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炜静

“能指”是符号学的基础概念，它与所指的结合构成了意指作用。随着拉康将语言学维度引入精神分析，以及漂浮的能指(floating signifier)、菲勒斯能指(phallus signifier)、主导能指(master signifier)等概念的提出，能指独特的意义逐渐丰满起来。之后，拉克劳、齐泽克等人将拉康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用其阐释身份政治、文化霸权、激进民主等问题，进一步激活了能指的政治哲学维度。其中，对“空能指”(empty signifier)的分析是贯穿列维-斯特劳斯到齐泽克的隐秘线索，涉及语言学、精神分析与政治哲学三个维度。所谓“空能指”，可以从两个矛盾统一的意义上理解，一方面它是没有固定所指的能指，另一方面它又拥有无限的意指，具有自我衍生功能。那么，空能指为何具有这样矛盾的属性？为何脱离了所指的能指能被运用到政治分析之中？列维-斯特劳斯、拉克劳、齐泽克等人对它的理解有何不同？

一、 空能指的理论基础： 差异性能指链与“锚定点”

罗兰·巴尔特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形式归纳为四点，首先是索绪尔式的纵向延伸，唯有通过能指才能到达所指；其次是叶尔姆斯列夫的ERC，三者分别为“表达面”(expression)、“关系”(relation)、“内容面”(content)；再次是拉康的能指优先与对固定所指意义的抵制。最后是Se≡Sé，即能指与所指组成两个“非同构”的系统，例如在对服装进行符号学分析中，服装的组成系统就是Se，而它的意义内涵又需要通过语言这一层形式来表达，这就是Sé(巴尔特141)。总而言之，能指总需要一个承载体才能指向所指，但是这个承载体却并不一定需要切实的质料性。它既可以是由第一层的能指与所指组成的符号系统，共同充当第二层的能指，还可以呈现为直接被感知到的“无”本身，如“绘画中的留空，音乐中的休止，飞机从雷达上消失、情书久等不来”等(赵毅衡25—26)。那是一种指向具体、意义完整的能指，只不过其承载者是“无”，在符号学中，往往称为“空符号”(black sign)或“零符号”(zero sign)。正如罗兰·巴尔特所言：“零度正确说来不是一种虚无(一种现前的无意义)。而是一种意指作用的欠缺，一种纯区分性状态。零度证明了一切符号系统有‘从无中’创生意义的能力。”(巴尔特161)“空符号”中“有”与“无”的对立其实就是索绪尔所说语言系统的“差异性”原则,其主要表现就是能够区别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即音位。从广义上来说，一个系统中任何一能指都与除它以外的能指相对立。同时，从音素、语义、语法、构词等不同维度来划分，差异与对立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单复数、阴阳性、不同人称、纵聚合中可替代的词类的对立等诸多形式。因此，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性的，但是部分能指形成的类别之间又具有“相对理据性”，例如，英语中带有un/in/dis等前缀的词，往往都具有一定的否定内涵。

索绪尔的任意性与差异性原则既构成了结构主义的根基，也预示了解构主义的因子。前者意味着能指能够彻底脱离所指而存在，后者意味着任何能指和其与所指构成的指意并没有自足的内在特质，只有彼此之间的差异，即“音位首先就是一些对立的、相关的、消极的实体”(索绪尔165)。这也意味着，在该系统之中，各因素都是平等并相互依存的。但是“超能指”与“超所指”必须超越系统，而不是系统中区别游戏的产物，“所有其他符号都环绕它旋转并且顺从地反映它”(伊格尔顿144)。那经常体现为诸如上帝、理念、物质等概念，那也是德里达通过“延异”所试图攻破的目标。他强调延异过程对本源与在场的消解，即生成的间隔、踪迹、增补以及意义拓展的可能性，将前后相继的线性链条拓展为交错纵横的网络结构，并具有了现象学融合过去与未来的维度。德勒兹和加塔利则认为“能指的暴政”带来的无止境的符号冗余虽然已经达到了解域的较高程度，但是一方面它忽视了未被符号化之前的质料状态，另一方面要诉诸已经被划分好的区别性能指实体。因此，他们绕道叶姆斯列夫的语符学理论，探索“非能指符号学”，最终指向就是试图在作为规则之网的形式层和未被区分的质料层间建立起动态的变化机制。

与德里达、加塔利等人彻底的能指弥散相比，拉康一方面将能指与所指间的横杠由“二者不可分割”转向为意义的抵制、阻隔、延宕。能指与所指间一一对应关系演变为能指链的自行滑动。意义的产生不是能指与所指瞬时对应，而是通过能指链条的回溯与预期交错呈现。另一方面，拉康又强调意义可以在“锚定点”(point de caption)上被暂时固定：“通过锚定点，能指停止了其否则会无限进行下去的意指滑动”(Écrits681)。“锚定点”在英文中的诸多翻译很好地抓住了这个概念的不同意涵。首先是quilting point(缝合点)，它体现了这个点将能指与所指相互连接起来的特质；其次是anchoring point(锚定点)，它表明了能指链条如同船在水面浮动，随时可能继续漂移，只是此刻被固定而已；最后是button tie(扣节点),纽扣一方面也有“固定”的含义，另一方面又有一种“悬空”的属性，表明该点原来是个空位，只是目前被某个能指短暂填充，随时可能被解开。这和中国古代的纽扣孔特别相似，它通过自身的“空”，反而起到了连接的作用。正如卞之琳的那首诗：“我在散步中感谢/襟眼是有用的/因为是空的/因为可以簪一朵小花。”(卞之琳70)当然，拉康将语言学维度引入精神分析的最终目的是将其作为解读主体欲望的工具。能指链的不断延长既表明了捕获完整意义的不可能性，也体现了主体追寻欲望的始终坚执与最终失落。例如，对于中世纪骑士而言，贵妇人既是凝结欲望的锚定点，也是其发动机，既短暂地满足了内心的欲望，又对欲望的最终满足起着屏蔽和禁止的功能。骑士不断地用冒险的方式表明忠心与爱恋，但也以同样的方式拒绝最终得到欲望客体。唯有如此，欲望驱力才能无止境地在能指链条上运行。

也就是说，“空能指”之所以是空的，是因为它不是静止和唯一的，而是变化与可替代的。但它又暂时停止了能指链条的滑行，也是主体欲望的凝结者和承担者。因此，它又被称为“主导性能指”(master signifier也被翻译为“主人能指”“支配性能指”)。可以发现，它与前文所论述的“空符号”具有一定相关性，二者产生的基础都是索绪尔强调的系统中能指的差异性，例如“空符号”以“无”为表达层，它通过与潜在的、暂未出现的“有”相对立而指向了特定的、固定的内涵，例如电影中的空镜头就是用精心打造过的无来传达特定的内涵。而“空能指”突出的则是占据该位置能指的暂时性、唯一性与指意的流动性、可能性。一方面，起到锚定点作用的空能指与所有除它之外的能指相对立，这是其唯一性。另一方面，由于其流动性，它随时可被所有其他潜在状态的能指替代，因此它并没有特定的意义，但可以包含所有的意义，这是其流动性与可能性。可以发现，“空符号”还建立在结构主义之上，“空能指”则引入了解构主义的幽灵。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对空能指的重视一方面继承了解构主义对“超所指”的抵制，另一方面又试图将其纳入资本社会特定时期多元、民主、开放的政治氛围之中，但他对空能指锚定功能的强调，既将德勒兹式绝对解域的构想拉回了现实，又潜在地认同了现有社会的多元主义，因而消解了解构主义的激进潜能，齐泽克就是在这个维度上对拉克劳进行批判的。要进一步理解空能指的政治之维，还得从列维-斯特劳斯说起。

二、 空能指与主导能指的前身： 萨满治疗术与“玛纳”

众所周知，拉康能指理论的思想来源之一是列维-斯特劳斯，后者对能指的阐释依托于具体的人类学现象，如萨满教巫师独特的治疗术以及源于莫斯的“玛纳”(mana)，前者说明了能指可以脱离所指而存在，后者则是在诸多相对于所指而言“过剩的能指”中找到没有确定内涵的“主导能指”。此刻的能指与所指不仅仅是语言中“音响形象”与概念的关系，而是更为抽象的表达层与解释层的关系，这是将其运用到文化分析的基础。

印第安萨满教巫师治疗病人的过程是以下三部分的混溶。首先是指出病变的身体器官，并对其进行摆布或吮吸，在适当时机展示出致病源头，往往表现为一根羽毛、一根刺等；其次，治疗过程以发动一场酣战淋漓的大战的形式展开，由室内到室外，各路兵马与精灵纷纷出动，最终目标是消灭破坏身体运转的妖怪；最后，萨满巫师的咒语与唱词直接主导和模拟了这场大战，这是其仪式的关键内容。发挥效果的唱词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极尽铺陈与细致之能事，路线的选择、携带的装备、经过的地点等无所不有，甚至如电影中的慢镜头般精确地展现人的动作。以巫师助力难产妇人的唱词为例：“接生婆走了一圈；接生婆跨出了一只脚；接生婆用脚接触了地面；接生婆跨出另一只脚，接生婆推开屋门，屋门吱嘎作响，接生婆走出门去。”(列维-斯特劳斯204)第二，回环反复，旧事重提。一个人在回答之前，要先把另一个人的话重复一遍。同时，新的情节在开始时要重复前面的情节。第三，不厌其烦地穷尽列举，例如萨满巫师呼唤的各路精灵，有：“酒精饮料之精灵，风之精灵，水之精灵，树木之精灵[……]”而每个精灵在萨满那里得到的魔具则有：“黑色的念珠、光灿灿的念珠、暗色念珠、念珠串、美洲豹骨[……]”(205)。第四，唱词情节性完备、戏剧性强烈，要擒住大妖魔必须多方配合，穿越重重难关。随着速度的增加、音调的提升，战况也愈发激烈。为了拯救难产的病妇，精灵们将随着“情感方位图”，一步步逼近子宫。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仪式和唱词为病人构造了幻想的图示，身体的不适转化为可理解的妖魔入侵，经历的苦痛能在情感上被接受，并通过层层诱导的叙事加以象征性解决。这种方式与现代医学的诊断模式完全不同，现代医学在细菌和疾病之间建立的因果关系外在于病人的思想和情感，“而妖怪和疾病的关系对于病人来说却是内在的，无论她对此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因为这是一种象征与被象征物之间的关系，或者借用语言学家的话来说，是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萨满为病妇提供了一套语言，无法表述的或用其他方式难以表述的种种状态从中能够得到直接的表达”(210)。列维-斯特劳斯的论述提到了两个关键点： 首先，这套程序与疾病之间是象征与被象征的关系，类似于能指与所指；其次，萨满的治疗术作为一套完整、有序的唱词体系，具有整合与疏导混乱的现实经验的功能。在一般的符号指意中，能指在场而意指缺失，理解符号的过程就是破译所指的过程。而此刻作为所指的病因，如怀孕的痛楚已经存在，但是缺少与之对应的能指为之命名与描述。在索绪尔那里，“有区别的观念的总数和表示区别的符号的总数在原则上是一致的”(索绪尔167)，但此刻能指的数量超越了所指。作为病痛的所指是混乱、无序、隐晦、不被理解的，而过剩的能指则共同组成了鲜明完整的唱词叙事，可以逆向契合并整顿所指。

除此之外，列维-斯特劳斯还强调了萨满教巫师与精神分析师的诸多相似性，例如，二者都善于运用语言的作用，只不过精神分析师是倾听者，萨满巫师则是言说者。精神分析师诉诸患者私密化的童年经历，而萨满巫师提供的符号机制却是病人所处的整个社会共同认可的，即从外部获得一种“社会的幻想”(列维-斯特劳斯212)。也正是在“社会幻想”这个层面上，萨满巫师治疗术中隐含着作为空能指的“玛纳”(Mana)。它是太平洋群岛土著语，也是信仰的核心，基本内涵为“超自然力量”。它可以附着在人或物上，既可以带来福运，也能惹来祸患，既因其神圣性而备受尊重，也因其危险性而让人畏惧。它既具体又抽象，只可描述而无法进行逻辑分析。正如毛斯所言，它同时是名词、形容词和动词：“玛纳首先是某类行为，也即在各种感应之间进行远距离通灵的行为。它还是一种难以计数的、可以交流的和从自身向外发散的以太。此外，玛纳是一种环境，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在一个玛纳环境中起作用”(毛斯79)。列维-斯特劳斯也指明了玛纳所具有的“无所不包”“无处不在”但同时又“不在任何一处”的悖论：“其实，玛纳同时就是这一切： 但是确切地说，这难道不是因为它根本就不是这一切吗？”(27)它的最终目的是“表现一个不确定的意义价值，它自身虽然空无意义，但是却可以接受任何意义。”(24)这个概念在卡西尔、马林诺夫斯基、毛斯等人类学家的著作中都有提及。只不过，在不同地区和事件中它也有诸多变体。例如，毛斯在《论礼物： 古代社会里交换的形式与根据》中提及了西北美洲的毛利人认为送出的礼物都具有灵魂，他们称之为豪(hau)，它总有重新回到出生地的力量，因此如果不还礼，就会受到惩罚。(121)

虽然玛纳或豪的具体内涵无法言说，但可以确定的是，它是过剩的能指聚集与整合的关键。萨满治疗术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最根本的原因是病妇本人生活在信仰类似于玛纳或豪的生活世界之中，它为未知事件提供意义，整合无法被理解的事件与痛楚：“萨满的那一套幻想与客观现实是否一致倒没什么要紧。因为病妇相信它，而且病妇属于信奉这套幻想的那个社会的成员。那些保佑人类的精灵和邪恶的精灵、超自然的妖怪和魔兽都属于一个协调一致的体系，土著人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病妇接受了它们，或者更准确地说，她从来没有对它们产生过疑问。”(列维-斯特劳斯209—210)也就是说，土著人的玛纳无疑已经具有了空能指的关键含义。第一，它既没有固定意义，又可以指向任何意义，甚至具有“自我增生性”，能自动将各种意涵包括其中。第二，它具有主导性，社会中诸多“漂浮的能指”唯有依托于它才能起作用。第三，深处其中的人们，都受其影响而不自知，某些无法理解的现象和感受，也需要以特定的方式整合到该意义体系中，才能被接受。只不过，列维-斯特劳斯和毛斯对玛纳的论述，既说明它“没有特定的意义”，但是也强调其作为“主导能指”，具有整合和吸收其他能指的作用，因此它似乎和德里达所批判的第一性、支配性、本源性的事物具有一定相似性。但是之后的拉克劳却通过拉康的理论，将其与资本社会的多元文化相互结合，这种多元机制似乎与它作为整合其他能指的主能指功能相悖。那么，拉克劳是在怎样的维度拓展空能指的政治之维的呢？

三、 拉克劳式空能指的普遍性与领导权的“链接”逻辑

拉克劳的对空能指的直接阐释集中在文集《解放》中《为何空能指对政治很重要？》(“Why do Empty Signifiers Matters to Politics?”)的论文中。理解拉克劳对马克思主义的拓展是理解其对空能指论述的基础。他将能指捕获最终意义的不可能性转化为“封闭社会的不可能”(NewReflectionsonTheRevolutionofOurTime90)，即任何本质主义的先验预设，例如阶级、经济的作用都无法完全解释历史上的一些“错位”现象。例如拉克劳反复提及的卢森堡对1906年俄国人民反对沙皇统治的分析，这些运动是在社会现实的多重效果下累积而成的运动，没有任何既定规划，脱离并超出了政党的组织与控制，不被任何预先判断所束缚，每一个孤立斗争的意义无法被严格界定，单独以经济或政治属性对其定义会遭遇局限，而这些运动又都是反对现行体系的世界性斗争的组成要素。但无论是卢森堡、列宁还是普列汉诺夫，他们对阶级与经济之外的因素的考量都不过是原有理论的“增补”，使原本的先验规定能灵活地解释不同的历史现象，而拉克劳的最终目的则是实现“增补”的僭越。

如果不存在固定预设，那么政治运动的意义如何产生呢？拉克劳将语言学中的“差异性”逻辑运用到政治分析中，认为关键是立足于社会不同因素共同组成的相互区别又互相牵涉的系统。传统马克思主义往往根据阶层与经济划分出A与B的矛盾，正因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各自内部的同一性与彼此的对立性，即工人阶级唯有完全属于“被剥削”的地位，矛盾才能被激发。如果是部分分享资产阶级利益的“新工人”，那么革命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拉克劳将A具有的实体内涵转化为A与非A的对立，它们彼此都没有特殊、绝对、单一的属性，唯有在彼此的区别性关系中才能定义自身，这就是“对抗”(antagonism)。系统中各要素间既会“对抗”，也会因在现存系统中的特定位置而变成“等价”(equivalence)，例如在俄国革命中，不同的群体有具体的斗争目标，但是其斗争对象都指向当下政权：“某种分散(discursive)的形式，通过等价，废除了所有客体的实证性(positivity of the object)并且同样为否定性提供了真实存在。”(HegemonyandSocialist128-29)

在此基础上，拉克劳提出了独特的霸权理论，那是对以往这个词的诸多内涵的重构。将hegemony翻译成“霸权”，突出了其向外扩张、政治支配、武力争夺的内涵。据威廉斯的考察，霸权主义许多时候也是帝国主义的替代词(威廉斯201)。若翻译成“领导权”，则祛除了其中的武力和霸道的贬义，突出了褒义性的引领作用。葛兰西对hegemony的论述主要强调了其具有的智识与文化的内涵，hegemony渗透于价值观、常识、制度等各个方面，但它又不仅仅完全表达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许多时候是不同集团之间相互妥协、谈判、制衡的结果。拉克劳继承了葛兰西对霸权的“非武力化”阐释，又大大地弱化了其支配性、主导性、阶级指向性等关键内涵，进一步推进了霸权产生的偶然性逻辑。正如游移的能指无法获得特定所指、社会无法用预设的经济或阶级进行分析，任何单一的文化霸权都不可能涵盖社会的所有角落，而这种“不可能性”反而构成了拉克劳意义上的霸权形成的基础，因为拉克劳所强调的“霸权”事实上趋近于民主与多元，它是诸多相异的因素共同构成的“差异的共同体”。也就是说，在消解了霸权的武力性内涵后，拉克劳用多元性、流动性、差异性代替了原本的单一性与支配性。

只不过，改变霸权的语义内涵并不是拉克劳的目标，他的目的是既描绘诸多漂浮的能指汇聚到主导能指的过程，同时又避免本质主义陷阱，拉克劳借助了语言学中的articulation对其进行说明。英文中的articulation是由动词articulate发展而来，主要有两个意思，一个为清晰地发音、表达之意，另一个为用关节连接、使其成为整体之意。这个概念在语言学中往往被翻译为分节，它的区分作用包括声音和意义两部分，正如索绪尔所言：“articulation可以指把语链分成音节，也可以指把意链分成意义单位。”(索绪尔31)富有意味的是，articulation在语言学中被翻译为“分节”，而在拉克劳著作中则被翻译为“链接”，一个是“分”，一个是“和”，看起来完全相反，但实际上是语意形成的必要运动。首先是在能指与能指之间、所指与所指之间进行差异性划分，其次是使相应的能指与所指形成任意性、强制性的结合。只不过，拉克劳理论中诸多差异性因素凝聚到主导能指与特定所指的过程是偶然、非定性、不固定的。系统中A与非A对抗与差异既是链接的必要，也是拆除的基础。“链接”暗示着那是一种“铰链式”卡车，可暂时连接，也可随时拆除。正如霍尔所言：“两个构件可以相互关联，但是要通过一个特殊的联动装置，它随时可以被破坏。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链接是两种不同元素的结合。这种联系不是必要的、确定的、绝对的、本质的。”(CriticalDialogues141)

无疑，在拉克劳的理论中，霸权、链接、空能指、主导能指等概念是彼此纠缠并互相关联的。首先，诸多“漂浮的能指”通过“链接实践”凝聚到主导能指的过程，也就是领导权的争夺与形成的过程，最终使得能指链条短暂锚定，某个特殊群体的利益占据了主导能指的地位。但链接是偶然、暂时、可替代、不完全的。社会不可能被单一的话语所统摄，因为能指链是可以无限延伸的，终究有其无法容纳的因素存在。但这种“不可能性”又恰恰是空能指发挥作用的基础。为了保障其主导性地位，空能指往往具有自我增生性，能够不断地吸收不同阶级的利益，听取不同立场的话语。也正因为如此，拉克劳认为其内部特殊性的内容会逐渐被稀释，直至空无，进而代表普遍、未实现的共同体秩序：“因此，等价链条越长。这个‘平等在场的某物’就越不具体。在这个界线上，将是一个不依赖于所有具体显现的共同体的存在[Emancipation(s)42]。”富有意味的是，拉克劳所说的主导性能指、漂浮的能指分别与马克思所说的货币和商品价值链条具有相似性，前者无法穷尽后者，但却可以为后者提供尺度：“商品的相对价值表现是未完成的，因为它的表现系列永无止境。每当新出现一种商品，从而提供一种新的价值表现材料时，由一个个的价值等式连接成的锁链就会延长。”(《资本论》第一卷80)但是，货币之所以能发挥价值尺度的功能，不仅仅是因为系统中各要素在差异下的偶然链接，还因为其具有内部易携带、价值高等特质。只不过，由于电子货币的流行，这种特质也趋近于无了。同时，货币原本只是表现商品价值的工具，最后反而篡夺了商品的地位，使得任何事物都需要通过货币来丈量，这就是商品拜物教的形成。但是拉克劳所说的链接实践更具有灵活性与偶然性，空能指没有如同货币一般不可撼动的权力。

可以发现，与列维-斯特劳斯相比，拉克劳对占主导地位的能指的论述已经没有了任何被德里达所批判的“超级所指”的色彩，并不是其他能指顺从地反映并听命于它。空能指没有确切所指，但又可以包容任何所指的特质，使其内部的特殊意涵逐渐虚空，最后趋于普遍。在列维-斯特劳斯那里还处于草创期的“没有所指的能指”，此刻已形成较为完备的“空能指”“主导能指”的理论，并与链接、霸权、话语等概念共同组成了融语言学、精神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方法为一体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破除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经济、阶级的本质主义依赖，开启了多元身份和激进民主的道路。

四、 齐泽克对空能指的批判： 特殊性与霸权性

齐泽克对拉克劳的评价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早期著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齐泽克将拉克劳的理论阐释为“意识形态的缝合”，但在之后的《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中，齐泽克就对多元政治进行了批判，提出了“重回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标。齐泽克、拉克劳、巴特勒三人的争论也被编成文集《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对空能指的阐释，可作为二人论争的切入点。

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齐泽克引入了索尔·克里普克(Saul Kripke)的“描述主义与反描述主义”(descriptivism and antidescriptivism)作为概念工具，发展了拉克劳的理论。所谓描述主义，是指将一个事物的名称与该事物属性相捆绑。而反描述主义则认为原初命名是偶然的，即便事物的描述性特征完全改变，其名称也可保持不变。以黄金为例，某一物体被命名为“黄金”，无疑伴随着一系列描述性特征，如沉甸甸的、发光的、稀有的，等等。但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随着科学的发展，该物体初次被体验到的特性被证明是错误的，就连闪闪发光也不过是一种“光学幻觉”，那“黄金”这个名字还属于这个事物吗？如果此刻发现另一个物体与最初被称作“黄金”的事物的各种属性完全一致，那它是否必须被命名为黄金？这其实与索绪尔所说的“能指和所指的任意性”具有一定相似性，只是反描述主义提出了更加极端的情境假设。在索绪尔理论中，“任意性”的非理据性与“约定俗成”的稳定性是相辅相成的。而反描述主义则强化了“外在因果链”的偶然性与强制性。相对于固化的“描述主义”，齐泽克无疑支持“反描述主义”，但他也在原初命名的“偶然性”特质之外再强调了之后的“回溯性”原则来回答“改变属性之后命名不变的问题”：“命名本身回溯性地构成了它的指涉，命名是必要的，但可以说，只要我们已经‘身处其中’，它的必要性来自于身后，而且是回溯性的。”(TheSublimeObject105)“回溯性”其实与精神分析有关，指主体成年后的一系列病症往往必须追溯到童年的某个原始的创伤性场景。病症并不源于该场景发生的瞬间，而取决于主体事后反复试图理解、压抑该场景的回溯性操作，就如同为了躲避悲剧的俄狄浦斯，反而通过逃避的过程造就了悲剧。齐泽克将其用在反描述主义中，是指无论该对象的属性发生什么变化，我们都可以将变化的属性再次缝合进初始的名称中，这是用现在重构过去的尝试，使其名称不变而内涵却发生了变化。

对反描述主义的分析蕴含了齐泽克对拉克劳所阐释的空能指“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特质”的肯定与否定。肯定体现在最初占据主导能指地位的能指，无论其具体内涵与外在命名是什么，它都会吸收其他漂浮的能指的内涵，即便最后主能指的内涵与原来不同，它的命名依然可以保持不变，这与反描述主义的逻辑相一致。否定在于，齐泽克颠倒了拉克劳对之由特殊到普遍的乐观态度，而是强调任何普遍性都被特殊性玷污，诸多漂浮的能指想要融合到该能指之中，必须以该能指占据了主导地位为前提。最终，反而无形中强化了该主能指的渗透力。也就是说，齐泽克更强调占据主导地位的能指对其他能指的收编能力以及任何现存事物都必须在其中被确定的事实：“‘缝合点’是这样一个词语，作为一个单词，在能指自身的层面上，它统一了既定的领域，构成了自身的同一性。可以说，它是这样一个词语：‘事物’自动地指涉它，以在其中进行自我识别。”(105)以美国的万宝路香烟广告为例，画面中那宽阔的草原与古铜色的牛仔似乎都在“暗示”美国所特有的意象，如勇于开拓的人民与辽阔的土地。但齐泽克认为，并不是这种“缝合”才造就了“美国精神”这个空能指，而是因为“美国精神”这个能指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缝合”的过程才能产生。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可以在美国精神中得到解释，恰恰证明了作为意识形态的美国精神已经占据了主导性地位，它与其他能指的地位不仅不平等，两者反而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通过这种颠倒的操作，齐泽克批判了拉克劳所强调的空能指的普遍性特质。在《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中，齐泽克还举了两个“普遍性与特殊性”并存，但“特殊性始终占据关键地位”的例子，它们分别是马克思的生产与金融资本。马克思一方面强调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不同环节的各自特点与互相配合，另一方面又点明生产环节是基础，任何过程都是由生产开始的：“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马恩文集》第八卷23)第二个例子是金融资本，它与商品资本、货币资本共同属于资本类别的一员，但是它的G-G’模式又是所有资本必须具备的特征，因为任何资本投资最终目的都是盈利，而非生产产品。因此马克思才会说：“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它的最表面和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资本论》第三卷440)因此，齐泽克并不认为所有能指都是等价的，而认为其中绝对存在一个特殊性占据主导地位：“我不承认进入霸权斗争中所有元素大体上都是平等的： 在各种系列的斗争中(经济的、政治的、女权主义的、生态学的、伦理的，等等)，总是存在着一种斗争，虽然它是链的一部分，但却秘密地多元决定着真正的地平。特殊对普遍的玷污比为霸权而进行的斗争要‘更强大’。”(Contingency320)

同时，齐泽克还强调了霸权形成所具有的“排除”逻辑。这种逻辑有两种表现，首先是将社会本身的危机以及它不可能达到完全一致的原因归结到外部，某个群体此刻会变成替罪羊，就如同希特勒把德国的危机归结为犹太人一样。富有意味的是，替罪羊往往和空能指一样没有特殊的所指，但可以拥有无限所指，任何负面性的特质都可以属于犹太人，例如吝啬、邪恶、虚伪……它使得社会的诸多不满得到发泄与凝聚。犹太人此刻成为“被排除”的空能指，不享受任何权利保障。但他们又因为“被排除”而消化了社会的不满，以“被排除”的方式成为现存系统的一部分。这种“排除”逻辑除了体现在被系统设定为敌人的群体外，还体现在诸多因素之所以能够共同协商与竞争，都建立在对某个关键因素的排除之上：“最终的问题不是哪一种特殊内容支配着空的普遍性(the empty universality)，而是哪一种特殊内容必须被排除，以便普遍性的虚空形式(empty form)能够作为争取霸权的‘战场’而出现。”(110)齐泽克认为被当下多元政治排除的存在，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本身。与多元政治文化里诸多漂浮并互相竞争的能指相比，资本是同质并普遍的，它默默在背后支持这些能指，只要它们不妨碍资本运行：“这种虚假的‘包容’，难道不是经常被资本的代言人所利用，用来正常化‘生意优先’这件事？”(《神经质主体》311)也就是说，一方面，拉克劳所说的多元文化之间的霸权争夺根本无法撼动资本作为主导能指的地位；另一方面，为了使多元竞争成为可能，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只能被掩盖，营造出“众能指皆平等”的假象。被掩盖的资本不会试图去争夺名义上的“空能指”，因为它本来就已占据主导地位，而是会对竞争中的诸能指进行利用，使社会的不同声音都能在社会中找到适当位置，不至于妨碍资本生产。

除了批判空能指的普遍性特质外，齐泽克还对拉克劳的其他方面提出了质疑，例如拉克劳强调不应预设任何阶级与经济立场，但他反复论述的具有偶然特质的激进民主同样也是一种政治立场。从广义上来说，强调种族、阶级、性别等要素混溶的多元文化，与坚守以经济划分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都是一种政治立场。因此，拉克劳对于激进民主的坚持，反而变成了一种“本质主义”，因为他否定了另一些观点——即坚持以经济来划分政治主体的立场：“拉克劳关于霸权的观念，描述了那将一切社会体系联系起来的意识形态纽带的普遍机制，这种观念可以用来分析所有可能的社会政治秩序；但是，另一方面，拉克劳却提倡另一种特定的选择，即激进民主。”(342)

富有意味的是，齐泽克在批判拉克劳时又回到了列维-斯特劳斯，并指出作为“零制度”(zero-institution)的玛纳和拉克劳所说的空能指事实上都是团结、收编、消解社会诸多对抗性因素的意识形态工具：“这个零制度难道不是一种最纯粹的意识形态吗？也就是说，它的意识形态功能的直接体现，在于它提供一个中立的、全部环绕的空间，在其中社会对抗性消失了，全部的社会成员都能相互承认。”(Contingency,Hegemony,Universality113)齐泽克认为玛纳除了是“没有所指的能指”，因而具有无限包容之外，还体现了前现代社会意识形态“渗透万物于无形”的“非强制性”特质。而当代社会能够起到类似作用的意识形态因素就是“民族”这个概念，相比于职业、阶级等“人工”划分方式，“民族”根植于“血缘和土地”，更加具有“自然性”，似乎不只是为了利益而结合的契约，因此更具有凝聚共同体的作用：“现在的制度被认为是社会的人工物，引发了一种对‘自然化’零制度的需要，这种零制度作为它们中立的共同点而起作用。”(114)

五、 民主的“空能指”与霸权的“主导能指”

至此，可以对“空能指”与“主导能指”由列维—斯特劳斯到齐泽克的发展作出总结：

第一，从列维-斯特劳斯，途经拉康再到拉克劳和齐泽克，空能指逐渐经历了由天才般的偶然片段到繁复的理论构思，再到批判和反思的过程。它承载着由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的漫长历史，吸收了语言学、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等不同的思想资源，可用来阐释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领域的诸多现象。虽然空能指的发展具有一定延续性，但不同思想家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列维-斯特劳斯的玛纳指的是前现代社会无法被理解的、具有混溶性的“超自然力量”。它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深处其中的人需要借助萨满教仪式将自身无法理解的痛楚融汇其中。而拉克劳则预设了一个任何因子都能自由竞争的平台，占据主导地位的能指必须不断吸收其他能指的诉求，因而能从特殊性走向普遍性。齐泽克则对拉克劳的乐观作出了批判，认为空能指的霸权争夺之所以可能，前提是对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能指的排除与掩盖，对多元文化而言，那就是资本逻辑。

第二，空能指既具有反抗性，同时又具有主导能指的特性，可以收编其他漂浮的能指。索绪尔语言学所强调的系统中能指间的差异性、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是其形成的基础，而拉康的锚定点为其运用到政治社会分析中提供了理论模型。空能指成立的前提就是对彻底封闭化社会的不可能的判断，正如能指与所指之间无法彻底缝合，横杠之下的所指无数次尝试去固定能指，但总有能指从中滑落。处于主导地位的霸权，也不断地尝试去整合与收编漂浮的能指，但却注定是徒劳的追逐，这就使得社会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这种“永远的开放性和非闭合性”就是拉克劳理论的激进潜能。只是，拉克劳所说的空能指的特质其实是一种理想状态，即它可以兼顾不同能指的诉求，逐步由特殊性走向普遍性。这种乐观态度背后是为现存制度辩护的倾向： 既然霸权意识形态只是偶然地占据了主导地位，既然它最终可以克服自身的利益走向普遍利益，那么为何要推翻它呢？既然任何占主导地位的能指都是虚空的，都必须吸收不同阶层的利益，那么谁占据这个地位又有什么区别呢？

第三，空能指与主导能指可以说是相互对立、相互转化的矛盾统一体，只是前者强调虚空性、普遍性，后者强调主导性、特殊性，齐泽克对拉克劳的批判其实就是从主导能指的霸权维度对空能指“多元”维度的批判。而拉康及其对objecta(翻译成小客体、对象a、客体a等)的阐释，则是其直接的理论来源。objecta是主体的欲望对象，也是暂时凝结起滑动能指的扭结点。其内部特定属性并不重要，关键是在主体的幻象结构中处于欲望—原因的地位，能够作为主体欲望的驱动器，推动能指链条向前滑动，具有永不知足性和自我增生性。拉克劳指出：“objecta的逻辑与霸权的逻辑不仅仅是相似的： 它们完全是同一的(identical)。”(OnPopulistReason116)虽然objecta会展现在特定的客体中，但它的内涵会随着能指链的推动而增长和变化，因而始终处于未完成的“普遍”之中。也就是说，拉克劳自然而然地将普遍性特质赋予空能指，并因此同化占据统治地位的能指与其他漂浮的能指之间的区别，而齐泽克则反复强调二者的差异：“根本的差异不是在两个能指之间(的对立意义)，而在于有一定(确定)意义的能指和有这样意义的‘空’能指之间。”(ForTheyKnowXX)

第四，如果将拉克劳的解释与马克思对“资产阶级霸权”的阐释相比较，会发现那恰好是一个“颠倒”的次序。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评有三个特征。首先是批判性，这种批判性与传统理论所秉承的“客观、中立”的态度相违背，不仅是对资本社会内部规律的揭露，更显示出一种介入现实的努力，体现出对人类解放的追寻。即使“后马克思主义”已经摒弃了马克思的某些基本论点，但是这种理论的批判性反而被广为继承，甚至激进化。其次是阶级性和虚假性，意识形态是“人们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马恩文集》第一卷509)，而“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550)。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合法性而创造的非科学的上层建筑，它总是以自然、永恒、主导的方式存在；最后是历史性与物质性，它指的是意识形态一方面是虚假的，但是另一方面却是由固有的历史经济状况所决定的。资产阶级意识上的“头足倒置”，就像“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马恩文集》第一卷525)。综合以上，意识形态代表的特殊利益是由历史现实决定的，但统治阶级往往会掩盖特殊性，甚至将符合本阶级利益的观念包装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意识形态批判过程就是由普遍到特殊的解蔽过程，它潜在地将现行话语视为虚假，以探究背后的真实本质为最终目的。而在拉克劳那里，占据主导地位的特殊性却由于其空能指的属性，有可能逐步吸收其他因素的内涵，不断地趋向普遍性。

第五，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意识形态批判与拉克劳对霸权形成的分析其实可以视为政治批判的两条路径，前者是对深层本质的挖掘，将上一级系统视为能指，进而追寻背后的所指。后者则论述诸多漂浮的能指是如何争夺主能指之位并收编其他能指内涵的。前者是对隐喻的破解，后者则是转喻的链接。前者致力于挖掘表象背后的本质，而后者则尝试描绘漂浮的表象的诸形式。前者探究普遍性背后的特殊利益，而后者则认为任何特殊性都可以转化为普遍性。列维-斯特劳斯从能指过剩的维度描述性地展示了玛纳的作用，启发了拉康对能指理论的拓展，但是玛纳依然具有较为强烈的传统的主导性意识形态色彩，而拉克劳致力于共时性能指的探究，将深层的纵向探索平面化与平等化，淡化了主导能指的霸权色彩，强调其作为空能指的开放、能动、多元与趋于普遍性。齐泽克则将前两者的思想再次纳入传统的意识形态分析维度中，探索空能指存在的前提条件，即普遍性背后无法根除的特殊性以及内在的排除逻辑。

第六，列维-斯特劳斯与齐泽克、马克思的差异还体现了福柯对不同时代“知识型”的判断。萨满教巫师对疾病的解释，就如同福柯所说的16世纪末的阐释方式，它往往通过以下方式贯彻“相似性”(resemblance)原则： 首先是和谐相称(convenientia)，从空间维度将万事万物前后串联。其次是仿效(aemulatio)，它使得不临近的事物彼此相似。第三是类推(analogy)，它使得不同事物之间具有微妙的关系，如同病患的身体与外在环境的因果联系：“当空气变得凝重并搅动时，风暴就开始了，当人的思想变得沉重和焦急不安时，中风病就发作了。”(TheOrderofThings25)最后是交感(sympathies)，使事物之间相互吸引、感染、改造，它“没有事先确定的路径，没有假想的距离，没有规定的形式”(26)，但是却能激发万事万物的相互运动，这是一种万物在平面上的呼应与作用。而齐泽克和马克思等人对“普遍性背后特殊性”的探究，则是19世纪后的解释方式。一方面，它不是平面上的彼此相连，而是如同挖掘工一般纵向探索；另一方面，这种意识形态分析的前提是意识到了解释的存在，即任何解释背后都蕴藏着一个粗暴的解释系统，它并不是要我们对表面上神秘的图像作出固定的符号学阐释，而是要我们对已经存在的解释进行解释，这就是解释的循环，这也是思想的生命力所在：“解释的死亡，就是去相信，那里有符号，它们根本地、原初地、真正地存在着，作为连贯一致，切中要害(pertinent)的系统的标志。相反，解释的生命就是要相信，那里只存在解释。”(Aesthetics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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