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林森 南京大学

十四年前，2005年7月初，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和山东教育出版社合作承办的“文化转型时期的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小型学术研讨会暨多卷中外文学国别交流史书系首届编委会，在我国江南六朝古都（金陵）南京举行。我作为南大中文系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教授和改革开放后成为“显学”的比较文学园地的一个辛勤耕耘有年的资深园丁，得圈内年轻学界朋友的错爱与举荐，有幸与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项目著名策划祝丽编审，联袂主持了这一由出版界和学界联手合办、并不多见的小型学术研讨会，与中外文学交流史各卷主笔相聚南京，雄心勃勃地共同探讨、谋划，企求创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史的一项重要学术工程——多卷国别、地区的《中外文学交流史》，就这样由此开始正式启动。

十四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年我们试图借助本学科研究者的共同智慧，谋划创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史，乃至近代中国中西学术史的这项重大学术工程，显然是充满着浓重的理想主义的“愿景”与不自量力的冒险举措，但细究起来，也并非一时心血来潮的异想天开，实出自比较文学的学理依据和学术发展的现实考量。众所皆知，自比较文学19世纪正式登上国际学术舞台以来，总是将不同民族、国别文学关系的探究置于首要地位，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概莫例外。20世纪以降，中外文学之间交流互动之关系的探讨，历来是我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支撑领域，也是本学科取得实绩最多的研究领域。我国学者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几十年间，系统梳理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双向交流互动的关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出版了一批有分量的著述，学术基础丰厚。特别是前辈学者那些开拓性的建树大多集中于中外文学与文化关系史研究，如吴宓之于中美文学关系，陈受颐、范存忠、钱锺书、方重之于中英文学关系，盛成、梁宗岱、范希衡、徐仲年之于中法文学关系，陈铨、张威廉之于中德文学关系，季羡林、金克木之于中印文学关系，鲁迅、曹靖华、戈宝权之于中俄文学关系，鲁迅、周作人、周一良之于中日文学关的研究与探讨等等。比较文学在中国复苏、拓展的20 多年来，尤其是近十几年来，伴随着跨文化交流互动日趋频繁，中外文化和文学关系研究也日趋深入，无论是在理论探索还是在研究实践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术传统是众多学者不断努力、众多成果不断积累而成的。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已有三套丛书标志其阶段性进展。首先是时任深圳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乐黛云教授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中《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王晓平著）、《中日古代文学交流史稿》（严绍璗著）、《中印文学关系源流》（郁龙余编），乐黛云教授和这套丛书的相关作者，既是继承者，又是开拓者。他们继承老一辈学者的研究，同时又开创了新的论题与研究方法。其次是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联合推出乐黛云、钱林森主编的《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8 卷集，花城出版社），扩大了研究论题的覆盖面，在理论与方法上也有所创新。再其后就是经过20年积累、在新世纪初期密集出现的三套大型比较文学丛书：钱林森主编《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跨文化研究丛书（10 卷集，宁夏人民出版社）、乐黛云主编《中外作家个案研究》丛书（首都师大出版社）、王晓平主编《人文日本》国别文学文化关系丛书（宁夏人民出版社），这些成果细化深化了该研究领域，在研究范式的探究和方法论革新方面，也取得较大进展。前辈学者的开拓，学界时贤的耕耘、积累，为我们从整体上拓展中外文学交流史的学科领域，得以借助本学科研究者已有的积累，集体开发、拓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现实依据。而新世纪文化转型期也为深入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挑战、新的机遇，为我国比较文学界中外文化文学关系研究深度发展、分途掘进，提供了新的层面和新的契机。大型、多卷的国别《中外文学交流史》重大学术工程的谋划与实施，正是及时回应了比较文学新拓展的时代诉求和现实需求。它的终极期待和根本意义就在于，调动本学科研究者的共同智慧，对已有成果进行咀嚼和消化，对已有的研究范式、方法、理论和已有的探索、尝试进行重估和反思，进行过滤、选择，去伪存真，以期对中外文学关系本身，进行深入研究和全方位的开发，创造出新的局面。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既是一项研究，同时又是关于此项研究的反思，这是学科自觉的标志。

正因为如此，2005年7月初的南京，多卷国别中外文学交流史书系首届编撰暨小型学术研讨会，备受我国比较文学领军人物乐黛云教授和学界同仁的热切关注和鼓舞，他们纷纷致函编委会，为我们出谋献策，不吝赐教，勉励有加。乐先生致函主编说：“《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的编撰无疑是前无古人的千秋大业，它预示着世界跨文化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她提出《中外文学交流史》的书系编撰目标，应力求达到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第三波”的高标：“如果说《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是第一波，《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是第二波，那么，《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则应是第三波。作为第三波，我想它的特点首先应体现在‘交流’二字上。它不单是以中国文学为核心，研究其在国外的影响，也不只是以外国作家为核心讨论其对中国文化的接受，而是要着眼于‘双向阐发’，这不仅要求新的视角，也要求新的方法；特别是总的说来，中国文学对其他文学的影响多集中于古代文学，而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却集中于现代文学。如何将二者连缀成‘史’实在是一大难点，也是‘交流史’能否成功的关键。”严绍璗先生致主编的信中，进一步表达了他对本丛书的学术期望，他说，文学交流史研究应该“从一般的‘表象事实’的描述深入到‘文学事实’内具的各种‘本相’的探讨和表达”，“我期待本书各卷能够以事实真相为基础，既充分展现中华文化向世界的传播，又能够实事求是地表述世界各个民族文化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丰富多彩性的积极的影响，把‘中外文学关系’正切地表述为中国和世界文化互动的历史性探讨。‘文学关系’的研究，习惯上经常把它界定在‘传播学’和‘接受学’的层面上考量，三十年来比较文学的研究，特别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事实上已经突破了这样一些层面而推进到了‘发生学’‘形象学’‘符号学’‘阐释学’和‘叙事学’等等的层面中。在这些层面中推进的研究，或许能够更加接近文学关系的事实真相并呈现文学关系的内具生命力的场面。我期待着新撰的《中外文学关系史》各卷，能够从一般的‘表象事实’的描述深入到‘文学事实’内具的各种‘本相’的探讨和表达。”

在比较文学前辈和学界同仁的支持和激励下，在本次南京首届编撰委员会议上，我们经过与会团队师友们的充分讨论，初步确立了中外文学交流史撰写的如下主导思路：

丛书立足于世界文学与世界文化的宏观视野，展现中外文学与文化的双向多层次交流的历程，在跨文化对话、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背景中，把握中外文学相互碰撞与交融的精神实质：一、外国作家如何接受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如何对外国作家产生冲击与影响？具体涉及到外国作家对中国文学的收纳与评说，外国作家眼中的中国形象及其误读、误释，中国文学在外国的流布与影响，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题材与异国情调等等。二、与此相对的是，中国作家如何接受外国文学，对中国作家接纳外来影响时的重整和创造，进行双向的考察和审视。三、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展示出中外文学家在相关的思想命题所进行的同步思考及其所作的不同观照，可以结合中外作品参照考析，互识、互证、互补，从而在深层次上探讨出中外文学的各自特质。四、从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文化语境（尤其是20世纪）中的传播与接受着眼，试图勾勒出中国读者（包括评论家）眼中的外国形象，探析中国读者借鉴外国文学时，在多大程度上、何种层面上受制于本土文化的制约，及其外国文学在中国文化范式中的改塑和重整。五、论从史出，关注问题意识。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提炼出展示文学交流实质与规律的重要问题，以问题剪裁史料，构建各国别语种文学交流史的阐释框架。在“传播学”“接受学”“发生学”“形象学”“符号学”“阐释学”和“叙事学”等等的层面上，试图更加接近文学交流的事实真相并呈现文学交流的内在生命力的鲜活场面。六、依托于人类文明交流基点上的中外文学交流史课题，必须进行哲学层面的审视，审视的中心问题还包括中国儒释道文化精神对外国作家的浸染和影响，以及外国哲学文化精神对中国作家的启迪和冲击。丛书撰写应力求反映出国际比较文学界近半个世纪相关研究成果和我国比较文学20 多年来发展的新成果。

承载着我国比较文学前辈先驱如此殷切的重托和学界同仁如此热切的期盼，继2005年7月南京首届编撰委员会暨学术研讨会后，我们又先后于2006年9月在上海——2007年3月在北京——2007年12月在济南——2011年7月在厦门——2012年3月在南京，举办过多次编撰研讨会暨各种形式的小型研讨会，召集丛书全体执笔者，或分卷主编和主笔，或团队部分成员，对丛书编撰内容、叙述方略、章节构架、材料取舍等诸多方面，进一步细化、明确，并对各卷撰写大纲和部分章节进行讨论、审定。在此期间，我们又充分利用我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海内外相关学术会议的平台，组织过多次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圆桌会议，并在海内外有影响的刊物，如《中国比较文学》《跨文化对话》《文学评论》丛刊、《中西文化研究》等杂志上，先后推出过多次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圆桌笔谈”，或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方法论专栏，刊发了几辑《中外文学交流史》中期研究成果，在海内外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多卷《中外文学交流史》的研究和编撰，从2005年下半年正式启动后，便获得了国家出版部门和社科研究机构的首肯，被列入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入选2006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随后的两年，国家加大人文社科项目的投资支持力度，国家级、省部级和高校科研项目（如211、985），琳琅满目，铺天盖地而来，一时间，搞得《中外文学交流史》各卷主持人、执笔者天旋地转，头晕目眩，不知如何应对是好。如此多吸引与诱惑，也就意味着新的选择和挑战。而我们这项“中外文学交流史”重大学术工程，一旦进入实施阶段，研究团队的每一个成员、各卷主笔和执笔者，又都面临自身所拥有的史料、史识和知识装备的多重考验，加之遭遇难以预料又无法抗拒的诸多因素（如某些分卷主笔的相继辞世），研究团队和编撰计划，都面临着及时调整、紧急补充的严峻考验。2005—2007年这三年，对我们《中外文学交流史》团队来说，堪称艰苦而复杂的调整期，我们审时度势，在写作队伍、研究计划、编写方略上，果断地作出了适时的调整与修正。岁月悠悠，我们这项多卷、国别《中外文学交流史》重大学术工程，从2005年下半年正式启动、开工后，就这样经历2005—2007年三年艰苦调整期、2008—2011年三年倾心坚守期、2012—2014年三年奋力拼搏期，历经“十年磨一剑”的艰苦卓绝岁月，终于在2014年结项、竣工，于2015年底正式刊行面世，耗时整整十载春与秋。

我国外国文学、比较文学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界知名学者吕同六、李明滨、赵振江、周宁、郁龙余、王晓平、卫茂平、郅溥浩、李岩、韩振乾、丁超、宋炳辉、葛桂录等慷慨加盟，连同其他十余位中青年学者，共同分担17 卷“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的写作。其间，主持中意文学交流卷的吕同六先生，主持中国—韩朝文学交流卷的韩振乾先生，却在丛书启动不久，开工途中不幸因病相继谢世，为本丛书留下巨大遗憾和空缺。《中外文学交流史》书系最初设定五年的写作时间，当时觉得已足够宽裕，不料最终竟然用了十年才完成，学术研究之漫长艰辛，由此可见一斑。丛书团队在漫漫十年编撰历程中，称得上奋不顾身、前仆后继，前任倒下，后有来者，有人去了有人来，真可谓，“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学界换天地”的气概。张西平、马西尼、刘顺利、姚京明（姚风）、叶隽、梁丽芳、马佳、朱徽、贺昌盛、郭慧芬……及齐宏伟、杜心源、周云龙等海内外时贤和新秀，就这样先后踊跃加盟，为本套丛书贡献出他们各具特点的出色成果。

17 卷《中外文学交流史》各卷与作者如下：

（1）《中英文学交流史》（葛桂录著）

（2）《中法文学交流史》（钱林森著）

（3）《中德文学交流史》（卫茂平、陈虹嫣等著）

（4）《中俄文学交流史》（李明滨、查晓燕）

（5）《中意文学交流史》（张西平、马西尼主编）

（6）《中国与西班牙语国家文学交流史》（赵振江、滕威著）

（7）《中葡文学交流史》（姚京明著）

（8）《中国与北欧文学交流史》（叶隽著）

（9）《中国与东欧文学交流史》（丁超、宋炳辉著）

（10）《中国与古希腊、希伯莱文学交流史》（齐宏伟、杜心源、杨巧著）

（11）《中美文学交流史》（周宁、朱徽、贺昌盛、周云龙著）

（12）《中国与加拿大文学交流史》（梁丽芳、马佳主编）

（13）《中日文学交流史》（王晓平著）

（14）《中印文学关系交流史》（郁龙余、刘朝华著）

（15）《中国与阿拉伯语国家文学交流史》（郅傅浩、丁淑红、宗笑飞著）

（16）《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文学交流史》（郭惠芬著）

（17）《中国与朝韩文学交流史》（刘顺利著）

17 卷多国别、多地区《中外文学交流史》，经过上述各卷作者和出版方编辑出版团队十多年来的凝心聚力、不屈不挠的集体开发，于2014年秋结项，2015年12月，全套整体推出。我作为这项大型《中外文学交流史》在研项目主持人和主编之一，面对这卷帙浩繁的硕大成果横空出世，当有怎样的心情和心境？是喜还是忧呢？我清楚地记得，5年前的今天（2014年的7月），当这项力不从心、饱经怆伤的在研项目已经结项，并行将刊行面世之际，我之真实心境，是惴惴不安，一片惶然。回首当初创设丛书的“凌云壮志”和“冲天激情”，及这十年艰难开拓的学术旅程，内心里只有不安与怅然。真的，面对这套数年前在人们看来弃之可惜，捡之棘手，疑之烂尾工程的多卷本的《中外文学交流史》的问世，作为项目主持人、主编和著者之一的我，可谓五味杂陈、百感交集。确实，我没有任何完稿、结项后的欣慰与惊喜，唯有不知所措的茫然与不安。却不料，它作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甫一结项便获评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2015年优秀项目，出版后翌年，2016年8月下旬第23 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中外文学交流史》便作为国家出版基金成果精品被列入展品目录，并举行盛大首发式，受到了与会的国内著名专家学者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节的高度评价。是年（2016年）12月28日，在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山东教育出版社联手举办的《中国―中东欧卷》出版座谈会上，该卷作为多卷《中外文学交流史》书系收官之笔的压轴大卷，受到了与会的嘉宾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诗人吉狄马加，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作家出版社社长、文学评论家吴义勤，以及中东欧语系的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随之，整套丛书《中外文学交流史》先后于2017年荣获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2018年荣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这不仅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领域、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就是在人文社科学出版界，也并不多见。这是我本人和我们团队所有师友们从未奢 望过的。

17 卷《中外文学交流史》整体推出后的近四年来，在海内外汉语言文化圈内学界和读书界，在我国比较文学、外国文学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界也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他们纷纷在国内各种报章、杂志如《中国比较文学》《跨文化对话》《文贝》《文艺研究》《世界文学评论》《中国图书评论》等刊物撰文，从整体上认为，本套《中外文学交流史》的各卷作者们，力图立足于世界文学与世界文化的宏观视野，展现中外文学与文化的双向多层次交流的历程，在跨文化对话、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背景中，努力把握中外文学相互碰撞与交融的精神实质，为中国比较文学界奉献出了一套内容丰富、论述严谨、装帧完美的皇皇巨著，为深化与拓展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

汉语文化圈评论界读书界还这样评价，这卷帙浩繁《中外文学交流史》比较全面地釐清了我国文学与世界各主要文学系统之间的关系，全面地展示了中华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堪称充满开拓激情和创新特质的跨世纪学术工程。丛书首次集中呈现了中国与外国文学及文化交流的复杂多元的历史本相，清晰地描绘了这种文学交流的路线和图谱，揭示了不同民族之间所拥有的精神共性，在迥异的民族历史体验和文学创造中寻找相似的文化价值，并将其弘扬光大，建构一个彼此友善、文化互识、心灵相通、和谐共生的精神世界。其中，还有才识卓具的圈内新锐批评家，通过细读《中外文学交流史》中的《中国—法国卷》《中国—美国卷》《中国—英国卷》《中国—北欧卷》《中国—加拿大卷》《中国—希腊、希柏莱卷》等分卷的基础上，从中外文学交流史编撰的主导思想、叙述立场、观念方法，主体性追寻和学科自觉等多重视角，评析这套多卷《中外文学交流史》的成败得失。他认为，丛书主创者敏锐地截取中国作为新崛起的世界经济大国的关键历史节点，重新思考和研究中外文学关系问题，这直接关涉到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学科自觉。《中外文学交流史》多卷编写者们，秉持“学科/文化自觉”意识，赋予这套“交流史”迥异于既往的学术面貌：它在运用“影响—接受”范式进行研究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有效的超越，论述的重心不再是外来“影响”，而是着力凸显中国如何基于本土经验，对“影响”进行主动地判断、选择和创造性转换。这套不同国别和地区的《中外文学交流史》在整体上蕴含了一个从追寻主体性、解构强势文化霸权到试图超越主体立场，这么一个几经困惑与反思的过程，并体现在不同卷的书写策略和观念方法中。这一过程烙下了中外文学交流史的研究与写作在观念方法上逐步走向自觉的印痕。这是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学者重构汉语文学立场的世界观念体系的一次难能可贵的成功尝试。

17 卷《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中文版整体推出后的另一个令我们从未曾想象到的亮点是，不少卷已成功实现各种外语版权输出，这对推动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去，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迄今为止，本丛书已实现了十几个语种的版权输出。如《中国—印度卷》（英文版、印地文版、孟加拉文版），《中国—朝韩卷》（韩文版），《中国—中东欧卷》（罗马尼亚文版、塞尔维亚文版、波兰文版）、《中国—阿拉伯卷》（阿拉伯文版）、《中国—俄苏卷》（俄文版）、《中国—意大利卷》（意大利文版）、《中国—东南亚卷》（越南文版、马来西言语版）、《中国—葡萄牙卷》（葡萄牙文版） 《中国—日本卷》（日语版）等，其他各卷的外文版权输出也在洽谈之中。显然，这对推动“一带一路”的建设，以及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学术共同体”的努力，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这是我们十多年前在谋划、创建这套多卷中外文学交流史从未预料到的。

多卷、多国别《中外文学交流史》，从起初酝酿到出版社2005年夏正式约稿开场算起，诚邀国内学界时贤、新秀加盟，组织撰写团队，携手共耕，到2014年秋成稿、结项，至2015年冬刊行面世，整体推出，耗时整整十年。回顾中外文学交流史十年编撰历程，反思其成败得失，面对结项、刊行面世后斩获的荣誉与佳评，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17 卷《中外文学交流史》并非圆满无缺的学术工程和学术创新精品，也非烂尾、垃圾工程或是冒牌的假大空的套餐，理性地看，这是尚缺火候的文化快餐，难以避免的夹生饭，亟待一代又一代后来者接着续编、补修、加工、打磨的学术工程。我国古代先贤格言警句有言在此，“十年生聚”“磨一剑”。时下呈现于海内外学界和广大读者受众面前的这套《中外文学交流史》耗时整整十年，如琢，如磨，理性，客观地看，打磨的并非是一把利刃纯剑，而是一块投石问路的石子。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瞬间，又逝去了四载春与秋。我记得五年前 (2014年)，拙著《中法文学交流史：1500—1800》作为《中外文学交流史》中的分卷《中国—法国卷》匆匆结稿、结项，行将付梓时，曾在后记中写过两段文字，我感到这两段文字，依然代表我此时此刻的真实心情、心境，谨以此作为本文的结语：

即将付梓刊行的这卷《中法文学交流史》，是我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中外文学交流史》书系之一，自2006年秋立项启动至今已近八年，从酝酿到出版社2005年夏正式约稿开场算起，差不多几近十年。本来，“十年磨一剑”，乃学界“寻常茶饭”，但在当今凡事重时效、讲速度的时尚下，守着“老黄历”再也不合时风、不识时务了。历经“八年抗战”的坚守、苦斗，十载开工、竣工的期盼、等待，成书本身成败得失已无从算计，也无从述起。但此种学术探索“长征”般的磨难、“炼狱”般的辛酸苦辣之切肤感受和人生体验，确是深刻、宝贵、难忘的，齐集胸间，欲罢不能。

在这部难产仓促之作行将结项、刊行面世的时刻，回顾当初创设丛书的“宏伟构想”，及随之所走过的艰难学术旅程，内心里是一片怅然，惶然。是的，著者没有完稿、结项后的如释重负的轻快或欣喜，唯有不知所措的茫然和遗憾，不禁浮想联翩。学术研究不但检验着学者的眼光和努力，更时时考验着学者的耐心与毅力，纵有选题、开题时显现的激情、想象的灵光和思想火花，但漫长的探索过程却是烦琐、灰暗而苦涩的，靠的就是研究者之坚守、耐心和毅力。一如有学界友人所明示，学术人生掐头去尾，少无知老无力，究其一生，其实并没有多少黄金时段，可供投入到自己喜爱的事业中来。惟其如此，学者亟待在有限的生命时间里与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选择最有价值的研究课题。近数年来，著者常忆起这位耕耘勤勉、硕果累累的友人所说的一段话：“长时间做一个课题，成果本身成败得失已无从算计，最后只是悟出些学术人生需要慎重珍重的道理。岁月流逝在枯燥的字迹间，我却深深的眷恋着，充满感激。”1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形象研究》（下）后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62 页。［ZHOU Ning,Tianchao yaoyuan:Xifang de Zhongguo xingxiang yanjiu (Remote China:A Study on the Image of China in the West),vol.2,postscript,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6,862.］妙哉斯言！令人感佩。笔者年长这位朋友整整一辈，有幸在自己所热爱的学术园地垦拓耕作多年，不知不觉，悠悠三十多个春与秋；只可叹时光易逝，耕者虽竭尽努力，却所获甚微，相视之下，不免自惭形秽。在漫长的学术征程中，著者曾长时期执著于、痴迷于同一课题的研究，长年累月地沉溺于浩瀚的史料里和枯涩的文字里，不知辛劳地跋涉、探寻，虽收获甚微，“却深深的眷恋着”，充满期待和信念，坚信只要承其未竟，永不放弃，终有所成。更令人欣喜的是近十年来，在吾辈垦殖的这块学术热土上，涌现出一批又一批英姿勃发、睿智有为的年轻开拓者，他们的研究成果，层见叠出，色彩纷呈，未来寄托在他们身上。在他们“与时俱进”的开创精神感召下，笔者必定会情不自禁的迈开年迈的步伐，在吾辈所熟悉所挚爱的这片热土上，继续探索、跋涉，虽然步履会更缓慢、更沉重、更艰难。

2019年7月28日，南京秦淮河西跬步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