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语境下政治哲学的产生、政治哲学把握政治事实之方式的运用，均奠基于目的论、存在论和实践论之三重意义上的政治事实的形成。

一个整体肖像是：当代中国的问题表现为被压缩了的问题。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问题在同一个时空坐标上并存着，而在这些并存的问题中，又呈现为层次上的分别，即基础性、根本性和全局性问题。而根本性问题就是政治性的问题，它向上提升便是文化-观念问题，向下沉积便是资本-财富问题。于是，在当代中国问题中，有些本身就是政治性的问题，如政治权力的合理分割和正当运用问题；而有些虽不是政治性的但却分有了政治性质，如财富的创造与分配问题、意识形态的重建与话语权争夺问题。而无论是本有还是分有政治性质，它们都必须相关于人的存在及其展开，即相关于每个人的根本利益及其实现。

在严格的科学研究的意义上，从哲学思维和实践智慧的双重逻辑变奏视角，在积极地提出问题、正确地解决问题之动机基础上，依据基础性、根本性和全局性三个层次梳理和思考问题，具有政治性质的当代中国问题便呈现出一个丰富多彩的画面。

基础性问题

这些问题虽不直接具有政治性质，但却分有政治性质。因为它们与每一个人的物质生活、公共交往的物质基础相关。

（1）财富的快速积累与公平分配问题。衡量一个制度是否合理，评价一种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是否有效，视其能否创造社会财富而定，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无论如何不能算是好国家。然而，能够创造财富的社会却也未必是好社会，如若这些财富未能在每个人中合理分配，而是集中在少数人群手中，两级分化乃是财富分配不公的集中表现。社会主义制度在其建立、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在特定阶段和特殊领域，也会出现财富分配不公的情形，其原因是复杂的，有的是由于天赋地位的差异造成的，而有些则是因为权力分割不合理、权力运用不正当造成的。如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生发出公平分配社会财富的内在力量来，那么它就不能很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市场不足与市场过度问题。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分配和配置方式存在着一个适度问题，过度与不足都可能导致资源浪费和低效运行。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近年来有两种极为不同的主张，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开放不足，另一些人则认为开放过度。如果不是就各自主张者的个人先见、成见而陷入毫无意义的争论、论战，而是直面市场状况本身，那么就必须引入经济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致思范式和论证方式，其自身的复杂性远远超出论战双方的意见、情绪和立场本身的边界。首先，必须确立主体，即双重意义上的主体，生产主体和价值主体。依照双重意义上的主体，那么所谓市场不足和市场过度是对谁而言呢？其次，必须确立过度与不足的内容，即是关于什么的过度与不足。以市场不足为例，所谓开放不足指的是国家给出的政策、制度和体制或不利于或阻碍着某些个人或人群利用市场谋得最大化利益。而提出此种诉求的人群通常是那些拥有货币资本或权力资本的人，其所追求的是利用市场而使自己利益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私有化和私有制乃是必须引起人们高度重视的现象。以市场过度为例，这是试图进入市场却由于各种原因而无法进入市场的人群，面对预先进入市场甚至左右市场的人群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和收益的社会事实而发出的感叹，透出的是无奈和吁求。因先赋地位的差异而始终不能进入市场、更不能从市场获益的人群，无论从经济哲学还是政治哲学角度论证，都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因为一个好生活乃是以降低丛林法则而提升道德和伦理法则的社会，它以追求每个人接近的生活状态和生活质量为目的，对所有的社会成员而言，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状态不是一个好的状态。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权力寻租问题。权力寻租行为并不是从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之后才出现的。只要有政治权力和行政职权存在，用权力谋得私利的行为就会存在。那为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寻租问题变得突出和不能容忍了呢？无论从个人发展还是社会进步角度看，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普遍交换和广泛交往为途径、以追求个人幸福为终极目的的现代化运动都是值得选择的社会结构和运行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阻止了权力被滥用的可能性，因为在西方从生活底层日益发展起来而成为社会核心力量的资产者，自行建立了一套权力逻辑和资本逻辑相对分离的制度体系，这就使得市场的运行和权力的运用都必须在被法律合理界定的边界内进行。倘若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起初就是在政治权力和行政职权的支配下进行，就会自行地为权力和资本的相互交换提供了政策和制度上的基础。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权力寻租问题就更加根深蒂固、更加尖锐。当民众的意志和媒体的力量上不足以阻止权力资本化时，拥有和行使政治权力和行政职权的集团就必须养成和运用理智的德性和道德的德性，只有这种来自主体自身的内在自律的力量才能从根本上阻止权力寻租行为。

根本性问题

这些问题具有显明的政治性质，对其的解决程度直接决定着经济和文化问题的解决程度。从根本性问题的内部构成看，可分为客体性问题和主体性问题，前者表现为作为人之意志对象化的政策、制度和体制，后者表现为政治精英集团和一般民众的意志及其表达。在如下的论证中，我们试图把主客体问题有机结合在一起加以分析。

（1）个人意志与公共意志问题。个人意志与公共意志之关系乃是人类产生和存续过程中的永恒性问题，其区别不在于各个历史阶段上的程度和强度上的不同，而是解决方式的差异。所谓个人意志乃是指个体的思与行始终以自己的需要、欲望、动机、快乐为出发点和归宿，是起于心意以内的由己性，体现的是个体的向我性、为我性和利我性，是强烈的生理、心理和精神倾向，具有无需论证的合理性。公共意志是人们在普遍交换、公共交往、集体行动中为他者或公共利益而应具备的动机和自治力。就公共意志的原始发生看，有自发与自觉两种类型。前者是在反复交往的熟人社会由前辈、父辈或贤人、智者给定的他者意识和公共意识，谓其是自发的乃由于接受者并无机会追问这个他者意识和公共意识的合理依据，事实上，这是一种不真实的公共意志，因为它并未经历过个人意志与公共意志之间的矛盾、冲突与纠结的过程。在现代性语境下，市场经济的发轫、发展，从存在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个层次激发了每个人的自我感受、自我意识和自我需要，基于个人意识之日渐强烈之上的个人意志也快速地张扬起来。在时间逻辑序列中，公共意识的养成和公共意志的生成要远远落后于个人意志，因为前者是自然性的，后者是社会性的。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业已40年有余，但任性的、狂妄的、毫无他者和公共意识的偏执行为，似乎普遍存在。没有成熟的公共意志，普遍的交换、广泛的交往、集体的行动就无从进行。

（2）公共理性与实用理性问题。公共意识和公共意志的理性形式便是公共理性。公共理性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作为理论理性，它表现为基本的道德理性知识，并运用这些知识对人们观念和行动的正确性和正当性进行判断；在创制理性的意义上，可以相互提出有效性要求；在实践理性意义上，在处理与自己的欲望有关的事情时具有自治力。当一个仅仅具有熟人社会的道德常识而无公共意识和理性的人，进入一个无人称的陌生人交往的社会领域时，一种旁若无人式的想法和行为就会出现，其所具有的仅仅是实用理性和技术理性，而不去追问其想法和做法的正当性基础。

（3）官僚主义的根深蒂固与经济权力和传播权力的问题。官僚主义是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一个顽疾，依照韦伯的观点，任何一种治理模型（传统文化型、个人魅力型和法理型）都会存在官僚主义。可把官僚主义区分为本质主义和技术主义的两种：前者表现为一种制度和体制，这种体制保证了权力、地位、身份这些稀缺性资源出于社会结构的核心地位，一旦拥有这些支配性力量便可获得为其他人群所无法得到的优先性和优益性；后者变为一种行为方式，如打官腔、形式主义作风、拖沓、受贿，等等。制度、体制和行为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封建社会是典型的官僚制度和体制，当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替代封建制度之后，繁殖于封建制度之下的官僚主义并不立刻被改造过来，甚至有愈演愈烈的倾向。不同于封建社会的松散状态，当新社会或通过政治动员或通过经济变革将人们完全束缚在政策、制度和体制上的时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就会通过政策和制度加以调整和分配，这就大大加强了政治权力和行政职权的支配性作用，于是一种中轴式的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就会产生。在此种语境下，本质的、技术的官僚主义就会大行其道，政治权力和行政职权分割与运行上的滥用和渎职是官僚主义的极端形式。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之内铲除官僚主义这一顽疾，无疑是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体制的重要任务。

（4）政治过度与政治不足的问题。这是一个如何使政治权力和其他社会权力如经济权力、社会权力和媒体权力等保持相对清晰的边界的问题。历史事实证明，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上，专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最没有效率和秩序的管理模式。在政治统合经济和文化的社会结构模型中，权力的运行逻辑替代了经济的效率与公平原则、文化的自由与个性原则，一切都要依照政治的标准进行操作，其结果是共同的贫穷和落后。在现代性语境下，一如经济和社会日益向所有人开放那样，政治也必须成为最大的公共资源从而向每个人开放，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有同等份额的政治权力和行政职权，而是每个人都要被平等地对待，获得来自政治的惠泽。一个相对为好的社会乃是一个政治为每个人供给最大化公共价值的社会。与政治过度相对的是政治不足，即政治集团放弃了对经济和文化进行适度整合的责任，而任其“发展”，一个良序社会乃是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既相对分离又相互支撑、各自相对独立地发挥功能的社会，而政治作为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的核心力量，必须从整体性上保证社会有序进行。如果任由资本的逻辑的随意“发展”势必造成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纷争、冲突，政治的力量就在于消解破坏社会秩序的因素，使各个利益集团达到均衡。超越政治过度与不足的良序状态乃是政治适度。

（5）权力资本化及其边际成本问题。与经济权力、社会权力和文化权力相比，政治权力具有广泛性、深入性、权威性和弥散性四个特征，惟其政治权力是依靠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而发挥效力的，所以具有强制性和合法性。在任何一种历史场域下，权力都有超出其合理边界而获得额外收益的可能性，这倒不是权力本身具有如此之大的魔力，而是由于拥有和行使政治权力的人具有利用权力获取私利的动机。由于人的自治力是有限度的自律力量，如若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体制提供了可使权力资本化的环境和条件，那么公共权力私人化、私有化就会成为客观事实。受历史条件限制，权力资本化的广度和程度是不同的。当人们通过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构建了由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组成的现代逻辑体系，创制了流动的现代性，一切资源都要通过市场来进行配置，这就从根本上解构了传统社会的生产、交往和生活解构。尤其是自上而下的经济改革运动，极大地强化了原本就极具支配性的政治权力的控制力量，一种全面的“中轴管理”替代了传统社会的“边陲管理”。于是，整个社会开始朝着向下的方式流动，即社会成员日益被分化为精英人群（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科技精英和社会精英）和普通人群（弱势人群和边缘人群）。所谓权力资本化指的是权力可以兑换成资本、知识和社会资本，反之，经济、科技和社会精英也可通过权力获得他们所意愿的收益。权力资本化除了造成极度不公平、不平等的社会后果之外，更为可怕的是它大大降低了政治整合社会的力量，它将政治置于等价交换的逻辑之上，无法真正体现政治的终极目的：财富的快速积累并合理分配、社会自治能力的提升、每个人既有意愿又有可能过一种整体性的好生活。

全局性问题

所谓全局性问题乃指，无论是经济形态还是政治形态的问题，都是由人造成的，因而也必须由人来解决。而人是否拥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德性与智慧就成为了关乎全局的事情，故称之为全局性问题。

（1）何谓正确的政治观和权力观？政治观和权力观构成政治哲学中的观念论，它们决定着政治制度和体制的设置原则、约束机制和评价机制。如若用一种已经陈旧的、落后的政治观和权力观支撑现代政治行动，那便无法实现政治的终极之善。我们试图从本质主义和技术主义两个角度来定义政治。Ⅰ.政治是人们获取政治权力和行政职权的技艺。作为技术，乃指对媒体的运用；作为艺术，乃指引导群众舆论、进行政治动员以寻求民众信任与支持的方法和策略。Ⅱ.政治是相关于每个公民之根本利益的所有方面。将这一界定拆分开来便包含目的之善和手段之善两个方面。当好的目的和正确的手段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政治“是其所是的东西”就被标划出来了。然而，在人们的日常意识和日常行为中，关于政治的观念却往往是技术主义的定义，即把获取权力的技艺视为智慧的象征、能力的证明；把获取权力视为目的，而从不对权力的正当性基础做深刻的反思、反问和追问。在交换普遍化、交往广泛化和自由、民主、平等、文明、法治已成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当代社会，技术主义的政治观和权力观已被证明是落后的观念，如果依旧以这种落后的观念支撑制定政策、制度的理念基础，那一定不是一个良序社会所应有的政治事实。只有具备正确的政治观和权力观，合理的政治表达和表达政治才有可能。

（2）政治表达与表达政治的合理性边界问题。在现代性语境下，政治意志表达和表达政治意志愈益成为政治的核心问题。那么，怎样的表达才是合理的呢？虽然政治是相关于每个人之根本利益的事情，但人们对政治可能毫不关心、冷漠至极，或极度热情甚至表现出政治狂热，显然都是不可取的态度。正当而合理地进行政治表达和表达政治是需要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做支撑的。所谓政治表达是指表达者将自己的有关根本利益的立场、观点借助自媒体或公共媒介进行表示。表达政治乃指个体或组织借助公共媒介对政治事实进行判断、推理并告知于他者。在政治表达和表达政治的具体过程中，必须严格区分动机与方式问题，如若动机是善良的，是指向公共善的，即便使用了非理性的方式，那我们也不认为其表达是恶的，而是主张他必须改进表达方式；反之，如若其动机是破坏社会秩序，颠覆政治是其价值逻辑，那么此种表达从本质上是恶的，即便其使用的表达手段是合理的。能够形成最为基本的道德理性知识并正确运用这些知识进行政治表达和表达政治，乃是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