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允熠

摘要：马克思与恩格斯作为独立的个人，他们共同创立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从马恩两人非本质的差异刻意寻求其理论体系上的“对立”，是荒谬和错误的。恩格斯曾就两人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用第一、第二小提琴手比喻;恩格斯明确表示他“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并在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领域“独自”达到了跟马克思相同的程度，马克思生前对此也给予了高度肯定的评价。对马克思学说系统化总结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到了恩格斯的肩上;恩格斯晚年对俄国农村公社前景的预设，不能被证明是马恩之间实质性的“差异”或“对立”，恰恰相反，它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关键词：恩格斯;马克思;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A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5-0005-007

2020年11月28日，是马克思的亲密战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的日子。为追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导师、感念他卓越的思想成就，今撰此文，专谈一下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创立了科学理论体系，但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尚有许多世人似知而非知的情景，因此，谈恩格斯不可能不谈马克思，我们把他俩合称“马恩”。本文的依据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典著作，而原著汉译本现有多版，内容和译句几无差异，为减少文本检索之繁和耗时之累，也为避免无价值的文本争议，拙文对经典的引述皆摘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特此申明。

一、理论创立过程中马恩的“分工”

自20世纪以来，国内外总有人喜欢把恩格斯跟马克思作比较，目的在于找出两人之间的“异同”，根据这些“异同”，刻意剔析出他们之间在理论上的区别甚至“对立”。持这种立场的人最初是国外学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进而国内也有人跟步，在学术界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说成毫无差异与说成根本对立，这是两种极端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就单个人来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观点存在差异，这是客观、自然和正常的，否认二者之间存有差异反而是不客观、不自然、不正常的;把两人在思想观点上的某些差异说成是在理论体系和思想性质上的对立，则是十分荒谬和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马克思主义是两人共同的思想创造和理论结晶。且不说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多数是两人共同署名发表，即使马克思的伟大作品《资本论》，除第一卷为他生前独立发表之外，第二卷、第三卷也凝聚着恩格斯的心血。虽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不可切割成碎片随意曲解，但马恩在创立这一体系的过程中，的确有各自的侧重点。恩格斯生前已经就他们的“分工”回答了别人的疑问，做了形象且恰到好处的表述，他说：“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还做得不错。我高兴我有象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1]219诸如此类的话，恩格斯有过多次表达。这不仅反映了他谦逊的人品，也呈现了事物的真实过程和场景。

对于两人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恩格斯除用“第一、第二小提琴手”的比喻之外，也有比较具体的明确说明。如，1844年9月，恩格斯与马克思在《神圣家族》序言中寫道：“我们先发表这部论战性的著作，再各自分头在自己的著作里叙述自己的肯定的观点，以及对现代哲学和社会学的肯定的见解。”[2]8马克思逝世之后的1887年1月，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序》中又写道：“由于马克思和我之间有分工，我的任务就是要在定期报刊上，因而特别是要在同敌对见解的斗争中，发表我们的见解，以便让马克思有时间去写作他那部伟大的基本著作。”[3]375同蒲鲁东的论战，以及为批判杜林而写的《反杜林论》，都反映了他们之间的这种“分工”。既然是分工，各人论述的话语和重点，自然就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就不能只抓住片断的话语否认整个体系的统一性，从而得出两者“对立”的错误结论。

为了澄清自己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中的作用，恩格斯亲笔写下一段话：

请允许我在这里作一点个人的说明。近来人们不止一次地提到我参加了制定这一理论的工作，因此，我在这里不得不说几句话，把这个问题澄清。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四十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至多除几个专门的领域外，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很容易地做到。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公正的。[3]335-336

在这段话中，恩格斯除强调马克思作为“第一提琴手”的实际地位和科学“天才”之外，也肯定了自己在创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方面“独立”做的工作，如“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他强调：“我所提供的，至多除几个专门的领域外，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很容易地做到。”恩格斯作出这些声明，不只体现了谦逊的人品，实为对马克思的真诚推崇。马克思的两大思想贡献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这两个领域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的“绝大部分的指导思想”，“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即《资本论》中关于剩余价值的揭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概述。对此，恩格斯指出：“（人）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甚至只要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4]375 “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4]227

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三个组成部分，恩格斯将其中的哲学（唯物主义历史观）、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学说）两个部分都归功于马克思。还有一个部分为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说：这也应该归功于马克思——他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写道：“虽然‘宣言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但我终究认为必须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3]408读到这里，难道你不为恩格斯伟大的人品和人格而肃然起敬吗？

二、恩格斯的“独立”贡献

既然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思想体系都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那么，恩格斯是如何拉“第二小提琴”，又是如何像他自己所说“独立地参加”这一理论的创立的呢？对此，恩格斯有明确的表示：

我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这个思想。从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可以明白看出，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了何种程度的进展。但是到1845年春我在布鲁塞尔重新会见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整理出来，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的叙述中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3]408-409

恩格斯本来“独自”的研究成果，马克思“已经把这个思想整理出来”了——这真的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语——“英雄所见略同”！这里所指的是马克思记述自己思想过程的一个笔记，该笔记于1845春天写于布鲁塞尔，直至1888年马克思去世5年后，恩格斯把它作为《费尔巴哈论》的附录取名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次公开发表。现在有两个文本，一个是1845年马克思的原稿，一个就是恩格斯1888年修改后发表的文稿。恩格斯称这个“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所谓“明晰的语句”，即马克思在“提纲”中提到的“新唯物主义”，马恩也称其为“实践的唯物主义”（1），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超越，预示着伟大的近代哲学革命的开始，所以恩格斯才称其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

恩格斯特别提到了当时他已经完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并把这本书作为他“独自”（即“独立”）研究所达到理论程度的一个标志性成果。他把这本书跟马克思“包含着天才世界观”的《提纲》并论，声明“马克思已经把这个思想整理出来”了，这无疑是说：他们从不同的途径独立地接近了相同的目标。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写于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该书用社会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深入工人阶级，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指出了工业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实际上贯穿着一条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线索。马克思在《提纲》中批评费尔巴哈“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不知道“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5]3，因而也就不了解“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5]5;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恰恰用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揭示了“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3]317。

长期以来，《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都被排除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之外。然而，中外学者一直有人认为恩格斯在该书中通过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分析，已经就马克思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作出了具体解释与实际运用，该书非常明确地提出18世纪后半叶开始使经济与社会状况发生决定性变化的工业革命发展与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和起点。[6]

马克思又是怎样看待《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本书的呢？有学者指出：“事实上《状况》一书对马克思毕生的政治经济研究产生了决定性影响。”[6]我們不难从马克思的著述中找到这一推论的证据，如1859年1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7]9-10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指的是1843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是被公认为恩格斯先于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确证。马克思把这个“天才大纲”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相提并论，说明恩格斯的这两部著作在马克思心目中的重要位置。所以，马克思对恩格斯说：“我总是踏着你的脚印走。”[8]410

有趣的是，马克思也称恩格斯为“天才”，两人也各备有一份“天才大纲”。这绝不是世俗庸人之间的相互吹捧，而是两位伟大的思想巨匠之间的相互倾慕。《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用实证方法揭示和验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第一部文献。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于1886年撰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简称《费尔巴哈论》）一书，则是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之作。该书于同年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杂志《新时代》的第4、5期上，1888年出版单行本。它全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以黑格尔、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关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第一次提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并把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附录书后，使这篇代表近代哲学革命的“天才提纲”第一次公开面世。迄今为止，《费尔巴哈论》的基本观点仍然是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教材的核心内容。

这里，有必要谈一下哲学“基本问题”的提法，因为不断有人质疑这一问题。国内学者的观点主要受国外学者的影响，有人否认哲学有基本问题，认为它是“抽象的教条”;有人虽然承认哲学有基本问题，但认为哲学因人而异，哲学基本问题就不能只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只能是实践……其实，这些观点都十分肤浅。任何一门学科或学说，都有其基本问题，物理学的基本问题是物质结构问题，神学的基本问题是神人关系问题，为什么偏偏哲学就没有一个共同面对的基本问题，而一提基本问题就被认为是“教条”呢？哲学的基本问题首先是本体论问题，实践固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命题之一，但实践不能作为第一性的哲学本体。实践的根基离不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实践一旦脱离了最基本的“存在”（Bing），那就必然堕入唯心主义的实证论或伦理型的践履论。

恩格斯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概括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迄今为止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最佳界定。首先，它既继承了西方哲学的传统，又体现了哲学本体论的近代变革。西方哲学，如果从希腊哲学讲起，从巴门尼德到亚里士多德，都是把“存在”（Bing）作为哲学的本体，“思”——无论是“反思”还是“再思”，都是围绕着Bing运行的。其次，近代哲学只不过是传统形而上学即本体论的转换，从黑格尔到海德格尔，“存在”与“存在者”都没有脱离“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基本问题。第三，正如以上所述，恩格斯阐发的哲学“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乃基于哲学变革的目的，马克思要把黑格尔的思想与物质世界的关系进行“颠倒”，这场哲学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一个不同于过去形而上学的全新的世界观。所以，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不仅有本体论的意义，还有认识论的价值;它不仅在于认识世界，还在于改变世界;哲学变革而生成的“新唯物主义”不仅能够作为无产阶级自身解放的“思想武器”，无产阶级也能够作为新哲学的“物质武器”。列宁指出，恩格斯对哲学的基本问题的阐发突出了党性原则，而国内外诸多学者质疑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归根结底就在于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和党性原则，从而削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战斗性和科学性。

另外，恩格斯对19世纪自然科学成果的吸收，作为思想资料极大地丰富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恩格斯创立了自然辩证法，使辩证法这一作为认识法则的思维逻辑确立在自然法则的客观规律之上，从而论证了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的统一，这一重大的哲学成就完全是恩格斯独立做出的。西方学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否认自然辩证法而否定恩格斯，进而阉割马克思主义，但又不能不承认恩格斯创立的自然辩证法正是当代所谓科技哲学的先驱。还有，恩格斯晚年撰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是对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研究未竟事业的继承、发展、补充与完善，该书运用19世纪人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材料，探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论证了国家的起源，奠定了后来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基础，是一部深刻揭示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科学意识形态理论的经典之作。

恩格斯“独立”的理论创造，无论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还是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学说的阐释，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指责和批评。不可否认，由于时代和科学发展水平的制约，恩格斯晚年的学术研究应该允许后人进一步的深入验证，但指责他把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和“新唯物主义”变成了科学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都是不能成立的。马克思生前对恩格斯的科学探索一直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他本人对自然科学也怀有浓厚的兴趣。他给恩格斯写信说：“你知道，首先，我对一切事物的理解是迟缓的，其次，我总是踏着你的脚印走。所以最近我可能要认真研究解剖学和生理学，此外，还将去听讲学（那里展示实物并进行解剖）。”[8]410正因为恩格斯对医学、生理学和解剖学素有研究，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才这样说。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完善化、系统化，在许多领域中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贯彻、运用和阐发，都是“独立”做出的，它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留下了巨量的思想遗产。

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毋庸置疑，如果没有马克思，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同样，如果没有恩格斯，也没有马克思主义。当然，这并不是赞同法国学者鲁贝尔（2）的观点，说什么是恩格斯“制造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我们这样说，乃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具有不可割裂性，恩格斯与马克思在核心价值观上的高度一致，不容曲解。马克思在世时，《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奠定马克思主义思想根基的经典著作皆为马恩两人合作而成，他们分工协作，目标相同，结论一致。马克思终其一生，没有来得及对自己的学说进行系统化的总结，这一任务，历史性地落到了恩格斯的肩上。

1876年，恩格斯应马克思嘱托，放下了手中正在进行的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和写作，开始撰写《反杜林论》，并于1877年1月陆续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及其副刊上，次年7月最终完成。这部经典著作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不仅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使杜林声名扫地，而且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架构，后来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理论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论断，就是依据《反杜林论》的编排体系和内在结构阐发出来的。自马克思逝世至恩格斯辞世的12年间，恩格斯不仅为整理马克思的遗稿呕心沥血，而且继续为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系统性撰写了几部重要著作，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完整的经典著述序列。

那么，为什么国内外总有人全然置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最大之“同”于不顾，偏偏喜欢寻找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不同”或“差异”呢？虽然这一现象本身是复杂的，但确有人试图发现两者之“异”并刻意夸大，进而制造两位伟人身后“对立”的假象，目的在于割裂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削弱其理论权威性，从而釜底抽薪，最终彻底摒弃马克思主义。但也不排除有些学者纯粹从学术动机和目的出发，发现了两者之间在具体论域中有所不同，由于不能正确地解释这些不同，从而陷入马恩“异同”辨析的怪圈，置身于并无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的文字纷争之中。

本文开始就已表明，虽然差异在马恩之间存在，但这种存在是正常的，不存在反而是不正常的。马恩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两人的“分工”、阶段性研究的侧重点和对象，“不同”就是差异。但这些差异仅是形式的，而非实质的。比如，恩格斯独立提出了自然辩证法，能否就此而说自然辩证法不合马克思的本意或马克思反对自然辩证法呢？显然不能;再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了“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即“新唯物主义”，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同提出了“實践的唯物主义”即“共产主义”，而《费尔巴哈论》中没有再提此类概念，能否据此就说恩格斯倒退到了机械唯物主义呢？ 显然不能。不过，抛开这些不说，学者们确实指出了恩格斯与马克思在某些具体阐述上存在着不同，例如，恩格斯晚年对俄国农村公社的论断，就跟马克思生前的主张不同。我们将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

这要溯及马克思的两封信。一封是1877年11月《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在这封信中，马克思表示他对西欧历史必然性的论述，不适于俄国等东方社会。另一封信是马克思晚年于1881年2月底至3月初给俄国女士维·伊·查苏利奇的回信。因为查苏利奇曾给马克思去信，请求马克思谈谈他对俄国历史发展前景的看法，特别是他对俄国农村公社命运的预判。查苏利奇在信中说：“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见解，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之，一切不容争辩的东西，——使它注定要灭亡。鼓吹这一点的人都自称是你的真正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者。”[4]637马克思很重视这封信，为准备回信草拟了四个手稿，从马恩全集中文版来看，发出去的定稿只是第四稿，仅有六百多字，而前三个手稿共有一万五千多字，未发出的草稿字数竟然是定稿的二十多倍，足见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慎重思考过程，也反映了马克思晚年对俄国等东方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视程度。

关于“不通过卡夫丁峡谷”的提法，全部出现在未发出的前三篇草稿中，计有四处，初稿中三处，其中有一处被删除;第三稿中一处。如下：

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4]435-436

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4]437

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4]438

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4]451

四处表达的思想基本一致，没有实质性区别，只是有两处用了“可以”，一处用了“能够”，一处用了“可能”。由于是对未来的一种预设，除“能够”语气较为肯定之外，多为模态句型和虚拟语气，表示了一种未来的可能性選项。但从总体上来看，马克思认为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通过对农民的剥夺，结果“是一种私有制形式代替另一种私有制形式”;而俄国则相反，俄国农村公社的公有制是“古代类型的所有制最高形式即共产主义所有制”，如果俄国要走西欧的道路，那就出现了“资本主义所有制代替共产主义所有制的问题”，“不管怎样，西方的先例在这里完全不能说明问题”。[4]443因此，马克思指出他关于几次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的论述，仅“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4]268，不可套用到俄国的发展道路上，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马克思对有人提出他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论述适用于“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的说法，表示极其不满，1877年11月他在《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说：“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4]130

恩格斯虽然没有“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类似论断，应该说，他在这之前有关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看法跟马克思基本一致，如说：

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只要它能够保留到这样做的条件成熟的时候，只要它能够发展到农民已不再是个别而是集体从事耕作的程度;并且应该使俄国农民不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而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9]620

“向高级形式的过渡”——从现在农村公社的低级公有制形式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公有制形式的直接转换，这当然就不存在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恩格斯这段话是1875年讲的，但他所说的“过渡”是有条件的。在距马克思《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17年之后，恩格斯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写道：

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公共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态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最后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任务;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所面临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10]502

从较低的公有制阶段向“高得多的”公有制阶段过渡“是不可能的”——这看来跟马克思生前的论断不同，也好像是对自己当年论断的否定。恩格斯还批驳了俄国民粹主义者认为俄国的农民比西欧的工人阶级“更接近社会主义”，甚至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的说法，斥之为“完全是胡说八道”。他认为，要挽救俄国农村公社的公有制，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

有人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对立”，主要就是抓住他们对俄国农村公社前景预设这件事。但这种差异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为“对立”，因为时间本身就有差异，事物都在发展变化，恩格斯的论断距马克思当年的观点已经过去了17年，马克思辞世也已经长达11年了，十多年间的历史环境、客观条件都在发生变化，俄国社会本身也在发生变化，随着农奴制的改革，私有化已经出现，工业化在俄国已经起步，阶级斗争也日益复杂。对于当年马克思表示俄国可以不走西欧式道路就可进入高一级社会主义的看法，17年后恩格斯再次回应说：“马克思在他的信里劝告俄国人不必急急忙忙地跳进资本主义，是不奇怪的。”言外之意，当年马克思对俄国道路的预判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今日，俄国革命已不可避免，“俄国的革命一定会使欧洲的一切反动势力失去它的最有力的堡垒”。[10]50620世纪初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和随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都验证了恩格斯的正确预见。

这里，我们不应以“差异”论马恩，而要把他们的具体论述放到一定历史环境和特定条件下去考察。理论总是伴随实践而行，针对俄国农村公社的转型，马克思预测了一种可能性，恩格斯则坚持了必然性，而历史必然性在其进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可能性和偶然性的发生，忽略这一点，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恩关于东方农业社会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形成了一种互补性结构，这不是什么“对立”，而是根本立场和目标的一致，它无损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基本原理的正确性，恰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我们只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和发展心路来论马恩。或有人问：既然一个理论体系属两人创立，那就应该取两人之名叫作“马克思恩格斯主义”，而为什么只取马克思一人的名字叫作“马克思主义”呢？从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可知，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称谓来命名马恩俩人共同创造的理论体系，正是恩格斯的意愿。

不过，“马克思主义”一词在马克思生前就有人提出过，如查苏利奇给马克思的信中，就提到了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本人从来就不接受这一称呼，甚至说过“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话。[3]541因为最初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一名词的人是马克思的论敌如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等人，在他们的语义中，“马克思主义”别有一番含义，是“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10]81，马克思当然不会接受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称号，恩格斯也不会使用这一名词。

然而，马克思逝世以后，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实践需要有一个理论体系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思想指南，“马克思主义”一词便开始在德国社会主义者中间流行。1886年，恩格斯在与考茨基合写的《法学家的社会主义》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马克思主义者”这一名词;1890年，他又第一次提出了“馬克思主义派”。恩格斯像马克思生前那样，对打着各种旗号的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一直保持着警醒，对马克思主义队伍中的机会主义给予严肃的批判，他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1]588“如果不是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这来剪裁历史事实，那就会转变成自己的对立物。”[11]595当我们在纪念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时候，应该牢记他的这一教导。

注释：

（1）《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写道：“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8页）但国内有学者据此提出“实践唯物主义”的概念，少了一个“的”字，把一个限定词变成了主词，意义就大不一样了。换言之，“实践的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之间不能画等号。

（2）马克西米利安·鲁贝尔，法国著名学者。他于1959年创办了《马克思学研究》并担任主编，被公认为是西方自由主义马克思学的创始人。1970年5月在纪念恩格斯诞辰1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向大会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奠基人恩格斯”的几点意见》的发言提纲，强调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差异与对立，在国际学术思想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也制造了较大思想混乱，这一发言提纲后来被称为“反恩格斯提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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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怀玉.青年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创立者到都市马克思主义开拓者——以《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理论旅行史为线索[J].探索与学习，2020，（8）：1-9.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 吴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