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成长的持续性和大国崛起后在当今世界舞台上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国际角色，关键取决于支撑大国成长进程的价值。中国崛起的价值基础是什么？回顾中国近代史以来的现代化历史和中国的大国成长进程，我们不难发现，自鸦片战争开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以来，中国崛起的价值基础历经了一个转换过程，最初是以民族主义为价值基础，到后来尤其是自20世纪最后十年以来，中国崛起成为对世界有深刻影响的亚洲国家，民族主义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出来，中国的世界主义主张也逐渐上升为可以取代民族主义主张的价值，而这种世界主义又与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相结合并对“天下主义”进行了新的改造，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崛起的价值主张和价值基础。

民族主义与中国崛起的时间维度

中国的民族主义始于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此前只有“华夏”与“蛮夷”之别，并无民族主义。“华”“夷”的认知是“天下”的不同角色定位，是对儒家中心与儒家所浸染程度不同的称谓，所以“天下”不是指国家，而是世界或中华帝国。而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就是一个从“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民族是现代国家的基础，而民族主义则是建立现代国家的力量。因此，对民族主义的讨论不能离开现代国家。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才产生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这个思潮首先是以民族复兴、现代化为主要内容的，甚至可以说，这就是鸦片战争后推动民族主义思潮一波又一波地卷入20世纪的两股力量，是推进中国逐渐从宗法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两大轮子。在中国，以“民族复兴”的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主义，是根源于对鸦片战争失败的反思。一般来说，民族主义往往具有保守性、自我封闭性，但对鸦片战争失败的反思所引发的中国民族主义却是开放的、积极进取的。这就是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和“放眼向洋看世界”的主张。这两者是一个统一的思想，使得中国的“民族性不仅没有泯灭，反而与改革和进步相连，升华为自觉的爱国主义了”。

然而，林则徐、魏源等“师夷长技”的目的是“制夷”，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制夷”的根本所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失败后，一大批士大夫开始思考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王朝如何振兴，这是在遭到太平天国的严重打击之后王朝的自我警醒；二是在外国侵略者面前中国的自我图强问题。因此，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兴起的以“自强”为内容的洋务运动，最初主要是买洋枪镇压农民运动为主，到后来农民运动失败后则具有世界性的政治意蕴，即洋务派开始思考中国的民族产业和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的问题了。因此，在东方，“民族主义的新颖之处在于其政治自觉”。中国民族主义的“政治自觉”就是国家的现代化（当时都称为“近代化”)。从民族自觉到现代化这个过程，是中国民族主义内涵不断丰富的过程，但这个过程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过，当时中国的现代化依然主要是学习西方的技术，体制则必须保留中国既有的体制，也就是坚持“中体西用”的原则。但洋务运动最终因“体”“用”的矛盾而陷入困境，中国的现代化也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甲午战争失败，知识分子从“中体西用”中摆脱出来，开始对中国既有的制度进行反思，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但却把这个制度再造的伟大工程寄托于一个皇帝。这件事表明知识分子对革命的认识不足，以为仅凭爱国之心就可以再造一个制度。这显然是幼稚的，所以制度再造归于失败。制度反思的过程也是民主启蒙的过程，尤其是伴随战争而来的欧风美雨激荡着古老的华夏，确实是既有腥风血雨，也包含着润物无声的和畅惠风。而民主的启蒙正是这种“惠风”，给中国社会“滋润”出了一种革命的力量，并主张对中国社会进行“旧邦新造”，从而使中国从制度反思走向制度革命。制度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但中国社会也进入最黑暗和最动荡的时期。理论上来说，革命成功将有利于民族复兴和现代化，可是革命成功反而使社会陷入军阀混战的无政府状态。这种无政府状态，却又“以最严酷的方式把这种积弊、病根和矛盾展示在人们的眼前”，不过所谓否极泰来，“它又往往成为社会转机的起点”。这个转机的起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从此之后，中国自鸦片战争失败后的民族主义内涵，从民族复兴而后加上现代化，再而后加上社会主义的内涵，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特有的内涵，即“民族复兴、现代化、社会主义”三位一体的内涵。中国崛起的进程也正是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开启的，三位一体的民族主义内涵，则是中国崛起在时间即历史这一维度上的思想基础和目标诉求。

民族主义与中国崛起的空间维度

从空间维度来认识民族主义与中国崛起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是把中国崛起放在同一时期世界发展的框架之中来分析中国的民族主义表现。如果说从时间维度看，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于认识到中国内部的贫弱而强调自强，并通过自强来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从而达到民族复兴、现代化的目标，最后这种民族主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并以社会主义来统合民族复兴、现代化的使命的，那么，从空间维度看，中国的民族主义则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由于中国曾经遭遇外国列强的侵略，中国的民族主义往往带有强烈的悲情色彩；二是由于中国实力的增强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的民族主义往往具有强烈的自负感，而这种自负感却又与历史的悲情结合在一起，因而这种民族主义往往具有排外性、对外的拒斥性。这种形式的民族主义的结果会导致中国重新走向自我封闭，至少会在民族心理上走向封闭。当然，上述两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总是以爱国主义的面貌出现，以至于理性的人都不敢随便反对，若出来反对就有可能被冠以“卖国”的帽子。

第一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在认识世界的视角上是“历史的眼光”，也就是即便已经是21世纪，但中国充满悲情色彩的民族主义往往把具体的国家放在历史中，以这个国家在历史上对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来安置该国在中国与该国关系中的角色。实际上，尽管中国与具体的其他一个国家都处在21世纪的双边关系上，但因将对方角色凝滞，从而导致空间与角色的时间错位。这就是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所说的“进攻性民族主义”，也有中国学者称之为“雪耻型民族主义”，其“不仅仅在于它对战争的狂热或者说反人道主义的立场，而在于它极大地封闭了民族的政治想象与智慧的空间，最终成为一种自我颠覆的运动，将民族引向更为深重的灾难与自我毁灭”。由此可见，进攻性民族主义（也包括悲情民族主义）是一种不健康的民族心理表现。诚然，我们对历史上所遭遇的悲剧和外来的侵略要始终牢记，要成为一种国家记忆、集体记忆，但处于大国成长中的民族不能永远生活在历史的悲情之中，更不能有要“雪耻”的、进攻性的民族心理。

第二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在认识外界时常常是盯住别国的问题，却专注于自己哪怕是仅有的一点优势，用自己的优势与他国的劣势相比，以凸显自己的优势，也就是一种自负心理或者叫“自负型民族主义”。这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在近代史上有过，主要表现为文化保守主义，主要代表包括早期的辜鸿铭、林琴南、杜亚泉等，后期的常燕生、释太虚等，他们主张维护中国传统，倡导“中国本位”文化，“从固有道德建设现代中国文化”。文化自负的根源在于自唐宋以来中国领先于世界的农耕文明和经济成就，宋代更是达到了中国乃至世界农耕文明的顶峰。在1820年也就是鸦片战争爆发前的20年，大清帝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9%。加之中国社会的自我封闭，以至于对西方发生的一切都毫无知晓，还沉睡在“天朝大国”的美梦之中。类似当时的自负感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则以超乎寻常的“自恋感”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自恋感”大致随着中国经济规模（即经济实力）的提升而不断膨胀。

由此可见，在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中时，民族主义的确是社会动员、民族动员、国家动员最重要也是最为有效的工具。作为革命动员的工具，民族主义从价值来看是正义性的。因为殖民主义确实给落后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悲剧。但是，在和平时期，民族主义却很容易与民粹主义、爱国主义、国家主义混为一谈，甚至可以说，当今各国的民族主义本身就是各种主义的大杂烩，这可能会抵消民族主义积极的一面。另一方面，在国际上，民族主义与全球化、全球治理又是相对立的。全球化、全球治理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民族主义却坚守传统的主权理念，成为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坚决抵制者。这种情况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都广泛地存在着。执政者必须有高度的政治智慧来使用好这把双刃剑，既要使之成为维护国家利益的利剑，又不至于伤及执政者本身。

中国国际角色的转换与中国崛起的价值基础的变迁

中国崛起的价值基础的变迁是随着中国国际角色的转换而发生变化的。近代史上，中国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弱者，因此必须以民族之大义来进行民族动员以达到民族复兴的目的。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的民族主义基本上是争夺民族独立的意识形态和革命动员工具。中国从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承担着反帝反封建的双重革命任务。这两种革命都是基于民族主义的价值理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帝过程中，民族主义也是最重要的工具。中国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被卷入西方的现代性进程的，并且在反西方现代性的过程中，中国也吸收了类似于民族主义这种现代性元素，且内化为中国国民性的构成要素。在这个内化的过程中，发轫于西方现代性的民族主义被中国吸收后迅速成为抵制西方殖民主义等的意识形态。因此，启蒙在中国就是为了救亡，作为西方现代性产物的民族主义在这个时候才具有了存在的合法性，以至于同样是西方现代性产物的自由主义在中国即便作为民族主义对立面也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

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仅是民族主义的胜利，也意味着世界社会主义在东方的巨大胜利。因此，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国际角色转换的过程中自然就向国际主义转向。这种转向是以民族主义为底色的，尽管中国的民族主义被“世界革命论”的国际主义埋藏在深处。因此，在20世纪后半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来看，无论苏联还是中国民族主义向国际主义的转向，实际上都是把民族主义从一个国家内部放大到持同样政治意识形态的国家和有着同样被殖民经历的国家之中，从而在形式上使得国际主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民族主义的一个“变种”。所以，有学者指出：“国际主义每向前发展一步，都面临着复杂的民族问题、国家利益原则等观念运动的考验与制约。”

不过，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民族主义摒弃了以意识形态为分水岭的国际主义，重新回到国家利益上来，民族主义得到再次弘扬。所不同的是，改革开放之后较长时期内，中国民族主义所持的主张是以国家利益为基础向外学习的民族主义，也就是一种开放的民族主义。这种开放的民族主义使中国在全球化中获得了最大的收益，中国崛起的进程也正是中国以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化和国际体系的进程。因此，维护现有的国际体系和全球化进程，不只是中国国际责任的内容，也是中国开放的民族主义主张。

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的崛起必然要对国际体系和整个国际社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西方看来是以西方的“他者”角色崛起，西方尤其是美国这样的主导国对中国的遏制就在所难免。而伴随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而来的，是西方对中国的各种负面舆论，其中包括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傲慢论”“中国颠覆论”“修昔底德陷阱论”等，从而激起了中国内部的民族主义情绪。关键是，当今中国内部的民族主义情绪不像近代史上缺乏物质支撑的民族主义，而是在中国较为坚实的经济实力支撑下的民族主义，它更加有底气，或者说是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自信的民族主义。如果这样的民族主义与近代历史上因失败而产生的耻辱感结合起来，那么，为了解决“挨骂”的问题，它最容易滑落成为前面所说的“雪耻型”民族主义。其结果就是排外、拒外、仇外而走向自负式的封闭，诸如砸日系汽车、砸韩系汽车、拒用苹果手机等，无不呈现出民粹化倾向，用革命时期的民族主义来展现和平时期的民粹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往往以爱国主义的面貌出现，但这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或者说也是非理性的爱国主义，与全球化、全球治理是相对立的。一方面，全球化、全球治理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而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却坚守传统的狭隘国家利益理念并以此抵制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中国是融入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进程才得以崛起的。因此，非理性的民族主义、非理性的爱国主义并不是真正的爱国，而是在爱国主义的面纱下发泄潜藏在内心的悲情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民族心理对一个国家的成长来说有害无益。一个大国的崛起需要健康的民族心理，更需要理性的民族主义。只有善于向世界学习的民族主义才是健康的民族主义，这样的民族心理才能支撑大国的持续成长进程，并为大国崛起提供持久不衰的动力。

中国崛起的世界诉求与中国的世界主义创新

民族主义既然无法为中国的大国成长提供持久动力，那么中国的崛起将以什么为价值基础呢？有学者提出了“天下观”的想象，认为“天下”是“中国式的兼容普遍主义”，“是中国政治思想的重要基础”，“天下体系是一个反帝国的政治制度，是一个向世界万民平等开放的政治体系，天下不仅‘无外’而且‘为公’”。然而，分封制瓦解以后，‘大一统’的专制政治体制对‘天下’重新进行了阐释，其华夷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那种‘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的‘天下观’，迅速被强大皇权之下‘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天下观’所取代”。显然，这种天下主义具有武力征服的内容，不可能是当今中国崛起的价值基础。

也有学者提出从欧洲的世界主义中去寻找相应的价值。诚然，世界主义有某种合理的价值。然而，世界主义所坚持的道德普遍主义“包含绝对主义、本质主义和一元论的成分，认为人类社会中存在着某种终极的绝对合理的而又被普遍运用的一元化价值标准”。因而，源自于古希腊的世界主义并非大国成长既有的价值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崛起的方式因国家的特殊国情、国家的特殊品格等因素，也不可能完全从西方的文化中去寻找价值基础。中国的崛起方式与历史上西方大国崛起的方式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的崛起不是一种纯粹以追求硬实力为目的的“工具性崛起”，而是一种内涵式的制度性崛起。所以，中国崛起的价值基础一定是既要有中国历史文化价值，也应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价值，是二者的有机结合和内在统一；同时，还包含着对世界主义在当代世界创新的价值。

首先，所谓中国历史文化价值，就是指“天下主义”内涵的当代转换和革新，而转换与革新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以“天下”的情怀来抑制狭隘的民族主义。把天下主义与民族主义放在一起进行讨论是不合适的，但这里的“天下主义”是指被转变为当下意义中的“天下主义”，从而避免了两种主义的时空穿越。在当今借用天下主义不是为了恢复中国历史上的秩序，而是因为天下主义的确还存在着“无外”的内容，正如孔子所说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孔子这句话就是说，“天下”是没有明确边界的，而许倬云将孔子的话阐释为：“没有绝对的 ‘他者’，只有相对的‘我者’。”把这一思想引进到当今以抑制偏狭的、进攻性的民族主义，方可为中国崛起的价值基础创新提供可能。

其次，既然是“无外”和“没有绝对的‘他者’”，那么这种思想就完全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思想相结合，这种结合将为走向超越源自古希腊的世界主义创造可能。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指出：只有在这种自觉的经济制度安排下，每个人才能全面发展自己的能力并获得自由。“这种”自觉的经济制度安排是指，第一，这是一种自觉的制度安排，它克服以前一切时代发展条件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第二，这一制度安排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只有达到“人自身的解放”，才能实现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但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就指出：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从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到“人类解放”，“人类解放”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全部思想的主题。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天下主义能够结合并创新世界主义的理论可能。

最后，中国的世界主义创新就是以中国式的世界主义“修正”西方的世界主义。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长期赋予世界主义以负面的意义，就是因为西方的世界主义是个体主义的世界主义，主张世界主义“宣扬漠视民族传统，民族文化，以至于放弃民族主权的政治思想”。而中国的世界主义创新则强调在坚持各自民族传统、民族文化的前提下，谋求互利共赢的全球主义的世界主义。因此，中国新世界主义主张：一是“各美其美”，也就是各自尊重自身的民族传统和历史文化；二是“美人之美”，也就是彼此尊重对方的民族传统和历史文化，以及彼此的领土完整和国家利益；三是“美美与共”，即在互信、互利、平等、协商的前提下进行跨文化交流和共同增进利益，从而夯实新世界主义的物质基础；四是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内容的“天下大同”，也即是中国倡导并与世界各国共同努力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体人们为了人类共同的利益与安全而结成的共同体，完全是全球主义的性质，是新世界主义的具体载体。

结束语

民族主义是一种革命动员工具，也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作为社会动员的工具，可以作为凝聚国民的重要意识形态，但也是自我封闭、盲目自信的篱笆，它本质上具有不可克服的狭隘性。因此，我们不能因民族主义在革命时期的“必要性、功能性与根植性”，就否定民族主义的破坏性即“导致分裂、动荡和破坏的能力”。尤其是在全球化日益深化、全球治理更加迫切的当今时代，民族主义的破坏性功能更加突出。由此可见，民族主义绝对不能作为支撑中国大国成长的价值，也无法支撑中国崛起的进程。

天下主义是一种历史的文化想象，不是现实的价值。尤其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以及由此引发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体系的崩溃，表明西周以来的中国古典式的天下主义尽管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它与现代世界中的民族主义浪潮并不相容，正是现代民族主义与西方殖民主义促使了中国天下主义体系的解体。而所谓的“新天下主义”不过是一种想象，或者说只是一个“空篮子”，没有实质性的内容。

世界主义虽然在西方是主流的价值取向，也曾经对中国社会有重要影响，但世界主义不仅在西方存在着不同流派，而且内涵也大相径庭。而近代中国对世界主义的移植也并没有完全消化其内容，有的甚至是囫囵吞枣。因此，不加分析地移植西方的任何价值都会使中国的大国成长进程受挫。中国式的新世界主义应该是在遏制民族主义的消极功能前提下，既秉承“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中国天下主义传统，又对世界主义的积极价值善于“拿来”。中国的价值创新不是无中生有的创新，而是在传统性、民族性、时代性、世界性统一的前提下的科学创新。这种创新的价值才是中国大国成长和不断崛起的价值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