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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在六约

2020-11-22吴成刚

夜郎文学 2020年3期
关键词:深圳

吴成刚

那一年,我从北京伤痕累累地回到河南老家。在家中完成人生当中的头等大事,遇见了一直陪我到现在的妻子。完婚后我们接过妹妹在镇上开的五金交电门市部,算作一个圆满,所谓成家立业。后来镇上开发新街,老街上人去街空,连路人都没有几个,生意自然无法维持,就这样关了张。

当时我的弟弟那时在深圳一家五金塑胶厂当品管,我只好去那里找他。离家那天飘着小雨,湿气中弥漫着早春的寒意。低沉的情绪,黯淡的天气,此次离别不知归期,颇为伤感,不过心中还是下了狠心,不出去就没有活路,反正要去深圳闯一闯。

深圳属于岭南,岭南和北方的区别,首先在于气候。火车一步步靠近深圳,衣服一层层脱去,到河源的时候,上身只剩一件秋衣了。都说南方热,没想到与老家的气候反差竟这么大。下了火车,赶紧坐上到龙岗的公交,一路花草绿植,五颜六色的房屋,还有穿着各异的人们——对眼前这一切感到无比好奇,却生不出怎样的欢喜,因为我不是游山逛水的人,此次前来深圳的目的,是来谋生。找不到事做,就只能沿着来时路打道回府,回到荒凉的村庄。因此为即将遇到的种种的不可预测而忧心忡忡,

汽车一个刹车猛地打断我的胡思乱想,我就像是汽车自卸下来的一件物品,车走,留下晕乎乎的我不知所措施地站在那里。这一站是天河百货,弟弟电话里告诉我等他的地方。我注意到天河百货门前人来人往,光膀子的男人,踢着拖鞋的小伙和姑娘,看看他们如此“坦荡”,我将秋衣的袖口往上捋了捋,有风吹来,丝丝清凉。百货大楼门前摆一台K 歌机,有三四排塑胶椅。找来一个空位坐下,将随身带来的包袱往脚边挪了一下。

弟五点下班,中间吃饭休息半小时,晚上要加班。我在天河百货等了一个多钟,人们在眼前来来往往的,看得累了,倍感无聊。弟终于来了。一年不见,他瘦了很多,眼睛深凹,一米七六的身体像一副衣架子。我们以这样的方式久别相逢,一股酸楚顿时涌上心头,差一点流出泪来。跟着弟穿过六约天桥,沿浦厦路一直往上走(这里的工业区分不清南北西东,房屋也不像老家那样坐北朝南),从一个卖粮食的档口拐进去。这是一片居民区。楼与楼之间仅有一尺长。转过几条逼仄黑暗的小道,弟停留在一间类似杂物室的小房前,掏出一枚光溜溜的钥匙开门。一盏光亮微弱的灯泡羞涩地照着弟弟的一切家当。一张单人床将屋子占去五分之四。一个巴掌大的床头柜上摆着两罐饮料和一卷纸巾。想必那些衣服杂物统统钻进了床下。压抑的小屋、简陋的摆设,完全不是弟弟电话里描述的样子,外面的世界竟如此艰难。我有些难过地看看他,往他的床下塞进我的包袱。后来弟领我去吃饭。一碗米粉里飘着几根生菜、三两片瘦肉和猪肝。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吃米粉,弟说是这里人们常吃的食物,还有爆炒的。安顿好我,他加班去了。

我倒在弟弟小黑屋的单人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想着如此消瘦的弟弟,想想不可预测的明天,想着想着还是睡了,毕竟一路颠簸,乏累了。

第二天,弟七点半就起床,洗簌,吃早饭,八点打卡上班,晚上回来很晚。我还没有来得及熟悉周边环境,就收到弟转来的消息说他们厂招工,除了一些含技术的工种,还招仓库管理员。我顿时来了精神,问弟具体信息。弟告诉我,他明天找人帮我做一个高中毕业证,拿到证后就可以去面试了。

人们说到了深圳一切是高效率,一点也不假。办证的效率可真快,第二天晚上就拿到了。然而我心却发虚,跟弟说出我的担心。弟说不用怕,好多人都没有真的毕业证 ,一定要装得理直气壮就可以。到了招工现场,只见厂招工处的门前站满了人,手里握着笔和毕业证书,有人沉默,有人交头接耳,我像贼一样将证书藏入口袋。大约九点,招工文员拉开传达室的小窗,吩咐我们排好队,面试。

第一关是问答题,有问必答。文员是一位戴眼镜的女孩,她问我为什么来深圳,我说深圳有工厂,可以找份工作。她又问我以前做过什么,什么学历,婚姻状况,我一一作答,只是说到学历处有些含糊不清。下午三点宣告正式面试人员名单,等待是一种煎熬,尤其怀着这种不自信的等待。在煎熬中等到了下午三点,东泰厂大门口,一群顶着太阳的人心急如焚地等待着招工窗的开启。

戴眼镜的女孩出来了,当场念第一关过关的名字,念到最后,也没听见我的名字。自己身上顿时没了力气,到了晚上我将这个不好的消息告诉了弟。弟说,这没有什么,找工作这是常情。弟让我再去试试,人那么多,文员不一定还记得我。我心中很忐忑,再次来到厂门口的时候,那文员问我怎么又来了。我说很想拥有一份工作,而且很喜欢在东泰厂工作。到下午三点的时候,竟听到了我的名字,当时真的好开心,像是被惊喜击中的梦中人,恨不得马上见到弟告诉他。文员可能是对我的回答比较满意,而忽略了学历的重要吧?我没有想到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面试第二关是做试卷。有一道题,我至今记忆犹新。26 个英文字母倒着写。这道题真的让人为难。快要交卷了,情急之下,我从相反的方向将26个字母正着写了一遍,总算笔试侥幸通过,找主管过面试过最后一关。

主管说,我们这里的仓管员做最脏的活儿,领最少的工资,甚至要倒各种垃圾,工资三千都不到。我说不怕,我会好好干的。主管是广东人,说一口广州普通话,说话摇头晃脑,根本不拿正眼看我。最终还是没有录用我,不知道自己身上哪里让主管看着不顺心,也不知道当一个普工为什么也这么难?一起一落,竟铁了心,不需弟弟鼓励,第二天我又来到东泰厂,心中有了一股不进此厂不罢休的犟劲儿。最后弟弟找到他们品管部门老大(领导),联系到物料部主管,我才进了胶料仓。事后弟请了他们领导吃顿饭,我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和弟在同一个厂上班。

终于上班了,我虽然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也没有想到胶料仓竟然这样累。胶料50 斤一袋,一卡板40 包,刚好一吨。我们每两天从货车上卸下二十多吨的胶料,然后分门别类地入库,摆放好,登记清楚。搬胶料是我们的主要工作,每天汗流浃背。班长是广东人,比我大几岁,性格温和,每次都带头搬料。班长经常说,年轻人吃点苦不怕。我们几个人都管他叫毛哥,可是他不姓毛,名字叫俞国春。每次我们工作上出了差错,他都帮忙摆平。虽每月多出几百块钱工资,他却付出了更多的辛苦。

在胶料仓认识了几个好兄弟,至今我都还记得他们的名字。石华兵,湖北黄石人,我最好的朋友,幽默,喜欢唱歌;严俊,湖北恩施人,喜欢搞小动作,也给我们带来过很多欢乐;邹响亮,湖南岳阳人,幽默风趣,我们喜欢找他寻开心;揭育宁,广东揭阳人,做事认真,也喜欢较真;阿奎,广西人,性格有些孤僻,喜欢偷懒但脑子聪明;廖生,四川人,驻胶料仓的品管大哥,做事认真到极致,讲话喋喋不休却不得要领,但我们都很尊敬他;蒋保学,山东人,长得清秀如女子,喜欢鼓捣头发,是来料QC,大多时间跟我们一起,我们把他当成了胶料仓的一员。除了廖生和蒋保学,一有货柜车来,我们全员出动,一边搬料,一边大声合唱。毛哥则在一旁默默做事。我们听进了毛哥的话:年轻人有的是力气,吃点苦又怕什么。

有一天,毛哥被主管叫去训话。他回来的时候紧绷着脸。没过多久他就写了辞职申请,后来离开了。有人说毛哥太好说话,没有管理威性,老大才不重用他,在东泰已经干了六年,还仅是一个仓库的班长。尽管毛哥委屈,离开或许是对的,记得他走的时候,他的妻子阿莲已隆起了肚子。

毛哥离开那天在胶料仓走了一圈,六年时间,用青春和汗水换来的竟是工厂毫无挽留的绝情。工厂无情人有情,我们互相说了些祝福的话。毛哥走后,我担任第三任班长。当时只有几个月工龄,又没有管理经验,有些同事不服,不听我工作上的派遣。组长和主管找我谈话,让我不要每次都亲力亲为。我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也清楚走的是毛哥的老路,于是也写下辞工信,离开了这个让我费尽周折而来却又无法留任的私营企业。

我很高兴在胶料仓认识了几个好朋友,他们身在底层,不谙心计,其中一直支持我工作的是阿兵,成了我人生中的知己兄弟。阿兵的老家黄石离我们信阳不是太远,我们身上有同样的对于黄土地的感情,在那些艰苦难的岁月,我们并肩走过。

没多久,弟也离开了东泰,去了坪山教电脑课。

人生中的离离合合是从深圳体会到的,阿兵虽然是新认识的朋友,但是我们心有灵犀。

阿兵说,你走我也不干了,于是我俩一块离开东泰。主管责备我没有职业道德,任他说去吧,其实他早已安排好自己的老乡接替我。阿兵和我先后进了康乐路的光台厂,他当了品管,我继续做仓管员。我们每天下班都在一起,这时阿兵已认识女友肖冬,品管部的一个湖南女孩。

肖冬说我和阿兵形影不离,快成了一个人,她的意思我懂,是我的好兄弟陪她太少,小姑娘有点嫉妒了。我劝阿兵多陪陪她,阿兵摆出一副大男子模样,表态他是一个重友轻色的人。

我们两个是瘦高个,同时被厂里选为篮球运动员,下班一起训练,摔倒互相搀扶,最后我们捧着各自的奖牌,在一起吃庆功宴。我参加中秋晚会表演唱歌节目时,阿兵在台下为我加油,安慰我没得奖不是唱的不好,是没有经验。光台厂也不是长久呆的的地方,我先离开了光台,阿兵和肖冬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两个人终于谈到了婚姻大事。肖冬家都是女娃,父母不同意她远嫁湖北。阿兵也很难为自己做主——当一个上门女婿。最终两人互道珍重,好离好散。

看着小我八岁的阿兵为这段没有结尾的爱情而难过时,我不知怎样去安慰他。我只是知道迈过这个坎需要一些时间,可这样的爱情故事,在工业区还有很多,也有两地相恋组成家庭的恋人。阿兵和肖冬算是其中不幸的一对。

阿兵离开光台的时候,我已不在六约。我去六约找他,陪着他一起去罗湖找工作,从罗湖到福田,在深圳市里的工作更难找。我俩又蔫不拉几的重新回到六约。后来我因病离开深圳,阿兵在深圳打了两年工后,也离开深圳回了老家,一别十五年不见,但是双方有微信保持联系,知道阿兵的血糖高,用了很多偏方进行治疗。阿兵现在开长途汽车为生谋生,他有一对儿女,生活过得也很艰苦。在微信里我们相约见面,后来都因一方有事而未能如愿。

尽管深圳被很多人认为是创业的天堂,我和阿兵都离开了深圳。离开深圳后,我去了河北省石家庄找二舅。二舅帮我找了一份工作:即是帮一位远房舅妈卖袜子。舅妈是当地人,家里不缺吃穿却闲不住,她的顾客都是单位的妇女或女孩。我主要活计是为她背袜子,即从石家庄南三条进货,再背到各单位去销售。舅妈很善于说话,说服单位里的那些女性来购买袜子。看着那些女人们拿着薄袜扯来扯去,讨价还价,我是个大男人,觉着很是难为情。不过舅妈付我工钱很现,一天一结,她从钱包里抽最新的票子发给我。渴了,还给我买西瓜,管饭,人还是不错的。虽然我是一个打工仔,对面子上的事情还是很在乎的,我不怕活儿累,不愿意再干这样背着女士袜子奔走。幸好没多久,老家信阳兴起了养猪热。在父亲和大舅的支持下,我不再帮舅妈打零工而回家乡养猪。父亲拿出大半辈子的积蓄和东拼西凑的钱供我创业。我也是肯下辛苦的,辛辛苦苦地养了四年猪,但是我的运气实在差,抵不过猪病的侵袭和欠债的压力,最后抛下一片空荡荡的猪舍另谋生路。

人遇到怎样的困境,也得活下去。离开了深圳五年了,创业失败的我又来到深圳宝安谋生。弟弟先是在这里开电脑培训班,后来做了网吧生意,我在弟弟的网吧当网管。有一天,我突然 跟弟弟说,再去六约看看吧。弟弟理解我对六约的感觉,选了一天,我俩从横岗大厦下车,一路步行往六约方向。我用手机记录着曾经走过的路和旁边的建筑。有些已换了模样。龙州百货没有多大变化,还是那座老楼,只是更旧了。我和工友曾经在三楼唱歌。那上面有过我们的歌声和笑语,也有我们疲累之余的闲淡影子,当然还有很多我们告别乡村拥抱城市的故事。从龙州百货到我们那个曾经打工的厂子经过龙塘村,龙塘村有间饼屋,那时我是饼屋的常客。一个蛋糕卷一块钱,贵的才卖一块五。老板娘看到我,亲切地打招,当时蛋糕卷卖完了,我要了一块夹心蛋糕,很大的一块,两块五毛钱。看来,十多年了他们仍坚持平价经营。他们对面的川菜馆已变成了小超市,其它的店面我都不再熟悉。我一边和老板娘说着话,蛋糕也吃完了。

我坚持要去我原来打工的光台厂看看。光台厂在康乐路。十年前是康乐路上最大的电子公司。我问了一位路人,他说不知道有什么光台厂。接着又向几位路人打听,大家都是摇头。抬头一看,厂区指示牌上没有“光台”两个字。心想,难道光台厂倒闭了?但我还是想问个究竟,于是走向一个厂区的保安亭,向值班的保安大哥打听光台厂,他说可能还有这个厂子,你们往西走,过去看看吧。

我按照保安大哥指的方向往西走,果然看到一个破破烂烂的陌生工厂,已经完全没有我打工时朝气蓬勃的样子。工厂的门牌上字迹斑驳,招工栏上的广告东倒西歪。我呆呆地站在大门口,这个陌生地已全然不是我记忆里的地方,当然,在陌生的地方怀旧也枉然。弟弟看出了我的情绪变化,说,哥你来深圳也不是一两天了,深圳这个地方不仅是埋葬打工者青春的地方,也是埋葬工厂的地方,不会有哪个厂子会一直兴旺下去。

我显然还有点不甘心,就和弟弟到了浦厦路的东泰厂,浦厦路的东泰厂成了旧厂区,叫B 区(新厂区在什么地方不得而知)。浦厦路也拓宽了很多,街边的店铺崭新明亮,可是再也看不见那家潮汕糖水店,也没了河南的牛肉面。商场大大小小倒是建了很多,沃尔玛那座大楼估计有二十层那么高。通往对面天河百货的六约天桥已拆除了,这座以“六约”命名的天桥的消失,又给我带来了很多伤感,虽然我仅仅是一个打工者,并不是这座城市的主人,但是这个东泰厂也是我曾经撒过汗水的地方,我对东泰厂所在的六约有感情,在于我在这里度过最青春的时间段,而且在这里遇到了一辈子可以掏心掏肺的朋友。

从六约回宝安的时候,我把这里的变化照片发给阿兵的微信里,阿兵没有回信,可能正在开着货车赶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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