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仪力

（四川大学，成都610041）

提 要：洪堡特的语言思想和翻译思想存在内在的一致性，都以人类整体发展的终极目标，关注语言和人类精神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注重通过语言和翻译扩展观念领域，发展人类精神。 深入理解其语言和翻译思想中共有的普遍主义向度，将有利于从整体上更好地理解洪堡特庞杂学术思想的整体性和内在一致性，推进洪堡特研究。 本文从历史重建的角度，考察了洪堡特如何将语言和翻译视作制控人类发展史的强大力量，探讨了洪堡特注重人类精神发展的语言观和翻译观，揭示了洪堡特翻译思想与其语言观念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明确了洪堡特学术思想中的普遍主义向度。

1 引言

威廉·冯·洪堡特（1767 -1835）是德国著名政治家和哲学家，在政治学、历史哲学、人类学以及语言学等多个领域颇有建树，影响深远。 20世纪60 年代以来，学界对洪堡特的研究兴趣骤增，形成所谓的“洪堡特复兴”（Humboldtrenaissance），产生“新洪堡特主义思想”，并将洪堡特视作现代语言研究的奠基者。 然而，或由于洪堡特思想庞杂，表述艰涩，其各领域思想中的内在统一性仍未被深入挖掘，其思想中的普遍主义向度和人文主义精神尚未引起学界广泛重视。 从这个意义上，将洪堡特的语言和翻译思想参照比附，理解其中的普遍主义向度，或能更好地理解洪堡特学术思想的整体一致性，把握他的多学科思想。 进一步而言，作为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洪堡特在讨论语言和翻译时，其思考始终围绕人类历史的承继和人类精神的提升两个重要问题展开。 由是，从清理洪堡特的语言研究目标出发，把握洪堡特所强调的语言差异的“世界史意义”，理解其所主张的保留“异域性”翻译方法如何承继人类历史，扩展“观念领域”，或能彰显洪堡特思想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时间3 维度，认识和理解洪堡特如何通过语言和翻译发展人类精神，从而将人类学、语言哲学、语言学和翻译学紧密联系在一起。

2 语言：促进人类精神整体发展

就整体而言，洪堡特对语言研究目标之设定以及语言差异“世界史意义”之认识是其语言思想中的两大基石。 其语言思想中存在一种普遍主义向度，即对洪堡特而言，语言研究是要通过辨明人类思想、精神和语言之间的相互作用，促进人类整体发展。 语言作为一种具有明确目的的知性行为，促进思维的发展，并通过语言形式保留人类所有的精神运动痕迹，语言的创造性和语言形式的相对稳定性决定语言能够承继不同民族和个人的世界观，成为“制控人类发展史”的强大力量。 不同语言之间的语言差异由是成为认识和书写人类历史的重要方式。

2.1 语言研究:理解语言与人类发展的关系

把握洪堡特语言研究总体目标是理解洪堡特普遍主义语言思想的基本前提。 其语言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与其生活的时代有密切关系。 17 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迅速发展以及19 世纪初德国民族文学的蓬勃兴起为洪堡特提供大量的学术资源，并进一步促进洪堡特语言和翻译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正如德国语文学史专家裴特·施密特（P. Schmitter）指出，洪堡特的思想应该从史学角度加以重建，“对洪堡特的著述做内在统一的把握和阐释，阐明其思想的形成和历史的环境”（施密特2001:xxi）

17 世纪以来，历史比较语言学取得长足进步，语言观念和语言研究方法得以更新。 英国语言学家威廉·琼斯（W. Jones）爵士通过对梵语语音结构和语法形式的研究，提出所谓的“印欧语假说”，奠定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础，为语言的历史比较提供了手段和方法。 琼斯之后的语言学家细致比较印欧语言的语音、语法系统，尝试通过比较的结果，确定不同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继而推测出语言的起源、分化和变迁等问题。 无论从概念的更新、理论的更迭还是方论的出新等方面来看，19 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不仅为日后的语言学研究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材料，更开启科学研究语言的先河，将历史、哲学、文学、人类学、民族学甚至生物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引入语言研究中。 正是这种科学主义态度深刻影响了洪堡特的语言学研究。 当洪堡特将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纳入到他的语言研究范畴中时，他逐渐明确语言研究目的，也即，发现人类语言存在、运作和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并通过辨明语言和人类精神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为寻求完美人性提供一定的方法和途径。 事实上，语言研究目标的重新界定充分表明，洪堡特已完成对历史比较语言的超越。 19 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是单纯以印欧语系为研究对象的历时性研究，且语言学家收集的语料大都是零散和片面的。 洪堡特的语言研究重新定义“语言比较”的基本内涵，提出新的比较对象，包括“语言、人类借助语言才能达到的种种目的、处于连续发展过程中的人类以及各个具体的民族”（洪堡特2011:25）。 研究对象的重新界定使得洪堡特将语言研究的焦点放置在语言与人类整体发展关系上。

民族文学的蓬勃发展也同样促使洪堡特反思语言与人类精神及民族性的关系。 德国民族文学在19 世纪得到极大发展，涌现出包括歌德、席勒、沃斯、荷尔德林在内的杰出作家和思想家。 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作家作品对民族文化的肯定和宣扬推动整个德国民族去重新认识和理解自己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 受歌德和席勒的影响，洪堡特开始大量阅读希腊古典文学作品。 洪堡特发现，文学中广泛存在着形式、内容和普遍人性问题。他在研读之后尤其崇尚古希腊的完美人性，注意到希腊语与希腊民族精神之间的关系。 在他看来，希腊语之所以具有完整性和统一性，始终保持着自身结构的纯正性，皆因希腊语与希腊完美人性之间存在的这种联系。 由是，洪堡特提出，只有充分理解这种联系才能帮助不同民族追求到完美的精神和人性。

洪堡特对语言和人类精神发展之间联系的重新界定受到众多后世学者的肯定。 斯坦纳（J.Steiner）曾用“新颖”和“深刻”来评价洪堡特的语言思想，认为就其语言思想而言，洪堡特是与柏拉图、维科、柯勒律治、索绪尔和雅克布森并称的伟大思想家（Steiner 2011:83）。 无独有偶，现代语言学家叶斯柏森（O. Jesperson）也持相同的看法，认为“洪堡特是十九世纪语言学领域中最深刻的思想家”（Jesperson 1922:34）。 事实上，在洪堡特之前，大部分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仅仅将语言视作表达思维（理性、逻辑、认识）的工具。语言的使用以思维为旨归，语言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辨明语言的起源和本质，以便更好地表述思想。 洪堡特重新定义了语言，将语言视作创造和思维的同一物，希望通过探讨语言形式与先验思维及感性认识之间的关系，挖掘获得“完美人性”的途径。

洪堡特的语言研究强调以经验为基础，全面地搜集和筛选所有现存语言材料，予以系统归整和比较，“使语言研究以一种真正卓有成效的方式深入至其他人类知识领地”（洪堡特2011:7）。具体而言，洪堡特认为语言研究需从两个不同方面展开，其一，从所有语言中广泛收集材料，开展专门的研究，从普遍意义上解释和说明人类语言的本质和作用；其二，从纯历史的角度，探讨语言与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 然而，如果这种以经验为基础的比较语言研究能够揭示出人类创造语言的不同方式，那么语言与人类精神发展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就必须予以重新界定。 正如洪堡特对自己语言研究目的所做的描述:“语言如何从精神出发，而反作用于精神，是我要考察的全部”（同上:25）。 只有明确语言如何促进精神的发展，语言研究才能帮助人类获得完美人性。 此研究目的从一开始就已彰显出洪堡特语言思想中的普遍主义向度。

2.2 语言差异:反映人类精神承继的世界史

语言之所以能够促进人类精神的整体发展，皆因语言是一种知性行为，具有创造性和明确的目的，能够促进思维的发展，不同语言对思维的引导作用引发人类精神的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理解语言与思维的相互影响是开展语言研究的基本前提。

从思维对语言的制约来看，思维对语言的需求决定语言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性的活动”（同上1999:55 -56）。 正如洪堡特对语言所下的定义:“思维的某些部分统一起来，构成一些单位，而这些单位又作为要素区别于一个更大整体的其它要素，以便成为对立于主体的客体，这样的一些单位所具有的感性表达在最广的意义上可称之为语言”（同上2011:7）。 由此推之，于洪堡特而言，思维才是语言的出发点，语言在本质上只是将“现象世界的质料铸塑成为思想的形式”（同上1999:55 -56）。 语言也因此被视为思维的感性手段，为思维及其发展提供一切必要的手段。 恰由于思维对语言的需求不同，语言也就逐渐形成不同个性和独特的表述方式。

进一步而言，语言不是静态的词汇和语法规则，而是一种具有明确目的的知性行为，是创造性的，伴随着思维的发展而发展。 洪堡特曾将语言比作漂浮在山顶的云朵，只有从远处眺望才能确定其形状。 一旦走进其中，便陷入一片雾气之中，无法认清其具体的特性。 这说明人始终被束缚在语言的圈界之内。 每一种事物、每一种行为甚至与现象世界有关的一切事物都被植入语言中，通过语言而形成。 语言通过表达引发感知，并同时激发了新的思维和精神。 从一定程度上而言，语言对思维的反作用使得语言成为人类精神发展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正如洪堡特所言:

语言通过表达和创造,使含混不定的思想获得确定的形态和模印,而精神由于得到众多语言的作用支持,也将努力开辟新的道路,达至事物的本质。 （同上2011:7）

显然，在洪堡特阐述语言和思维存在的双重制约关系时，他本人似乎更为重视语言对思维的影响和独立自主的力量，侧重于描述语言为何以及如何能够促进人类精神朝向完整性和统一性方向发展。 继而，在考察包括卡维语在内的诸多语言后，洪堡特提出某个民族的思维、观念以及民族精神的发展状况完全取决于其语言的语法形式。“那些没有语法形式或语法形式很不完善的语言会对智能活动起干扰而不是促进作用”（同上:69）。 只有当语言能够为知性提供纯正、无缺陷的语法形式时，语言才能对精神产生上述有益的影响。

乔姆斯基在《语言理论的当代问题》一书中详述他本人对洪堡特语言思想的理解，认为任何新的语言行为都要依赖语言形式来创造，同时也只有后者才能赋予前者以意义。 要理解语言成分的作用和意义，只有将其与内蕴的形式联系起来。在乔姆斯基看来，将语言形式作为生成过程的概念，是洪堡特包括语言的本质、使用和语言习得等问题在内的整个语言理论的基础，同时也是他对语言学理论最有创见和最有价值的贡献（Chomsky 1979:17）。

也正是这种内蕴的语法形式将人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联系在了一起。 考虑到语言本身由民族精神构成，又反过来影响民族精神。 一个民族的语法形式能够伴随思维和精神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和统一，但其本身的特质并不会在此过程中丢失。 于是，无论语言发达与否，每一种语言都是人类精神或人类普遍本性的体现。 所谓“人类史上一个终极的中心”是由各种不同的民族语言共同推进的。 每一种语言都有其个性，以不同的方式引导人类精神的发展，语言差异因而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不是简单的声音和符号的差异，而是世界观的差异。 随后的一代又一代民族和个人在发展个体思维的同时，也将继承语言的形式和世界观，最终促进人类精神的不断发展，求得完美的人性。 语言差异从而“具有世界史的意义”（洪堡特2011:79）。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若将人类语言和精神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语言差异的“世界史意义”是保障人类能够求得完美人性的唯一前提。 因而，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理论并不是一种“语言相对论”和“语言决定论”，而是一种普遍主义观念，其着眼点不在过去而在未来，不在语言的个性而在人类语言、思维和精神的整体发展。

3 翻译：促进民族语言整体发展

根据洪堡特的语言理论，语言差异虽然显现的是不同语言的个性和特质，但在这些差异之下蕴含着人类语言统一的原则和始终如一的完整性。 洪堡特据此重新定义译作的内涵:“译作是原作精神的不同镜像，每一部不同译作所表现出该译作目前所能捕捉和再现的原作的精神，但原作真正的精神还始终停留在原作自身的文本之中”（Lefevere 2004:141）。 翻译的价值也随之需要做重新思考和理解。 翻译不应该被视作单纯的意义转换活动，而同样具有“世界史”意义。

3.1 保留原作异域性:促进民族语言提升

洪堡特关于“异域性”的讨论始于他对翻译独特价值的思考。 但要说明翻译的价值首先要明确翻译的可能性。 洪堡特对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理解无疑是以他独特的语言观念为理论基础的。但如前所述，洪堡特已经明确提出，语言不是表述概念的工具，而是思维的感性认识。 只要人们开始思考和表达，这些特定的感性认识就能被转化到语言中。 语言所创造的客体是整体思维的外化，“对事物的全部主观知觉都必然在语言的构造和运用上得到体现”（洪堡特2011:72）。 因而从普遍主义的角度而言，不同语言之间是可以互译的。 在德国翻译家威尔斯（W. Wilss）看来，洪堡特对可译性的阐述揭示了不可译性的哲学层面，但“甚至在19 世纪，其中所提及的将单子语言学和普遍主义语言学理论相互联系的可能性就已被人遗忘，其部分原因在于洪堡特的讨论最后仍然回到了那个‘臭名昭著’的老问题，也即在翻译方法上是让译作贴近源语还是迎合目的语”（Wilss 2001:37）。 威尔斯的看法富有洞见。 洪堡特试图通过翻译的可能性突出语言之间的相互作用，借以说明如何通过正确的翻译方法发挥外语对本民族精神的反作用和影响。

从18 世纪中期开始一直到19 世纪，也即洪堡特生活的时代，德语知识界发起抵制法语及法国文化的运动。 德国译者不再以法语译作为源语文本，去二次转译其他国家的重要著作。 施莱格尔（A. W. Schlegel）从英语直接翻译莎士比亚的14 部戏剧，提出新的翻译理念和方法。 一方面，施莱格尔将原作视作一种“有机创作体”（organic created form），也即原作是巧妙建构的有机体，每一个细节都是其整体的一部分，因而译者必须将原作的所有细节翻译出来，“否则任何改变都将破坏完美的有机体” （Baker， Saldanha 2010:416）。 但在另一方面，施莱格尔又强调译作语言必须轻松自然，避免作者产生他们是在阅读翻译作品的感觉。 施莱格尔对上述两个方面的区分后来得到施莱尔马赫的系统性阐述。 后者提出的“移动读者”和“移动作者”两种翻译方法正是此翻译观念的总结。

作为译者，洪堡特显然意识到施莱格尔提出的翻译的主观和客观两个不同方面。 洪堡特曾在给施莱格尔的通信中提到译者的两个不同选择:“所有的翻译似乎都只是为完成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 译者无一例外会受制于两个困难:其一是离原文太近，牺牲本国的品味和语言，其二是离本国语言太近，牺牲原文”（Pontiero 1995:55）。 但译者所面临的困难并不会导致翻译方法的不同。洪堡特并不赞同施莱尔马赫对翻译方法的描述和区分。 在他看来，“移动作者”的情况在实践过程中不会发生，因为“除科学问题和对事物的描述，没有任何作家在使用另一种语言时是使用同样的语言来讨论同样的问题”（Lefevere 2004:138）。洪堡特明确指出:“要是译者尤其是翻译古典作品的译者在翻译时给自己一些自由，翻译通常会成功……但同时译者必须自律和自制”。 洪堡特所谓的“自律”和“自制”指译者须把握翻译的两个主要原则，也即“忠实性”（fidelity）和“质朴性”（simplicity）。 前者指忠实于“原作真正的本质”。后者指出于“对原作纯粹的、谦逊的敬爱”用尽可能简单的方式来翻译。 在翻译中坚持这两个原则的结果必然赋予译作某种“异域性”。 正如洪堡特总结的:“翻译的最高境界是译作仅仅是让读者感受到异域性而不是带给他们陌生化的感觉”（Lefevere 2004:138）。 若译者为避免陌生化的翻译效果，使译作迎合目的语，那么翻译将不会给目的语语言和民族带来任何益处。

以法国对希腊和罗马古典作品的翻译为例，译者在翻译时常常任意删改原作以迎合法语的语言规范和文化传统。 无论古典作品的翻译数量再多，“古典的精神完全未能深入到法国民族精神之中，法国整个民族对过去的理解也未有丝毫增进”（同上）。 德国翻译家例如沃斯（Voss）在翻译这些古典作品时，注重保留古希腊的语言结构，从而帮助德国普通民众认识和理解古希腊的古典精神和完美人性。 日耳曼本民族语言和精神也由此得到极大的促进。 对洪堡特而言，希腊语有着完整和统一的语言结构，是思维创造的基础，将能够被智性唤醒的潜在思想留在了文字之中。 希腊古典作品中反映的希腊民族有着完整和统一的语法形式、思维和精神，是完美人性的典型。 希腊语言作为一种创造性行为，是“整个人类的财产”，创造了希腊完美的人性和精神。 完整地理解这种力量就能充分认识到“人类是如何通过使思想的王国清晰明确化，而成功地掌握其全部精神财富的”（洪堡特2011:81）。

由此可见，翻译中的异域性是翻译价值之所在，保留翻译的异域性才有助于民族精神的提升。保留异域性，避免陌生化是要求译者能认识到语言之于精神的重要作用，通过体察、迻译原作真正的精神促进目的语甚至人类整体语言的进一步发展。 是则，洪堡特对译作“异域性”的强调是以人类整体语言发展为目标的，这与其语言差异观中的普遍主义思想完全一致。

3.2 保留原作语言形式:促进民族精神发展

基于语言与思维及精神的双重关系，完全忠实于原作内在的精神的译作必须首先尽可能地忠实于原作的语言。 正如上文所述，语言具有其内蕴的语法形式。 语法形式的表达方式直接影响思维的形成和发展。 因而在翻译古希腊作品时，译者须要亦步亦趋地译出原作的形式。 洪堡特曾以他的个人经验为例，说明翻译中语言形式的重要性。 他在翻译《阿伽门农》时，并没有像其他译者一样在上百种手稿中随意选择，而是特意将赫曼（G.Hermann）整理的版本作为源语文本，原因在于该版本是对原作的重构，即便不是原作原有的形式，也是最接近原作最早真实形式的版本。

考虑到语音形式是语言内蕴形式重要的组成部分，语音在如何把握语言形式上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语言的差异主要是通过语音形式构成的”（同上:97）。 通过语音形式也能更好地把握不同语言的个性——“正是由于语言的个性取决于语音，各种独特的语言形式才自始至终在语音上相互区别开来”（同上:425），基于上述原因，洪堡特强调在翻译中保留原作的音节和韵律。 由于语言对精神产生影响的力量“取决于完整的印象（Totaleindruck），取决于整体的性质”（同上:57），译者在翻译希腊古典作品时只有尽可能地在德语中保留希腊语的语音形式，才能彰显出希腊语独特的个性，将希腊语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带到德语中来。 如此，不断丰富和扩展的表达方式不仅促进了德语的进步，也促使德国民族整体思维能力的发展。

洪堡特曾总结了语言发展的3 个阶段:第一，语言的有机结构虽然只是初步形成，但已呈具完整性；第二，语言因异语成分的渗入而起变化，直至重新达到稳定状态；第三，当一种语言（相对于其他语言）的外在界限和它的结构在整体上已稳固下来，不再发生变化后，它仍在内部、在更细微的方面进一步完善自身（同上:15）。 语言与人类思维及精神的关系已经说明，语言的发展将会促进思维的精神的发展。 语言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无疑需要翻译来完成。 一方面，让译作充满“异域性”是要通过保留原语言的内蕴的语法形式为目的语引入新的成分。 另一方面，译作要避免“陌生化”，保证概念的清晰性。 也只有概念清晰明确，思维才会清晰明确。

事实上，洪堡特所论及的如何“亦步亦趋地翻译原作语法形式”，无疑促进了翻译理论在哲学层面的进一步发展，揭示了翻译这门语言活动的创造性及其对思维和人类精神的制约作用，反映出了翻译与思维、精神、民族性和世界观之间的多重关系。 只有不再把不同语言视作任意符号，才能认识到语言的创造性、承继性及其对思维的制约，人类才能利用语言来发展思维和精神。 在贝尔曼（A. Berman）看来，洪堡特关于“异域性”和“陌生化”的区分实际界定了所有经典作品的翻译限度，划定了译者的任务。 在《翻译及其对异的考验》一文中，贝尔曼解释了直译（littéralisme）之“直”的概念:“‘直’是指依附作品的字面，在翻译字面上下功夫比在意义恢复上更有价值。 正是通过在字面上努力，翻译一方面恢复作品独特的知识过程，而不仅是意义，另一方面改变着译入语”（Berman 2012:252）。 译者在翻译时所面对的仍然是人类整体的语言和精神。 个体与整体、内在与外在、过去和未来都蕴藏在了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中。 翻译与本族语和本族思维精神发展之间有着紧密联系。

无独有偶，德国哲学家本雅明对“绝对直译”的推崇也明显受到洪堡特的影响。 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本雅明提出被“打碎的圣器”这个概念，认为人类语言不过是更大整体的碎片，每一个碎片上都带有弥赛亚的训示，存在着互补和相似性。 翻译作为原作的后续生命（afterlife）是要通过不同语言之间的相遇，让纯语言从不同的意指中显现，从而将每一个碎片拼接起来，重新整合成纯语言。 在《德国浪漫主义的批评概念》中，本雅明提出，“形式是作品自身内省，即构成作品本质的内省的客观表达。 因此，它作为存在原则而先验地决定了作品；艺术作品正是通过它的形式才能为活的内省中心的”（本雅明1999:11 -12）。语言的3 种区分虽然表现出强烈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是犹太卡巴拉神学思想的产物，但他对词与物之间神秘关系的强调，对主客二分的否定无不从另一个层面呈现出洪堡特式的普遍主义翻译思想。

4 结束语

不可否认，洪堡特对翻译的思考是建立在他对人类整体经验的反思之上的，其中的普遍主义向度和人文主义精神值得关注。 在贝尔曼看来，洪堡特对翻译的思考“不仅与赫尔德的语言哲学不同，也同时与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方式存在区别”（Berman 1992:41）。 作为康德之后传统语言观念最杰出的批判者，洪堡特注重语言所特有的二元性，将语言视作内在与外在，主观与客观，过去与将来的结合，其语言和翻译思想的核心自始至终放置在历史承继和未来发展两个重要的层面。 为更好地回答如何承继，如何发展的问题，洪堡特创造性地指出语言所具有的“世界史”意义，也即，语言形式的稳定性使得人类精神或人类普遍本性得以在语言中保留，语言中所显现的是人类精神发展的痕迹。 不同语言之间本质上是互补的，均指向人类语言这个更大的整体。 保存异域性，保留原作的语言形式是保存人类历史的最佳方法，是要通过扩展语言的创造性和容受性，发展思维，促进人类精神的发展，最终求得完美人性或人类精神的完美状态。 由是，洪堡特的语言观念和翻译思想中都存在一个面向人类整体发展的普遍主义向度。 理解不同研究中的共同层面也为更好理解洪堡特的整体思想提供一定的理论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