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天任 王拓涵

[摘要] 鉴于城市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仍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推进社区更新的微基建是疫情后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战略性选择。在推进社区更新微基建的过程中，要注意公平规划与合作治理相结合，尤其应注意到有序的社区参与能够促进微基建的长期可持续运营。通过剖析北京清河实验YG社区更新的案例，笔者发现有效的社区干预可以激活社区共治，社区共治在社区规划中能够促进良性的社区更新。

[关键词] 社区更新  社区治理  社区规划  社会公平  合作治理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72（2020）05-0027-10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暴发和持续蔓延，凸显了超大城市在社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存在不充分和不平衡的问题。一方面，在发展型的规划和治理模式主导之下，超大城市的人口与空间规模快速扩张，社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相对滞后且存在着空间不平衡、供给不充分的问题，这在中心城区的老旧小区或者城市郊区较为明显。另一方面，发展型的规划和治理模式，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规划建设方式，虽然投资建设效率高，但是运营使用以及长期维护存在不足，尤其缺乏有效的社区参与和合作治理机制，这会导致基础设施建设与公众有效需求之间发生错位，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运营和维护成本。

因此，推进超大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有效均衡供给，既需要考虑空间不平衡的问题，又需要考虑规划建设的社区参与问题。基于此，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就是探索实现超大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公平规划与合作治理机制。而无论是从存量更新角度考虑，还是从疫情后经济增长模式可持续性角度考虑，当前矛盾的焦点或者难点主要集中在社区更新。从实践角度观察，近年来社区更新在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地的快速推进，除了给社区环境和居民生活带来了一定改善外，如何激发社会活力和社区活力仍然是一个关键点。为此，本文就如何推进社区更新这一问题展开理论和实践分析，并结合具体案例提出公平规划与合作治理之道。

一、 为何以及如何推进社区更新微基建？

社区更新并不是一个学术概念，因而需要界定其内涵。社区更新主要是城市规划学科和政府管理领域所使用的词汇，其主要内涵是对社区层面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建设，以提升社区环境或者改善社区居住品质。这里“社区”一词是作为一个治理单元来使用的。因此，社区更新实际上是社区层面的空间再发展或者空间再开发，可以通过社区层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来实现。按此定义，之前的旧城改造（老旧小区拆迁改造）、功能置换、社区营造都可以看作社区更新，而不同之处则在于规模大小和更新方式。就中国的超大城市而言，大规模的旧城改造阶段已经过去，存量更新阶段的社区更新又面临社会利益复杂化的现实，因而小规模渐进式的“有机更新”模式成为题中应有之义。①

那么，什么是“微基建”呢？顾名思义，“微基建”是微小型基础设施的缩略语。“微基建”是同济大学诸大建、孙辉近期在阐释“人民城市”理念时通过对比“老基建”“新基建”提出的一个概念：“老基建、新基建和社区更新微基建各有侧重、互有补充。老基建主要是传统的以‘铁公机为代表的有形的基础设施体系。新基建是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社区‘微基建是面向高品质生活需要，满足居民‘最后一公里需求的微型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②显然，社区微基建是一种“软硬兼收”的城市公共服務体系。该概念主要是从社会公平角度提出的，主要针对民生领域，主要概念范畴是“以社区15分钟生活圈为中心”来规划建设与治理运营的微型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

既然社区更新多是采取一种“有机更新”方式，而社区微基建又是社会公平导向的满足民生需要的微小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那么推进社区更新微基建的主要考虑则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第一，从短期来看，这是应对疫情后国内外复杂形势下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底层策略;第二，从中期来看，引导投资进入民生领域，让社区民众分享改革发展红利，有利于提高城市发展的竞争力;第三，从长期来看，微基建关乎民众日常生活，是促进社区治理走向共建、共治、共享的“抓手”和“支点”。通过社区更新微基建促进社区共治，这是经济增长下行阶段社区治理转型的明智选择。因此，无论是从短期，还是从中长期来看，推进社区更新微基建都是一种能够兼顾效率与公平、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政策选择。

那么，如何推进社区更新微基建呢？也就是如何规划、建设、管理和运营社区微基建呢？总体上，基于公共产品供给和治理理论的分析逻辑，微基建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公共性较强的社区微基建，如房屋修缮、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交通道路整治、社区文化活动站、社区卫生服务站等，此类微基建完全可以采取政府主导、市场和社会参与的合作治理模式;第二类是准公共品属性的社区便民设施，包括数字化、智慧化的新型社区服务基础设施，如社区24小时便民商业站点、社区智能菜柜、智能充电桩、智慧医疗服务站点、智慧社区养老设施设备等，此类微基建可以采取市场化方式供给，政府制定规则、社区居民参与共建共享的模式;第三类是集体性强的社区微基建，比如社区花园、公共空间美化、停车位整治、车棚改造等，此类微基建只有通过社区居民的有序参与，形成社区共治模式，才能够顺利推进，取得较好效果。以上三类社区微基建共同发挥作用，可以成为推进社区更新整体环境提升的“催化剂”。最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哪类社区更新微基建的推进方式，实则都离不开社区民众的广泛而有序的参与。社区更新微基建离不开社区参与，因为社区更新微基建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消费”。①在中国制度情境下，集体消费的完成需要基层政府、社区组织的共同参与和推动。②在此意义上，社区更新微基建的推进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社区走向共治的过程。这就需要进一步从理论上、实践上探讨推进社区更新微基建的规划与治理机制。

二、 社会公平导向的社区规划与治理：一个分析框架

（一） 多学科视角下公平规划与合作治理的理论逻辑

理论有助于凝聚共识，形成规范的价值导向。在城市研究和社区研究的诸多理论源流之中，社会公平始终是一个主流价值基础和研究出发点。在哲学和批判理论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空间政治学研究源远流长，其核心价值导向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并对现代城市规划学科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③在城市社会学、城市政治学理论方面，对不平衡发展、社会空间不平等、邻里社区效应、城市生态结构、城市政治等方面的研究背后均贯穿着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并将其作为理论建构的潜在假设。在公共经济学领域，治理理论的基础价值依然是社会公平，只不过治理理论所强调的是多元共治的方法论，尽管治理理论带有不少理想色彩，但是社会公平的价值基础依然是其底层逻辑。总而言之，无论从何种理论视角来思考城市社区治理问题，社会公平作为一种共识性的价值基础是确切无疑的。

社会公平更是人民城市理念的本质和核心要义。作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城市理念的价值基础当然是追求社会公平。然而，究竟何为社会公平？如何在发展和政策实践中真正实现社会的公平？在经历过惨痛的教训后，我们认识到社会公平不是绝对平均主义，也不是单方面的“扶贫扶困”就可以达到目标的“静态公平”，而应是一种理性的、相对的、动态的社会公平。具体而言，在城市开发和社区更新方面，贫困社区的更新、老旧小区的改造显然是基于社会公平价值而推动的政策，但是更新改造反而有可能带来新的不公平。例如，北京市著名的“菊儿胡同”，作为经典的有机更新案例，在实施后带来了“绅士化”问题。①同样，北京市的唐家岭城中村改造也没有很好地解决更新的难题，反而带来了新的不公平问题。②可见，与认识到社会公平的重要性相比较，如何实现社会公平其实更加重要。

社区更新微基建涉及公共经济、城市规划、公共管理、社区研究等多个学科领域，这些领域的研究进展为理解社会公平实现机制提供了充分的知识基础。从公共经济角度来讲，基础设施投资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方力量的合作，建立运作机制，③这一点在“微基建”领域显然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从城市规划角度来看，哈佛大学教授苏珊·费恩斯坦把公平规划视为实现社会公平的规范性路径，她把规划看作公共政策，提出从议程设置上入手，通过多方协商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④从公共管理和社区研究的角度来看，社区参与对实现公平的社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维护至关重要。总而言之，在实现社会公平方面，建立一种合作机制、参与机制和运营维护机制應该是社区更新、规划、治理过程的一个最基本的理论逻辑。此理论逻辑的核心是价值共识、风险共担、收益共享。如果放眼长远，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乡村贫困问题最终将转变为城市贫困问题。面临大量的城乡社区更新微基建需求，只有社区更新的“共治”模式才是可持续的模式，这一点也将在下文的实践逻辑中得到证明。

（二） 社区更新微基建公平规划与合作治理的实践逻辑

因为社区更新微基建主要投向民生领域，贴近居民日常生活，牵涉社区民众的空间利益，所以采取的规划建设方式不能单纯复制以往的自上而下模式，而是需要社区相关利益群体的参与，其日常运营维护更需要社区参与，其最终的价值体现、绩效评估等必须经过社区参与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完成。因此，从实践角度来看，社区更新微基建的最终有效供给、规划和治理均离不开有序的社区参与，这也是社区更新微基建最基本的实践逻辑。有序的社区参与本质上是民意表达和共识凝聚。对于中国的超大城市而言，随着大规模基础设施规划建设阶段成为历史，进入存量更新时期后，基层党建和基层民主的体制机制建设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对于实现公平规划和合作治理而言，不仅是理论上的要求，也是实践逻辑上的需要。

在前期的规划建设方面，社区民众的“有效需求”需要通过参与机制或利益表达机制凝聚起来，此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公共参与过程。尤其是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普及和加速发展的时期，客观需求的测量虽然能够更加精确，但是主观需求的表达反而更加重要。客观需求可以作为凝聚共识的基础，但是主观需求则需要通过“软”的机制建设加以完善。具体来说，在社区规划过程中，社区协商议事机构的建设至关重要。让社区代表反映社区不同群体的需求、表达对社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评价和感受，最终建立民主议事规则实现共识凝聚。通俗地说，就是搞清楚社区微基建的现状和不足，搞清楚“哪儿缺、哪儿不缺”，搞清楚“哪些人群存在需求没得到满足的情况”“哪些地方的社区基础设施还没得到合理建设和完善”，这些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才是社区规划中需要充分考虑的。公平规划，本质上就是沟通规划、参与规划，而不是英美规划理论所强调的那样把规划看成一个沟通平台。在中国语境下，那样的“规划社会化”不仅不切实际，而且忽视了规划技术的作用，最终可能导致社区规划的流产。因而中国式社区规划应是技术精英参与指导但最终要由社区规划师负责的沟通规划和参与规划。

在中后期合作治理机制设计方面，需要居委会、议事委员会（决议会）、社区居民大会等社区组织或社区民众意见汇集机构参与到微基建的使用、运营和评价中来。社区参与的微基建，一旦形成基本的规则意识和程序意识，将会非常有利于社区更新中的共识形成，最终也有利于微基建的长期可持续维护使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治理成本。因此，社区居委会、议事委员会、社区代表大会等机构的设置，就能够从体制、机制、制度上保障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表达权。一般而言，超大城市的社区规模在几百户左右，全部社区居民的意见凝聚与表达并不现实，且社区居民构成较为复杂、教育水平差别也较大，因此如何通过议事委员会凝聚居民意见就显得非常重要。从笔者所调查的情况来看，深圳市文华社区的居民决议会、北京市清河实验中的议事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做法，就能够很好地凝聚共识，避免无效协商。在这方面，由于我国的超大城市社区普遍相对缺乏自治传统，必须借助“外力”激活既有社区的参与活力，而后才能更好地推动社区更新改造和环境提升。

为了更好地论证和说明笔者所提出的上述观点和分析逻辑，本文将以北京市“清河实验”为例，通过YG社区更新案例进一步详细分析社区更新微基建的公平规划与合作治理机制的建设。笔者选择“清河实验”的YG社区更新作为案例，主要有以下原因：“清河实验”是通过专家推动的充分发挥智库作用完成社区治理创新的典范，而YG社区又是实验最成熟、成效最显著的试点社区;YG社区是北京老旧社区中最早通过社区规划师与社区居民议事委员会合作推动的更新案例;笔者曾经参与调研和访谈过案例中的关键人物。作为一个剖析的单案例研究，清河实验YG社区更新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围绕社区更新这一牵动居民实际利益和居住感受的“微基建”规划建设，通过学术团队激发社区自治活力，从而达到社区共治的目标，实现了社会公平导向的规划和治理的融合。

三、 案例分析：北京“清河实验”的YG社区更新模式

（一） “清河实验”的背景与YG社区更新的三个问题

由学者推动基层社区治理创新是近代以来中国社区治理创新的一大模式。①“清河实验”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正如上文所言，学术团队激发社区活力，从而推进社区更新是当前北京“清河实验”中一条较为值得深入总结的经验。本文所研究的“清河实验”是新清河实验，它不同于历史上的清河实验，是当前一批社会学者在北京市清河地区进行的学术研究、社会治理与社会发展研究相结合的“社会干预实验”。当然，新清河实验接续了老清河实验的脉络，老清河实验是老一代社会学家杨开道、许仕廉等于1928年开创的，当时北京西北部的清河地区是农村地区，老清河实验的主要内容是乡村建设，后来由于日军占领北京，老清河实验就中断了。

当前，新清河实验所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城乡融合发展，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社区建设，尤其是如何激发社区自治活力。②北京市清河地区作为典型的城乡接合部，集中凸显了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大部分问题，尤其比较突出的是城乡二元发展带来的分裂和转型冲突，这不仅体现在物质环境方面，也体现于社会经济方面，比较明显的是新建商品房社区、老旧社区、城中村社区等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在基础设施、居住环境、社区治理等方面体现得十分明显。随着北京市开发规模不断向外扩张，清河也逐渐被纳入城市副中心的开发建设当中，清河地区的不少老旧小区也开始逐渐面临更新改造的难题，原来不少新建商品房社区也因为时间久、逐渐老化而面临基础设施更新改建等问题。因此，社区更新改造逐渐成为社区居民普遍关心的问题，同时也成为政府推进城乡发展融合的重要政策议程之一。

通过六年来的调研和实验探索，清河实验团队逐渐发现，通过社区更新规划，促进社区参与，激活社区自治活力，是一个务实而有效的社区治理能力提升方案，既能够满足政府、社區居民等各方需要，又能够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实验干预”而考察社区自治的可能性，不断培育社会。以YG社区为例，清河实验团队通过调查发现，社区更新中存在如下三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一，社区微更新中，规划环节往往忽视居民主体性，居民参与度较低。作为社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最主要使用者，他们在既有规划项目中被排除在外。所谓参与式规划，不过是“摆摆居民看不懂的展板”，问卷调查和访谈也是只流于形式，既不规范又不科学，规划的严肃性和科学性失去根基。社区居民普遍对规划项目缺乏专业认知和积极性，这导致政府大量投入资源后，居民抱怨不断，社区更新的微基建没有达到应有的良好的政治与社会效果。第二，社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与居民真实需求不匹配，没有满足人民群众对社区环境提升日益增长的“有效需求”。YG社区的公共活动空间极度缺乏，停车位严重不足，小区绿地率高达40%，但是多为防护绿地和景观绿地，基本上没有可供居民活动和休憩的室内外公共活动空间。无序停车挤占小区内道路，还有大量来自附近城中村的小轿车和运输车辆挤占公共空间，争夺已严重堵塞的道路和空间。YG社区的公共空间品质与周围的高档商品房社区形成了鲜明对比。社区公共空间品质的提升成为社区民众的普遍诉求。第三，居民对社区普遍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YG社区居民构成复杂，邻里关系淡漠，社区归属感差。现有6层居民楼11栋，居民571户，约1600人，包括回迁户、拆迁异地安置户、商品房住户、单位集体住户和租房户等，涉及产权单位30多家。居民之间少有往来，有受访居民表示，“搬到这里十几年，除了上下班，基本上没有下过楼”。也有居民表示，“从圆明园等地搬迁过来，到现在每天还回原有的居住社区，因为那里有熟悉的街坊邻居”。面对一路之隔的高档商品房小区，还有居民感叹，“我们这里什么时候拆迁，拆了就可以拿钱到郊区买大别墅了”。

针对上述问题，清河实验团队重新思考社区规划的定位，决定以社区公共空间品质提升为抓手，以居民社区参与和公共性培育为突破点，以社区生活共同体建设为核心目标，把社区规划和社区治理结合起来推进社区更新。整个方案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第一，通过设计议程，推动社区议事委员会的民主选举和有序运作，这些议程包括社区更新微基建，如立面美化、停车位改造、绿化环境设计、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等，这些议程由于都是居民关心的事情，因而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较高;第二，通过引入社区规划师和环境设计团队，推动参与式规划，让居民与政府之间建立社区规划建设的沟通平台，从而为社区更新提供需求指南、治理指南、运行指南。下文将分别介绍这两个主要部分的具体做法。

（二） 改组议事委员会激活社区共治

在整体了解清河地区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之后，清河实验团队选择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开展工作，即老旧小区、商品房小区、混合型小区。对于三种小区，都通过选举议事委员的方式提高居民的社区参与程度。以YG社区为例，它就是多种社区类型的混合体。通过对清河街道前期实证调研发现，社区治理的组织机制普遍存在以下突出问题：首先，居民代表大会形同虚设，居民代表大会半年召开一次，居民汇报多议事少且普遍无事可议，因此法理上的社区决策机构无法发挥实际功能;其次，社区居委会和社区服务站功能重合、职责不清，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站组成人员高度重合，“议行不分”问题突出;最后，社区居委会承担行政工作繁重，无暇开展居民自治活动，社区居委会人员数量不足且身兼数职。上述问题集中到社区居委会身上，可以概括为“政社不分”和“议行不分”两大症结，前者是居委会由于严重的行政化而背离其自治组织的法律定位，后者是居委会疲于应付各项具体事务而无法有效代表居民行使决策和议事的职能。

为此，清河实验团队以选举社区居委会议事委员为突破口，把委员议事打造成为凝聚民意的重要参与机制，让议事委员成为居委会的一部分，进而与物业公司、业委会等社区相关组织开展联席会议、共议社区事务。在清河实验团队看来，选举议事委员的目的是在不增加新的社区组织的前提下，进一步还原法理上社区居委会本该具有的代表性，激发社会和社区活力，增加社区成员参与度，培育社区的自我调节能力和自治能力。2014年12月，在区政府和街道办的支持下，清河实验团队正式启动了议事委员选举工作，先后发布了《选举公告》《选举办法》等相关文件，在第一批的三个试点社区，共动员了55名社区积极分子、居民代表报名，并支持他们成为议事委员候选人。2015年年初，在入户调查的基础上，社区居民代表大会暨议事委员选举大会召开，按照居民代表投票选举的方式产生了议事委员，并宣布每三年进行一次换届工作。

清河实验团队始终把核心理念定位在扩大社区居委会的自治属性方面，通过改组社区居委会来提高社区自治组织的协商与参与能力。按照清河实验的基本思路，改组后的社区居委会应既是“议”的机构，也是“行”的机构，议事委员定期组织居民代表开会，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讨论。以社区公益金的使用为例，在事前经过居民需求调查确定好议题后，议事委员会运用专业技术，根据居民意愿和居民需求，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提出方案和意见，充分讨论后进行集体决策，并根据公益金申请额度的差异而采取不同的表决规则。讨论和实施过程全部在街道职能科室指导下完成，由清河实验团队负责系统培训，在社区建立了操作性强的组织运作体系和参与式协商机制，从而保障社区更新项目推进过程的科学化和合理化。这一做法不仅让社区居民通过议事过程和决策过程参与到社区更新的规划建设之中，而且还激发了老百姓的公共参与热情，为下一步推动社区空间提升改造打下了良好的组织基础，为进一步推进社区更新提供了保障。

以议事协商机制为保障，以社区更新和环境提升过程为依托，清河实验团队以小部分居民带动大部分居民的方式，在具体的社会更新实践中培育社区意识，重塑邻里关系，使社区建设真正成为居民自己的事，而不仅仅是政府的事。例如，在一个被居民自诩为“低层次人群聚集，没有人才”的老旧小区，清河实验团队联合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共同挖掘社区存量空间资源，改善室内空间，居委会主动通过空间置换让出原有办公空间，将此空间改造成居民的议事厅，成为开展各项居民活动的重要场所。通过改善室外空间，将小区中间一块废弃的三角形绿地改造成活动广场，这很快让社区居民看到了社区议事会的实际治理效能。居委会、物业公司联合发动居民自己动手，实施了自行车棚改造和绿化种植。这一行动突破了居委会长期以来有“议”无“行”的困境，并让居民们欣喜地看到了社区自主改造环境的潜能。

（三） 社区共治通过社区规划促进社区更新

社区环境的绿化提升改造是社区居民最为关心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YG社区居委会和清河实验团队召开了由议事委员、专业社区规划师等参加的“社区绿化环境议事会”。清河实验团队请来社区规划师为YG社区进行专业绿化环境设计，并提出在楼前空地上建造自行车棚的设想以及绿化地补种树木及花草设想。其间，议事委员和楼门长为社区每户家庭发放社区报、联系卡以及调查问卷，完成了1400份的问卷调查。调查的目标是让YG社区的每一位有意愿的居民都能参与此次活动，收集居民对此活动的意见和建议。在物业公司的协助下，专业的社区规划师根据原始图纸对现有绿地空间进行测量，再次和居民代表讨论并修改规划方案，在小区内公示规划方案和自行车棚改造方案。清河实验团队还组织了YG社区居民志愿者开展义务植树活动，组织社区居民认领和保护社区绿地，并在铭牌上标出认领的家庭，这既是责任也是荣誉，更是增强居民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的一个重要路径。社区绿地空间规划整治属于典型的社区内公共空间更新改造，可以将其看作第三类微基建产品，实验团队组织居民开展绿地认领工作，解决了绿地空间长期维护的问题，这也是典型的合作治理。

公平规划的核心理念不仅体现在参与和沟通上，还体现在规划参与过程中，规划设计人员和社区居民相互学习，共建信任。这一过程本身是社区共治的过程，也是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形成的过程。例如，通过对社区公共空间使用状况的调研，社区规划师发现居民最希望开展的活动是“晒太阳”和“聊天”，这反映出YG社区以老年人为主的休闲型生活方式，因此社区规划师放弃了早先设想的丘地、沙坑等装置设计，明确了以“开放”“交往”和“阳光”为要旨的设计思路，因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方案也受到广大居民的欢迎，这就为基础设施的长期可持续利用打下了基础。社区规划师通过多次组织设计方案，让广大社区居民和议事委员参与进来，推动了开放式讨论和设计沟通，让居民在共同讨论和平等对话中学会倾听、学会理解、学会协商。在这一过程中，社区更新的规划设计方案所产生的矛盾得以化解，社区更新的共识也得以形成。

需要强调的是，基于议事委员机制所形成的社区更新方案，很多以公共空间品质提升为核心内容。这些方案围绕楼立面美化、健身广场改建、停车空间改造、养老服务站建设等微基建内容，从议题提出、程序拟定、人才培训、方案设计、讨论交流到参与实施行动，形成了社区规划与治理的机制化流程。在这个意义上，社区规划既是社区更新过程，也是社区治理过程，更是社会关系再生产过程。也许，从长远来看，社区居民围绕共同利益展开思想交流，最终促成原本来自外部的“社区更新”逐步转变为内部的“自我酿造”，并由此促进了社区认同乃至公共意识的生成。因此，清河实验的意义与价值则远不止于社区更新微基建，同样社区更新微基建的意义也远不止于社区的再造。

四、 结论与讨论

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来看，推进社区更新微基建均是一种战略性选择。它体现在社区更新的方式只能是也必须是一种有机更新的方式，同时推进微基建不仅能改变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均衡现状，而且也能促進整个城市治理模式的变革。微基建看似微小，实则具有重大社会意义和价值。社区更新微基建撬动的不仅是国内基础设施投资的杠杆，还有国内社会治理基础运作模式的更新与变革。此外，推进社区更新微基建，公平规划和合作治理是两个关键环节，且两个环节实为一体两面，相辅相成。无论是理论逻辑，还是实践逻辑，社区更新微基建的规划建设与治理机制均离不开社区参与，其长期可持续运营和维护更离不开有序的社区参与。社区更新微基建的过程就是社区共治形成的过程。

以上结论在北京清河实验的YG社区更新案例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在清河实验团队的“社会干预”之下，先前的原子化个人被整合了起来，社区共治的体系与机制在社区更新规划建设中逐渐得以形成。社区居民通过选举议事委员，通过多种途径了解并参与到社区更新的集体事务之中，表达了利益诉求并形成社区认同，社区活力也得以激活。此案例证明，激活社区共治体系，打通社区参与的体制机制关键节点，是社区更新微基建体系成功建设的前提，也是社区更新微基建可持续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同时，此案例也证明，规划师也完全可以俯下身段在社区规划中找到真正实现价值的方法，向居民学习，在与居民的互动中让规划技术的魅力得到认可。最后，此案例还向人们证明，即便在城镇化过程中矛盾复杂的城乡接合地带，社区碎片化的利益冲突仍然可以在共同利益的架构下最终凝聚成共识。那么，至少在YG社区的更新中，笔者所看到的不仅仅是社区生活品质的提升，更看到了中国基层之治的未来雏形和前进方向。

（责任编辑：余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