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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中华儒家文化的本质特征

2020-11-27曾根作

神州·上旬刊 2020年11期
关键词:儒家文化以人为本

曾根作

摘要:中华文明历时数千年而绵延不绝,比较它和世界上其他各种文明,包括那些早已中断的古老文明,就理论体系而言,中华文明所独具的以人为本的特质非常明显。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就是以人为本,仁者爱人。儒家的以人为本思想倡导个人注重自身修养,倡导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这成为中华儒家文化最显著的一个特点。

关键词:儒家文化;以人为本;仁者爱人理论体系

儒家学说最早是春秋时期孔子所创立,其主张宗亲伦常、修身养性、道德规范。孔子认为,要实现“爱人”,还要遵循“忠恕”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要求;“礼”的主张是“克己复礼”,就是说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符合“礼”要求。儒家学说经过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推重,以及儒家学派的继承与发扬,使得其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仁者爱人源于孟子《仁者爱人》。孟子原文曰: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仁者,亲亲为大:父母有慈,儿女有孝,丈夫有情、妻子有义,兄长有爱。弟妹有敬。仁者爱人后来也成为儒家文化的精髓之一。仁爱的实行是我们每个普通人都可为的,和我们所处的阶级以及地位无关。君子“有均无上,亦无下”,所有人在仁者的眼中都是众生平等的,没有贵贱高低之分。这才是真正博爱的体现,和近代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不约而同。仁者并非只会关爱比自己低下的人,仁者眼中只有靠近仁爱与远离仁爱的人。远离仁的祸害自己与身边的人,贴近仁的人能够成就别人同时成就自己。

上个世纪德国的一位重要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在1915年出版的《儒教与道教》一书中,给中国儒学加上一个“儒教”的名称。韦伯认为,儒学没有一个超验的绝对者,没有神的世界与现实世界、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的对立,儒家经典里宣扬的是我们普罗大众的伦理与道德。儒家肯定包括宇宙和人类社会在内的现存世界秩序,俗世中的人应当细心严谨,克己复礼,适应这个世界及其传统习惯,有意识地抑制由狂欢、极乐活动所引发的非理性情感,因为那样会破坏和谐与均衡的秩序。儒家认为人性本善,其伦理观中从来没有原罪的概念,也谈不上什么救赎的观念。应当说,韦伯的上述描述大体反映了儒学的实际。就儒家文化体系整体说来,最为关注的是现实的人而不是超越现实世界的神,是人的现实生活、现实的社会交往、现实的社会治理,而不是对只存在于人的观念与意识世界中的神灵无条件服从和信仰。

人为什么能够成为万物之灵?《中庸》说:“仁者,人也。”能够具有“仁”的品格,也只有具备了“仁”的品格,人才可以成为真正的人。什么是“仁”的品格?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仲弓问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见《论语·颜渊》)人是社会群体中的一员,具有其他动物所没有的社会性,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人,对于社会群体中的其他人能够做到爱人、立人、达人、忠于人,能够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现实的人成为实体、主体、万物之灵的根本原因。

孟子在《孟子·尽心下》更是说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谈到人的本质时,孟子特别重视人的社会性,重视人与人的交往。他主张“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孟子认为,仁、义、礼、智所反映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是反映人的本质。孟子不仅关注民众的品格,也关注民众的生计:“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正因为人是现实的人,所以孟子将民众的土地占有问题、财产保障问题、经济负担和社会生活问题,以及不堪重负起而反抗的合理性合法性问题,视为儒家文化所应关注的焦点。

百善孝为先。“孝”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极其重要的内容,同时也是儒家文化思想中的基本行为准则和重要道德标准。在儒家思想的道德体系之中,孝顺是仁德的起点和基石,也是家庭和睦的关键原因,它成为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关键组成部分。在儒家看来,孝顺是一个人最根本的伦理道德标准。一个不“孝”的人,何以为人,何以做人,就更谈不上道德品质了!因此,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珍贵精神财富。

宋明儒者,若程、若朱、若陆、若王,都吸收了佛学逻辑层次分明的演绎方法和思辨化的理论结構,将传统儒学、传统道学和中国化的佛学糅合起来,构建了“存理去欲”或“存心去欲”的修养论,“格物”或“格心”的认识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论。知识体系的这场变革,对于先前所一直坚持的“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的知识体系形成了一大冲击。

儒家文化精神在天人关系问题上,常常把“人”摆在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上,对“人”的价值与地位作高度的肯定。人的问题是儒学考虑的中心议题。儒学的这种“人本主义”倾向,是影响和决定中国传统文化之为典型的伦理道德型文化的主要因素。不过,应当指出的是,这里所谓“以人为本”,并非西方近现代出现的个人主义,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对“人”的一种基本解释,作为宗亲血缘关系色彩浓重的集体主义的“人本主义”,其不同于个人主义的人本主义。依据“天人合一”理论,儒家思想把人的伦理、道德、心性和行为活动归依为“天理”的体现和“天道”的流行,用“人事”去附会“天命”。儒家文化的“以人为本”,首先是把伦理政治关系作为社会核心和根本问题,把人放在这一关系中来考察。所有人既都处于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关系网格中,又同时处于整个社会家国一体的宗法礼教关系网络中,必须依照一定规则,扮演特定的社会角色,履行特定的社会责任,它们彼此相互关联、又相互制衡,以此维系整个社会井然有序、良性的互动、稳定的运转。

儒家思想文化坚持“亲亲”、“尊尊”的行事准则,提倡以德治国,重视“人治”的情况,希望通过对人们行为的标准规范化来促进社会的道德化和秩序化,就其本意来说是好的。但是儒家礼的本质含义是差别,强调尊贤有等,尊卑有序,这样就很容易造成人的等级分化的感觉。因此,在儒家企图以礼制来约束众人的社会关系的同时,也暗含了人是不平等的暗示。于是儒家的礼制观念很容易成为封建统治者维护专制统治的软工具。孔子很注重“礼”在社会规范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礼治比法治更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其治国思想中寄希望于凭借个人自律,而非仰仗法律的强制约束力。关于儒家的德治思想,不论是其“治身”还是“治世”,修养都是其实现德治理想的主要方法。

在儒家学说不断发展和前进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儒家人本思想始終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新儒学、实学、显学、国学这些学说都是对儒家思想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他们最为重要的是要保持了儒家文化中人本主义的基本内容和灵魂,认真接受和吸收朴素的儒家文化人本思想是我们研究其现实价值、发挥其内在效用的前提。

儒家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思想在当代社会也有着重要的作用。“以人为本”的儒家人本思想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发挥着重大的积极作用。儒家思想重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鼓励个人追求人生的目标与价值,成就君子人格,儒家的“天人合一”、“仁民爱物”的思想所体现的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共生、共存、共同发展的精神,体现出了作为社会一份子的“人”对人类理想社会的探索。经典儒学当中的人本思想与“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目的有着内在的统一性,能够指引我们准确地理解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一致性,合理处理个人和集体以及个人和自然的关系,把个人能力的进步、个人对自由而的追求与国家民族的发展和复兴相关联起来,从而实现建立和谐社会的美丽愿景。

儒家文化对当代社会的重要意义还体现在于它的以人为本的政治价值。儒家思想的政治哲学。最根本的体现就是“仁政”的主张和以民为本的思想,主张“轻刑薄税”、“听政于国人”以及“与民同乐”等等,这些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众人周知,和谐是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精华,和谐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技巧,更是一种政治宗旨。儒家理想中的社会就是一个和谐、团结的社会,这与我国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妙。

儒家文化对我们如今社会的现实意义还在于它的教育功能价值。母庸置疑,孔子无是我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教育活动家,其大规模创办私学,推动平民教育的蓬勃发展,他的“因材施教、有教无类”思想也是最早的平等教育倡导,其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因人施教。“温故而知新”、“学思结合”、“学行结合”、“学无常师”等思想已影响众多教育者。纵观孔子一生,从其青年的“志于学”开始,到古稀之年达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为止,他的人生境地在不断升华,究其能够做到这些的原因,就是他终生追求“学而不厌”的成就。在他之后,著名的宋代儒学大师朱熹对儒学文化的教育思想进行了系统的传承与发扬,朱熹不但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与持续性,更倡导和发扬“知行合一”的观点。对于教育的意义,王阳明的观点是:教育是教人做人。而做人的表率是“圣人”;王阳明以为:“教育是要教人做人,教育也是能够教人学会做人的”。他的教育最高目标就是要人们通过“格物致知”,把内在精神变为自发的道德行为。它体现的最根本思想也是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综上所述,儒家文化不但在个体层面尊重“人”,在社会层面也呼吁统治者重视“人”;儒家文化所谓的尊重“人”,并非功利性的,而是从道德的高度认为尊重人是君子的道德要求,这和康德倡导“纯粹的道德”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却比后者整整提前了将近两千年。欧洲在十四世纪中叶以后的文艺复兴时期才逐渐从尊崇上帝到关注“人”,但是到黑格尔提出“上帝已死”到其成为尼采的名言,“遵从内心的快乐”才逐渐成为以人们行为的标杆。而这些在一千多年的孔孟时代就被儒家所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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