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对比论”的是与非

（一）战略研究中最难以估量的是人的因素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古代军事家们对“软实力”价值的高度重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同时，他们还非常重视“谋略”等人的因素，以求达到“不战而胜”的最高境界。无论是战场上的士气还是国家安危的根本性因素及战争本身的民心向背，诸如此类在当代被称为软实力的东西都是“力量对比论”中难以计量、难以驾驭的因素，因为它们都与人的因素关联着，而人本身又具有多元多样的一物两体性，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如何把握和如何使用它。

第一，人本身具有的软实力首先与人的主体意识及表达主体意识的意愿关联着。一方面，人不仅时刻受到意识的引领，而且还具有自己的信仰、理想、追求和理念，并对意识的引领作用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每个人都不愿受人支配，都寻求自我实现，从而形成自己的独立意志，借此显示自己的独立性和独立地位。所以，人具有的主体性和独立性构成了人的基本属性，而人的特殊性和特色性则构成了其参与社会生活和劳动分工的基本依据。我们每个人通常都会通过彰显自己的主体性来表达自己独立性的意愿，通过坚持自己的独立性来夯实自己主体性的基础，这样就可以不断积聚自己独立性的能量，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得持续存在与发展的机会。

第二，人所具有的软实力同时与当政者的“善群”意愿和能力关联着。众所周知，人民群众中隐藏着巨大的自强不息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问题是，战略决策者们如何才能将这些潜能凝聚成一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力量？当政者凝聚社会力量的主要方法有三：一是要有“善群”的意愿；二是要有“善群”的能力；三是要看准“善群”的基本路径。当然，“善群”下的社会关系本身具有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须遵循的基本路径，它们都存在于社会生产劳动过程之中。人是在社会分工与合作共生关系中，实现自己的主体性、独立性，其与共生性、群体性这两重基本属性是对立统一性的。因此，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轻视“善群”下的社会关系本身所特有的逻辑，更不能超越实现“善群”目标的基本路径。

第三，人具有的巨大软实力通常都与社会分工与合作的适当性关联着。人天生就是社会动物，每个人都只有通过实现他者需要的同时才能获得自我实现的需要。这种每个人都具有的源自各自共生性、群体性等基本属性的需要，可以简称为“共生性需要”。每个人各自的共生性需要之间交汇连接，不仅形成人之间的共生性需要，而且还塑造了共同利益的存在。因此，是否承认承载着各自共生性需要的相互之间共生性需要的存在，是否承认共同利益的存在，直接决定着每个人对他者的立场和态度，也直接决定着相关社会群体关系的状态。这就是人们所见到的社会多元多样性生态。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不会自然而然地走向和衷共济，人类只有通过充分利用自己“人能群”的机理，同时不断强化当政者“善群”的意愿和能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二）美国现实主义的“实力-权力论”为何受到责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美国现实主义学派“实力论”在本质上也是“力量对比论”，其基本特征是强调增强实力、显示实力和使用实力，并以此谋求权力、拓展权力和巩固权力。因此，美国现实主义学派的“实力论”又被称为“实力-权力论”。尽管追随者趋之若鹜，但是“实力-权力论”经常碰壁，主要原因就是它难以逾越如下两大挑战：一是如何界定权力，二是如何判断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实力对比。

现实主义认为：权力是政治的目的，利益是政治的实质，实力是权力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现实主义构建起了“权力—利益—实力”的理论逻辑。强调以实力为基础的权力及其对象是现实主义的标配特色。现实主义不仅肯定人性本恶、人有原罪，而且还认为只有权力拥有者才是社会的主体，而权力的服从者不仅不是社会主体，而且也不具有自己的主体性、独立性。依照这种逻辑，权力的被支配者就没有权利享受“平等、自由、民主和人权”！这样一来，文艺复兴时期所倡导的“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就变成了少数权力拥有者手中的专利。有人说美欧国家中人人享有“平等、自由、民主和人权”，其实这种权利仅仅是权力拥有者支配下的权利，是他们准许并赐予权力服从者的权利。

美国现实主义者将权力界定为对他者的支配，显然是以实力为基础的。然而，美国自身硬实力的有效性正在不断面临他者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双重挑战。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喜欢“高估自身实力”。尽管美国学者在评估国家实力方面做了大量研究，也产生了不少成果，对衡量国家实力也有相对科学的计算公式，但是美国当权者的高傲自大阻断了这些研究成果的转化，在对外决策过程中并不十分重视这些研究成果，而主要是依靠自己头脑里的印象或者自己的胃口来评估国家实力对比。

尽管美国自身具有相当大的纠错能力，尤其是在碰壁之后总会总结一些基本经验教训，但遗憾的是，美国当局在总结经验后，并没有真正吸取失败教训，而是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现实主义实力观，在对外关系上更加重视实力的运用，特别是武力的运用。毫无疑问，穷兵黩武的做法只会玷污美国的国家形象，让美国自毁前程。

（三）“力量对比论”在中国外交中的实践和运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人做战略判断的基本依据是“力量对比论”，但是这种依据区别于美国现实主义学派的“实力-权力论”。

“力量对比论”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战略决策的主要依据与后者所处的内外环境紧密相连：在内部环境上，中国共产党人长期面临严峻的生死挑战，力量对比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态势，如不重视力量对比就难以生存下去；在外部环境上，东西方冷战使得国际社会里的敌我友界限非常明显，如果不重视力量对比就不可能扩大统一战线，就难以战胜敌人。

“力量对比论”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强调时代的历史发展趋势性；（2）区别力量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3）强调民心的背向；（4）强调统一战线的作用。就此而言，“力量对比论”在国际社会里明显地适用于敌人明确、敌我双方界线清楚的年代。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人直到改革开放前都始终把它作为战略决策的主要依据。客观地说，以“力量对比论”为依据来做战略定位、进行战略分析和战略判断，特别是用来确定社会发展的战略和策略，无疑具有正确性和合理性。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实践表明，这样做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丰功伟业，又确实造成过不必要的一些损失。科学的、具有进取性的社会战略决策在展示辉煌前景的同时又一定会隐含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需要开展伟大的斗争才能实现它所设定的目标，不仅包括考验全社会的勇气、智慧和意志，还包括需要全社会付出一定的代价。

“共生机遇论”的逻辑依据

（一）“共生机遇论”的逻辑原点具有丰富的内涵

所有社会成员之间具有相互依赖、相互依存性，都是因为他们均有多元多样性“共生性需要”，也就是在适应他者需要的过程中才能获得自我实现的需要。任何“共生性需要”实现的首要条件都是具有相互匹配性、契合性、和合共生性，其不仅是在相互来往、交流过程中发现的，而且也是在磨合、融合、包容、和合的过程中形成的。“共生性需要”涉及的是多元多样性资源，而且是广义性概念的资源，是相对稀缺性资源。行为体在与他者的交往、交流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所需要的资源，不仅是需要通过相互分享的资源，而且还是有可能转化为各自获得自我需要实现的资源。所以，“共生性需要”使当代社会成员之间不仅具有互联性，而且还具有共生性、互惠性，更使相关成员都具有相互吸引力。这就是“共生机遇论”的逻辑原点。

“共生机遇论”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1）共生机遇存在于交往、交流过程之中；（2）共生机遇是双向的、相互的，各自都具有发现和抓住共生机遇的内生动力；（3）共生机遇是一种资源的相互分享，在本质上既是权力、利益的分配（转移）关系，又是相互认可对方的关系，从而使各自的权力、利益真正产生有效性，因为任何权力、利益都是因社会的认可、相关各方的认可而有效；（4）“共生机遇论”告诉人们，谁能够在社会中发现与他者之间具有契合、匹配、和合的共生机遇，谁就能够利用好这个共生机遇，谁就能够获得发展的先机，率先打开一片新的天地；（5）由于“共生性需要”是一种持续性的客观存在，因而使得共生机遇具有可持续性，即使存在讨价还价的矛盾和对立冲突，也不能阻断共生机遇的可持续性，即“共生性需要”是共生机遇可持续性的基本依据和前提条件；（6）“共生机遇”提供的是一种资源的相互分享、分配机会，而分享是在共创、共享的过程中将各自的需要变成现实的，这一机理适用于任何个体（个人）之间、集体之间和国家之间，即它适用于整个人类世界；（7）“共生机遇论”的目标就是要帮助人们在国际社会发现那些可以与自己相互分享的资源所在，在资源相互分享的过程中获得自己与他者都能获得自我需要实现的机遇、机会所在。正因为如此，“共生机遇论”不仅具有开放性、实践性，而且也具有互惠互利性，对相关各方而言，它还具有吸引力的内生性。

（二）“共生机遇论”为人们提供了无限发展空间

“共生机遇论”还告诉人们，世界上根本不缺乏发展的空间，也不缺乏展示自己智慧和才能的广阔天地。即使身处偏远地区，也都存在着大有作为的无限可能，一切尽在能否发现自己与他者“共生性需要”的契合点、匹配处、和合场之中，这才是“大有作为”的本意。“共生机遇论”并不关注你死我活的博弈论、你输我赢的冲突论、谁支配谁的权力论，而是讲究相互寻求匹配性、契合性与和合性，关注相互尊重、平等合作、互利共赢，而且它对所有国家都一视同仁，倡导的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共生关系，因为只有如此操作，才能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才能行稳致远。

（三）“战略机遇期论”就是“共生机遇论”

从学理上说，“共生机遇论”和“战略机遇期论”是同一个事物的两种不同表达方式而已，都是源自人类社会的共生性和群体性，因而具有客观性和实践性，都是源自对当代世界多元多样性、和合共生性的认识，因而具有普遍的可操作性。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开始采用“共生机遇论”来分析、判断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对外关系战略。其中，诠释为什么要坚持和平与发展，实际上就是在倡导“共生机遇论”。用“共生机遇论”来分析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就是在强调抓住和维护“战略机遇”的必要性。所谓“共生机遇论”，其基本特征主要有两个：一是集中关注我国的和平与发展有没有时间、有没有空间、有没有条件，与他国的发展有没有契合性、匹配性、志同道合性，有没有合作伙伴，与他国有没有共同利益，与他国的共同利益在增多还是在减少，等等；二是集中关注发现共生机遇，利用所发现的共生机遇，创造更多的共生机遇，维护现有的共生机遇。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九大报告都高度重视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战略机遇期论”因而不仅成了许多人诠释我国战略决策的根本性依据，而且也成了国家坚持改革开放、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志的共识。

“权力转移论”的泡沫

我国学术界许多人在对我国的战略判断进行分析诠释时，更喜欢采用所谓的“权力冲突论”，尤其关注中美之间的权力关系，关注中美各自对权力的追求，并且煞有介事地鼓吹所谓的中美关系“权力转移论”，其基本依据就是美国正在走向衰落而中国正在崛起。这种观点实际上是美国现实主义“实力-权力论”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这种被转移的“权力”概念就其本源都是奴隶制时代奴隶主的主观性权力。无论是“权力转移论”还是“中美分权论”，在当代都是“霸权取代论”的翻版。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先，中国共产党人一再公告世界：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都不会称霸，而且是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对外扩张；中国的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政府还公开说过，如果中国谋求世界霸权，全世界人民就应该起来反对。当然，中国也决不会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都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根本利益的苦果，为此，中国将始终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其次，中华民族先人早就为后人树立了追求“天下为公”和“大同世界”的崇高理想。而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倡导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和合共生”以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理念，也都显示了中华民族理想追求的一脉相承性。

“权力转移论”的实质是“权力冲突论”，具体表现为“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必然产生争霸冲突，最后掉入“修昔底德陷阱”。显然，这种解释不符合中美关系现状，也不足以预测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趋势，更重要的是，它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有害无益。

权力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东西，是以“共生性需要”为纽带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在持续的相互分享资源的过程中显示出来的关系，是因为它只有在相互分享而各自能够获得自我需要实现时才能成为现实，这样的权力才具有真实性和有效性，也只有经历了如此过程后而形成的权力，才能确保双方各自发展的可持续性和持久性。

权力的确切含义应当包含四点。一是权力具有相互性。历史上传统的权力概念都强调单边性和单向性，而且是强者对弱者的单边性和单向性。但是，在当代多元和合共生的世界里，人们相信权力的相互性和互惠性，被联合国作为造法依据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明确肯定了权力的相互性和互惠性。二是权力是被相关各方认可后的有效权力。如果一方认为自己对另一方拥有权力而另一方拒不接受，那么这种权力即使被强制执行，其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三是权力对相关各方而言都是平等的对待。这种权力的平等对待不仅包含主体的平等性，而且还包括人格的平等性，因而具有相关各方都能够相互尊重的基础。四是权力对相关各方都是公正的对待。权力因自身公正才能够具有正义的神圣性。显然，中国倡导的“共生机遇论”完全符合学理上的权力概念，不仅对于中国的战略决策具有重大意义，对于其他国家的战略决策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此方面，中国已经在“一带一路”建设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大力践行“共生机遇论”，旨在推动在国际社会中形成更加平等和公正的国际关系。

结语

“机遇”问题不仅是一个实践问题，更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涉及国家的主权利益、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我们必须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哲学思考，以便提高理论的自信性和行动的自觉性。正因为如此，用“共生机遇论”分析研究当代中国的战略机遇更加现实和理想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