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的历史分量》是作者方维规多年研究中一部分的汇总，集腋成裘，而同时结构清晰谨严，各部分斗榫合缝，依次递进，构成一部完整的研究。本书以概念史为进路研究中国现代时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经由文字深入历史肌理，对中国“现代性”研究做出了重要而独到的贡献，同时也为概念史研究提供了在方法上具有示范性的文本。作者长期从事概念史研究，在本书中着重梳理中国现代近现代时期核心词汇的翻译史和意义流变的历史，勾稽外来词汇和概念与本土语境的互动交融，并由此描绘中国“现代性”的发生的机制和所受到的多重限制。作者从“夷”字开始考察，过渡至近代中国的“世界”和“国际”观念，随后转到以“文化”和“民族”为中心的两个概念群落，写照近代中国自我形象的变迁过程。接下来的两章聚焦现代中国政治的关键概念，包括“政党”和“自主”，分析它们与近现代建党浪潮与民主思潮的关联。最后两章从“经济”和“知识分子”的概念入手谈社会和文化的转变。

概念史是由二十世纪中叶的德国历史学家科塞雷克提出的历史研究方法，在1970 和1980年代得到长足发展，与美国洛夫乔伊和英国剑桥斯金纳所主张的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相映成趣，都对传统思想史和哲学史做出拓展，体现将思想体系与实践和语境相关联的构想。概念史主张考证概念如何产生于具体社会阶层和具体人群，避免在文化史研究中重蹈宽泛谈论思想风尚的做法。之所以强调概念，是因为科塞雷克认为概念在欧洲德语区的现代转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认为，伴随着现代性的缘起，概念发生了历时化（即将现代政治概念被纳入长时段具有目的论色彩的思想史中），民主化、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等几个特征，尤其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焦点。观念史也同样主张将观念落实到具体语境中产生的具体话语，但更多与英美的文本阐释传统相关，不直接回应现代性和概念关系的问题。

作者方维规与德国学术界有很长的渊源，在从德国任教回国后也写过多篇介绍概念史的论述，积淀深厚。在这本书中，作者在各章着重追溯的概念都与中国现代性的发生问题有关。作者并没有直接将概念变迁的历史与社会和政治史穿插并置，而是通过对概念群落的组织和对具体概念演变的梳理投射文化全景。全书大部分章节恪守客观研究的主旨，但也时常暗示一种主观性色彩较为明显的批评视角。近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概念都经由翻译与本土概念糅合在一起，因此《概念的历史分量》也给予了概念的旅行以核心地位，经由概念传播的研究为中国近现代文化研究增添了比较的视角。

全书的前三章都与文化交流与现代中国国家身份的建立有关，为后文奠定了讨论框架。国家兴起与现代政治文化的关联在欧洲史领域里是一个被反复推敲的问题，欧洲的国家主义一方面是现代社会形成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方面又体现了古老的地域和语言隔阂无法摆脱的分化作用，集中体现了“现代性”的悖论。同样，它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中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全书以国家问题开启，转向核心政治概念，强调近代中国的国家意识的诞生也与民主和政党制度等现代政治问题紧密相关，并由此出发，在比较的背景中考察中国现代性的独特历程。本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一方面与刘禾、朗宓榭等学者已经做过的跨语际概念史研究有重合，一方面又与金观涛、陈建华等学者做过的近现代中国的政治性概念梳理有重合，对这两种方法加以整合，构建了中国语境中概念史研究中一种比较理想的范式。

作者在各章中的史料爬梳和观点论证开阖自如，精彩迭出。第一章谈“夷”“夏”的概念如何在近代瓦解，作者认为，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图》开启了中国人空间观的转变，鸦片战争之后变化加深，至1860年代“夷”“夏”之称正式转为“西洋”或“外国”这样较为中性的称呼。材料方面，作者不仅追溯了alien 和foreigner 这两个词在19世纪英华辞书中的演变，也将这种演变富于创造性地置于“外交”这个概念的嬗变中，从对外关系档案资料《筹办夷务始末》中窥见了一条脉络。由此可以看到作者的主要方法：找到一系列相关概念，使用辞书、档案材料和文人写作详尽地梳理其更迭，勾勒时代风貌的变化，并在概念史的爬梳中寄寓对于政治文化转折的品评。

第三章和第一章给予“国家”问题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似乎说明现代性转型的历程由“国家”概念的崛起所牵引，也以此为支点。作者比较鲜明地认为，state、nation、race 这些概念都在早期现代时期出现，说明此时对于政治共同体，文化为基础的民族 (与公共领域的形成有关) 都变得更为关注，而与此同时不同人群的差异也变得更为重要，最终导向现代种族主义。但任何现代观念都需要在与本土资源交融中经历长时间的积淀，作者对此也十分清醒。他在本书中认为，在中西间词汇的流通过程中，nation 与中文中本来就有的概念“族类”有着重要关联，便在近代催生了以“种族认同”为主导的民族主义，演变为两种“叙事模式”（144），一种认为中国为“有势力之人种”，一种认为救亡在即，中国即将重蹈犹太印度非洲诸人种覆辙（145）。与此同时，nation 又被对应于民，催生“国民”概念的兴起，在19世纪传教士创刊并编辑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首次出现“国民”用来表达一种新兴于欧洲诸国的公民意识。如此看来，由nation 概念所分化而出的国家与民族的区分大致对应ethnonationalism 和civic nationalism 之间的区分。

据此，作者指出梁启超的“不知有国”的论断太过武断，并援引范文澜说明“早在西周初年，已经用以称呼华夏族所居住地区”（167）的观点指出：“这种历史意识视中国社会是共同的历史和未来所联结的整体。19、20世纪之交及以后的中国民族主义所理解的国家观念，主要基于中国之衍续性的信念”（165）。作者认为，梁启超忽视了国和民族的本土渊源，在这一点上较为短视。第一和第三章对于“国”和“民”的翻译过程和概念变迁的论述均十分详实周到，体现出一种有关现代性问题的全球化视野，将中国现代性的生发理解为一个不同时空交叉渗透产生许多不确定潜能的杂糅事件，或称之为文化“间性”事件。

本书第二章谈“文明”与“文化”之区分，可以说是第一和第三章之间的一个桥梁，作者先从地域概念的第一章和谈民族概念建构的第三章之间插入一章分析“文化”“文明”这两个概念的近现代发生史，似乎意在说明中西概念和文化的接触首先触发有关什么是 “文化”，如何定义“文化”的问题，对中国与异族异域的传统区分进行了改造，从而衍生出“中外”之别和中国民族身份。第二章和其左右两章一样，跌宕而缜密。先说明civilization 和“文明”之间的对应虽说《东西洋考》中就已经出现，但还属偶然，对两者有意识地进行关联发生于19世纪。作者认为，19世纪90年代之后才出现与现代西方civilization 概念相类似的概念，使得“文明”这个古词转换了意义。现代意义上的文明必然携带着一定的时空观念，即对不同地域的人群加以分类的等级观和认为不同人群会朝向更高境界发展的进步观，不同于传统语境中的“文明”。维新人士中对于进化的问题就十分关注，将文明理解为物质条件和精神状态（主要是政治文化和国民素养）的共同进步。这个翻译自然与日本的中介和影响有关（如福泽谕吉以及19世纪末的日本报刊文章），但也是对中国早期文明的眷顾和运程“运会”思想的沿用，正如梁启超所说“地球既入文明之运，则蒸蒸相逼，不得不变”（89）。本章前半部分的这番论述已经十分曲折绵密，随后又加上对于“文明”和“文化”之辨的论述，更为繁复精致。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知识界人士更为严肃地思考“主观之内面精神”（鲁迅语），也更为深入地思考中国的落后状态及其复兴可能需要调动的本土资源。五四之后的文化热使得“文化”逐渐成为主流词语，用来强调物质条件之外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语言文字等思想领域，即“人生活动的要项”（梁启超语）。

第二章不仅是第一和第三章之间的桥梁，也为后面四章对于概念的选择做好了铺垫。第四到第七章分别对核心政治和经济语汇 (包括“政党”“自主”“经济”）进行梳理，最后一章谈“intellectual”的概念流变。第四到第七章对于核心概念的选择呼应了作者在第二章中对于“文化”和“文明”概念内涵演变的考辨，想要了解中国现代转型时期的概念史，就要将制度建设和一种对待公共事务的思想和心态转变结合起来，因此作者在梳理了政治制度词汇后，转向“intellectual”的攻坚战。讨论“intellectual”的一章是作者批评锋芒以主观形式表现得最为明显之处。作者指出，中文至今没有通用的能完全对应“intellectual”的词汇，“知识分子”只是表示从事脑力工作的人群，并没有在法语中起源时所包含的非依附性和引领智识的特征，从民国期间的“智识者”到“智识阶层”或“知识阶级”再到“知识分子”，似乎知识的力量在减退，而能包括的人群在泛化。总体来说，本书的第一至第三章以国家、世界和文化等核心概念为主轴建立起讨论中国现代转型历史的框架，而第四和第七章具体讨论中国在成为现代国家历程中在制度和文化心态两方面的曲折道路。作者不需要为这条道路做出主观的评判，在其概念史的研究中已经包含了批判视角，通过回溯词语和概念跨国、跨语际流通的过程，将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细节和总体样貌放在全球现代性概念史的图景中进行还原和评价，以客观研究的态度实现了一种智识上的主观性。

最后，必须说明，作者并没有动用大数据或算法来做概念史，而是依靠自己的思辨和考据勾连起一条条微小的线索。这一方法是有效的，本书每一章的论证都非常稠密，却又不失清晰。即便如此，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认真思考，假如这项研究结合了数字统计手段，结果会有什么不同，这也恐怕是未来概念史研究所无法回避的有关技术和研究方法的一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