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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南巡对惠山泉文化的介入干预

2020-11-20吴建王卫平

档案与建设 2020年9期
关键词:南巡乾隆帝

吴建 王卫平

摘要:惠山泉的文人趣味经历了由唐宋时期的品鉴惠山泉到明清时期图咏竹茶炉的流变。乾隆帝每次南巡期间均至惠山品鉴惠山泉、用竹炉煎茶、鉴赏《竹炉图咏》,体现了乾隆帝崇雅的文人心理。乾隆帝还重新评定泉水之高下、补绘《竹炉图咏》、仿制竹茶炉与仿建竹炉山房。这些不仅是乾隆帝抒发文人趣味,背后还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文化用意。

关键词:乾隆帝;南巡;文人趣味;帝王文化;惠山泉

中国古代文人十分注重精神生活,追求高雅闲适的生活情趣。烹泉煮茗是东方特有的“雅”文化,堪称文人趣味的重要象征。自无锡惠山泉先后被刘伯刍、陆羽评为天下第二泉之后,用惠山泉烹茶便成为江南文人趣味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唐代的李绅、李德裕,宋代的苏轼、杨万里等。竹茶炉诞生以后,不仅成为鉴泉品茗的重要茶具,还被塑造成江南文人趣味的重要象征物,在乾隆帝南巡之前先后五次为明清文人所歌咏、图绘。乾隆帝可以说是历代最重视饮茶的一位帝王,对茶水、茶叶、茶具和环境均有很高的要求。乾隆帝对惠山泉、《竹炉图咏》尤其喜爱,每次南巡期间均至惠山品鉴惠山泉、用竹炉煎茶、鉴赏《竹炉图咏》,并重新评定泉水之高下、补绘《竹炉图咏》、仿制竹茶炉与仿建竹炉山房。乾隆帝与惠山泉文化有关的活动不仅是抒发文人趣味,背后还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文化用意。本文以惠山泉文化为考察对象,以乾隆帝南巡为考察媒介,梳理惠山泉文人趣味的流变,探讨乾隆帝围绕惠山泉文化的活动,进而揭示乾隆南巡对惠山泉文化的介入干预。

一、惠山泉文人趣味的流变:从烹煮惠山泉到图咏竹茶炉

惠山泉文化底蕴深厚,历代文人墨客、帝王将相多喜用惠山泉烹茶。自从敬澄凿泉、陆羽品泉之后,惠山泉便成为唐宋时期文人趣味的物质载体,他们用惠山泉烹茶、以惠山泉交友。性海请湖州竹工编制竹茶炉之后,竹茶炉成为明清时期文人图咏的对象,在乾隆帝南巡之前先后五次兴起以竹炉为主题的图咏。

(一)惠山泉:唐宋时期文人趣味的载体

惠山泉的开凿,最早记录于独孤及的《惠山泉记》,唐代无锡县令敬澄疏泉引瀑,为惠山增添了新的胜景。惠山泉被评为天下第二泉,则最早见于张又新的《煎茶水记》,故刑部侍郎刘伯刍、“茶圣”陆羽皆认为无锡惠山寺石泉水第二。自此,用惠山泉烹茶的习俗开始兴起,唐朝宰相李绅便对惠山泉给予了“人间灵液”的高度评价,另一位宰相李德裕的“水递”则成为惠山泉茶史上有名的典故。

到了宋朝,惠山泉的茶事逐渐兴盛起来,得到众多文人的吟咏。在众多佳句之中,苏东坡的诗句最负盛名,如“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1];杨万里的诗句最多,如“惠泉遂名陆子泉,泉与陆子名俱传”[2]等。惠山泉的盛名还引起了宋朝帝王的关注。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写道:“古人品水,……惠山为上”[3],并于政和四年(1114年)将惠山泉列为贡品,月进百坛;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宋高宗在战乱之际,仍至无锡惠山,品酌惠山泉。

用惠山泉烹茶的文人趣味延续到明清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是文徵明所组织的惠山茶会。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的清明节,文徵明、蔡羽、汤珍、王守、王宠、潘和甫、汤子朋相会于无锡惠山,以茶会友。“戊子为二月十九,清明日,少雨,求无锡未逮惠山十里,天忽霁。日午,造泉所。乃举王氏鼎,立二泉亭下;七人者,环亭坐,注泉于鼎,三沸而三啜之。”[4]此次茶会,文徵明作《惠山茶会图》,蔡羽书作《惠山茶会序》《行次惠山泉》诗,汤珍、王守、王宠均作《惠山作》诗。

(二)竹茶炉:明清时期文人的图咏对象

自明洪武末年以后的数百年间,竹茶炉成为明清文人鉴泉品茗的重要茶具。在乾隆帝南巡之前,以竹茶炉为主题的歌咏、图绘共有五次,分别是性海所组织的“竹炉图咏”、秦旭所组织的“竹炉唱和”、盛虞所组织的“竹炉新咏”、唐寅和祝枝山的“竹炉图咏”以及顾贞观所组织的“竹炉新咏”。这些图咏不仅将竹茶炉打造为文人趣味的重要象征物,也为惠山泉增添了浓厚的文化内涵。

明洪武年间,惠山寺高僧性海在寺左建“听松庵”,种茶于惠山之麓。一日,有湖州竹工来此,编制竹茶炉一具。为了纪念如此雅事,王达作《竹茶炉记》,韩奕、陶振、谢常、王绂和王达均作《竹茶炉》诗,王绂绘《竹炉煮茶图》,汇集成《竹炉图咏》,与竹茶炉一起藏于听松庵。性海之后,竹茶炉先后由潘克诚、杨孟贤两家保管。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杨孟贤之兄杨孟敬将竹茶炉归藏听松庵。于是,秦旭作《与高惟清复竹茶炉》诗,秦夔、程敏政、李东阳、谢铎、邵珪和、陈宾和以及秦金和诗,陆简作《复竹茶炉记》。这些诗文与工部郎中吴珵所绘《听松庵品茗画》装帧在一起,为《复竹茶炉唱和卷》。

由于使用的时间过长,竹茶炉废损。明成化十九年(1483年),无锡人盛虞仿制了两只竹茶炉,一只送予其叔、刑部右侍郎盛颙,一只送给明朝苏州状元吴宽。邵宝作《叙竹茶炉》《与客谈竹茶炉二首》,吴宽作《盛舜臣新制竹茶炉三首》,盛颙、李东阳、杨守祉、王鏊、邵宝和诗一首,程敏政和诗二首,这些诗文集为一卷,即《竹炉新咏》。明正德四年(1509年),唐寅绘《惠山竹炉图》以赠吴宽,祝枝山又作诗四首,书于图上。清法良在《跋唐六如祝枝山竹炉图咏卷》中如此介绍:“此《惠山竹炉图》为吴文公作。卷止四尺,树木山石超逸绝伦。坐床者似为匏翁照,傍坐一僧观枝山诗,或即冰壑和尚,不知是否?至神采奕奕,识者自解。尾有祝京兆题识,诗字俱佳,可谓双璧。”[5]

到了清朝,盛虞所仿制竹茶爐亦损坏。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代文学家顾贞观仿制竹茶炉两只,并于好友纳兰性德处发现《竹炉新咏》诗画合卷。由于顾贞观爱不释手,纳兰性德将诗画合卷相赠。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顾贞观与朱彝尊、姜西溟、孙恺似和周青士一边用竹茶炉烹泉煮茗,一边吟诗联句成《竹炉联句有序》,顾贞观作《竹炉新咏记》。

二、文人趣味的抒发:乾隆帝南巡惠山泉期间的文化活动

乾隆帝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文化素养深厚,可以说是身兼帝王与文人双重身份,乾隆帝甚至自称“实一书生也”[6]。乾隆帝在历代帝王中最重视饮茶,雅好江南文人趣味,每次南巡期间,均至惠山品鉴惠山泉、用竹炉煎茶、鉴赏《竹炉图咏》。这不仅反映出其嗜茶品茗的生活方式,还体现了高雅的文人趣味。通过分析乾隆帝所作与惠山有关的80余首诗可知,竹茶炉、惠山泉和竹炉图得到乾隆帝的关注最多,咏竹炉煎茶、咏惠山泉和咏竹炉图的诗作分别为17、10和10首。

(一)竹炉煎茶

惠山寺听松庵内设有竹茶炉,乾隆帝每次南巡都要来此尝茗品泉。乾隆帝第一次南巡时作《惠山听松庵用竹炉煎茶,因和明人题者韵,即书王绂画卷中》《汲惠泉烹竹炉歌》及序文,第二次南巡时作《听松庵竹炉煎茶叠旧作韵》《汲惠泉烹竹炉歌叠旧作韵》,第三次南巡时作《听松庵竹炉煎茶再叠旧韵》《汲惠泉烹竹炉歌再叠旧作韵》,第四次南巡时作《听松庵竹炉烹茶戏成》《汲惠泉烹竹炉歌三叠旧作韵》《听松庵竹炉煎茶三叠旧韵》和《听松庵竹炉烹茶作》,第五次南巡时作《咏惠山竹炉》《汲惠泉烹竹炉歌四叠旧作韵》《听松庵竹炉烹茶戏成效白居易体》和《听松庵竹炉煎茶四叠旧作韵》,第六次南巡时作《听松庵竹炉煎茶五叠旧作韵》《汲惠泉烹竹炉歌五叠旧作韵》和《咏惠山竹炉叠庚子诗韵》。

乾隆帝对品茶的工具非常讲究,既要实用,又要精美。惠山寺听松庵的竹茶炉,不仅有实用价值,还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满足了乾隆帝对茶具高雅实用的需求。因此,乾隆帝第一次南巡时便被竹茶炉的古朴所吸引,称其可以“与第二泉并千古矣!”[7]第六次南巡时强调惠山泉胜于其他名泉的地方便是用竹炉煎茶:“何处名山弗有泉,惠山传以竹炉煎。”[8]乾隆帝对茶水、茶叶、茶具和环境均有很高的要求,竹炉煎茶所用之水为惠山泉上池之水:“便与烹云池汲圆”[9],所用柴薪为松实、松枝:“便拾松枝绩火薪”[10],所烹茶叶为龙井雨前:“龙井携来正雨前。”[11]尤为难得的是,惠山泉位于惠山龙首之下,周围环境优美,乾隆帝第一次南巡时便由衷地感叹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兼具。

(二)品鉴惠山泉

惠山泉虽然在江南名泉之中的排名仅居第二,却因为是东南名胜而得到乾隆帝的高度关注。乾隆帝第一次南巡时作《咏惠泉》,第二次南巡时作《咏惠泉》《惠泉上作》,第三次南巡时作《戏题惠泉方圆二池》,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南巡时均作有《圆池》《方池》诗。

在南巡的前期,乾隆帝对惠山泉上池、中池口感的不同产生了困惑,所谓“一脉流来疏两池,圆甘方劣志传奇。”[12]惠山泉依山势起伏而分为上、中、下三池,上池和中池位于二泉亭内。上池呈八角形,被称为圆池;中池为四边形,被称为方池。上池和中池紧紧相邻,但上池的口感明显优于中池。乾隆帝第二次南巡时,在诗中写道:“方劣圆者甘,其理殊难穷。”[13]到了南巡的后期,乾隆帝似乎找到了上池比中池甘甜的原因,第四次南巡时诗曰:“圆池方之上,堪舆含至理。得气擅清轻,应较下为美。”[14]原来,乾隆帝用天清地浊、天圆地方来解释上、中池水的不同。

(三)鉴赏《竹炉图咏》

乾隆帝南巡至惠山泉期间,鉴赏《竹炉图咏》也是其主要文化活动之一,每次都要赋咏叠韵。由于《竹炉图咏》毁于乾隆帝第五次南巡之前,所以这里主要探讨乾隆帝前四次南巡期间的鉴赏活动。乾隆帝第一次南巡时作《登惠山寺作书竹炉第二卷》《再题听松庵书张宗苍补图上》,第二次南巡时作《题张宗苍补惠泉图叠旧作韵》,第三次南巡时作《题张宗苍补惠泉图再叠旧韵》,第四次南巡时作《题张宗苍补惠泉图三叠旧韵》。

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帝第一次南巡至扬州时便命人将《竹炉图咏》送来欣赏,并在前三轴上题诗,到苏州时送还给惠山寺。返程至常州时,乾隆帝又取卷观赏,并在张宗苍所补第四图上题诗,至扬州时还给惠山寺。黄卬《南巡纪略》载有此事:“竹炉诗卷,上在扬州即传旨取观,卷凡四轴,既临幸泉上,抵苏,始将原卷发还。……至回銮时,又取观,至扬州发还,又题第四轴七律一首,皆御笔。”[15]

乾隆帝对《竹炉图咏》可谓情有独钟,前四次南巡每次都要展卷赏图,“四巡来往皆曾到,几卷图书各有神”[16],并将赏图置于尝泉、品茗等文化活动之前。乾隆帝在诗中也说明了自己喜爱《竹炉图咏》的原因,那就是高僧与名流之间的文会给品茗增添了文化内涵:“高僧竹炉增韵事”[17]。从性海、王绂等人的第一次文会至乾隆帝第一次南巡,这一风雅韵事已流传近400年,四卷《竹炉图咏》也因此成为珍贵的文化艺术作品。

三、帝王文化的影响:乾隆帝南巡对惠山泉文化的介入干预

乾隆帝六次南巡,每次均至惠山,不仅在此品鉴惠山泉、用竹茶炉烹茶、鉴赏《竹炉图咏》,还重新评定泉水之高下、补绘《竹炉图咏》、仿制竹茶炉与仿建竹炉山房。通过乾隆帝南巡期间的文化休闲活动,帝王文化浸入文人的精神世界,惠山泉文化被纳入帝王文化之中。

(一)重新评定泉水之高下

晚唐张又新在《煎茶水记》中记载:刘伯刍评水七等,惠山泉第二;陆羽评定天下水品二十种,其中无锡惠山石泉水第二。由于陆羽被后人尊为“茶圣”,陆羽所评“二十水品”也就被后世奉为经典。乾隆帝南巡时,直接将陆羽的“二十水品”予以否定,指出陆羽品鉴泉水的范围主要在南方,认为如果陆羽品尝了北京的玉泉,定将以玉泉为天下第一。

乾隆帝在南巡途中,通過水的轻重来品鉴江南各地泉水的优劣,“笑我每品泉,锱铢较重轻”[18]。虽然以水的轻重评判水的优劣古已有之,比如宋徽宗以水清轻甘洁为美,但发扬光大者实为乾隆帝。乾隆帝曾经用银斗来称泉水的重量,进而对各大名泉进行排名,前五名依次为北京玉泉、济南珍珠泉、扬子江金山泉、无锡惠山泉和杭州虎跑泉。

(二)《竹炉图咏》注入帝王元素

乾隆帝第五次南巡时总结自己对《竹炉图咏》的影响:“为之补图全,为之赓吟继。兹阅十六载,复诣精蓝地。”[19]由此可见,乾隆帝南巡为《竹炉图咏》注入了鲜明的帝王元素。乾隆帝的两次补绘,一次是乾隆十六年命张宗苍补绘第四卷,一次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由乾隆帝、六皇子永瑢、贝勒弘旿和董诰分别补绘第一、二、三、四卷。这两次补绘给《竹炉图咏》留下了浓郁的帝王痕迹,如果说第一次补绘是在文人趣味的基础上增添了帝王文化,第二次补绘则使文人趣味完全为帝王文化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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