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蔚 李天伊

摘要：在西方和中华文化下，礼貌是人类相互交往，社会良好运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研究和理解礼貌原則有助于我们洞悉特定语境下谈话人的真实意图及社会风气。在礼貌的框架下，对于“面子”的维护和认可是极其重要的一环。从微观上来看，礼貌原则和“面子”保护是谈话双方的“保护伞”，保护了其在安全的范围内进行社交，彼此地位不受破坏和威胁。从宏观上来看，礼貌原则也为不同社会和文化的交往提供了借鉴和屏障。早期，西方学者率先将礼貌原则学术化，认可了其在社会学、语用学上的价值。许多中国学者也针对礼貌原则进行了多维度的分析和研究。文学作品是社会和生活的艺术性反映，本文选取《京华烟云》这本中国名著，作为汉语言文化下礼貌原则和“面子”工程的分析对象。

关键词：礼貌原则;“面子”工程;《京华烟云》;社会语用学

斯宾塞-欧蒂（Spencer-Oatey，2007）阐述礼貌原则需要跨学科和多维度的研究方法[1]。同样地，对“面子”的研究是结合了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综合跨学科的内容，有助于推动人文学科领域的跨学科发展。本文旨在通过对“面子”文化的中西方对比分析，揭示由《京华烟云》这本文学经典作品体现出来的，跨文化交际时代背景下的“面子”工程对于个人和社会的影响。本论文具有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价值，也为中外文学作品爱好者，跨文化研究者提供了一些独特的视角和观点。虽然对于“面子”问题和礼貌原则的研究文献不在少数，但是将其与特定的文学作品结合进行分析的研究屈指可数，因此，本文旨在弥补这一缺失，为将来的研究提供更多可能性的思路。同时，对于《京华烟云》进行分析的文章论文数量巨大，但是结合语言学的语言礼貌原则来分析的文章却并不常见，因此，选择《京华烟云》来做本论文的研究，也有助于填补社会语用学礼貌原则领域研究的缺口。从分析方法上来看，作者通过熟读《京华烟云》，挑选了其中重要的涉及礼貌原则的选段，采用文本剖析的方法，结合“面子”的中外理论，对文本进行深度解读，这些选段能够刻画人物性格，体现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社会交往，具有重要意义。

一、西方文化的礼貌原则与“面子”工程

普遍意义上的礼貌原则是指在一个社会中，每个社会成员考虑到其他社会成员的需求，做出满足或维护其他成员的行动或交谈。广义的礼貌原则包括礼貌语言和行为方式，具体包括自谦的礼貌用语，尊重他人的礼貌用语以及二者混合的礼貌用语。早期，高夫曼（Goffman，1955）认为人生如戏，每个人都是舞台上带着面具的“面子”人。他提出了“面子工作”论（Facework），该理论认为人拥有维护自己和他人面子的需求，为了满足这种需求而做出的行为就是“面子工作”。社会成员之所以彼此尊重对方的面子，是因为自己的面子也需要被保护，这样的默契建立起了一个令人彼此感到安全可靠的隐形社会规范。该理论强调自我面子的维护与他人面子的尊重互为因果，不可分离[2]。弗朗瑟（Fraser，1990）提出了社会规范理论（Social-norm Approach），该理论认为社会成员的礼貌指的是其遵从了对话情境下应当遵守的对话规则（Conversational Contract），而对话规则的内容又因人而异，可以根据对话发生的情景和参与者的改变而变化。许多学者进一步阐述了“面子”是如何作用与礼貌原则以及影响谈话人双方关系以及社会发展的[3]。

布朗与列文森（Brown and Levinson，1987）提出了“面子威胁”理论（Face-saving theory）[4]。根据该理论，每个社会成员都需要面子来维护社会形象，面子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种。积极面子指的是社会成员对于其他成员认可的需求，而消极面子指的是社会成员对自己的行为不受他人阻碍的需求。倾听者和讲话者的积极和消极面子都会受到威胁，而影响的程度则取决于倾听者和讲话者之间的社交距离，相对实力和绝对地位。当面子被威胁时，人们往往会采取一些策略来进行补救。布朗与列文森认为权力、社会亲疏程度和对对方可能带来的负担是决定礼貌和面子工程的几个标尺[4]。

霍格雷夫斯（Holtgraves，1992）提出了“面子管理”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人们日常的互动中，会有一系列威胁到彼此面子的行为和因素，因此需要对彼此的行为进行管理和约束[5]。斯特 拉·廷-托梅（Stella Ting-Toomey，1998）进一步提出了“面子协商理论”（Face Negotiation Theory），该理论认为，面子主要受文化维度（Cultural Dimension）和语境维度（Context Dimension）的影响。文化维度中的个人主义观点（Individualism Perspective）和语境维度的低语境文化（LCC）对应，而这种情况下的对话一般都比较直接，谈话者更加关注维护自我面子。而相反的，文化维度中的集体主义观点（Collectivist Perspective）和语境维度的高语境文化（HCC）对应，此情况下的对话比较隐含，谈话者关注社会和他人的面子。中国是高语境文化的代表[6]。

二、礼貌原则与“面子”工程在中国语境的适用

礼貌原则与“面子工程”为西方学者率先提出，其包含普遍意义上的讲礼貌，与“面子”工程建设的内涵，在中国也具有一定的适用性。比如，有学者认为基于“面子工作”理论，人们在维护自己和彼此的面子的过程中，可能出现避免威胁面子的手段，以及面子受到威胁之后的补救措施[9]。该观点与西方的“面子威胁”理论和“面子管理”理论基本一致。

然而，礼貌原则与“面子工程”无法全然照搬适用于中国的语境之下。顾曰国（1956）对“面子威胁”理论进行了讨论，他认为“面子威胁”理论不能完全应用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他认为，“面子威胁”理论对于消极面子的定义和在中国人认知中的消极面子是不相同的[7]。胡先缙先生给中国文化语境下的“面子”做了细致的定义。他把“面子”拆分成为“脸”和“面”，前者指的是一个人物理上的脸面或者内在的约束，后者指的是社会环境中人们获得的声望以及外部的评价。一个人的脸面是尊严，自信，地位，道德的体现，失去了脸面的人无法在社会中正常生活。胡先缙先生认为，人类和语言学上讨论的“面子”，强调的是人们的名声，地位，作为一种社会属性的展现[8]。此外，学者黄光国进一步提出了“脸面动力论”（Face Dynamism），该理论强调了“面子”工程的动态性，即一个人的脸面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交往互动对象的变化而变化。人们往往由于对象不同，对自我也做出不同的界定，这也是受到了中国关系的影响[8]。

翟学伟（2016）认为，在中国文化中，面子工程与传统的家族文化以及人情文化相连，比如古文中有许多成语谚语提及了对面子维护的辐射和推广性，例如“一人升天、仙及鸡犬”等。给别人面子，就是给别人人情。而人情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9]。冉永平（2018）认为，中国的面子文化结合了儒家思想，主张善待他人，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强调了面子对于维护人情社会的重要性。其不仅是一种习惯，更是一种不成文的规定，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应该遵照此规定行事[10]。类似地，学者金尼森（Kinnison，2017）也认为，中国的面子理论更复杂，受到多维因素的影响，包括权力，人情，关系等[11]。

三、《京华烟云》背景

笔者之所以选择《京华烟云》作为礼貌原则的分析对象有如下原因。首先，《京华烟云》一书中人物性格鲜明，不同的人物具有不同的语言习惯，可以从多维度分析礼貌原则，适宜作为素材进行对比分析。《京华烟云》讲述的是从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一段时间内牛家、姚家和曾家之间的故事。其时，中国内部环境复杂，各个势力斗争尖锐，致使各个人物的性格都受到了不同影响。例如，姚家的家主姚思安受道教影响较大，又受清末维新运动的影响，有着较开放的思想理念，因此教育出了木兰这个不裹脚、性情外向开朗而适应能力强的女子。而保守的孙家则出了孙曼娘，一个典型的三从四德的理想妻子。环境的多样性导致人物性格的多样，进而导致了人物说话习惯和语言礼貌的不同。其次，《京华烟云》依托于特殊的民国时代背景，同时具有极高的文学艺术价值，对于其中的文本选段进行批判性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历史上的真实情景以及文学上的考证，具有相互印证的价值。《京华烟云》是作家林语堂旅居巴黎时用英语所著的，它也因此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得到了嘉奖，是当时西方世界了解近代中国的一个非常可贵的途径。而林语堂也曾经因为《京华烟云》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足以见得其文学价值。

四、礼貌用语分析

在《京华烟云》一书中存在多处描写社会成员基于礼貌原则使用的称谓用语。比如，以下选段体现了在民国时期大户人家打招呼的范例和规则。“小喜儿进屋来，孙太太说：‘你看，这就是规矩礼貌。你若到的院子去也別一直去见太太或是少爷小姐，要先向丫鬟去说才是。孙太太叫雪花进屋去，雪花进去说：太太问您好，说您准备好了我就带您过去。”雪花的回答“太太问您好”体现了社会交际中的礼貌原则，在说正事之前，向对方实行礼貌用语的称呼，是尊重对方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孙太太对小喜儿懂礼貌的称赞以及教育丫鬟的话，体现了礼貌原则在大户人家备受重视。一个人是否懂礼貌反映在其和他人的对话中，也同时影响这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他人评价。故，礼貌原则对于个人，家庭，与社会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此外，书中有一段母亲与一名名叫立夫的年轻人的对话：“母亲说：‘你跟他（立夫）交朋友，对你有好处，跟人家学着务正。立夫，你肯不肯跟我儿子交朋友？立夫回答说：‘姚太太，您说笑话儿。”。立夫的回答体现了一种对于对方的尊敬，是一种恭维加自谦，这属于礼貌用语中的自谦尊他混合型。“您说笑话儿”这句话的隐含意思是，像您这样尊贵的的家族，优秀的儿子，结交是我的荣幸，没有让对方征求我同意的道理。当然，母亲的问句“你肯不肯跟我儿子交朋友？”也并非是一种实质的恳求，而更多的是表达作为长辈希望看到小辈交好的态度。该语段也体现了高语境文化（HCC）下的社会关系。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高地位的人或者长辈，往往会出于礼貌的需要，向小辈或者较低地位的人进行询问，实际表达了一种对对方隐晦的要求或者是期待。从二人的谈话中也可以推断出这是一个高语境文化中，高地位世家的母亲对后辈的一种期待，后辈的礼貌用语同时暗含了自谦和抬高对方的意图，彼此的谈话体现了维护双方的“面子”，是一种常见的社会交际方法。同时，这也体现出谈话二者的社会关系的疏离，并非是亲密的伙伴或者家庭成员，因为谈话双方越礼貌，往往社会关系也约疏远[6]。

五、面子威胁

面子威胁理论指出，每个社会成员都需要面子来维护社会形象，而面子分为对于其他成员认可的需求的积极面子和期望自己行为不受阻碍，或者个人意志不被强求的消极面子两种。面子威胁一般指不使用补救策略，直接威胁对方面子的行为[4]。书中姚家长子体仁和他妹妹木兰的一次冲突中体现了面子威胁理论。书中写道：“她还没来得及说话，她哥哥一巴掌打到她的脸上。体仁问她：‘你在这儿干什么？‘木兰怒道：‘我们正回家去，你干什么打人？体仁答道：‘当然我应当打你。你们女孩子家简直要成跑街的浪蕩娘儿们了。你一跑出了家门，就一点身份也不要了。‘为什么你能出来？我们就不能出来？‘你们是女孩子，这就够了。你不高兴，我就去说给妈听听。”木兰真恼了。她说：‘去告诉妈妈，你也没权利打我嘴巴。你没有这份权利！我们父母现在还都活着呢！‘为了自卫，木兰又加上一句，‘你做的什么事，我也会告诉爸爸。”这段描写中，木兰和体仁有了语言和身体行动上的直接冲突，体仁阻止了木兰在街上玩耍的行为，木兰则阻止了体仁打骂自己的行为，双方都产生了赤裸裸地对威胁对方的面子威胁的行为，也体现了期望自己行为不受阻碍的消极面子。同时，体仁指出因为木兰是女性因此没有权利在外玩耍，而木兰指出父母仍在体仁没有权利打骂自己，两人的冲突体现、威胁到了对方希望其他成员给予自己认可的积极面子。总之，该段场景体现了两人直接冲突，没有补救措施的面子威胁行为，在整本书中，这样的直接面子威胁行为并不常见，尤其是在社会关系较远的谈话双方之间，这是因为人们的行为往往受到“面子管理”理论的约束[5]。

六、积极礼貌和消极礼貌

积极礼貌策略包含一下几个方面：向对方谈话者的赞扬，关注和满足对方的需要，以及显示对对方的同情和同理心。[4]在书中关于曼娘和一名老医生的对话体现了积极礼貌原则。书中描述，曼娘正在询问自己丈夫的病情：“曼娘又问，声音发颜：‘您真是这样想吗？这样关心那个病中的青年，认真说起来，算是有点失礼。”，书中点出在医生猜到了曼娘的身份（新娘）之后，他问：“‘您是他的亲戚吧？曼娘羞红了脸，犹犹疑疑地说：‘噢，是。”对于“亲戚”二字的使用，是医生考虑到曼娘作为未出嫁的少女，不方便明目张胆地询问，又出于自己的好奇，想多和她说说话，于是委婉的询问他们是否有比普通朋友更进一层的关系。在此处语境下，双方彼此都知道并不是在真的讨论曼娘和她丈夫的亲属关系，而是医生在试探自己对于曼娘新娘身份的猜测，曼娘的回答也证明了这一点。由于特定的历史时代背景，陌生的男女之间不便有密切的交流。在该谈话中，彼此双方考虑到需要维护对方的面子，所以用了隐晦的用词，达到了用礼貌让双方都置于相对安全地带的效果。

积极礼貌原则还体现在以下选段。“这时候，罗东进来送茶，看见如此一位少女（曼娘）和那位老医生正在说话，不党大惊…医生也大惊站起来说：‘您就是孙小姐。您一来，您表哥的病就要好了。您比我们都灵啊。那么大喜的日子也不过就剩几天了吧？”通过先前的对话可知，医生已经知悉确认了曼娘的身份，却没有在有他人在的场合点破，对曼娘的称呼从“亲戚“变成了正经官方的称谓“孙小姐”，这是一种在他人面前表现彼此距离的礼貌，体现民国时期男女交流保守而含蓄的社会风气。这也体现了黄光国先生的“脸面动力论”：谈话双方在有他人在场和没有他人在场的时候，对彼此关系的设定和面子的维护，存在一定差异。

消极礼貌是一种以回避为基础的礼貌策略，谈话者对对方产生攻击性的言语行为采取回避的态度，避免彼此关系的僵化和可能产生的更大的冲突[4]。在书中有一片段，描述的是姚太太把一个丫鬟（银屏）叫到自己房间，告知她希望她嫁人的事宜。银屏虽然不满太太的决定，但却并不敢直接顶撞对方，只是一味地听着。“只见她两眼低垂，浑身颤抖。”，“银屏仍然一言不发。”，这些描述体现了虽然银屏对太太的决定不满，但是出于礼貌原则，不敢直接反驳。所以选择了保持沉默以维护对方和自己的面子。“银屏说：‘太太，我知道您的美意，很感激您。自从十年前来到您府上，蒙受您的恩德不小，但愿我没犯什么大过错。您若肯答应，我现在是并不急着要走。”虽然丫鬟内心委屈，愤怒，却不敢表现出来，因为受制于自己的身份地位（低人一等），也怕未来和太太的关系僵化难以收场，于是采取了消极礼貌策略，在拒绝对方的要求之前先表示理解和感谢。

七、讨论与结论

“面子威胁”理论和“面子管理”理论具有普遍的适用性。社会中的个体通常会受到对自我和他人面子保护的需要，管理自己的面子。尽管“面子威胁”理论往往伴有补救措施，在特定情况下，如果两人发生极端的冲突，也会产生毫无补救措施的，直接的面子威胁行为。其体现为对对方言语内容的否定，人生攻击，嘲讽，挖苦，打击等。《京华烟云》一书中体现了普遍意义上的礼貌原则以及积极礼貌居多，表现为对他人的尊称，言语礼貌用词，自谦，考虑他人的面子等行为。面子威胁的行为较少，往往表现在缘于双方不同的背景（如性别），因为理念冲突（新旧时代观念）和性格强势而无法让步、调和导致的冲突。作者通过“面子威胁”的行为也是想揭示人物间不同的理念和本质的矛盾。

基于学者金尼森对中国的面子理论多维度性的理解，在中国的高语境文化下，是否采用积极或消极礼貌，不仅取决于谈话双方对自我和对方面子的维护，也并非出于一直以来带着礼貌“面具”的习惯（高夫曼的“面子”原则观点），其更取决于谈话双方的社会地位的平等性，是否有长辈后辈关系，家庭实力强弱，以及是否有外人在场等等情况。同时，在中国，礼貌原则还具有动态性和复杂性，会随着对象不同而变化，更容易受到人情关系等因素影响。总之，中国的礼貌原则和“面子”工程更为复杂，结合中文语义的广博，要想彻底理解中国的礼貌原则和“面子”工程需要很深的社会文化积累。

综上所述，从语用学的角度而言，礼貌原则可以避免人际关系冲突和紧张，维持了谈话双方的社会地位。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礼貌原则是构成和谐社会的基本要素，与社会成员的文化认同息息相关。西方社会对于礼貌原则的研究早期大多集中在谈话双方的语境维度，比如谈话内容反应彼此的社会地位，后期也延展到了礼貌原则对于更高层面的文化、社会的影响。在中国社会，礼貌原则或“面子”工程对于集体主义以及超越谈话双方的意义被放大，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权利和义务通过给相互双方“面子“，保证社会秩序的良好与和谐。研究和分析礼貌原则在特定时代的体现和作用，具有不容小觑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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