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我无意中购买到一本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日报纪事采写组编著的《历史的背影》一书，多年来经常翻阅其中的纪实文章，感慨万千，收益良多。其中一篇有关“潘晓讨论”的文章更是令人深思，文章以偏散文格调的形式来叙事陈述，讨论人生，思考制度，针砭时弊，既直面现实又富含哲理，若不是读之思之，是不能全然明白其时其境的。经历过80年代初的青年，尤其是知识青年也许都能对“潘晓讨论”这一话题记忆犹新。那不仅仅是一场全国范围内有关人生观的讨论激战，更是那个时代的一滚惊雷，一声震撼，一次惊世骇俗的发问。

“潘晓讨论”源自一篇题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文章。该文章刊登于1980年5月的《中国青年》杂志，文章中述及的人生經历和主要观点都基本取自于北京第五羊毛衫厂青年女工黄晓菊的文章，其中也杂糅了北京经济学院大二学生潘袆的一些观点和用词，由此引发的人生观讨论被时人称为“潘晓讨论”。信中的主人公以凄凉的笔调记述了自己的不幸、幽怨、沉闷和抑郁等生活经历与人生困惑。其中的一段摘录如下：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

由此发端的“潘晓讨论”迅速波及全国，在广大青年中引起广泛关注并得到前所未有的参与，各种观点、论述、评论如雨后春笋般堆叠而起;肯定的、否定的、中立的，颇似五四后的《新潮》与《学衡》，各抒己见，百家争鸣，观点碰撞之强烈以至针尖对麦芒，水火不能容。也许，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化多元，思想自由的时代，回看这件事可能会觉得无需如此大惊小怪，更无需小题大做。然而，那是一个朦朦重现曙光的时代，一个刚刚迈进改革开放的时代，传统的观念、僵化的思想缚之已久，改之不易。但任何一个改革的时代，任何一个奋进的民族，崛起前都必然要经历思想讨论的洗礼，这正如欧洲文艺复兴时的人文主义讨论，俄国大革命前夕的新人生活讨论，五四运动时的科学与民主讨论，以及文革后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这些讨论在无形中为社会的革新、进步奠定了思想解放的基础。“潘晓讨论”中有关“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论点对于今日之人亦有众多启发，由此产生的“我为谁而工作”这一问题亟待解答。当岁月走到庚子盛夏这个时间坐标，在或经历或目睹了疫情与洪涝的双重灾难时，几乎所有人都能感觉到自我的对生命的一种更加珍重，对工作的一份更加珍惜。这种频临的生死危难不免触发着个人对所有一切的重新校对与定位，由此来追忆及深思“我为谁而工作”看来不仅有其今天的现实意义，亦具有社会层面的价值观意义，尤其是对当代青年择业、工作、生活产生了深沉的影响。

“我为谁而工作”这一问题交由不同的人回答，答案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么，问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难道真的如“潘晓讨论”中“潘晓”所说的那样：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吗？其实并不尽然，任何事物的答案都应该是多元化的，除非限定了特定的时间、地点、人物等构成要件。每当我们凝神静气，深入自我剖析时，我们是否能够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生命的存在在于适当的运作之道，宠辱不惊，襟怀坦荡，率然自得，扶危济困，岂不快哉？四书开篇便是《中庸》，其用意在斯，目的亦在斯。我曾在于丹的《趣品人生》扉页中有过如此的题语：“生命的质量在于快乐、从容，在于乐于行事，淡定诸景，在于与家人相乐天长，在于与朋友如水之交”。此乃对人生的尊重，亦是对生命的增值。因此，围绕人生本身的话题用人文主义的观点来解读这一问题首先应该从“幸福指数”的角度追本溯源。当前，我国正处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阶段，医疗行业也处于“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构建和谐医疗环境”的转型调整期。一切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礼之用，和为贵”这一主题。和者，与人为善，施以仁爱，赋之慈悲。假若人人均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理念实践于工作，和谐并非难事，“幸福指数”的提升也是自然而然。试而想之，人人为一己之私立中饱私囊，公然漠视法律与道德不顾，尸位素餐，勿求实效，那么何来个人之进步、创新，何来民族之强大、繁荣？故而，“为谁而工作”不应简单的回答为为家庭，为单位，为他人，而应该大声的呐喊为“我为幸福而工作”。孔子不辨五谷，却能授学四海，广纳弟子，立万世之表，其乐、其幸在于教;武穆不读兵书，却能驰骋疆场，御敌千里，成忠勇之冠，其乐、其幸在于卫;医者不涉耕犁，却能普救苍生，妙手回春，铸仁爱之德，其乐、其幸在于救。凡此等等，皆以幸福为工作之终极目标。

前述之例，意在说理，真人真事，不胜枚举，列举一二，以为旁证。

也许还有不少人记得这样一件事，1978年一篇由著名作家徐迟执笔撰写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让一位数学家一夜之间享誉世界，这位数学家想必许多人都早有耳闻，他便是完成“哥德巴赫猜想（1+2）”的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陈景润是在如何的环境下解开这一数学皇冠上的密码的呢？下面是作家徐迟描述当年陈景润工作环境的一段话：

环顾这间由茶水间改成的宿舍，六平方米的小屋，一张单人床，床上的褥子只用蚊帐包着。墙角放了两个鼓鼓囊囊的麻袋。一个装的是他的换洗衣服，另一个装的全是计算题手稿和废纸。办公桌上除了中间常用的一小片地方，其余桌面落满了灰尘。

试想，如此之恶劣环境，尚有如此之精神，如若谈及私利、物欲莫不是可笑至极吗？甚至连提及薪水、工资也是一种侮辱。数学王国里的酣畅淋漓，数字、符号、公式间的游龙走蛇带来的是一种无可比拟的快感，这种快感是幸福的源泉，是工作的动力，是高尚的结晶。凡是稍有了解陈景润的人便可知道数学就是他的生命，为数学而工作就是为幸福，为生命而工作。

也许在平时的生活中，大多数人并不能感受到医务工作者具有的“战士”形象，但我们不妨在脑海里回放一下曾经看过的几则新闻报道，也许会彻底颠覆许多人对医务工作者的既往印象。回想起钟南山院士那张驰援武汉的无座火车票，年逾八旬，单刀赴会，若无“铁肩担道义”的责任，真是难以想象！回想起李兰娟院士匆匆踏上逆行武汉的行程，她只说了一句“把病人救治工作做好，至于什么时候回来我自己还没有考虑过”，若无“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的刚毅与果敢，真是不可思议！再回想起张伯礼院士在两会时每当回忆“武汉保卫战”时几度哽噎，情不能已的悲壮与“不破楼兰誓不还”的艰苦卓绝，真是英雄百战感慨多！

试问世间医者何能尔，全凭一片赤诚佑苍生。

那么医者之幸福在工作中的真谛又在何处呢？

余以为医者之幸福，首推养心，苏东坡在《前赤壁赋》中以“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为幸福本体可见一斑;其中养心之法可参儒家所述“日三省吾身”之道，由此摒弃“欲壑难平”之论，以“心物相衡”坚守幸福。眾所周知，医者于杏林之中关乎康健，力祛疾苦，需终身精研;废寝忘食，夙兴夜寐乃为常事，时有急重症患者，甚至需保持枕戈待旦之状。孰不知，漫长的时间、精力付出与迟来的物质、声誉回报以及患者的曲解、误解和荒诞不经的不理解在医疗行业体现的尤为明显，难道我们的医者就是为了那份并不丰厚的薪水在扮演着“拼命三郎“吗？如此等等在常人看来并非什么幸福之事，然而医者的内心世界却有着他人不为所知的别样幸福：徜徉医海摸索克疾医病之良方，皓首穷经制定除患保康之策略，每临治疗显效，患者微笑之时，其情其景所带来的幸福之感可谓无与伦比，纵使清贫守道，身无长物又有何妨！这也正是医者“仁爱、济世、良医、康民”的真谛所在，此真谛无关物欲，乃医者心性使然，幸福之趣乐在其中！医者的这种幸福真谛，正如明代医学家万密斋所言：“医者，仁术也，博爱之心也。当以天地之心为心，视人之子犹己之子，勿以势利之心易之也。如使救人之疾而有所得，此一时之利也。苟能活人之多，则一世之功也。一时之利小，一世之功大，与其积利不若积功，故曰‘古来医道通仙道，半积阴功半养身”。

在医疗岗位上为幸福而工作实际上是一种“双赢”。赢的是自己，因为自己快乐;赢的是患者，因为患者满意。

庚子年是个特殊的年份，数不清的舍小家顾大家，道不完的不舍昼夜救死扶伤，青年群体在此间发挥了中流砥柱的强大作用，他们年轻、有活力、有精气神，那些在父母眼中还是“孩子”的九零后甚至零零后，毅然冲锋在前，无畏亦不惧，临危且不乱，恪尽职守，拯救了数以万计的生命，功莫大焉。口罩压迫所致的斑斑血痕，手套捂出的脱皮“白手”，为节省一套防护服而一天只喝一次水的“白衣战士”，误入“武汉战场”的东北小伙“大连”以及那张贴在武汉第一医院九楼走廊里“大连小伙等候处，九楼女神守护者，若有需招，必请喊‘大连”的温馨提示，可谓是寒冬里的一把火，温暖着你我他。这些“国家战士”留存的青春影像与故事，令人肃然起敬，泫然泪下。尽管有人倒下了，再也回不来了，但这新时代的英雄们展现的永远是坚定、果敢与乐观。多难不仅能兴邦，多难亦能锻造出青年英雄。

谈及至此，不免忆起四字：大医精诚。精者，精于医术，精于服务，精于担当;诚者，诚实做事，诚信待人，诚不挟私。欲将仁爱之心普施于人，构筑仁爱之城，当需兢兢业业，善源内心;欲达幸福之巅峰，当以饱满之热情，激昂之动力倾心仁术，不骄不躁，不卑不亢。转眼四十载，这“潘晓讨论”早已湮没，但事件的停息，不代表思想的停滞，现今提及此事，总有其“越辩越明”的启发意义，尤其是能为迷茫、踟蹰、徘徊的当代青年点一盏灯，让其停下来先思考一番，再继续前行。

作者简介：汪淼，男，安徽合肥人，1987年8月生，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研究生院，医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