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禾

“万玛才旦电影的迷人之处，在于可以深看，也可以浅看。浅看，是宿命，深看，是解脱。”

现实与信仰

为了自由，人可以做出哪些事？

安迪可以数十年如一日，用藏在《圣经》里的鹤嘴锥一点点凿开海报后的墙壁;麦克·墨菲可以冒着被摘除脑叶前的风险带领全院病人一起出海狂欢;威廉·华莱士可以在屠刀已抵在脖子上的时候，仍然面不改色地怒吼出“Freedom”。

这些经典影片要表达的是同一个主旨，那种为了自由而倾其所有的勇气也常使人热泪盈眶。但很多时候，现实远比电影残酷。

这种残酷，并非来自惊心动魄的某个瞬间，而是每个人都要生活在自己的困境中并为之挣扎，穷极一生，无法越狱。

“现实”的复杂在于“现实”本身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而且，它不是非黑即白的，往往包含着各种矛盾。

对于很多人来说，西藏是他们幻想中的“精神桃花源”，那里信仰纯粹，民风质朴。

电影《气球》主海报上写的却是这样一句话：信仰和现实如何抉择？

故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已有三个孩子的卓嘎意外怀孕，想要打掉孩子;丈夫达杰却坚信孩子是去世父亲灵魂轮回的转世。“当轮回转世的信仰和现实造成了难以抉择、调和的矛盾，人们该何去何从？”

导演万玛才旦曾被认为开启了“藏地电影新浪潮”，《塔洛》《撞死了一只羊》等作品横扫国内外各大电影节，被称为“行走在藏地的文化符码”。

藏语、高原、游牧、活佛，他的作品有鲜明的地域符号，同时试图回应藏区在现代转型中的迷惘与危机。

《气球》里轮回转世的信念，曾是藏人精神世界的根基。万玛才旦的爷爷就相信热爱写作的孙子是自己舅舅——一个有大量经书的僧人的转世，对他特别偏爱，给他买来一箱子连环画，还有一个收音机，40块钱，在当时是笔巨款。

“突然有一天，一个官员或一个派出所长被活佛寻访小组的人找上门，要求跟他们走。有人会放下一切，决然地走了;有人不愿改变现有的生活，选择留在世俗人间。”

万玛才旦的创作，信仰与现实的抉择，这一电影主旨，其最终的落脚点重点体现在女性生育权这一全球性话题上，而出家的妹妹卓玛与情人，在信仰与情感欲望间求而不得的困境，也是卓嘎命运的对比参照。

卓嘎对自己生育权中“不生育权”的主张，是万玛才旦此前的作品，乃至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中比较少见的，是相当女性主义的议题。尽管这种主张更多地被统合在现实原因的考量下，但仍能看到卓嘎本人的某种觉醒。

然而，卓嘎对待妹妹及其情人的方式，又是另一种压抑性的力量。她把那本小说丢进火中，并用谎言阻止了他们的见面，不论是为了消除误会还是为了再续前缘都因此不再可能。这让她在某种意义上又扮演了一个内化了男权逻辑的压迫者角色。

这样的人物写得相当之高级。

2019年10月，由《气球》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此后，导演万玛才旦带着团队，辗转于多伦多、釜山、东京、上海、平遥、海南岛，在各大权威电影节上获得多项提名与奖项。影评人木卫二说：“这可能是用情最多的一部万玛才旦作品。”

而王家卫导演曾说过：“万玛才旦电影的迷人之处，在于可以深看，也可以浅看。浅看，是宿命，深看，是解脱。”

搭建一个“马孔多”

西北偏北的土地总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挖掘。那里肃杀、苍茫，文明与尚未开发的荒芜交糅，使得这里的艺术总是有种天然的使命感。那里的导演也一样，万玛才旦也是如此。

2005年，万玛才旦拍出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片《静静的嘛呢石》。一个藏族导演将藏区真实的当下生活铺展于银幕之上，在新中国电影史上是第一次。这一年，《静静的嘛呢石》击败顾长卫的《孔雀》，获得金鸡奖最佳处女作奖。

万玛才旦曾说：

“经常有人用文字或影像的方式讲述我的故乡，赋予藏区神秘、蛮荒、与世隔绝或者世外桃源的特质。这些人常常标榜自己展示的是真实的，但这种真实使人们更加看不清我故乡的面貌。我不喜欢这样的‘真实，我渴望用自己的方式来讲述发生在故乡的故事，故乡人真实的生存状况。”

万玛才旦的家乡在青海贵德，属于安多藏区，到拉萨2000多公里。没火车、汽车的时代，人们就走着去、骑马去、磕长头去那座“圣城”。

帮家里放羊，是那个年代藏区小孩的必修课，也是万玛才旦关于孤独的最早体验。山上空无一人，收音机里播放的《夜幕下的哈尔滨》，制造出另一个时空，那是来自“外面世界”的声音。

他的村庄在黄河上游。那时候，水利部门修水电站，勘探队来到这里，每逢周末放电影，除了国产片，还放一些外国片，比如卓别林的《摩登时代》，还有《老枪》《佐罗》《狐狸的故事》等等。

远方到来的人们，也打开另一个世俗的现代空间。

他回忆小时候第一次看到供电所的人来到村子的场景，“在此之前没有外人涉足村子，那就像外来的东西突然打破了一种承袭的传统，原有的生活与思维方式都变了。”

对于“传统”的留恋一直存在于万玛才旦的内心，无论是之后辞去老师的工作考去兰州上大学，读研究生，还是前往北京进修，他在远离藏区的将近二十年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环境变化，一次次前往更文明的世界，被现实冲击。

这反映在万玛才旦的作品中即反映他的一种矛盾心理：既渴望逃离严酷的现实环境，又对那被现代文化慢慢侵蚀的藏地文化抱着极大的同情，希望保持纯净的人文风貌。

万玛才旦喜欢在作品中塑造形色各异的边缘角色，譬如，明显与世俗格格不入的人，在古老的复仇幻想中被施舍的人，以及处于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冲突变革期的女人等。

通过展现上述角色在现代文明下所受的冲击，让他们在现实与理想中徘徊、煎熬。从这点看，万玛才旦更像一位作家，在搭建一个位于中国西部的“马孔多”。

十幾年前，万玛才旦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时，在中关村的街上，看到一只红气球在风中飘。

“那个意象一下抓住了我，想起电影史上的一些作品，像艾尔伯特·拉摩里斯的《红气球》、侯孝贤的《红气球之旅》，也联想到一些发生在藏地的事情，心里有了故事的雏形。”万玛才旦说。

2017年，他写下小说《气球》，发表在《花城》杂志。那一年，西藏是影视圈的“热词”，张杨导演的《冈仁波齐》将11位藏人的朝圣之路投射在银幕上，凭借对现代都市人灵魂的想象性救赎，斩获1亿票房。

《气球》显得更为写实。空中飘扬的红气球，在万玛才旦笔下，转换为藏区孩子玩耍时用避孕套吹起的白气球。

在这部电影中，万玛才旦的个人风格和探索文化矛盾的话题得以延续，并更加直白。爷爷对于电视上试管婴儿的恐惧，宗教中占有着至高地位的生育信仰被极大的挑战。从开始的人面对矛盾，到文化面对矛盾，万玛才旦的探索越来越深。

经年来，他始终在两种语言中游走，写小说，拍电影，聚焦真实的藏区日常。2019年带着《气球》走遍各大电影节后，万玛才旦回到青海住了大半年，往返于西宁和贵德。家乡，用他的话说，也“只有山坡顶上没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