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 敏

一、 经济—文学批评的源起

在现当代，经济学与文学学科的关系可谓泾渭分明。然而，回溯历史，两者之间的关系却错综复杂。古希腊视灵魂的培养为终极目标，金钱须服务于灵魂的升华。如在《共和国》(Republic)中，柏拉图构建了道德的等级制度，理性在顶层，物欲在底层(291)。以追求交换价值(货币)为根本目的的活动，是退化的物质主义和被奴役的世界观的体现。研究交换价值的学科服务于人类的终极目标——灵魂的升华，即货币价值须服务于美学价值，经济服务于灵魂的培养，因而文学要高于经济学或文学囊括经济学(Hawkes5)。

经济学与文学的分离源于何时？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海因策尔曼(Kurt Heinzelman)认为1871年杰文斯(W.S. Jevons)的《政治经济学理论》(TheoryofPoliticalEconomy)的出版标志着两者的分离——边际主义革命产生了新古典经济学，成为今天的主导模式；也有学者认为两者的分离至少在一个世纪之前，政治经济学与典型的资产阶级文学形式——小说同时兴起。小说的出现标志了经济与文学的分离、文化的性别化，并导致了18世纪后期政治与家庭领域的分离(Woodmansee3—4)。如果说小说是“通过想象和描述构建隐私和家庭生活的话语体系，那么政治经济学就是通过想象和描述构建公民社会的话语体系”(Thompson27)。伍德曼西(Martha Woodmansee)则认为，经济学与人文科学的分离与浪漫主义意识形态的出现最为一致，浪漫主义意识形态定义了与商业相对立的文学(艺术)，分离了美学价值与货币价值(Woodmansee4)。

尽管经济学思想根植于哲学、历史等人文学科，但自20世纪中期至21世纪初，经济学研究越来越热衷于数学建模和计量经济学，经济学理论被视为硬科学。然而，过去二十年以来，经济活动似乎越来越被证实为与修辞学、心理学、符号学及意识形态等体验密不可分，“经济”作为独立的概念越来越受到挑战。麦克洛斯基(Donald N. McCloskey)指出了经济学科中一些可能致命的缺陷，如经济学科的修辞本质以及其学科基本假设所存的偏见。①还有学者指出了经济学研究存在的一些弊病，包括西方中心化、男性化、去阶级化。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构建的在孤立的世界里自由选择符合自身利益的理性经济人的形象被批判为狭隘和男性中心主义。②此外，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强调“经济人”以及经济学的性别本质，揭示了经济学存在的性别偏见。③中国的经济学家也指出了经济学科的道德缺陷，如假定只存在利益冲突而忽略理念冲突、人性自私假设的异化和极端化(张维迎，“目前主流经济学”)，以及对数理模型的推崇、对价值判断的视而不见(向松祚38)。

要求重新审视经济学科的呼声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越来越高涨。在此背景下，主流经济学正在演变，新的研究潮流探索有限理性，甚至是非理性行为。而与文学经典的对话可以使经济学家摆脱经济学理论受严格的理性行为概念的困扰，反思经济学理论中的本质主义。在21世纪学科交叉融合的背景下，经济学与心理学、地理学、生物学的结合已经产生了不斐的成就。步入21世纪，在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和文学研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经济学和文学之间的跨学科交流正在创造一个充满希望的新兴研究领域。

在此背景下，诞生了新经济批评(New Economic Criticism)。其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主要研究文学、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往的经济批评，如法兰克福学派及左派马克思主义批评,主要采用文学文化研究方法探讨作品中的经济现象、批判社会的经济逻辑。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抨击者，法兰克福学派通常秉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体制以及现代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批判。而新经济批评实践的基石是隐喻与同源性(Homologies)。夏尔(Marc Shell)认为隐喻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经济的，因为“隐喻”的词源中包含了转移或交换的概念。金钱是语言符号系统的“内部参与者”： 语言由经济组成，经济学也是一种语言(Shell,Money,LanguageandThought3)。新经济批评的奠基者们(Marc Shell, Jean-Joseph Goux， Walter Benn Michaels)认为，价值、债务、金钱和交换的隐喻不仅是经济实践的基石，也是经济活动呈隐性的文学话语体系的基石。因此，新经济批评以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和解构主义理论为起点——即能指的任意性以及在语法上的相关性——讨论金钱、金融与文学或语言学的关系以及其虚构或构建的本质，从而揭示并分析经济话语体系和语言、文学话语体系之间存在的哲学、历史的相似趋势——通常称之为经济语言系统和语言系统之间的同源性(Woodmansee11)。新经济批评为随后的经济—文学批评奠定了基础。

进入21世纪，经济—文学批评更注重学科之间的融合。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先后于2017年、2018年推出了两册经济与文学研究手册。其中，《经济与文学： 一种比较与跨学科研究方法》(2017年)以经济利益冲突具有社会、政治、道德的原因和后果为出发点，展示了经济学和文学文本分别如何处理相同主题，并探讨了经济思想和隐喻塑造文学文本的方式，侧重于经济理论与文学叙事结构之间的类比，旨在表明融合文学和经济学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一种共同的语言来表达对危机和社会变革的新的批判性观点。而《劳特利奇文学与经济学研究手册》(2018年)提出了经济—文学批评(Econo-Literary Criticism)。这一批评方法主张文学研究应积极地与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分析方法相结合。人文研究强调对事物的理解、认识不能与其具体历史和社会背景割裂。由此，文学作品中反映的经济认知更有助于把握经济现象与因素的具体历史意义。因此，经济—文学批评更注重结合经济学原理、文学文化研究及历史与社会研究方法，研究作品中的经济因素及其反映的经济史或经济认知，突破经济学中的一些定义去历史化、去性别化的狭隘性。此外，以经济学的理论探讨文学作品的创作与流通时的经济背景、结构与认知是对文学文化研究方法的非常好的补充；探索处于经济环境或一系列经济事件中的人物或者文学作品中阐述的经济观点和争议，可以带来对文本、作家、流派和风格的全新视角。

与此同时，研究早期现代文学和文化的学者对经济史、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格拉夫(Peter F.Grav)指出，“现代早期新生资本主义被证明是新经济批评的肥沃土壤，从这一视角研究莎士比亚的作品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111)。霍克斯(David Hawkes)认为，莎士比亚和他的同时代人意识到了前所未有的从古希腊时期对美学价值的追求，向前资本主义时期对货币价值的追求的转向，并见证了三类事物的商品化： 土地、劳动和金钱。“土地”的商品化意味着外部环境，即客观世界本身的商品化。而“劳动”的商品化指向的是人的生命的商品化。客体的主体化和主体的客体化是同一过程的两种方式，它颠覆了人类对世界的理解，对人类社会的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段强烈变化的时期恰好与莎士比亚的一生同步，他的戏剧是对这一时期经济认知结构的改变导致的社会和心理的改变最有洞察力的反映(14)。

二、 经济—文学批评理论视域下莎士比亚戏剧的阐释

在此背景下，本文尝试通过溯源文学与经济学的历史渊源，介绍经济—文学批评发展的阶段以及基本批评实践方法，并以经济—文学视角介入莎士比亚研究所产生的卓著成果为例说明该批评实践的意义，同时分三类阐释经济—文学批评理论视域下莎士比亚戏剧研究所取得的累累硕果，以实例说明经济—文学跨学科批评前景可期。下述批评实践也是国外经济—文学跨学科研究的缩影，对经济—文学跨学科研究极具启迪意义。

(一) 研究莎士比亚戏剧与读本产生、传播的经济背景

这一类研究通常调查个人或相关作品产生的社会、文化和经济背景，是文化研究或新历史主义的一个分支。它研究作者经济来源变化——从赞助(包括各种类型的“自我赞助”)到被雇佣，到类似塞缪尔·约翰逊的自由投稿人(Woodmansee4—7)；探讨性别、种族和性取向对文本生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研究作品创作时的国家、区域或跨国经济等。此外，该研究还考察作品的外部流通与消费，研究市场如何造就经典；也可以探讨阅读经济，即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交流、文本和读者接受。以此视角研究莎士比亚戏剧的阐释，较具代表性的作品包括：

1. 《莎士比亚与书》(ShakespeareandtheBook, 2001年)，从调查个人或相关作品产生的社会、文化和经济背景的视角，结合印刷商与出版商的经济活动，考察了莎士比亚如何从为剧场撰写脚本以获取股东利润到被构建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学人物的过程。其核心观点为： 莎士比亚作为剧场与剧团的股东，通过撰写脚本并指导演出获得可观的股东收益。即便他预料到其中一些剧本可能会出版，也并没有监督这些作品的出版，因为按照当时的版权法，莎士比亚不可能从印刷商与出版商处获得任何收益。莎士比亚在世的时候，付梓的剧本只占他创作总数的一半左右，均以廉价的小册子形式出版。作为剧场及剧团的股东之一，他始终有意识地为演员创作，满足于在表演所必需的合作环境中工作。只有在他去世后，在与他本人志向毫无关系的经济文化动因的推动下，莎士比亚才成为了后来那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学人物。该书结合出版业的发展，还原了莎士比亚戏剧及读本产生与传播的经济背景。④

2. 拉斯·恩格尔(Lars Engle)的《莎士比亚的实用主义： 莎士比亚时期的市场》(ShakespeareanPragmatism：MarketofHisTime, 1993年)。该书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传达了一种实用主义世界观。莎士比亚生活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宗教和社会制度被逐渐置于经济框架中的时代。莎士比亚的实用主义经济学或多或少取代了中世纪的一些稳定结构，如神圣的王权(10)。莎士比亚的戏剧不仅受市场运作的影响，仿若一场经济赌博，而且也将行动、人物和动机交给观众判断。恩格尔认为，这样一种戏剧经济，为确立和评估真相提供了一个实用主义的模型。在他看来，“实用主义者的核心是用价值、行动和信仰的可变取代哲学传统试图建立的事实、真理和知识的固定结构”(3),是用动态经济/交换对固定结构进行重新描述(7)。恩格尔对十四行诗、《哈姆雷特》、《威尼斯商人》、亨利系列剧、《仲夏夜之梦》、《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科里奥兰纳斯》、《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研读揭示了莎士比亚将知识、真理和确定性视为社会互动的戏剧经济中相对稳定的商品的倾向，以及莎士比亚如何以实用主义精神重塑了王权、贵族和诗意的不朽。莎士比亚作品中频繁出现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格问题，呈现了感知和信仰的可协商性的本质： 如哈姆雷特必须不断在戏剧化的情境中测试自己和他人的价值。《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想象了一个每个决策都明确地以市场术语被思考(并正式讨论)的政治世界，每个人都在讨价还价，哄抬自身价值和拥有的商品的价值。《科里奥兰纳斯》展示的是不同道德经济的冲突： 自我崇拜的高尚英雄和罗马人群的冲突。科里奥兰纳斯的生活方式秉承人本卓越的本质主义观点，而在罗马，他必须要到市场去获得承认，但他拒绝能够赋予其相应社会权力的谈判，拒绝“到市场去”。此外，婚姻、友谊等也受实用主义的影响，如《威尼斯商人》一剧中情感与经济混淆，两种竞争但互补的话语体系似乎在威尼斯不断流转。另外，针对当代政治实用主义经常被诟病为缺乏道德立场，作者尝试为其辩护。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作为一种描述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方式，政治实用主义强调分析各方的价值主张，这有助于梳理政治冲突中涉及的价值关系，在重新描述的过程中展现各方的立场(23)。

(二) 研究经济与不同话语体系间的关系

第二种形式的经济—文学批评，其基石为发现经济与不同话语体系间的同源性。同源方法从历史与本体论的角度，研究可比较的话语体系在历史和本体论上的相似性，以期发现同源性(Woodmansee12)。该研究同时受认知语言学中象似性(Iconicity)研究的影响： 语言结构与人的(经济)经验结构及概念结构之间有一种自然的联系。语言结构与人类的概念知识，包括经济概念知识有关，并以它们为理据(Shell3)。语言能力是个体认知能力的一部分，也是个体的经济认知能力的一部分。反过来说，经济认知能力会影响到语言运用。以此视角研究莎士比亚戏剧的阐释，较具代表性的作品包括：

1. 《莎士比亚的二十一世纪经济学： 爱与金钱的道德》(Shakespeare’sTwenty-firstCenturyEconomics：TheMoralityofLoveandMoney，1999年)。作者特纳(Fredrick Turner)指出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意义、价值和隐含规则体系的创造者。该书探讨了莎士比亚戏剧中再现的金钱的功用。传统意义上，金钱被视为万恶之源，金钱冲击了爱情、艺术及科学，市场则加剧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神之间的孤立。而特纳的研究受认知语言学中象似性研究的启迪，以同源性的方法，通过对莎士比亚语言的分析——诸如价值、利益、债券、安全、信任等词在英语中既是伦理学又是经济学的语言(11)——表明莎士比亚已经开始意识到经济学和伦理学两个领域的联系，并认为经济交流是人类道德关系的体现(13)。特纳分析了《威尼斯商人》一剧中市场(market)与慈悲(mercy)的同源性——均源于罗马神中司商业与信使的墨丘利(Mercury),两者紧密相关而非割裂或对立。作者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研究的结论是： 首先，人类的艺术、生产和交换是人类天生的创造力和再生产力的延续，而不是对它们的破坏。其次，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即使是最符合道德和最私密的，也不能脱离市场的价值观和纽带(14)。这一批评实践结合了经济学与伦理学，论证了经济互动行为背后的道德动因，既为理解莎士比亚戏剧的深层次结构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又为人文主义经济学正言。

2. 乔纳森·吉尔·哈里斯(Jonathan Gill Harris)的《疾病经济： 莎士比亚时代中的戏剧、重商主义和疾病》(SickEconomies：Drama,Mercantilism,andDiseaseinShakespeare’sEngland， 2004年)指出身体在西方经济概念的重要地位，如财富的流动像血液循环一样，通胀(inflation)原指一种特别的“脓肿(swelling)，以及亚当·史密斯的“看不见的手”，甚至“资本(capital)”一词的词源。作者认为疾病叙事和经济叙事是相互作用的话语体系，互相为对方提供关于文本和概念的视野，因此，该书重点研究了早期现代经济话语体系以及重商主义的戏剧中使用的特定的病理学语言。作者认为，以疾病隐喻经济表达了对全球商业网络中国家市场脆弱性的根深蒂固的恐惧： 经济(的外向性)发展使当时的人们意识到疾病可以被视为一种异体(入侵)，“自然地”从一个生物体传递到另一个生物体(12)，如梅毒被波兰人称为德国病、被德国人称为法国病……传染病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外来的有害商品，被商人、士兵及其他外国移民带入国内(17)；而在此之前，对疾病的想象是体液的紊乱或匮乏导致身体内部的平衡被打破(13)。反过来，关于传染病或外源性疾病的新词汇丰富了关于国家、全球贸易等新兴话语的想象力(18)。哈里斯在题为“梅毒和贸易”的章节中，研究了《错误的喜剧》中的贸易和性“交易”，认为“该剧对[梅毒]的提及将对个体不受控制的欲望的焦虑与对外贸易对财政的潜在有害的焦虑联系在一起”(31)。此外，哈里斯在解读了莎士比亚的《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威尼斯商人》《错误的喜剧》后指出早期现代疾病话语和重商主义倾向结合后所产生的结果，一方面是对“外国人”的玷污，另一方面是理所当然的全球想象。

3. 塞贝克和邓(Barbara Sebek and Stephen Deng)主编的《全球流通： 1550年至1770年英国文学文化中的贸易话语与实践》(GlobalTraffic：DiscoursesandPracticesofTradeinEnglishLiteratureandCulturefrom1550to1700,2008年)一书遵循经济实践必须被理解为复杂的文化和话语现象的原则，探讨了英国早期现代文学与迅速扩展的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格局之间的关系，阐述了使抽象和遥远的贸易世界变得有意义并且可以被同时代人理解的话语体系的运作方式，并尝试为解读文学与经济之间关系的方法建模(1)。卷集的作者们以贸易作为重点，交叉探讨了早期现代时期贸易与旅游、对外扩张、新兴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原型、新兴殖民主义等之间的关系。其中第一部分“新兴的关于贸易的认识论”关注的是商业行为所带来的对商业、贸易认知的转变。伊恩·麦金尼斯(Ian MacInnes)指出《威尼斯商人》呈现的16世纪对风险和危害的态度从“被动依靠天意”演变为[对]风险的积极的防范的转变过程(52)。⑤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则探讨了英国人对贸易扩张态度的变化及关于贸易对英国及英国国家民族概念的影响的思考： 从歇斯底里的反对到认为贸易污染英格兰、女性化英格兰或破坏英格兰，最后到对异国情调的崇拜和认为贸易对英国国家的稳定和协调及救赎至关重要。其中特斯特对《暴风雨》的分析指出，早期英格兰的“商船上的国家”依赖于鳕鱼贸易维持运营，对外贸易有赖于在海上雇用大量无主的奴隶和无家可归的人。因此，《暴风雨》中神奇的小岛不被视为永久殖民地或传统种植园，相反，其代表了全球交换的新经济学，而对未殖民的外国空间的依赖促进了早期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⑥

4. 瓦莱丽·福尔曼(Valerie Forman)的《悲喜剧与救赎： 全球经济学和早期现代英国戏剧》(TragicomicRedemptions：GlobalEconomicsandtheEarlyModernEnglishStage, 2008年)融汇了早期现代时期的三种貌似不协调的话语体系——对英国不断扩大的全球贸易的经济考量、基督教的救赎意识形态以及悲喜剧文类的基本原则。该书认为，新的经济现象迫使经济理论与戏剧重新看待损失，即认为损失只是暂时的，最终可以转化为收益及价值(1)。而悲喜剧(Tragicomedy)这一戏剧形式，在叙事结构上类似于基督教的救赎——基督的牺牲(也许是损失的原型)转化为最终的利益——人类的救赎，在形式上特别适合损失化为收益这一主题，也适用于描写近代早期海外贸易，且许多关于海外贸易或旅游的戏剧采用的都是悲喜剧这一形式。作者认为经济变革可以而且确实刺激了新的戏剧形式的产生，戏剧本身也参与了有关海外贸易和投资的新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形成和发展。而对基督教救赎模式的借鉴，不仅产生了想象损失与利润的新方法，也合法化了上述经济实践。作者通过对《威尼斯商人》和《十二夜》的讨论尝试说明： 由于喜剧的内在结构要求消除紧张与冲突，必然会拒绝扩张，因而无法适应新的经济实践的要求。如《威》剧在报复悲剧中强加喜剧不免狭隘，最终不仅会阻止获利，而且无法达成该剧追求公平、安全交易的初心。《第十二夜》展示了喜剧的局限性——对损失和利润的否定是喜剧这一形式本身的逻辑所必需的，因而也无法适应新的经济实践的要求。⑦

(三) 元理论批评实践

第三种形式的经济—文学批评实践是元理论批评实践。经济—文学批评方法的传播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如经济学术语使用的不精确或泛滥。滥用会消解这些术语的经济意义及工具价值，因此，经济—文学批评理论须继续完善其使用经济术语的正当性，反思经济学学术语如“价值”“资本”“经济”等和同源方法在使用中的不当，避免将复杂文化现象归为简单的“经济主义”，从而实现学科之间有益的批判性交流。与此同时，该批评实践还探讨文学作品创作与流通时的经济背景、经济结构与经济认知；研究作品中反映的经济因素、经济认知或经济史，以期突破经济学中一些定义所具有的去历史化、去性别化的狭隘性，为经济学术语内涵的变迁建立谱系。以此视角研究莎士比亚戏剧的阐释，较具代表性的作品包括：

1. 英格拉姆(Jill Philips Ingram)的《自身利益：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中的信用、身份和财产》(IdiomsofSelf-interest：Credit,IdentityandPropertyinEnglishRenaissanceLiterature, 2006年)通过对早期现代文学呈现的与自身利益(self-interest)、信用(credit)、风险(hazard)相关的习语、情节、人物等的研究，审视了“自身利益(self-interest)”这一概念的演变。过去，在基督教的话语体系中，自身利益是无信仰的同义词，强调以信任为基石的社会理性要优于以自身利益为基石的社会理性；对商业自身利益无所顾忌的追求将导致不道德或犯罪行为，将人带入欺诈、盗窃等令人憎恶的邪恶。不仅追寻自身利益者要遭受苦难和憎恶，也会给他人带来伤害(2)。因此，当代的经济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继续将17世纪中叶非政治的私人利益定义为反社会的力量、极端个人主义的症状，而英格拉姆这本书阐明了上述论点的谬误所在(3)。通过对利益(interest)这一术语内涵的梳理，英格拉姆指出虽然同为利益，私人经济利益被视为不道德的，而合法的财产权利却被普遍认可，这种对自身利益的矛盾、分裂的看法在17世纪初逐步被摒弃(2)。英格拉姆的研究表明，进入16世纪后期，“具有广泛动机的经济主体开始采用使个人利益合法化的做法和语言”，“他们开始缓和对高利贷、浪费和风险投资进行诽谤的传统”(3)。因此，虽然自身利益在历史上等同于贪婪和自私，但在17世纪初，关于自身利益的概念有了新的变化——人们不仅可以在经济社区中主张个人利益，而且有权这样做(16)。英格拉姆指出，直到今天，许多经济史学家传统上仍将自身利益理解为反社区凝聚力的力量,但其实当时不少作者已经撰文指出自身利益与社区利益二者之间的关联性及相互促进的关系。上述作者对自身利益的辩护显然预示着亚当·史密斯的产生。追求自身利益逐渐成为一种人性。如《雅典的泰门》就再现了家长制(即地主对租户采取互惠策略以达到维系及控制租户并维持不平等关系的目的的一种体制)与市场经济中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之间的冲突。此外，他也分析了《威尼斯商人》一剧再现了16世纪后期“信用”的两个主要定义的冲突： 公共信用(communal faith)或对个体的信任与对买方未来支付能力的信任的冲突。⑧

2. 霍克斯(David Hawkes)在《莎士比亚与经济学原理》(ShakespeareandEconomicTheory，2015年)一书中梳理了“经济学”一词的词源及内涵的演变。作者首先回溯，“经济”一词源于希腊语Oikos(家庭)。古希腊的“经济学”意指那种关于如何有效地使用可支配的材料来满足贵族家庭需求的理论和实践。其两个基本要素是人，货物和动产(3)。原则上没有人类活动可以从上述“经济学”中排除出去，因此，该“经济学”还包括现在称之为“心理学”和“社会学”，甚至“历史学”“伦理学”和“美学”等学科。除了“Oikos”外，希腊人用“Chrematistics”来定义以追求交换价值(货币)为根本目的的活动。现代经济学视利润与效益为教条，其内涵与古希腊的“Chrematistics”更为接近。

进入21世纪，经济对政治、文化和个性的影响越来越大。事实上，由于21世纪的经济学涉及生产，更涉及消费，因此必须要考虑到消费者的心理和社会环境。许多评论家都认为，我们对经济的认知正从狭义经济学(restricted economy)过渡到广义经济学(general economy)。巴塔耶和德里达之后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普遍认为，隐喻意义上的“经济”一词，指的是“象征的经济”“利比多经济”“符号的政治经济学”和“欲望的经济”。在霍克斯看来，后现代境遇让我们回到了前现代英格兰的状态，因为“经济”问题在概念上再次与道德、文化或美学因素密不可分。像莎士比亚一样，我们遭遇的是广义经济学。同时，莎士比亚的作品也表明，当时新兴的狭义经济学的一部分概念影响了整个16、17世纪的生活，而他从不同的话语体系中观察并反思了萌芽状态的狭义经济学。霍克斯认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经济”的内涵再次扩大的时代，因此研究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关于经济的观点既恰当又有必要(30)。除了对经济学一词内涵的谱系研究外，该书从隐喻的金钱、社会的市场化及商品化、重商主义、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贸易等视角讨论了莎士比亚的作品。

此外，需要提及的是《金钱与莎士比亚的时代： 新经济批评论文集》(MoneyandtheAgeofShakespeare：EssaysinNewEconomicCriticism, 2003年)。由于是论文集，该书展示了不同的批评实践手法，涉及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相关的各种经济主题。其中，派瑞(Curtis Perry)指出《错误的喜剧》展示了在西美尔的现代“孤立”和前资本主义的社区性之间的纠结。尽管其结尾否定了社区纽带的商业化，并被解读为对西美尔称之为更“原始”的社会体系的怀旧，但该剧回归前资本主义社区的渴望仍然不安地与其对商业社会的兴趣纠缠在一起(40)。福尔曼(Valerie Forman)以“投资”一词的词源与“服装”一词的同源性为引子，探讨了《第十二夜》中的经济主题及文化幻想，指出剧中人物作为对象，他们既认可又拒绝经济力量和损失(包括真实的和想象的)。其次，作为主体，他们否认物质限制，以创造主体性的幻觉。其结论是资本主义的主体必须否认产生他们的物质和历史力量，以获得资本主义永久化所必需的主体性(115)。斯宾塞(Eric Spencer)以《威尼斯商人》为例，比较了亚里士多德与莎士比亚想象金钱和正义、金钱和爱之间的关系的异同。由于金钱无可避免地游走于可衡量和无法衡量之间、价格与无价之间，亚里士多德和莎士比亚都发现对价值的讨论不可避免地需要讨论边界(limit)和过度(excess);作者认为亚里士多德更多是中庸之道，而莎士比亚则充满矛盾，他让安东尼奥不过分还击，认为这是无限贪婪的表现，同时却又呈现了无限的慷慨与慈悲(147)。而聂特佐洛夫(Mark Netzloff)则强调了新经济批评中隐含的两个重要问题，即对资本主义一词的滥用，以及将资本主义与重商主义混用(159)。

结 语

上述从经济批评视角出发的莎士比亚研究，代表了经济—文学批评发展的不同阶段。第一阶段的研究调查个人或相关作品产生的社会、文化和经济背景，是文化研究或新历史主义的一个分支，而《莎士比亚与书》生动展现了上述研究带来的对莎学研究的崭新视角，以及对莎士比亚及其创作的重新认识。第二阶段的研究与认知科学的发展密不可分，受到了认知语言学中对象似性(Iconicity)的研究的影响和启迪，即认为语言结构与人的(经济)经验结构及概念结构之间有一种自然的联系。个体的经济认知能力会影响到个体如作者的语言运用。运用同源性或象似性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发现在文学作品和经济文本中潜存的并行发展的文化潮流。《莎士比亚的二十一世纪经济学： 爱与金钱的道德》就是上述研究的代表。这一批评实践同时为我们理解莎剧文本的深层次结构提供了崭新的视角。第三阶段的研究，如《自身利益：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中的信用、身份和财产》将经济学术语“自身利益”放在历史语境中考察，《莎士比亚与经济学原理》记录了经济转型带来的英国社会的心理、认知变化，尝试为经济学及经济学术语建立谱系，也预示了文学—经济批评的另一阶段，后者通过审视文本再现的各种经济形式与结构、内容和背景，提供有关文化史和经济历史的新观点，为经济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参考资料。上述转变预示着经济—文学批评从对资本主义逻辑的无情批判却又无可奈何的阶段——如詹明信就曾经说过，“世界末日会到来，资本主义却不会终结”(Future City)，转而寻求弥补经济学的历史与道德缺陷，积极介入经济学研究的阶段。“我们需要的是人文主义经济学，具有人性面孔的资本主义;也就是说，一种充分表达人与物之间的道德、精神和美学关系的市场”(Turner11)。而作为文学研究者，除了挖掘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经济结构、内容和背景外，探索处于经济环境或一系列经济事件中的文学作品中阐述的经济观点和争议，也会带来对文本、作家、流派和风格的全新视角。这一点值得莎士比亚研究学者以及经济—文学批评的相关研究者们不断探索前行。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文学界也意识到了经济—文学批评的兴起。由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以及《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等共同举办的首届“文学与经济跨学科研究专题学术研讨会”，于2018年6月在上海举办(胡君怡174)。《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8年开辟了文学与经济专栏，主持人探讨了经济—文学跨学科的可行性与意义，并标识了研究实践中一些里程碑的作品(王卫新322—26)。希望本文对国外经济—文学批评在莎士比亚研究领域取得成就的梳理，以及对经济—文学批评的主要批评实践的归类，能进一步推动文学与经济之间的跨学科研究。

注释[Notes]

① 详见Deirdre McCloskey,TheRhetoricofEconomics(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5).

② 详见M. Neil Browne and J. Kevin Quinn, “Dominant Economic Metaphors and the Postmodern Subversion of the Subject,”TheNewEconomicCriticism：StudiesattheIntersectionofLiteratureandEconomics. Eds. Martha Woodmansee and Mark Ostee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37-53.

③ 详见Paula England, “The Separative Self： Androcentric Bias in Neoclassical Assumptions,”BeyondEconomicMan：FeministTheoryandEconomics. Eds. M.A. Ferber and J. A. Nel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37-53; Julie A. Nelson, “The Study of Choice or the Study of Provisioning? Gender and the Definition of Economics,”BeyondEconomicMan：FeministTheoryandEconomics. Eds. M.A. Ferber and J. A. Nel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23-36.

④ 详见David Scott Kastan,ShakespeareandtheBook(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⑤ 详见Ian MacInnes, “‘Ill Luck, Ill Luck?’： Risk and Hazard inTheMerchantofVenice,”GlobalTraffic：DiscoursesandPracticesofTradeinEnglishLiteratureandCulture, 1500-1700. Eds. Barbara Sebek and Stephen Deng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39-55.

⑥ 详见Edward M. Test, “TheTempestand the Newfoundland Cod Fishery,”GlobalTraffic. Eds. Barbara Sebek and Stephen Deng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201-20.

⑦ 详见Valerie Forman,TragicomicRedemptions：GlobalEconomicsandtheEarlyModernEnglishStage(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⑧ 详见Jill Philips Ingram,IdiomsofSelf-interest：Credit,IdentityandPropertyinEnglishRenaissanceLiterature(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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