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珍志

主持人语：

“萧长春死了媳妇，三年还没有续上。”读过浩然三卷本长篇小说《艳阳天》的，这开篇的第一句叙述几乎都能记住，经典得如同《变形记》《百年孤独》首句：“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雷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还有《白鹿原》的开头：“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个女人。”浩然的经典属于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农村，属于几代人的几百万甚至是千万读者。当然，更属于他自己的艺术创造。

值得《鸭绿江》记忆、纪念的是，这本文学刊物74年的发展历程有着浩然“经典”的前奏曲。1956年11月浩然在《北京文艺》发表处女作短篇《喜鹊登枝》后，从1957年12期的《处女地》（《鸭绿江》曾用名）到1959年12期的《文艺红旗》（《鸭绿江》曾用名），短短两年于同一家刊物发表八篇小说。我们不妨列出篇名：《风雨》《北斗星》《搬家》《过河记》《满堂光辉》《箭杆河边》《朝霞红似火》《炊烟》。《朝霞红似火》被多家报刊载文评介，浩然意外，回忆往事曾打趣道：“那时候若兴创作奖的话，一定会中个‘头等状元’。”《箭杆河边》连续被收进《新春曲》《彩霞集》《春歌集》《浩然短篇小说选》等作品选集，被改编成多种舞台剧和电影，足见影响之大。

这还不包括《鸭绿江》的姊妹刊《文学青年》（1958年创刊，与《鸭绿江》同为中国作协沈阳分会主办，1960年7月并入《文艺红旗》）不到两年时间所发表的浩然六个短篇，即《监察主任》《姑娘和铁匠》《有一个小伙子》《美》《葡萄架下》《阳关大道》。尤其作为“文革”前浩然写的唯一的创作谈《我学习创作的点滴体会》，刊发在1959年第七期《文学青年》。即使今天回头阅读，也是研究浩然小说发展创作道路的资料性文章，难得、珍贵——虽然这篇“心得”被浩然自谦地称为“艺术生涯幼年穿着开裆裤的照片”。

正因为诸多短篇小说创作的积累和发扬光大，才有了浩然尔后的中篇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的辉煌成果。浩然心存感激，以“涌泉相报”，在《鸭绿江》组织的若干活动中，都是坚定的支持者。浩然不仅是《鸭绿江》曾经举办过的“黄海文学笔会”主讲，也是“鸭绿江文学函授创作中心”的顾问。作为阿红、于成全、于宗信三位老师的继任，我有幸做过两届“鸭函中心”“教务长”。当我看到前辈们请浩然为函授学员习作撰写的评点文章，内心充满激动。《<薛梅>的优缺点》《<老单身汉的新睡帽>读后感》《人物性格和情节的关系》……看标题，就清晰浩然用心对待，有感而发，针对性强。难忘的20世纪80年代，文学生态竟然令今天有些汗颜。

笔者存有浩然长篇小说《艳阳天》《苍生》，存有他的《苹果要熟了》《彩霞集》等短篇集，还存有他“文革”期间的《金光大道》《西沙儿女》“正气篇”和“奇志篇”。我对“文革”时代“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表述并不完全赞同，但是理解，这是对“文革”文学艺术的肃杀、冷冻岁月的控诉和讽刺，难免夸张。陆天明出版过，张抗抗出版过，刘心武出版过，叶辛出版过，黎汝清出版过，李瑛出版过……至于发表的作家，更多。若坦言，有的作家还是靠“文革”修辞“锻炼”出来的。当然，他们没有浩然出版、发表的数量多，不说质量。

浩然自然而然地招来误解，甚至中伤，包括对《金光大道》主人公“高大泉”名字的溯源。女儿保留了《金光大道》的最初手稿，以及与之有关的创作笔记，时间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的。长时间的生活发酵与精神储备，凡是有影响力的大部头作品，绝非三日两日之功。莫须有的“罪名”逐渐烟消云散，浩然以“不悔”的姿态继续在文坛耕云播雨。对一部部文学作品的评价过高或者过低，会随着时代、人性、文学本身的进步不断得到修正，尽管做到客观、公允太难了。如此的目光有，不多。摆脱意识、世事、人情左右，需要勇气和耐力。

1997年初秋，《北方文学》《北京文学》《鸭绿江》《作家》的“四省市文学期刊”联谊会轮值《北京文学》“做东”，时任主编的浩然放下手中的事务性工作及创作任务，抽出大多时间陪同大家。一身浅灰色西装难掩浩然的朴素与亲近，他与《鸭绿江》同仁谈笑风生，遥想当年，对自己短篇小说《风雨》连遭三家刊物退稿后被《处女地》发表的事仍念念不忘。当晚，在香山脚下的餐馆，浩然又为编辑、作家的聚会开了一个“好头”。浩然手擎自己珍藏的青花瓷瓶汾酒，亲自为每人斟酒，敬《鸭绿江》的我们。是啊，对生活的厚爱，对文学的理解，对事业的倾心，对编辑的感谢，对朋友的真诚，对生命的祝福，都在酒里了。

主持人简介：

宁珍志，职业编辑，中国作协会员，编审。有散文、评论、诗歌篇章发表于《人民文学》《诗刊》《文学自由谈》《天涯》《青年文学》《儿童文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