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喜晨 弗洛尔·艾莫露·内莫露

（南开大学，天津300071；拉瓦尔大学， 魁北克G1V 0A6）

提 要：视听翻译研究是目前翻译研究领域中一个相对较新的分支，吸引着大量的学术关注，但相关术语与理论体系都尚在发展与完善中。 伊夫·甘比尔教授结合自身丰富的视听翻译研究与教学经验，就视听翻译的相关术语及研究内容与方法做出犀利独到的解读与阐发。

1 引言

伊夫·甘比尔（Y. Gambier）为芬兰图尔库大学荣誉教授，欧洲翻译协会（European Society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或EST） 前副主席（1993 -1998）、前主席（1998 -2004），欧洲屏幕翻译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Studies in Screen Translation 或ESIST）创始人、前副主席（1996 -1998）、前主席（1998 -2004），欧洲笔译硕士（European Master's in Translation 或EMT）项目专家组主席（2007 -2010）；曾任本杰明翻译文库（Benjamins Translation Library 或BTL）主编（2006 - 2016），Babel，MonTI，Target，Terminology，Translation Spaces，TTR 等多个国际期刊编委会成员，《翻译研究参考文献》（Translation Studies Bibliography 或TSB）与《翻译研究手册》（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或HTS）的主编之一。

2017 年4 月18 日， 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影视互译·文化共享”国际论坛期间，笔者对甘比尔教授进行了面对面及电子邮件形式的采访，后经甘比尔教授介绍，邀请加拿大拉瓦尔大学博士生佛罗拉（Flore Emaleu Nemaleu）就同一主题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对甘比尔教授做了进一步采访，具体内容如下。

2 视听翻译相关术语探析

孙喜晨（以下简称“孙”）:我尝试对领域名称术语audiovisual translation（视听翻译），film translation（电影翻译），cinema translation（电影翻译），television translation 或TV translation（电视翻译），screen translation（屏幕翻译），multimedia translation（多媒体翻译），multidimensional translation（多维度翻译）及multimodal translation（多模态翻译）进行区分，希望在使用的时间区间、作者个人偏好、出版物选择倾向、盛行地区、国家或研究机构、呈现出的研究侧重等方面找到其不同之处，然而研究结果差强人意，您是否能对上述术语做出一些区分。

伊夫·甘比尔（以下简称“甘”）:最早的领域名称术语是上世纪50 年代因电影院而出现的film translation，当时电视几乎还不存在。 但对这个术语可能会有一些误解，即，film translation 会意味着翻译对话与图像。 当今，将视觉信息翻译为听觉信息的过程称之为音频描述（audio-description）。 1995 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办的首届视听翻译国际会议上，我们也使用术语language transfer（语言转换）。 1998 年，术语media translation（媒体翻译）出现，但可能会与新闻翻译（news translation）产生混淆，但实际上几乎不会发生。 2001 年，论文集（Multi）Media Translation: Concepts， Practices， and Research 出版，其标题使用术语（multi） media translation，之所以在multi 处加括号，是因为这本书几乎通篇探讨字幕翻译（subtitling）而未有涉及其他形式的媒体翻译，难副其多媒体翻译的名。 2003 年11 月，国际期刊The Translator 第9 卷第2 期的最初标题为Audiovisual Translation，但该刊主编Mona Baker 将其改为Screen Translation，因为对英国人来说，audiovisual意味着学习语言的方法；然而，对我们来说，screen translation 意指所有屏幕，如电脑。 随后，我曾使用术语transadaptation（翻译改编，指广义的技术）命名2007 年3 月于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会议，但现在这一术语主要用于戏剧翻译（theatre translation），特别是在加拿大魁北克地区。 自1996 年起开始举办的柏林会议，其组委会（位于柏林）出于市场营销原因而偏爱使用术语language and the media（语言与媒体），而非AVT（audiovisual translation）。 此外，还有其他术语，如业内使用的versioning（译本管理）关注媒体的transmediatization（翻译媒体化）等。 所有实践都需要不同的术语，特别是当该实践刚刚兴起之时。 对于你所提及的multimodal translation，multimedia translation 与audiovisual translation 这3 个术语，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 multimodal translation 包括 multimedia translation 及漫画（comic）、歌剧（opera）翻译等，而multimedia translation 包括audiovisual translation 及新闻翻译等。 目前，当谈及电影与电视节目时，术语audiovisual translation 的使用已基本稳定。

孙:根据您对上述术语的解释及我自身对它们的理解，对其中一些做出区分（以下为电子邮件内容梳理），您认为是否可以这样区分？

甘:与multimedia 同一层次上，也包括audiomedia texts（听觉媒体文本）（Reiss 1971，1984，1989），而audio-media 则等同于漫画、歌曲、戏剧（theatre）等；与AVT 同一层次上，也包括新闻翻译与本地化（localization），而本地化的下一层次可涉及软件、网站、电子游戏等，然而这些是媒体而非翻译的种类；在AVT 的下一层次上，可包括AVT 的12 种不同模式，即字幕翻译、配音翻译（dubbing）、旁白叙述（voice over）、音频描述（audio description）、为失聪及听力障碍者的字幕翻译（subtitling for the deaf and hard-of-hearing， 或SDH）等。 但是，如果你想得到如本地化下一层次那样的具体分类，应当有电影翻译（film translation）、电视翻译（TV translation）、音频向导（audioguides）等；在字幕翻译的下一层次上，可包括6或7 种不同类型的字幕翻译，即语内字幕翻译、语际字幕翻译、歌剧唱词字幕翻译（surtitling）、字幕视译（sight subtitling）、现场字幕翻译（live subtitling）、业余字幕翻译与审美字幕翻译（aesthetic subtitling）。

佛罗拉（以下简称“佛”）:您（Gambier 2012）与Chaume（2013）都曾撰文探讨过视听翻译的模式（mode）。 另有一些学者，如Chiaro（2009），Matamala 和Orero（2013），将这称之为视听翻译的模态（modality）。 据您所知，这些不同术语的使用背后有什么原因。

甘:模式与模态两个词我都使用。 如，参见一篇我发表于2008 年Delia Chiaro 主编的论文集中的论文，该文本在英语中被翻译成模态。 我认为，这两个词都可以使用。 很显然，这是一个英语与法语间及学科间接触交流与意义相近的结果。 两个术语都同时存在于英语与法语中，且“模态”也用于语言学中，但意义不同。 然而，如果今天一定要让我从中选出一个优先术语，我提倡在英语中用“模态”，而在法语中用“模式”。

佛:考虑到您刚刚提及的学科间的渗透性，您是否会担心这种从其他学科（电影、语言学等）不断借入术语的现象过于显著，从而会妨碍视听翻译本身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甘:不，一点儿都不，我认为如此想法太过悲观。 很显然，当一个新兴领域或实践出现时，它必须借鉴现有学科。 此时，它还不可能具备其自身的术语。 因此，这一情况实属正常。

佛:您认为视听翻译的这种术语变体现象会产生何种影响？

甘:我想说这丝毫不会产生什么影响，我认为这一问题不应被夸大。 就视听翻译及其他任何学科而言，我们都不能幻想某天会有一个稳定、普遍且一致的术语集。 这完全不可能，因为存在着民族传统、思想流派、学者及其所受教育等方面的差异，而所有这些因素可解释变体现象的出现。 在社会与人文学科，变体现象完全正常，且根据你所处层面的不同也是可以接受的。 在教学层面，术语变体会干扰学生，因为他们对该领域还不熟悉，所以他们或许不能理解为何存在如此之多的术语变体。 但对学者而言，变体现象是领域正常发展的一部分。 术语变体并非视听翻译所特有，在翻译研究的其他分支也显而易见。 对此，存在两极分化的观点:一种观点是断定术语应尽可能地标准化，另一种观点认为术语变体为学科带来新生力量，不必急于标准化。

佛:请问您身处两极的哪一端？

甘:这取决于我们身处于哪个层面。 在教学层面，我认为一定程度的标准化是有必要的，但在研究层面并非如此，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任何学者都须将其所使用的概念与术语进行定义。 而这也并非发生在所有文章中，因为一些作者处理概念与术语的方式是假定它们的普遍性，在此情况下，问题并不在于现存的变体，而在于学者的方法。

佛:您曾辨别12 种视听翻译模态（Gambier 2012:51），而另有学者，如Chaume（2013）将其划分为11 种:配音翻译、旁白叙述、电影的同声传译（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of films）、自由评论（free commentary）、粉丝配音翻译（fandubs）、音频描述、字幕翻译、歌剧唱词字幕翻译、转述（respeaking）、为失聪及听力障碍者的字幕翻译、粉丝字幕翻译（fansubbing）。 据您所知，视听翻译类型分类为何缺乏一致性？

甘:我想这有很多原因。 首先，每位学者都来自一个特定的社会。 在每个社会中，某些视听翻译模态占主导地位。 学者容易被这些形式蒙蔽双眼，而忽视其他的形式。 因此，考虑到社会差异，欲要得到一个完整、普遍的类型分类很难。 其次，在实践与所需工作量方面存在差异。 如，在一个旁白叙述实践盛行的社会中，现场字幕翻译便会鲜有关注，因为人们几乎不了解字幕翻译。 另一方面，最重要的不是比较原有的类型分类。 在2012 年的类型分类中（Gambier 2012），我将音频字幕翻译（audio subtitling）认定为一种模态，尽管对我来说，它只是字幕翻译的一种形式。 因此，我应当划分11 种类型的模态。 然而，我决定将音频字幕翻译视为一种独立的模态，其目的在于突出技术进步为模态建立所带来的惊人发展。 字幕翻译通常指从口述切换至字面形式，但是音频字幕翻译则是口述形式的再次导入，这也是其特点所在。 就Chaume 的类型分类而言，他将粉丝配音翻译与粉丝字幕翻译认定为视听翻译模态，但对我而言，它们仅是配音翻译与字幕翻译的某种形式。 他决定将其分开处理，可能因为他对专业配音翻译/字幕翻译与业余配音翻译/字幕翻译进行了区分，但这其中仅涉及两种模态，即配音翻译与字幕翻译。 Chaume 的目的或许在于强调业余配音翻译/字幕翻译现象的不断增加。

就类型分类而言，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所依据的标准。 遗憾的是，我们通常没有确立标准和背后的参量。 Chaume（2013）没有这样做，我也没有。 并且，特定的类型分类因其目的而存在:改善职业化发展或教学等，我的首个类型分类是旨在帮助学生理解实践中的多样性。 之后，我使用这一类型分类的目标略有不同。 在出版物中这些细节是缺失的，因为类型分类的标准、参量与目标未被提及。 另一方面，我刚刚谈及术语时所持有的观点可以应用于类型分类中。 我们不应幻想着某一天会有一个单一、普遍、一致同意、最终的类型分类，因为事物在发展，实践、技术、职业和社会也都在发展。 2000 年制定的类型分类今天不再有效，因为技术发展了，像现场字幕翻译或音频描述这样的模态也开始出现，而那时这些都是不可能的。 同样，10 年以后，我不知道技术还会带来什么，因此术语与类型分类必须发展。

3 视听翻译研究内容与方法探析

佛:您对业余字幕翻译怎么看？

甘:很有趣，因为它使人们可以成为产消合一者，即同时是其所观看字幕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并且专业人士也无须担心，因为工作量足以满足所有人。 此外，业余字幕翻译直接或间接地对字幕翻译准则与惯例都提出很好的问题，因为60 年以来二者都相当稳定。 期间，我们对翻译影片字幕的认识与接受发生了改变，因此字幕翻译也应逐步发展。 业余爱好者提出很好的问题，但这并非意味着他们做的所有事情都应被接受，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几乎不懂源语言，而另一些人才真正关注将准确信息传达给观众。 我对新兴实践的态度很开放，但批判性思维很重要，不论翻译字幕的人是专业人士还是业余爱好者，我们应始终谨记对成品的评价标准。

佛:您曾指出新兴技术平台会对（法律）准则产生影响（Gambier 2012:54），您能对此详细解释一下吗？

甘: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因为事物在快速发展着。 以欧洲为例，就技术进步对版权所产生的影响有一些探讨。 自去年起就期待着欧盟能就此问题发布文件，但至今未果。 从法律层面来讲，这一问题十分复杂，因为技术在发展，今天有效的，3或4 年后可能就失效了。 要取得一致意见并使相关各方都满意需要时间，而技术却发展得愈发迅速。 这一问题很复杂，但注意到版权已影响到视听翻译发展很重要，因为挪威人首先已注意到他们的字幕翻译被用到其他地方的电视频道上，而他们并未收到版税，他们的索赔要求刺激视听翻译的发展。 所有的领域，立法通常来得迟，当实践已今非昔比时便太迟。

佛:您曾提及:“如此趋同迟早会改变视听翻译的名称与地位”（同上:58），这是否意味着视听翻译的术语变体会持续存在？

甘:当然。 “视听翻译”的名称甚至会改变，因为“文本”的概念在飞快演变，在视听翻译中，我们不仅翻译文字，也翻译图像。 某一天，我们会有一个单一的称谓“多模态翻译”（multimodal translation），在这一称谓下，我们会找到视听翻译，关注视听翻译模态、本地化、译创（transcreation）等所涉及的各个方面。

孙:通过阅读一些文献发现，视听翻译研究许多成果都出自西班牙，这背后有什么原因？ 是否因为西班牙有大量的视听翻译实践，或是因为西班牙翻译学界对视听翻译研究的热衷？

甘:几年来，巴塞罗那自治大学活跃着一支研究团队。 然而，我不想把出版物与研究成果这两个概念混淆在一起:西班牙有很多的翻译教学项目（二十余个），且有很多翻译研究领域的本土期刊，但许多文章却与原创作品相差甚远，且几乎没有新的洞见。 实际上，也许除音频描述，我们说不出任何来自西班牙的先进理念或研究进展，因此出版物的数量不会使人印象深刻，且数量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质量。 此外，不要忘记语言多样性（卡斯蒂利亚语、加泰罗尼亚语、巴斯克语……）:那里有很多素材可以谈论，但并不意味着创新、新的观点或原创的方法等。 对视听翻译出版物的文献计量学研究可以印证你的这一印象，但仍然数量并不能解释研究趋势。

孙:非常感谢您清晰、直接的解释。 在中国，视听翻译研究被视为翻译研究中的一个新兴领域，许多学者都对此非常感兴趣。 然而，很遗憾因为学术交流的不畅，我们所看到的视听翻译研究的国际发展现状仍比较片面，如，可能会认为西班牙是视听翻译研究的学术重镇。 至今，中国国内的视听翻译研究大多还是停留在对西方视听翻译研究的引介上。 本人认为，我们还没有进入到视听翻译研究的真正阵地。 因此想向您咨询，是否您也认为视听翻译研究是翻译研究中的一个新趋势？ 除单纯的引介，我们能以何种方式进行视听翻译研究？ 是否应关注视听翻译实践的个案研究或描写性研究？

甘:视听翻译无疑是翻译研究中的一个趋势、一个阵地，但经历了约二十年的工作与出版后，是否还真正是新的趋势或领域？ 这一分支领域如不是约定俗成，也是公认的；出版物（文章、专著、会议论文集）的数量居高不下（过去4 年有超过20本书出版）。 我们做过很多案例研究，基于一部电影、一种电影类型、一位电影导演等；或基于一个“问题”（幽默、双关语、诅咒语、文化元素等）。但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推断出什么？ 我们可以在何种程度上概括这些结果？ 翻译研究被文学翻译统治多年的局面因视听翻译产生了何种变化？意大利学者研究意大利电影与电视节目，加泰罗尼亚学者在其本土出版物上也做着相同的研究，等等，好似视听媒体的疆域具有国别性，而媒体与电影产业却愈发国际化及跨国化。 我们需要开拓视角，参考不同框架:描写研究框架、比较研究框架、历史研究框架等，我们也需要更多的接受研究。 我认为首要的一点是，研究必须要更为协作化，这可以通过网络实现。 如此我们可以获得更多数据，可以做比较研究，可以探讨相对较新的问题，如，粉丝社群、跨国翻译政策、外包与自动化带来的影响等。 并且我坚信，视听翻译会成为一个利基（niche）（身处该领域中的人会是超专家）:风险则是面临错失新技术的挑战——视听翻译、本地化与译创之间的界限在此变得模糊。 最后，如今许多学术资源都可在网络上获取，信息交流的不畅怎能阻碍视听翻译研究？

孙:是，对此我们还要进一步提高网络文献检索与甄选能力。 以我为例，我对视听翻译研究非常感兴趣，但发现很难找到与传统文本翻译不同的研究视角，也发现很多有关视听翻译的文章仍是从文学理论出发，看不到研究一部电影的翻译与研究一本书的翻译之间的明显差别。 因此，您是否认为在进行视听翻译研究时应将重点置于技术或图像因素？ 在视听翻译研究中我们可以采用哪些理论视角？

甘:很长时间以来，视听翻译都附属于文学翻译，仅有少部分的电影源自小说，大多数电影都是原创剧本。 视听翻译主要关注图像、声音以及言语，并受到技术的影响。 但是，在翻译教学中要逃脱主导范式并非易事:通常，教学方案（及教师）仍处在某一翻译概念化模型中（特征是语言对等、文学传统及印刷材料），然而社会已变成以跨文化交流与数字技术为特征的新世界。 关于理论视角，有很多可能性，正如翻译研究有很多趋势一样。 你可以从社会学、符号学、认知学、心理学、历史学等视角进行视听翻译研究。 可以借鉴多元系统理论、描写性翻译研究、功能主义方法、语用学视角、多模态分析等。

孙:1972 年James Holmes 提出翻译研究发展的新蓝图，您认为视听翻译在这张蓝图中应居于何位？ 本人认为，可以将视听翻译研究归为应用翻译研究，并包含视听翻译培训、视听翻译辅助工具、视听翻译政策与视听翻译批评4 个子领域；或将视听翻译研究归为局部翻译理论（Partial Translation Theories） 中的文本类型受限翻译理论（Text-type Restricted Translation Theories），对此您怎么看？

甘:视听翻译也可以归为理论与描写性翻译研究，这取决于你如何研究视听翻译；它也可以是媒介受限（medium restricted）、时间受限（time restricted）的……也可以在描写性翻译研究（产品+过程+功能）框架下研究。

孙:您认为在崭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在从事翻译研究时还有必要参考那张曾经的学科发展蓝图吗？

甘:在上世纪80 年代，那张蓝图曾发挥某种作用。 如今是2017 年，翻译研究疆域不断地扩张。 过去和现在都有人对这张蓝图提出过批评，甚至重塑了它。 它不是教条，而是为将翻译建立成一个研究领域所提出的有益的、中肯的设想。并非Holmes 一人开创翻译研究，在其之前有Popoviˇc， A.， Levý， J. ...与其同期有Lambert， J.，Lefevere， A.， Even-Zohar， I.， Toury， G.， Hermans，T. ... 这些学者也都十分重要，没有一门科学是单一个人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