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无论在理论硬核、科学特质的观照上，抑或在框架视域、方法路径的运用上，都凸显了强劲的动力和深远的效应。在研究进路方面，既有实证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社会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进路的悉数登场，又有语言哲学、政治哲学、实践哲学、文化哲学、经济哲学、道德哲学等进路的分庭并立。不过，马克思主义研究要在新时代境域中取得新发展、开拓新局面，尚需警惕独白闭守、去价值化和唯他者是崇的研究态势，继而坚守并强化对话交融、价值关涉、本土观照等方法论进路，以进一步拓宽自身存续的有效门径、透显涉身时代的人文意旨和扎根自主建构的中国语境。

对话交融：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返本开新”与“边界突破”

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学理解读上凝塑了诸多学术洞见，既有学术史的反思，又有方法论的自觉。但是，一些研究却奉行无视对话的独白范式，该范式以主宾模式的“述谓性语言”置换主体间模式的“互主体性语言”，固守单一的主体性、存在的一元性、真理的终极性，甚至不容异己地将喧哗的众声强制性统摄于某种意识的统一性之中。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缺乏同文本对话的开新意识。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文本的问题上存在两种不良倾向。一是以无视文本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的诸多相关学术问题进行任意曲解或纵情演绎，其后果是既会破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完整性，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源头，又会遮蔽马克思主义的本真意蕴，误导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诠释。二是坚守唯文本是崇的“文本中心主义”，其核心要旨是试图以“回到”“走近”“走进”“神会”“转向”“重读”“重振”“朝向事物本身”等所谓正本清源的方式，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价值阐释，消除“无意的误解”或“有意的歪曲”。这种“文本视域高于一切”的研究理路，虽能对马克思主义文本所蕴含的科学理念和现代意义予以客观定位，但其文本原教旨主义、理解绝对主义、理论本质主义倾向，会遮蔽文本复杂多维的内涵，甚至会沦为某种虚妄的独断。

其二，缺乏同其他学科对话的交融意识。马克思主义研究因其过于强烈的学科自主意识而使自身拘囿于僵化的学科边界之内。主要表现有：一是在马克思主义学科内部构筑学科壁垒，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及科学社会主义视为相互独立、自说自话的他者，以致马克思主义作为系统化知识（思想）谱系的破碎和断裂；二是在诸学科之间制造学科藩篱，比如固守自身学科研究的纯正性和知识学的主体性，而对其他学科或专业知识共同体的学术信念、工具、方法、观点、概念置若罔闻，以致自身的研究走向狭隘与封闭、动态演化的社会逻辑让位于静态封闭的学科逻辑。

有鉴于此，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要取得新发展，势必要悬置上述种种独白意识而趋于破壁之思，走向以互通有无、共识谋划和动态互文为取向与旨归的对话性研究范式。具体方式如下：

一是以同文本对话的方式实现返本开新。任何学术研究都离不开对文本的聚焦和倚重，需从文本中寻求理论探究所立足的学术路径及学术论证所依凭的学理依据，需凭藉文本来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与话语系统。但是，关注文本绝不是唯文本是举，不是奉行“文本中心主义”，所谓“文本之外别无他物”；不是倡导追寻文本原意的“理解绝对主义”，所谓“文本意味着作者之所意味”；而是要以“同情的理解”之心去亲近文本，打破本质主义理论对文本复杂多维内涵的遮蔽。同样，关涉文本的理解，不是单纯的复制行为，而是创造性的行为；不是向文本做反映论式的复归抑或作符合论式的还原，而是朝向能够彰显无数可能的文本阐释和全新意义网络的创造性生产。以此为镜，对于马克思主义文本，我们虽需作出句法分析、语义澄清、语用考量，但更需将之视为平等对话与交流的伙伴，而不是将之视为既定和现成的对象；需倡导我-你式而非我-它式的开放性对话，从而既达到相互理解与视域交融，又使得文本意义得到无限延展；需从认识论的角度对文本加以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切入，使不同理论介入文本的研究之中，从而形成同意、批评、自我修正的良性互动空间，既形成多元理论对话和共鸣的态势，又敞现文本自身被遮蔽的核心要义。

二是以朝向学科间对话的方式力求边界突破。学科边界从某种意义上说构成了学科之为学科的生命线，充当了学科不可或缺的保护带。不过，其坚守虽能守护学科存在的根基和学科在学术研究上的主体性乃至纯正性，但是如果该意识过于强烈，那么就可能无益于学科之间和而不同的交往与对话，可能会阻碍诸学科优化、转化自身的知识语境、话语系统与学术进路，接续、更新乃至再造学科自身的学术谱系和研究传统。因此，诸学科在坚守自身边界的同时，还要张扬去边界化的努力，在注重学科话语（概念群、方法论、认识论和研究进路等要素）的互通有无中，重辟新的学术领域，重构新的学术范式（学科知识单元）。循此理路，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应实现自身从“学科闭守”到“学科间性”的根本性转换，通过界外联手的方式实现学术研究的突破及同质性学术话语的更新，并以新的姿态回归宏观的学科生态之中。如此，它既可获致综合性的、多学科的方法论，又可激发创造性思维，从而实现自身研究问题界域的拓展及学科存续根基的强化。

价值关涉：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问题指向”与“人文关怀”

马克思主义研究因受实证科学研究进路的影响，也注重价值中立原则的透视效应，将之视为自身应有的合理研究意识，且强调不能将我们的主观意图与价值偏好强加或凌驾于自身的研究对象之上，以及强调把学术样态的马克思主义同实践样态的马克思主义加以界分，从而确保其能够以“去价值化”（脱价值化）的方式获得某种本真性，赢得作为硬知识的精致科学的美誉。很显然，这样一种试图通过价值无涉（无主体性、无立场、不牵涉主观意愿）来确保自身研究客观性（科学性）和自主性的研究进路，同马克思主义的特质与旨趣可谓背道而驰、格格不入。

究其内缘，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具有强烈价值关怀的理论样态。它一方面以“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现状”为话语建构的基本意旨，另一方面又使实践的特质成为自身价值关怀的重要基底。它不仅在理论探究（或者说理论批判）中展现了对人类终极命运与社会未来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等终极价值关切，又在实践诠释（或者说实践批判）中确立了以民主、公正、平等、自由（政治解放）等为关切的现实价值坐标。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价值关涉是否可能，而在于坚守和强化价值关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究竟如何可能。其可能性可通过下述几个方面予以呈现：

一是彰显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问题指向。马克思主义研究固然要关注理论与学术视域中的问题，比如探问马克思主义关涉的范畴、概念、命题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位、深层结构、理论主题、未来走向等，更需聚焦和切入发端于时代和根植于现实中的问题。一方面，肇始或聚焦于问题的研究进路，业已成为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方法论意识。这种方法论意识既是对学术研究路径的开显，又是对学术研究主体意识的确认，构成了学术研究价值关涉与否、分量轻重、意义有无的重要判据。另一方面，大凡有意义与价值、有生命力和创造性的学术研究皆离不开特定时代的滋养与现实语境的浸润。其所涉指的内容、所作出的陈述（描述或论证），都是立足时代与实践并对时代和现实中的问题所作的可能“应答”，其价值与意义的彰显端赖其能否回答“历史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民族之问”乃至“世界之问”。既然如此，要彰显自身学术意义与实践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当然应时刻拷问“怎样介入现实”“怎样通达现实”“如何面向时代”等重要问题，以及对生态危机、信仰危机、道德失范、意义失落、技术理性、社会治理、贫富差距、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命运共同体、幸福社会、美好生活等一系列同当代人的生存境遇、文化脉络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贡献自身的学术智慧。惟其如此，我们方能在面向新时代境遇的马克思主义实践领域中不乏立锥之地，方能进一步扩大理论再生产（再创造）；而对这些迫待解决或富有挑战的问题（问题群）、课题（课题群）的应答，将从另一个维度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

二是凸显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人文关怀。马克思主义研究最终能否彰显其优势，一个重要的标志就在于其能否对国民生活整体产生影响，能否在学科和学院之外以及在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领域产生深刻而持久的效果。同样，马克思主义研究能否有效存续、备受认同当然也就在于其能否对新时代中国思想风貌的良性改变、精神空间的积极拓展提供独特的贡献，能否改变新时代中国人的观念认知、行为模式和生活面貌。与此相应，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能否有效彰显其学术意义，也就在于其能否回应马克思主义自身所内蕴的价值预期与价值归宿，能否映照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的价值诉求与价值目标，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终极价值（终极关切）与现实价值（现实关怀）的内在统一，以及能否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捍卫人的尊严、呵护人的权利和自由、肯定人对幸福的追寻、关注人的精神生活、塑造人的理想信念等方面所凸显的价值旨趣与所作出的价值引领。就此而论，以价值担当和价值关涉的方式积极介入社会生活、关注现实（比如关注现实的个人的生存境况）、批判现实（比如改造现实生活），理应成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主体责无旁贷的理性担当与刻不容缓的现实使命。

本土观照：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传统”与“中国经验”

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之日起就具有作为舶来品所凸显的外来性特质，因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践履与解释者将借镜的目光带入其学理诠释、传播实践与创造应用之中也就势所难免、自然而然。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研究既需植入回归思想源头和表征精神谱系的原初意识，以获致发展和创新之源；也需植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借镜意识，以更新学术范型。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版图所涵涉的历时性嬗变（比如形态呈现）、共时性布展（比如地域分布）均需借助他者性审视来加以综观式把握。换言之，我们既需在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的学术版图中聚焦其研究议题、方法、视域，以及诸多关键术语（比如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历史唯物主义等）的持续性使用及重构性阐释，马克思主义思想遗产的创造性继承，以及马克思主义同社会学、政治学之间的有机勾连；也需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指向中明辨出资本主义的当代特质与发展趋势（比如资本主义社会国家作用的扩大、政党政治对革命政治的替代、资本主义自我理解的更新等）。

不过，注目、回到与借镜并不意味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可以唯原初语境是瞻，唯他者镜像是崇，而回避本土的思想谱系和我们自身存在的本土处境。以马克思主义来回应与改变中国实际、应答和解决中国问题，无疑构成了我们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初心；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扎根中国继而激起深度的思想影响与巨大的实践效应，无疑又离不开本土智识的渗透和参与，离不开本土经验的确证与促动。正是凝聚了国人世代相续的核心价值、习俗惯制、心理结构、思维方式等要素的本土智识，给出了马克思主义能够被深度认同的文化底蕴和理解前提；也正是由生活于斯又感悟于斯、喜怒于斯又情系于斯的社会境脉所生成的本土经验，赋予了马克思主义能被有效确证的真理效度和中国效度。因此，借镜他者虽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进程中的重要一环，但却不是其始源性初心，也不是其终极性归宿，而是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走向本土观照的润滑剂与催化酶。当然，坚守和强化本土观照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并不是要奉行民族本位主义或文化本位主义，鸣奏自我告慰的纯粹孤独之声，更不是以保守主义立场来“墨守故纸”，而是要在下述几个方面做出持续性探索和创造性努力。

其一，嵌入中国传统。传统是知识创生、观念创构进程中的奠基性力量，是确保文化历史内在连贯性的硬核与纽带；它不惟是任何民族世代相续的生活世界、精神根基与发展源泉，也是能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活”的谱系。既然传统先行于我们的反思，构成了我们思与行的前提和始点，那么将其嵌入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也就具有不言而喻的合理性与必然性。惟其如此，我们方能识别与持守自身的文化身份，方能认同自身的智识传统和保留自身的思想族性，从而克服文化帝国主义抑或殖民主义对我们研究观念与视角、创新意识与能力的控制与影响。也惟有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嵌入裹挟着反求诸己、养性立命、圆融一体、乐感性善、榜样示范、内在超越等思想诉求的传统，我们方能一改将抽象的一般原则凌驾和运用于一切研究质料之上的外部反思进路，抑或诉诸语境移植来嫁接出新理论成果的研究方式，转向打上中国烙印、凝聚中国风格、扎根中国传统的研究范式。

其二，根植中国经验。对于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我们也许可以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理论中的术语命题、运思逻辑照单全收，但却很难还原与再现其生成嬗变所依赖的实践语境。如果我们只是注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而漠视其实践语境，甚或强行割裂二者之间的共生共在关系，那么出现“南橘北枳”的理论后果也就不足为奇。即便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预测与构想，其实践语境同涵涉新问题、新挑战的新时代语境也已判然有别。因此，如果简单停留与纯然拘泥于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本，就可能会在现成理论、经验与模式的建构和寻求上显得无所适从、力不从心。就此而言，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需带着新时代的疑难问题、实践诉求、经验积淀，“走进”“走近”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如果说中国因马克思主义而复兴，那么马克思主义也将因中国变得更加伟大。正是由中国实践所开显出的中国经验，赋予了中国境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和价值表达以世界意义；也正是中国自身的经验实践，为世界书写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话语。据此而论，我们要建构有时代张力与意义效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鲜活的场域、宝贵的资源无需外求，而需在统摄实践变革和彰显时代洪流的中国经验中去寻索和见证。惟有植根中国经验，我们才有可能让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舞台上彰显出高度的理论主体意识和自觉的理论使命感，而不是沦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抑或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别样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