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保护总比盗墓者慢一步？

2020-11-18胥大伟

中国新闻周刊 2020年41期

胥大伟

这是一个起初被想简单了的选题。今年8月31日，公安部、国家文物局部署开展为期1年的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原本我只是想针对这场专项行动做一篇小稿子。当我开始操作这个选题的时候，其中的复杂性让我震惊。

盗墓是个古老的“行当”。但在近年来的影视圈，盗墓却是一大热门IP。这其中映射的现实是，盗墓是一种被美化、甚至被神秘化的犯罪。

如今，公安机关面对着是高度职业化的盗墓犯罪活动，犯罪分工更细化，一条龙作业，形成了一个集盗窃、盗掘、运输、窝藏、销赃为一体的地下文物犯罪网络。从内地盗窃、盗掘、运输到口岸、走私出境，直至文物出现在海外交易市场，常常只需要几天时间。

在采访中，相比于打击取得的战果，这些奋战在一线的民警们更希望我们能关注打击文物犯罪背后存在的体制机制难题。一方面盗墓犯罪获利极大，而犯罪成本卻不高，这使得盗墓犯罪难以禁绝。另一方面，大量的古墓被盗掘后由于没有直接受害人而导致“民不告”，使得打击存在滞后性。文物犯罪最大的特点就是遍布全国，这也给警方带来管辖权困境。

从一些文物大省打击文物犯罪反馈的经验来看，最好的模式是以“专业化打击职业化”，这需要专业机构的支撑。然而专业人才不足、人员编制、经费保障又成了老大难的问题。文物犯罪是一条充满暴利且环环相扣的黑色利益链，各地公安机关在打击文物犯罪方面有一个共识，就是要斩断利益链。然而受制于法律层面存在的模糊地带，一线的公安干警常常遇到文物流通领域“罪与非罪”的界定难题。涉案文物鉴定机构少、鉴定难、鉴定结果不一，也在相当程度上加大了警方打击文物犯罪的难度。

对于一座古墓葬而言，盗墓犯罪带来的往往是毁灭性的破坏，我们的考古发掘往往都是跟在盗墓者身后进行被动“应急保护”。打击文物犯罪，不能仅仅依靠公安机关，还要有更高层级的顶层设计和多部门协作才能形成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