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努尔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迟子建的一篇长篇小说，是一部获得了矛盾文学奖的优秀的作品。在这个作品中迟子建使用一位即将百岁的老人“我”的第一人称叙述故事，以她回忆自身经历为支点，讲述了一个族群的兴盛与衰落的过程。作品由上部（清晨）、中部（正午）、下部（黄昏）、尾声（半个月亮）四个部分组成，用插播倒叙的方式在每一个部分的开头用楷体字讲述了“我”的一天的活动与思想感情，并在这些讲述的后面用回忆的方式讲起她那过去的岁月中经历的所有事情，构成了比较宏大的叙事篇章。故事由一个鄂温克族的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我”为主要叙事者叙述了我国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民族史诗。在虚构和现实之间，作者选择了以居住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人为历史承载物，描述了他们的百年生活历史变迁。

一、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

叙述者指叙述文中的“陈述行为主体”，或称“声音或讲话人”，它与视角一起，构成了叙述。叙述者是叙述学中最核心的概念之一，也是叙事文的重要特征。[1]叙述者是真实作者塑造的叙事文中的人物，是她想象出来的。真实作者不仅创造叙述者，她还决定叙述者的类别。一般情况下，叙述者有第一人称叙述者、第三人称叙述者。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真实作者迟子建，塑造了“我”这个第一人称叙述者将尽百岁的老人，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的妻子，并叙述了她从清晨讲到月亮挂空中的一天内讲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她的一生的故事，在故事中“我”，讲述了“我的童年、青年、中年及晚年”的一生的经历与回忆。

上部（清晨）中前面一小部分作者用楷体字写道，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水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看老了。如今夏季的雨越来越稀疏，冬季的雪也逐年稀薄了。…西班他们刚走，雨水就来了。…安草儿在雨中打扫营地。…我们这个乌力楞只剩下我和安草儿了，其他人都在早晨时乘着卡车，带着家当和驯鹿下山了。…我是个不擅长说故事的女人，但在这个时刻，听着“刷刷”的雨声，看着跳动的火光，我特别想跟谁说说话。…那么就让雨和火来听我的故事吧，我知道这对冤家跟人一样，也长着耳朵呢。就这样在第一部分的前一小部分，通过“我”在清晨的所见所闻的事情，引出了我的故事，并开始讲述了“我”的出生与童年的事情。

中部（正午）中，楷体字讲到，火塘里的火一旦暗淡了，木炭的脸就不红的了，而是灰的。…正午了，雨还在下。安草儿走了进来。…安草儿给我的茶缸续上水，然后对我说：阿帖（鄂温克语，奶奶之意），中午吃肉。我点了点头。…我和安草儿吃山鸡的时候，他突然问我：阿帖，下雨了，罗林斯基沟会不会有水了啊？…我摇了摇头。我知道，一场雨是救不了一条山涧的。安草儿似乎很失望，他放下吃的，起身离去了。我也放下了吃的，接着喝茶。看着那团又勃勃燃烧起来的火焰，我想接着讲我们的故事。这样在第二部分的始端作者又用楷体字写出了“我”，一天中的正午与安草儿的对话的内容，并在下面的宋体字的部分开始讲述“我”的青年时期所遇到的事情。

下部（黄昏）中，这部分的始端楷体字部分讲到，希楞柱里暗淡了，看来是黄昏的时候了。火塘散发的暖流和昏暗了天光，让我和我的故事都要打盹儿了，我想我该出去透透新鲜空气了。雨停了，西边天上飘荡着几缕橘红的晚霞。…我的故事还没讲完。我想我刚打开的鹿皮口袋里的那些物件，一定在清晨时就张开了它们的耳朵，上午时跟着雨与火，下午跟着安草儿捡到的那些东西，听了故事。我愿意把余下的故事继续说给它们。在第三部分的始端作者继续之前的写作模式又用楷体字写出了“我”一日中的黄昏时分“我”和安草儿居住地的情况，并进一步在下面的宋体字的部分继续讲述“我”的中年时期所经历的事情。

尾声（半个月亮）中，这部分只有楷体字的本分，这里讲到，一天就要过去了，天已黑了，我的故事也快讲完了。…我讲了一天的故事，累了。我没有告诉你们我的名字，因为我不想留下我的名子。…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虽然鹿铃越来越清脆了。我抬头看了看月亮，觉得它就像朝我们跑来的白色驯鹿；而我再看那只离我们越来越近的驯鹿时，觉得它就是掉在地上的那半轮淡白的月亮。我落泪了，因为分不清天上人间了。

从前三部分的简单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第一人称“我”的叙述是由“叙事自我”视角和“经验自我”视角构成的。这是第一人称回顾自身经历时经常使用的两种不同的叙事眼光。“叙事自我”是叙述者以目前回顾往事的眼光，“经验自我”是被追忆的“我”过去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以“经验自我”的视角叙事时，“我”又成为故事的经验者，与“经验自我”视角相比，“叙事自我”视角是对往事的回顾，“经验自我”当时不能明白的事情，经过“叙述自我”的视角把一切不明的事情讲清楚了，因而成为一个相对全知的视角。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这两个视角的替换，有很明显的体现，并形成互补型视角。因此对于“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这两个视角的运用，作者很充分的体现了她所运用的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叙述要素。在上部、中部、下部和尾声中的“叙述自我”视角介绍人物，交代故事背景，并不时对“我”讲述时的情形加以描述，为读者营造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叙述者“我”的“越界”现象

《额尔古纳河右岸》以一个女性细腻温情而又坚韧苍凉的目光来见证了鄂温克族的百年沧桑，但在“我”的叙述过程中也贯穿了其他人的叙述内容。比如说“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姑姑依芙琳都是参与到其中的重要的叙述者。

关于“我”的出生，还有当时的情形，都是“我”长大后“我”的母亲告诉“我”的。在这里其实母亲才是真正的叙述人，而我只是后来把母亲告诉我的事情转述出来的叙述人。所以母亲也是一定意义上的叙述人。

依芙琳的故事与讲述，“我”得知了鄂温克族的传说和父辈们的之间的恩怨与深沉真挚的情感故事。在小说中讲到，有一次他们迁移，因为食物都吃光了，他们不得不靠近额尔古纳河，用冰钎凿开冰面不予来吃。但是他们只能在额尔古纳河的右岸活动，不能穿过河来到河对岸上。为什么不能到对岸，“我”就是通过姑姑依芙琳的讲述才知道的。姑姑给“我”讲三百年前我们民族的遭遇及迁徙，还有鄂温克族的祖先的故事。并在整个小说中都有依芙琳讲的故事和讲述事情的片段，“我”从依芙琳口中，了解了乌里楞的全部成员们的过去，所以依芙琳也是一个重要的叙述者。在这些片段中其实“我”不是真正的叙述者，“我”的功能是转述，其实真正的叙述着就是“我”背后的“我”的姑姑依芙琳。

综上所述，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叙述，出现了多处越界现象，通过这样的叙述方式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才构成了一个全能视角，从他人的叙述中得到更多关于历史与我从未经历的事情，并巧妙的在自己的叙述中表达出来。因此“我”作为叙述者的功能大大地增强了。叙述者此时把运用全知视角讲述的故事片段“悄悄地”隐藏在整个故事中，是“隐藏”的视角越界形式，这并不破坏第一人称有限视角所营造的故事真实感和情感色彩。[2]

三、“我”超越单数叙述者，成为集体的叙述者

小说中的叙述者的越界现象，超越单数叙述者，逐渐成为了一个集体的叙述者。这里有“我”的母亲，“我”的姑姑等人物的叙述。尽管小说使用了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策略，但是他并非只是故事中的一个主人公，实际上具有个人、集体和民族的多重身份，叙述民族性的事物已达到重塑的效果。隐含作者通过控制这些不管是小说中已明显表现出来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还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我”背后的给予我更多叙述内容的隐藏的叙述者，宣扬本民族文化与精神，塑造本民族形象，同时又极力表现本民族在时代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叙述者通过讲述很多关于本民族的神话、传说和故事，还有日常生活中的很多民族习惯和世俗，给读者展现鄂温克族的历史、精神与文化。在这里叙述者实际上隐含着一种态度，即通过肯定的方式来弘扬民族精神与文化，树立本民族的形象，重塑民族的灵魂。“我”实际上不再是“我”，而是“我们”，是“我们”的代言人，是民族集体的代言人。因此，在这个角度上来说“我”实际上是一个复数形式，集体形象。

曾斌在他的《“我”作为集体的对象化叙述—少数民族小说第一人称叙述者研究》中写道，他认为，由于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承担了庞杂丰富的内容和意义，使之不断溢出“我”的边界，成为了集体叙述者，即实际的叙述者“我们”，“我”在叙述关系中已成为了一个象征性的文化符号。“我”实际上就是一个民族文化集体的表达形式。

由此可见，《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叙述者“我”也出现了上面所说到的情况，超出了单个叙述者的范围，成为了一个民族文化与精神的载体，成为了一个集体的叙述者。

通过对《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分析，我们发现，《额尔古纳河右岸》虽然塑造了一个九十岁的老人的自我叙述故事的情境，但作者在小说中很多地方都塑造了隐藏的叙述者，这些隐藏的叙述者的创造，让小说的叙述者这个要素，在多处出现越界，成为了一个个“违规”的现象，超出单个叙述者的范围，并逐渐达到了集体的叙述者的状态。笔者认为《额尔古纳河右岸》很巧妙的运用了这种集体的叙述者的手法，把集体的叙述者潜移默化的隐藏在了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