与企业联系松散，导致公共科研机构没有足够的动力针对市场需求进行品种创新和推广。上述问题导致我国公共科研机构的相关研究工作与市场结合不紧密、育种目标不明确、新品种产业化速度慢等多种弊端，对种猪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较为有限，不足以成为提升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发展协同度的主要力量。

表3 中国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发展协同度及其影响因素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表4 中国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发展协同度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

3 政策启示

本文研究结论表明，我国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发展协同度整体偏低，种猪与生猪产业间良性协同的发展机制尚未形成，不利于我国种猪与生猪产业发展水平和竞争力的提升。为促进二者协同发展，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进一步促进生猪养殖向专业化、规模化的生产方式演变。在此过程中应重点考虑发展“公司+农户” 等产业化经营模式或鼓励农民加入“专业技术合作社”，这些模式允许进行组织内更加细致的分工，从而避免养猪场户因素质技能不足而无法正确选用良种，阻碍种猪产业对生猪产业技术支持作用的实现。如温氏集团利用其专业化的繁育部门代替农民进行仔猪培育，或合作社带头人利用其社会资本和技术优势帮助其他成员选用种猪等。第二，鉴于公共管理与服务水平对促进我国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协同发展的显著作用，应考虑进一步对乡镇畜牧兽医站、田间学校和工作站等基层单位的建设进行资金与技术支持，并进一步结合农户需要完善其工作内容。第三，我国政府针对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发展出台的相关政策虽起到显著作用，但仍有改进余地，尤其是全国范围内联合育种工作的开展仍有较大提升潜力，应进一步落实政策内容和提升政策效果。第四，进一步优化相关科研体制。促进建立以公共科研机构为主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基础科学知识创新机制，和政府引导支持、种业企业主导、公共科研机构参与的技术创新机制。重点改善公共科研机构和企业重复、盲目科研等问题，促进其更好地发挥对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协同发展的支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