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瑞婷

摘要：情感社会化不仅对于个体的社会化过程，而且对于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于情感社会化的研究迄今已有三十余年历史，但在基本假设、研究框架和研究路径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争议。文章在相关概念界定及词源辨析的基础上，详细梳理了相关理论的发展历程，探讨了情感社会化理论的发展脉络。面对二元主义范式乃至情感社会化研究本身遭遇的正当性危机，文章试图构建起以时间维度为核心、以社会群体的情感社会化为考察对象、采用历时性研究方法的新多元主义范式。文章最后探討了理论变革的意义、影响以及未来走向。

关键词：情感社会化;时间维度;范式变革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5-0107-009

一、导 言

社会化是身处社会中的个体成长为成熟的社会成员的必经阶段，是在人类自然属性与特定环境间交互作用下的人格发展过程，能够使“个人形成符合群体需要的情感和欲望”[1]，而情感社会化的研究对个体社会化和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情感问题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变得愈加复杂，一方面，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进化使得大都市、文化工业等现代性事物诞生，物质世界的充实对精神世界造成了冲击，因此出现了对于精神世界的异化而充满悲观色彩的担忧。[2]另一方面，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再次转变使社会情感问题更加多元，现代性阶段的变革比以往更加意义深远，不仅在外延上建立起覆盖全球的社会联系纽带，而且在内涵上，最习以为常的生活领域也发生了颠覆式的转变。[3]因而，不恰当的情感社会化过程不仅会致使个体社会适应不良，还会引发一系列社会情感问题。

1985年，Lewis和Saarni合作完成了首部对情感的社会化原因及其在不同层面的社会化过程探讨的文章合集，[4]自此，情感社会化被正式确立为专门的研究领域。至今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已有30余年历史。既有文献大多是以“emotion（al）socialization”“socialization of emotion（s）”为关键词的英文文献。（1）其中的emotion源自拉丁语的ēmovēre，字面意思是“move out”;1570年，emotion增加了“一种（社会的）运动，激动，鼓动”的含义，词性为动词，这一含义源于12世纪和16世纪古法语的esmovoir、emouvoir和émotion;在1650年，“强烈的感觉”之义首次被凸显出来，到了1808年，词义被扩展到“任何感觉”，词性也从动词扩展到名词;到了1821年，随着对情感研究的深入，形容词性的emotional也出现了，意为与情感相关的、以情感为特征的或是受制于情感的。和emotion类似，socialization的意涵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变化，最初与家庭及小团体内的亲密关系有关，词源来自拉丁语的socialis和socius、古挪威语的seggr（朋友）、古英语的secg、原始印欧语的sokw-yo-和相关词汇sequi等。后来，socialization的词义在三个方向上逐步扩展：（1）18世纪20年代引申为“（喜爱）与他人共同生活，友善的，乐于友好交流的”，类似于“社交”;（2）1695年增加了“从属于作为人类生活正常状态的社会”之义，1828年意为“努力适应社会生活”，19世纪70年代增加了“从属于流行世界”的含义;（3）1846年首次出现“社会主义化”的内涵。由此可见，成为社会性的人意味着努力适应社会、从属于社会、模仿所处群体的主流规范，团结、友善的情感为此奠定了基础。正如罗蒂所说，“追寻心灵转变的一种方式是追寻人类活动的转变”[5]，因而社会化的过程的确能够用以探索情感在亲密关系中、群体内部的和群体间这三个层面[6]是如何发展的。

具备多维构造的情感社会化主要有观察他人情感、自身情感表达得到回应、接受有关情感的教育三种路径。既有文献通常从情感理解、情感表达和情感调适这三个体现个体情感能力的维度入手进行探究。情感理解是共情能力的表现，指主体在不同情境与文化中对他人直接或间接情感表达的理解;情感表达指主体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和结构中，采取符合情境的情感互动方式，运用一定的情感词汇传达自身感受的惯性表现，是传递社交和情感信息的重要能力，是个体社会化发展的重要技能;情感调适则关联到各项社会适应指标，指为达到良好的交往互动效果而对情感回应进行观察、衡量和及时调整的过程。[7]因而可以将情感社会化界定为，个体在与他人、环境、文化等的互动过程中，通过总结自身的情感表达获得的回应、观察他人情感或接受与情感有关的直接或间接的教导等社会化方式，从而提升情感理解、情感表达和情感调适等情感能力，并使其达到与亲密关系、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社会情感规范相符合的过程。

同社会化理论的研究进程相似，情感社会化研究最初集中在心理学领域，存在着“外因决定论”与“内因决定论”这两种对立的理论模式。早期的情感社会化研究大多遵循行为主义模式，如“情感的社会学习论”强调个体是通过刺激与反射学习情感规则的。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等对此进行了反驳，认为儿童具有自我调节能力，其在交往互动中能像掌握语言一样发现规律，进而内化社会情感规则，[4]还有学者指出应注重内因和外因的双重影响[8]。相较于心理学，社会学研究大幅扩展了情感的概念，对情感和社会的关系进行了宏观的探讨。相关理论主要分为建构主义和实证主义两类。建构主义假定社会规范或感受规则是情感的决定性因素，实证主义则认为情感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并对社会结构进行了分类，指出尤其是行动主体权力和地位的关系对于情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9]建构主义还根据符号互动论判定情境框架的设定先于主体的情感体验，但关于情境的概念及其影响因素并未说明。另外，霍赫希尔德和舍夫作为建构主义代表人物，否认了实证主义提出的人类生理学特性对情感的影响，认为情感是一种社会文化过程，而且只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下才能显示出其意义所在。[10]Schacter和Singer也认为情感是无差别的唤醒因素，正是文化框架为其赋予了价值。[11]作为实证主义代表人物，肯帕并不认同霍赫希尔德的观点，指出情感出现生理差异的现象是由社会结构系统引起的，而社会规范和感受规则仅是一种指向表象而非解释核心的附带现象（epiphenomental）。[12]在关于情感的研究中，建构主义与实证主义间的鸿沟一直存在，直到肯帕部分地做出了妥协，认为一些基本情感是属于生理性的，如快乐、恐惧、悲伤和愤怒等，其余情感则受到文化性力量的影响。在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决定了能够被主体体验到的情感的数量和性质。[12]这一立场对大多数学者而言是可接受的。[13]

建构主义和实证主义两大流派奠定了情感社会化研究范式的理论基础。然而，建构主义流派充分关注了行动者作为个体的情感体验与感受，却无法解析行动者是如何定义情境的;实证主义基于“权力-地位”模型探讨了处于社会结构不同位置的个体的相对权力和地位，却缺乏对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结构的宏观把控。那么，既有研究是否基于情感社会化的三种路径以及三个层面展开？随着研究范围从家庭内部的互动关系扩展到宏观社会环境，情感社会化研究是否存在范式转向？其间如何发挥建构主义和實证主义理论派系的优势并且弥补其不足之处？都是本研究关注的问题。

二、二元主义范式及其危机与变革

关于情感社会化的研究最初假设这一过程始于家庭，因而在亲密关系、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这三个情感社会化的层面中，既有文献对亲密关系层面，尤其是关于家庭内部的研究最多，（2）其中大多数是基于父母-子女的二元关系所展开的叙事，即二元主义范式下的研究。Eisenberg等将相关研究分别归类为直接的情感社会化和间接的情感社会化。[14]前者主要指父母自身的情感表达、同子女进行的与情感相关的讨论以及父母对子女情感的反应，这些反应既包括支持性的、温暖的，也包括不支持的，如惩罚性或轻视性的，Emilie Jacobs等对智力发展滞后的儿童的调查表明，在学龄前发育阶段，父母的情感支持对儿童的情感认知及情感反应会产生影响，影响因素包括父母的性别、儿童的年龄以及情感支持的性质，即父母对儿童情感的反应或亲子间关于情感的对话。[15]Fateme Aghaie Meybodi等也试图通过关注父母情感社会化实践和情感辅导技能来提高有破坏性行为的伊朗儿童的情感能力。[16]后者则是指父母通过互动所营造出的家庭情感氛围，会给子女提供观察以及评判他人情感的机会，从而间接影响子女自身的情感表达与调适。如Nguyen Tin Q和Cutting Laurie E全面总结了早期环境中的因素如何不同程度地促进儿童的认知和社会情感发展，从而影响青少年时期精神健康的发展。[17]

直接和间接的情感社会化对应着被动接受论与主动积极论之争，前者可视作父母对子女单向的影响，子女仅是被动地接受，而后者则突出了子女的主观能动性。对此，Root和Denham表明多数研究系统地忽略了许多间接因素的影响，如父母之间情感上的矛盾和冲突等，而只关注直接的情感社会化，这是缺乏合理性的。[18]此外，父母-子女二元主义研究框架内部还存在着早期经验论与长期持续论，二者关于在童年时期能否完成情感社会化的全部过程的问题仍有争论。

然而，二元主义范式所提出的基本假设存在着一系列内在的缺陷。首先，父母一方的情感社会化实践对于子女一方情感社会化的影响往往被认为是单向度的。但在许多情形下，二者间的孰因孰果是难以判断的。例如许多研究认为父母消极的情感社会化实践直接导致子女出现内在或外在的情感失调问题，但事实上也可能是子女先有了叛逆、失控、消沉等情感问题，进而让父母失望、生气而有了放弃管教等消极的情感社会化实践，使得双方情感关系趋于恶劣，导致情感社会化的恶性循环。同理，子女良好的情感社会化也会使得父母更多地对他们表现出支持性的情感反应，因而不能忽视子女对父母的情感社会化实践起到的反向作用。其次，二元主义范式忽略了情感社会化的发展过程具有的内在连续性和延展性。如许多研究探讨了父母离异引发的子女情感社会化问题，但不应排除这些问题在离婚前就可能已经显露了。又如请青少年子女的父母回忆自身的情感社会化实践，判断是否因此导致子女罹患抑郁症，但是这些内在失调症状可能在子女青春期之前就已出现。[19]研究中关于情感社会化的后果的判断也是缺失的，如父母情感表达规则中的性别差异可能会导致女孩情感的过度内化和男孩情感的过度外化，[20]进而可能产生越轨与失序行为。如果不注重这些前因和后果，只是断裂式地讨论个体情感在某个时间节点的社会化，难免失之偏颇。再次，二元主义范式认为个体情感社会化过程中最主要且具有普适性的影响因素是父母与子女的互动关系，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其影响力是有限的，[21]并非是子女身上许多严重的精神病理学问题的主导原因，所以父母不必为此而自责，当然，家庭中虐待儿童的状况除外。

对于二元主义范式解释力的缺乏，学界甚至对“情感社会化”概念本身的正当性产生了反思，提出能否停止使用这一概念来描述那些可能属于、也可能不属于社会化的过程。[22]这样的质疑使得学界主要从扩展研究框架和转变研究路径两方面入手，对情感社会化的研究范式进行变革。

扩展研究框架的尝试试图弥补实证主义流派对于宏观社会结构把控不足的缺陷。这些尝试很大一部分是对“群体决定论”[23]的延续，指出情感社会化受到家庭之外的环境影响，如认为同侪群体间的文化传递相比于其他社会接触更能使儿童获取认同感、促进情感社会化。[4]Super与Harkness的“发展小生境”[24]概念也表明情感社会化与日常生活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文化决定的教养惯习、养育者的心理状态及人格特点均有关联，三者相互作用，形成动态的、不完全协调的系统。近期的一些研究也不再局限于家庭范围内，如Kelly Underman和Laura E.Hirshfield探讨了21世纪医学教育中的情感社会化[25]，Hirshfield Laura E和Underman Kelly也进一步指出医学教育中的共情是社会建构的结果[26]。扩展研究框架的努力还可能转向“多因素决定论”，媒介环境、社会秩序危机、全球变暖等因素都被纳入多元框架中。[27]但是大量自变量的涌入亟须一个系统的主线，才能有效探究其对因变量的影响机制。

既有研究的方法论也遭到了质疑。除定性材料的科学性易受批评外，对定量方法的诟病主要在于其对日常生活的过度净化。Zahn-Waxler举例道，在亲子分离诱发的愤怒、恐惧和悲伤中，难以辨别父母的情感回应所影响的是单独的情感还是整体的负性情感。[20]实验室数据将具体情感区分得过于清晰，似乎其间毫无关联，但单独的情感往往体现不出作为整体的情感常有的共存性及持续的不健全特征。学界对于情感社会化研究正当性的质疑很大一部分涉及对因果关系的探究，情感社会化本身又是一个跨越时间的过程，因此有学者指出应“同时测量父母和孩子在不止一个时间点上的反应，来测量二者随时间流逝而作出的改变，尝试查明谁在影响谁，以及怎样影响”[28]，即引入历时性研究方法，希望借此推动建立在建构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对于行动者情感社会化过程中情景定义方式的深入解析。

二元主义范式下的历时性研究数量不多，大致可归为两类。第一类延续了直接与间接、单向与双向之争，在同时跟踪父母与子女的情况下探讨双方情感社会化间的关联。有些研究单向度地探讨了父母性别、教养方式、情感表达和对负性情感的回应等与母婴依恋、子女情感调适、亲社会行为间的联系。有些则既研究教养实践，也研究儿童个性特征及自制因素对社交能力的影响。[29]第二类延续了家庭决定论和群体决定论、早期经验论与长期持续论之争，有些指出青少年的交友和压力应对方式等都与其情感社会化方式有关。[30]有些则对少年儿童情感调适、社会情感功能、道德决策及幸福感进行了短则一年、长则六年的跟踪调查。[31]可大多数研究结论仅在浅层次上驳斥或验证了某些社会观念，总体上仍是围绕儿童及其生活环境展开的探讨，对情感社会化前因后果的解释力亦显不足，甚至有些只是采取历时性研究方法收集数据，实际上研究结论并非是在历时性方法的基础上得出的，因而尚未抓住范式转向的核心。

三、时间维度与新多元主义范式的建构

对于二元主义研究范式的拓展可以说是一种走向多元主义范式的尝试，然而对情感社会化理论发展脉络的追溯显现出，要真正突破二元叙事结构，仅仅引入多元变量是不够的，还应从人类情感与社会关系的宏观视角切入，寻求恰当的分析维度和研究方法，从而构建出新多元主义范式的框架与路径。

（一）新多元主义范式的分析维度

情感既被认为是促进社会团结的黏合剂[32]，也可能被视作对资本主义理性的阻碍[33]，其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情感社会化过程的存在原因及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等问题，可从米尔斯提出的社会学研究的三个维度中寻找答案，即社会结构、历史和个人生活历程。[34]

社会结构维度表明，情感奠定了人类文明进程的基础，[35]并且在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人类社会不仅是由理性操控的经济和技术的社会，更是由作为特定生物的、具有复杂心理情感的人进行目标设定及价值判断而构成的生活和文化的社会。[36]在行动者对情境进行定义的过程中，情感经历了社会化的过程，逐步适应特定的符号系统与行为准则，并附加在意义的承载物上，被社会性地建构起来。[37]同时，社会也能够决定个体在身处特定的场合和关系之中时，是应当将自身的某些感受和欲望视为僭越的而予以抑制，还是应将之视作珍贵的而予以彰显。[38]

历史维度强调时间，不仅注重个体身处的时代背景，更关注这一特定时代在人类历史上所处的位置和序列。社会性情感能够战胜本能性情感，主要原因是人类在文明的进程中，理性对于非理性的控制能力不断提升[39]，情感规范逐步由社会强制内化为自我强制[35]，若非如此，日常生活就可能在情感上无法成形[10]。特纳认为情感还具有维持或改变社会现实的能量，国家本质上就是由指向社会结构和文化的正性情感凝聚而成并且得以维系。[40]因而在历史长河中，每个时代的社会情感都起到了独一无二的作用。

社会主导型人格类型的变迁及影响是个人生活历程维度关注的重点。在所处社会的文明框架内，在社会和历史的推进下，个体在短暂的一生中经历了其所属群体曾经历过的情感社会化过程，逐步被社会塑造着，也会对情感文明作出自身哪怕微不足道的贡献。[34]相比对于个案的分析，社会学视域下对于情感社会化的探究更应关注一个时代的主导型人格类型。人类对自身情感和社会的控制能力远远低于控制自然的能力的发展速度，而群体失败的情感社会化可能导致处于自由状态的非理性产生爆发性的破坏性质，因而“必须在新的水准上使情感与理性协调起来”[39]。

情感社会化研究的三个维度有其共同特征——均无法脱离纵向地基于时间维度的分析。胡塞尔指出，任何一个个体都有着过去、现在和将来，在时间中以某种方式延展着。与此同时，作为一种嵌入式行为的情感会随着个体内部和外部体验的变化发生改变[41]，日常生活自然态度背后的权威亦是连续性地指引着情感社会化，这些改变有时是难以预料的。以往文献虽然对时间维度的引入有所尝试，如在扩展研究框架时强调多因素的长期影响，或是在转变研究路径时采取历时性方法，都是期待借此为二元主义范式的突围提供解决方案，但是，仅仅关注断裂的时间节点于事无补，唯有在历史与个人生活历程层面上延展的、连续的时间，才有助于促进研究视角的变革，提炼出范式转向的关键。

（二）新多元主义范式的研究框架

时间维度的引入既包括对社会结构和历史的考察，也包括对历史长河中的个体乃至社会群体的个人生活历程的探讨，首要任务就是充分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不能将思维局限在某个地点或是某个时间阶段内。例如在探究家庭中的情感社会化时要考虑多向度的影响因素，更要考虑这些家庭在历史上所处的位置、所属的阶层和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背景、家庭成员在社会生活中经历的变化等，以使得研究能够反映一个时期社会群体普适性的情感社会化历程。再如对个体早年情感社会化的研究不仅要考虑对于其青少年时期以及成人阶段的情感理解、情感表达、情感调适乃至与情感相关的社会行为的影响，更要关注这些个体所代表的社会主导型人格类型的情感发展状况对一个时代的主流价值以及社会心态的形成的影响。反之，对每个时期社会情感问题和社会心态的研究也应追溯到这一代人经历的情感社会化过程及相应的情感体制。[38]唯有具备历时性思维，方能真正地探究因果关系。因此，新的研究框架并非对二元框架的全盘否定，其核心在于，无论在家庭内还是家庭外，对于情感社会化影响因素的探讨都应当考虑时间维度的影响。此处以性别因素和阶层因素为例略作分析。

性别差异是情感社会化探讨的重要变量。但以往相关研究多为经验地呈现现象，缺乏理论层面的思考。若能从性别刻板印象的形成原因及性别角色的发展历史出发，就能更好地探究性别差异在情感社会化中的体现。由于资本主义新教伦理主要体现了男性主导的公共领域中的情感和精神，妇女被迫留在情感领域，承担由“強烈的工具主义”带来的情感负担，成为社会道德结构的保持者。两性不同的情感社会化特质形成的微妙互补与平衡随着女权主义和男女平等的社会文化的传播逐渐被打破。女性更多地参与到本质上排斥情感的公共领域中，男权则遭遇了日益浮出水面的“无法表露的自我情感”等问题的冲击。[3]但尚未完全消失的传统文化的桎梏也使女性在社会中常处于尴尬地位，须在日常偏见的环境中消耗更多情感能量解决心理冲突。[42]许多性别相关的情感社会化问题都应在上述背景下展开。

与性别变量相比，对阶层变量的探讨不仅文献数量不及前者的十分之一（3），且存在着类似的平面化问题。实际上，不同阶层都有自身（并非一成不变）的情感特性，福塞尔等对此有许多生动的论述[43]。我国也存在着阶级认同偏下的社会现状[44]，隐含着社会情绪简单化、怨恨和焦虑感蔓延、底层体验泛化等诸多社会情感问题，情感主义时代的伦理逐步泯灭，后情感社会中虚拟性、机械性、控制性的情感逐步取代了本真、审美和纯粹，体现了情感的“贫民化趋向”[43]。情感社会化的过程最初就与阶层密切相关，不仅阶层内部不同群体的分化可能会改变情感社会化的走向，而且不同阶层之间也存在着情感社会化的传递现象。如对于情感的控制和对本能的克制均来源于上等阶层的要求，他们为了维护统治，将难堪、羞耻等负面情感强加于下等阶层的社会化过程中。下等阶层一方面逐步内化了这些情感体验，另一方面也可能随着自身力量的崛起，进行情感意义上的反向社会化。

因此，对情感社会化相关变量的探讨应考虑处于变化中的社会历史背景，情感社会化的研究也应在时间上是连续的、延展的。若没有对社会结构的体察和对历史的追溯，就无法深入探讨现象背后的本质及因果;若没有对个人生活历程的认知，就无法从纷杂的个体差异中提炼出社会主导型人格类型的情感社会化过程。这些对于建立更具解释力的新多元主义范式缺一不可。

（三）新多元主义范式的研究路径

要立足于时间维度对社会群体的情感社会化进行研究，首先应选取更加多元的研究材料，既要具备一定的稳定性，又要有较长的时间跨度，还需与情感社会化有密切联系;既能呈现每个时期主导型人格类型的情感社会化机制，又能在当时的情感社会化过程中發挥作用，从长期看也要能够反映情感社会化的结果及社会心态的成因，为其未来走向提供参考。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Alston和Platt对38年来《纽约客》杂志上宗教主题漫画体现出的民众对宗教的情感变迁进行的分析[45]，Pettijohn和Sacco对1955年到2003年美国通俗歌曲风云榜榜首歌曲的情感表达与社会经济背景的联系及其影响的探讨[46]等。

其次需引入历时性研究方法，如历时性的内容分析法在呈现文本中的情感态度时就具有显著优势，能够对于采用一般方法进行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进行验证。例如Levinsen和Wien从1953到2003年对丹麦报纸上有关青少年的内容进行了50年的历时性研究，研究结果推翻了大多数宣称报纸对青少年形象的塑造越来越负面和消极的论断，为政府制定科学有效的青少年相关的文化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47]

再次，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情感社会化的历时性研究本身也是一种叙事，而叙事受限制的特征和构型维度决定了其应当具备清晰的开头部分、中间部分和结尾部分，因为每个因素的含义都取决于其在整体中的位置[48]，单独呈现情感社会化的某个片段是不科学的。

走笔至此，情感社会化的新多元主义范式的轮廓已渐渐清晰。范式核心在于全面引入时间维度，采取历时性方法考察社会群体的情感社会化。处在特定历史序列中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包含多方力量的推动，从不同方面对群体情感社会化产生影响。不同社会群体的情感社会化又逐步汇聚成一个时代主导型人格类型的映像，对其情感社会化过程和结果的研究能够解释历史与社会的变迁和动力。

四、结论与讨论

情感社会化理论的范式变革一方面体现出社会变迁对于理论范式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也有其自身的逻辑所在。最初的研究局限在“父母-子女”的二元框架内，理论分野主要在于情感社会化过程是否持续终生，过程中是否同时受到内因与外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以及个体在其中是否发挥出了主观能动性，但在基本假设和研究普适性上仍存在许多问题。这导致社会学界对情感社会化问题的研究大幅扩展了研究框架，但却仍未能突破困局。关于群体性的情感社会化流程和影响因素等，尤其是历时性地考察情感社会化的实质性研究依然阙如。

新多元主义范式是在二元主义研究范式的基础上，从框架、维度、方法等多个角度对既有范式进行拓展，这一范式转向的过程看似藕断丝连，并未呈现强烈的矛盾、对立和冲突，然而却蕴含着改变现有的情感社会化研究格局的潜在建设性力量及发展机遇，无论是在宏观或是微观层面上，都有其特定的理论意义。从宏观层面上看，首先，新多元主义范式凸显了情感的社会性，而非仅仅是对个体感受及其影响因素的讨论，这一点弥补了情感社会化研究中的建构主义流派未能解释行动者如何定义情境机制的不足。其次，新多元主义范式跳出了既有的研究框架，突破二元主义范式下“发展小生境”[24]相关理论的限制，从全局入手，将宏大的社会结构纳入视野，弥补了实证主义流派仅探讨处于社会结构不同位置的个体的相对权力和地位、却未能从总体社会结构的特性入手的不足。再次，在此基础上引入时间维度，将个体情感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中考量，既可以避免时代偏见的产生，又能够在既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推进和聚焦。从微观层面来说，一是在研究视角上，虽然其他学科，特别是心理学、神经科学、人类学和计算机科学等的进展，为情感分析提供了诸多视角，但是随着社会学日益重视和转向日常生活，情感在社会学中也逐步回归。新多元主义范式的建立进一步强调了情感的社会意义，能够更加清晰地将社会学视域下的情感研究同其他领域的相关研究分离开来，确立起自身的合法性，帮助社会学者更加精准地直面当代社会群体的情感问题。二是在研究路径上，许多对人类情感，尤其是其社会化过程的探索，均面临着怎样把研究长期、深入、持续地开展下去的问题，这就既需要确立理论性的研究纲领，也需要掌握实证性的研究方法。随着当代社会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学界对网络世界的情感信息进行探测、对收集到的情感文本进行自然语言处理、对社会公共情感趋势进行预测等都已成为可能，此时，引入时间维度的新多元主义范式无论是在理论或是历时性方法上都提供了更为恰切的学术分析工具，藉此可提出更具穿透力和普适性的情感社会学研究假设，并对此进行验证。三是在实际运用中，新多元主义范式对于时间维度的强调，还能够帮助研究者看清来路，更有效地提出与情感社会化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

正是由于许多社会情感问题的存在，一些既有理论对于情感的社会化本身采取了批判性的研究路径，如福柯[49]对于爱情伦理的分析就运用谱系学知识，对基督教伦理下的爱情修身哲学进行批判。他也将现代社会视作以管制和控制为唯一目标的“规训”的社会，其目的不仅在乎驯服肉体，亦在于情感与体验的自觉服从;齐美尔也藉由关于货币经济和劳动分工对个体精神和情感带来的伤害的思考，对现代性都市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思;[50]鲍德里亚对于消费社会呈现出的“伤感”心理以及整个文化、社会和个体的迷失展开了激烈的批判;[51]法兰克福学派亦认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加剧了人的异化，尤其是情感的异化。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的文化工业对人的精神的剥夺、控制和欺骗，使人失去批判能力，成为文化产品的幸福的享乐者。[2]这些思想都折射出，在某种意义上，情感的社会化过程亦是时代变迁与权力话语在情感领域的体现，在不同时代背景、不同社会结构的情感体制之下，情感本身的意涵也发生着嬗变，甚至有时是颠覆性的转变。因而，情感社会化的研究更需要怀有全面的、历史的比较视角，基于时间维度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对于历史上曾几度转型的我国社会而言，情感社会化的新多元主义范式极具本土意义和现实意义。传统家族制度曾在个体社会化进程中发挥绝对的引导作用，而随着社会发展，父母-子女的二元框架也不再适用。如20世纪60—70年代的政治运动宣扬的“亲亲相仿”对家庭亲情氛围的破坏一度使家庭对情感社会化的影响力降到冰点，80年代“拨乱反正”之后，家庭中的安全性情感才被重新建构起来。成伯清指出，我国目前的情感体制在生产领域、消费领域和交往领域分别表现为整饰体制、体验体制和表演体制。之所以出现不同的情感体制，可能是因为伴随着社会结构和交往模式的变化，主体在这三个不同领域分别出现了基于理性计算、感官刺激和互动情境的情感社会化过程。[52]郭景萍对我国国民情感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解放的论述也反映出情感并非孤立发展的，而是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53]这些因素在不同时代、不同群体中都有着独特的权重，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方向都可能对社会情感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并最终凝聚成从整体上推动情感社会化进程的强大力量。吴宁宁通过对梁启超提出的“个性中心之‘仁的社会的分析提出，在追求物质满足和科技进步的同时，也要重视重情感、擅道德的中国思想文化所关注的人的精神世界，这对改善近代以来人与社会的困境具有重要意义。[54]如果不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不在时间维度中观照群体的情感社会化，就无法从历史归因和心理动机的角度真正理解当下涌现的各种社会心态，也无法探知社会阶层和群体内外存在的差异、矛盾、前因和后果，更无法全面、切实、有效地帮助社会情感问题的解决。唯有新多元主义范式能够将情感社会化的复杂性、差异性和多变性纳入研究视野。

注释：

（1）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以“情感社会化”为主题的985篇文献中，935篇为英语文献。

（2）在对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中以“情感社会化”为主题的935篇英文文献的标题进行的词频统计中，家庭相关词汇（包括父母、子女、教养、婚姻等）共出现803次。儿童、童年、幼儿、婴儿相关词频共710次，多于青少年（205次）和成年人（48次）。

（3）搜索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得到的以“情感社会化”为主题的935篇英文文献中，有394篇都明确以性别（关键词有gender，men/women，girl/boy，masculinity，mother/father等）为主要变量，而以阶级为主要变量的仅有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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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焦德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