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不同的年龄段，对情感的理解和需求不一样。对应到阅读，哪怕是对同一作者同一作品表达的同一种情绪，在不同的心境下阅读，也会有不同的体悟甚至好恶。

比如在姜夔的诸多诗词中，我曾经最喜欢《暗香》《疏影》。一方面，因为“梅边吹笛”“翠禽小小”之类的意象或意境确实清空骚雅，非匠心妙思不可得；另一方面，年少气盛时喜欢“有难度的阅读”，而《暗香》《疏影》，无论意象，还是造境，都层出不穷，丰富、多义、朦胧。不过，这两首词虽然名气大，后世也有评论表示不以为然。大概是对诗词家这种刻意求新路数的不赞同。

姜夔是诗词“双枪手”，与范成大、杨万里往来密切，创作理念也相近，属于后期江西诗派的干将。唐诗创作是高峰，宋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总想出新，这就有了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的出现。江西诗派总的特点是法度森严，追求“无一字无来处”，又重“拗折”，不走寻常路。但是，从《诗经》开始，诗歌创作的初心就是“言志抒情”“吾手写吾心”，过度刻意的形式追求，头巾气太浓，往往也会损害诗心和诗意，所谓“不达”也。形式上的刻意，切断了诗歌与鲜活的生命、生活日常的关系。这大概也是江西诗派虽然勤奋用功，但流传并不广的原因。

诗词“双重”的姜夔，曾经引诗济词，把江西诗派的创作理念部分地带入词中。《暗香》《疏影》就属于这一类创作。今天看来，《暗香》《疏影》二词的价值在于，从此“暗香”“疏影”不仅指代梅花，也开始用作词牌。“暗香”“疏影”指代梅花，出自林和靖。林和靖在《山中小梅》中有“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句子。姜夔借来“暗香”“疏影”，自度曲，创立新词牌，最初是因为同时代另一个诗人范成大手植的梅花。当官当得风生水起、写诗写得意趣横生的范成大，退休回到家乡苏州后，在太湖边的石湖买园、种梅。一时间，石湖别墅成为各界名流特别是文艺界频繁往来的处所。诗文往来酬唱中，便有了姜夔和《暗香》《疏影》。

梅兰竹菊“四君子”，梅花列在首位。傲霜斗雪的梅花寄托了中国人的集体意识。苏州文人墨客多，一直有种梅习俗。直到今天，苏州的香雪海还是出了名的赏梅好去处。范成大当年在石湖，不仅手植梅花，并将栽培经验和关于梅花品种的认识编写成《范村梅谱》。这本梅谱流传很广，诗人还因此获得“梅花审美集大成者”之誉。作为田园诗人的范成大，代表作《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也写于此间。其中，广为人知的“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是第二十五首。显然，这组诗有别于诗人早年师承的江西诗派，语言看似平易，其实情怀别致，由“绚烂归于平淡”，似乎更接近中晚唐诗风。诗人晚年诗风改变，与阅历和情绪有关。北宋末年南宋初年，战争频仍，社会动荡，“主降派”把持朝纲，宦途风险越来越大。范成大早年出仕，做过多年地方长官，对于社会政治有深刻体察，面对各种矛盾，渐生厌倦之心。《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写自然风光和农家生活，既不同于辛弃疾“最喜小儿无赖”抒情主体依旧强大，也不同于苏轼对于各种自然风物的开放式审美，换个视角，不写梅花、杏花，而写梅子、杏子；不写麦穗、菜苗，而写麦花、菜花；不写人，而写蜻蜓、蛱蝶。诗人似乎要借其间流露的恬淡、生趣和归隐气息，与过去的宦游生活作个切割。曾经沧海难为水，范成大的归隐，与陶渊明结庐桑落洲，还是有明显差别的。陶渊明的“隐”，是性格和气质所致；范成大的“隐”，是经历和现状所致。所以，如果细心读《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隐隐约约，能读出悲观寂寥。

石湖种梅的园子今已无迹可寻，明代为纪念范成大在行春桥畔修建的范文穆公祠，倒是可以进去看一看，里面有范成大手书《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的碑刻。苏州旧称姑苏，姑苏范氏是名门，光宋代就出了范仲淹和范成大两大文豪。苏州的博山，还有一个范公祠，用来纪念另一个范公范仲淹。提起范仲淹，想起报社的老总编范敬宜。范总编是旧式文人，没有架子，大家都叫他老范。老范是范仲淹第二十八代世孙，诗书画都有一定的造诣。刚工作的头几年，拿大样时经常会看见范总编用蝇头小楷作的批改。

学而优则仕。范仲淹和范成大在他们的时代，虽然因诗文而名，其实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行政事务。这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正差。吟诗作文，倒真是副业。辩证地看世间万物，就能看出其间无所不在的普遍联系。比如，当官差，表面上是耽误了吟诗作文，但以两个范公为例，他们在当时包括后世能够获得一呼百应和持续广泛的认同，诗文好固然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但也与他们的政声和名声不无关系。

当官差，有时候会成就吟诗作文，有时候也会毁了吟诗作文。以今人唾弃的秦桧为例。出身小官吏的秦桧还是有点才学的，至少书法和文章不错。在南宋初年徽、高二帝时期，秦桧曾经坐到参政知事的位置。但是，在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中原之际，秦桧不仅力主投降，而且陷害忠良，留下历史骂名。因为政声不好，秦桧的书法和文名也基本不传。“仁义礼智信忠孝”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后来缩略为“忠孝节义”。忠以及孝，被提升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古人死后有谥号“忠国公”，活着被“举孝廉”，都是官方和主流舆论对忠以及孝的奖掖和主张。忠孝失节者，不仅“永不录用”，其诗书文往往也受“株连”，收藏界会退避三尺。当然，这个忠孝节义，主要指大的原则，比如是否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20世纪90年代初，郑孝胥的书法作品出现在国内拍卖市场，引起轩然大波。担任过伪满洲国“总理”的郑孝胥是坐实了的汉奸。记得当时立刻有人写文章主张流拍，并提出应立法禁止这类作品进入拍卖行。也就是说，直接从市场入口扼住其流通。这类主张如今不大有人提了。近几年，在香港、上海举行的拍卖会上，汪精卫、陈璧君的书法作品甚至受到买家追捧，拍出了“天价”。世风变了。不管拍卖界风向如何流动，对于收藏者来说，收藏政治有污点、大节犯过错误的艺术家的作品，理论上还是充满了风险。这里面牵涉到主流评价标准，特别是后世评价标准问题。

以汉字书写为例。书写曾是古人的基本功，公文信函，碑刻铭文，日常性的，非日常性的，都要用到书写。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的大量碑刻里，有名碑如《曹全碑》，也有名不见经传者的碑文。我是书法外行，站在这些碑刻面前，也会被其间的各种美妙打动。碑林陈列的民间碑刻，是民间语文，内藏丰富的信息。书写内容值得研究，书写也漂亮，几乎都是严谨细致的蝇头小楷。因为科举考试的存在，被选拔到重要位置的文官，多少有点诗书文功底。近来有人为科举制度辩护，认为这是统治阶级选拔人才的一个相对成熟公正的制度，有利于士作为一个阶层向上流动。这个观点不是没有道理。科举考试是强大动力。科举制度纵有万般弊病，但科举制度对于诗书文的硬性要求，也是中国诗书文传统承传有序的重要原因。

至于我，对《暗香》《疏影》的偏爱，只有很短时间。随着年岁增长，反倒是越来越喜欢诗词家的四首《鹧鸪天》。这四首分别是《鹧鸪天·正月十一日观灯》《鹧鸪天·元夕不出》《鹧鸪天·元夕有所梦》《鹧鸪天·十六夜出》。四首都是写元宵观灯，按时间的顺序连起来看，从正月十一写到正月十六，极像电视连续剧，有人物，有情节，有起承转合，还有悲欢离合。比较起来，以《鹧鸪天·元夕有所梦》为题的这篇，文辞最出色，情感最痛切。“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春未绿，鬓先丝。人间别久不成悲。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沉吟各自知。”描景，忆旧，抒情，没有一字不好，没有一句多余，通过赋比兴生发感动，清晰，明朗，浑然天成，句句有味。当然，其他三首《鹧鸪天》也不错，是铺垫和补叙。“少年情事老来悲”“而今正是欢游夕，却怕春寒自掩扉”“东风历历红楼下，谁识三生杜牧之”，这些优美动人的词句，均出自这三首。从十五日的“却怕春寒自掩扉”，到十六日里的“欢正好，夜何其。明朝春过小桃枝。鼓声渐远游人散，惆怅归来有月知”，孤独，悲伤，无奈，旋律流畅清朗。从传播的角度来看，因为有很强的叙事逻辑，四首《鹧鸪天》比《暗香》《疏影》好读、好记。

姜夔的词典雅内敛，音乐性强，比其诗歌更具可识别性。四首《鹧鸪天》的调门都偏低，唯独这句“明朝春过小桃枝”，一个“小”，轻快，俏皮，富有形象感，尤其让人喜欢。从今夜到明朝，春天的气息掠过桃枝，桃花又将盛开。一念至此，不禁想起唐朝崔护的《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物是人非，悲伤莫过于此。姜夔的高明，恰在于情绪收放有度。

好的诗词，可以“摘句”，可以“寻章”，是“有物”之作。这个“物”，可以是创作主体，也可以是“他”“她”“它”。这个“他”“她”“它”，可以是人，也可以是青蛙或稻谷。总而言之，好的诗词通常有生动可感的形象，是及物之作。情感和情绪越具体，越容易流传。叶嘉莹先生在《唐宋词十六讲》第十三讲中对姜夔写元宵节的四首《鹧鸪天》作细致赏析时，指出姜夔的诗词里有一个合肥女子。这个合肥女子让姜夔的诗词一下子就生动具体起来。经好事者考证，这个合肥女子不是文学杜撰，而是实有其人。

根据《水经注》记载，合肥是古地名，因施水（今南淝河）和肥水（今东淝河）夏季河水暴涨在此汇合得名。汉武帝元狩元年，合肥设县。绍兴十年，合肥被金朝占领。绍兴十一年底，在以秦桧等“主和派”的力主下，南宋与北方金国签订绍兴和议。南宋放弃淮河以北地区，双方以淮河至大散关为界。淮河以南的合肥回到了宋。姜夔旅居合肥，大概也是这个时期。在古城合肥，姜夔邂逅了心仪的女子——也有说是两姐妹，产生了刻骨铭心的感情。郎有情，妾有意，一个未婚，一个待嫁，似乎应是花好月圆。然而，元宵节，月圆之日，两人分别。自此，便是诗词家笔下绵绵无绝期的悲伤思念。合肥女子也从诗词家的文字走进了中国文学史。

不幸的故事都有不幸的原因。这对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经济原因或许是主要原因。传说中，合肥女子是教坊歌女，虽然不知详情，想来经济状况也不会太好。而姜夔，少年丧父，家境贫寒，科考屡试不中，无恒产，无经济来源，日常生活基本靠朋友救济和卖字维系。生存是最大的政治。纵然才高八斗，纵然有情有爱，以“吟诗作文”为主业的姜夔，不具备娶妻成家的能力。由“梦中未比丹青见”一句可见，姜夔的手边一直收藏着爱人的画像。一年一度元宵夜，诗人感时伤怀，写下四首《鹧鸪天》。爱情被残酷而强大的现实打败。合肥女子别后也另有所嫁。姜夔后来是在诗人萧德藻的照拂下，娶其侄女为妻，才有了家庭。并经萧德藻介绍认识杨万里，又经杨万里介绍认识退隐石湖的范成大。

“肥水东流无尽期。当时不合种相思。”开篇点题，肥水出了名，合肥女子也出名了。文字的好处，是可以驰骋想象。藉由诗人的文字，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合肥女子，大体可以肯定这个女子不仅容貌美，品性也应不错，唯如此，依据中国传统审美标准，才能称得上佳人。才子和佳人，这段感情才会被审美、被祝福、被传诵。事实也如此。在姜夔现存的诗词里，合肥女子美好的身影，伴随这段刻骨铭心的情感，隐伏其间。诗人多情，自来不稀罕，但像姜夔这般专情又深情者，即便搁在感情生活相对文明的今天，也显示了人性的高级和高贵，何况在一夫多妻制的古代社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姜夔与合肥女子的传说，林和靖与梅妻鹤子的传奇，在正统评价体系里，都是加分项。

文学是人学，直抒胸臆是诗词本色。欧阳修以下，包括欧阳修在内，柳永、苏轼、辛弃疾、李清照，虽然分属豪放和婉约两种风格，但细数下来，他们的代表作以及流传广、共情力强的作品，基本上都与人和情有关。柳永、李清照这类词句较多，不去说了。直男如苏轼、陆游，也不例外。“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这首百转千回的《水调歌头》，一说是因思念弟弟苏辙而作，也有说是怀念妻子所作。就连被批评诗风“粗放”的陆游，因为一首痛彻人心的《钗头凤》，直接改观个人形象。

不过，同样是写情志爱，自号“柳三变”的柳永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花间词和柳永的词都被正统学派盖上了“艳词”一戳。先说柳永。如果不看评论，不是出于偏见，我们今天读宋词，谈宋词，恐怕都绕不开柳永。柳永对于宋词的贡献是建设性的贡献。宋词与唐诗比肩而立，是后来的事。起初，词只是歌的副产品。至少在柳永之前，哪怕是由文人出手、颇具规模气象的《花间集》，也只有小令和中调两种体式。小令最长五十八字，简短，简单，词牌少。中调长点儿，最长也只有九十字。到了“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永，尽管出身官宦人家，却终身致力于创作“不登大雅之堂”的词。作为文体家，柳永对于词的本体建设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改革词的声腔结构，新创用一百多个词牌。好的词家，必须是音乐家。柳永深谙音律，自创词调，成为两宋词坛创立词牌最多的词家。众所周知的“雨霖铃”“八声甘州”等，都出自其手；二是提倡慢词写作。柳永对于词的本体建设，最突出的贡献还是力主慢词写作。慢词节奏相对舒缓，多用长调，词的容量和表现力获得极大的拓展。在柳永提倡慢词写作之前，小令体式一统天下。容量决定写法，许多题材因此无法入词。柳永引汉赋铺陈写法入词，描景、叙事、抒情，既有理论，又有实践，词的丰富性和层次感得到提升。从小令、中调到慢词、长调，宋词逐渐独立，成长为具有审美特质的文体。词的局面和地位才有历史性的改观。

诗也好，词也好，可以“咏流传”的作品，通常需要达雅兼备。“达”，既是路径，也是目的，好理解。“雅”即正。在孔子口中，不雅的代表是“郑声”。所以，孔子会说《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又说，“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雅正，作为一个词，今天可能更偏重其美学内涵，但如果追溯词源，会发现雅正在早期至少是在孔子的时代，道德伦理维度的权重远远大于美学维度。从道德伦理维度，提出雅正和善的关系，和中庸之道的关系。与雅相对的是淫，淫即泛滥、过头。泛滥或过头，也是中庸的对立面，不被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清流推赏。善和中庸，共同形成雅正趣味。这种趣味是中华美学的一个基本内涵，对整个东方美学比如韩国和日本，都有不小影响。具体到真、善、美这三个要素，也可以发现，西方其实更注重真和美的关系，在绘画和文学创作里，这种倾向比较突出。而东方则注重善和美的关系，会有写意和造境。注重善和美的关系的雅正趣味，由思想家和哲学家首倡，由文艺实践佐证、跟进。《诗经》就是一例。相传《诗经》也由孔子编订。《诗经》在体例上有“大雅”“小雅”不说，“思无邪”成为“诗三百”高举的编选原则。《诗经》以下，在以雅正为标准的正统评价体系里，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实践会自动对标。

以诗为例，李白、杜甫、白居易三座高峰自不待言，“惊天地”“泣鬼神”，语言晓畅，主题鲜明，形象生动，是为妙手天成。以词为例，苏轼、辛弃疾的大开大合也好，欧阳修、李清照的细致绵密也好，都是“要眇宜修”之典范。这些诗词家和他们的诗词应该都位于诗词审美链条的顶端。位于顶端的作品，达和雅这两个要素缺一不可。否则，只能放在链条的底端。

从这个角度入手，许多曾经的困惑似乎可以找到答案了。比如关于花间词以及柳永的评价问题。

作为最早的一部文人词结集，《花间集》以及花间词派虽然被北宋词人奉为正宗，但文学史上对其评价并不是很高。原因很多。最关键的原因，恐怕还是花间词派的词风及趣味，如果用“雅正”对标，不占优势。花间词派以温庭筠、韦庄为代表，聚焦书斋生活和女性题材，忆旧人，述相思，对女子的服饰和容颜进行铺陈和渲染，唤醒感官感受。所谓“郑声乱雅”，过犹不及。所以，晚唐及五代以小令为主的词，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这也就是作为北宋文坛领袖的欧阳修，即便词写得很好，但在他自己的价值序列里，词会排在文章后面的真实原因。

文学也是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主持江湖的人，就有话语权，就有评价标准。同样都写男女情感，同样都精通音律，同样都风流倜傥，在诗词界，对于姜夔的正面评价要远多于柳永。这是以“雅正”为标准的主流评价体系的自觉扬弃。事实上，如果具体到柳永和姜夔这两个人，出身官宦之家的柳永，家世背景要远比姜夔好，似乎更有理由“雅”，而不是“俗”。所谓的雅俗之别，在此可能更多的是含蓄内敛与大胆直白的区别。

性格决定命运，生性自由大胆的柳永，在个人生活上和诗词创作上，同样自由大胆，敢于创新。北宋开市以后，新兴市民阶层成长起来，市民的生活方式、情感和情绪、趣味和爱好，有别于其他任何阶层。这些变化被柳永敏感地捕捉到，并作为新的题材，引入词作。在对词的体式加以变革的同时，柳永对于词的内容和题材也进行了大胆改革，一反花间词派围绕书斋生活或文人趣味打转转，大胆引市井生活和男女情爱入词。柳永这一改革，被评价为“将词俗化”。这个“俗”化，语言的通俗倒在其次，主要体现为内容的平俗化和题材的世俗性。对于词的发展做出历史性贡献的柳永，后世对他的评价却有保留，原因就在于他在词界开展的这次题材和趣味的“革命”。相反，对于姜夔的评价，恰恰是“将词雅化”。“将词俗化”的柳永在正统派眼里，自然就不及“将词雅化”的姜夔了。

欧阳修的文章好，从容裕如，达雅兼得。一轮到诗词写作，往往就被所谓用典用韵的规范绊倒。“黄栗留鸣桑葚美，紫樱桃熟麦风凉。朱轮昔愧无遗爱，白首重来似故乡。”汝阴即今阜阳，欧阳修担任颍州太守时，汝阴在颍州治下。这首《再至汝阴》，看似白话，其实极“拗折”。黄栗留对紫樱桃，桑葚对麦风，美对凉。这样断句就好读了。但又有多少人知道黄栗留是黄鹂鸟，把这三字连起来读？又有几个人知道“朱轮”是指诗人自己？用典如此孤僻，雅是雅了，距离达，还是有距离的。

还有一个小贴士。我也是刚刚知道。原来，樱桃花是单瓣儿，樱花是复瓣儿。复瓣儿的樱花用来审美。单瓣儿，既开花又结果，果可食用，花通常是白色。作家李洱有本书叫《石榴树上结樱桃》，我总是记成《樱桃树下结柿子》。四幕喜剧《樱桃园》是契诃夫最好的作品，北京人艺上演过林兆华版，也曾上演过俄罗斯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版，两相对比，差距还是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