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航，刘永昆

（1.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300387；2.廊坊师范学院 期刊部，河北 廊坊 065000；3.山东大学 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100）

《要》篇在理论上构建了中国古代易学德义优先的诠释范式，为此后易学的发展起到了定向与规范的作用。自它面世以来，学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前羊而至者，弗羊而巧也”作为一大疑难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为方便起见，录其文于左：

子贛（贡）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霝（灵）之趋；知（智）谋远者，卜筮之蘩（繁）。’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前羊而至者，弗羊而巧也。察其要者，不其辞。《尚书》多於矣，《周易》未失也，且又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予乐[其]辞也。汝何尤（忧）于此乎？”[1]116-117,[2]243

一、“以此言取之”“君子言以矩方也”与“察其要者，不其辞”

（一）以此言取之

“以此言取之”称“以言”，即“以言取之”；“君子言以矩方也”称“言以”，即“以言矩方”。可见，两者结构相似。不仅如此，在具体的语境中意义还密切相关。换句话说，“以此言取之”预示着“君子言以矩方也”之义涵。

“以此言取之”的理解，其关键在于“取”字，然而对它的解释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994年，廖名春先生率先做出解释，将其笼统译作“择定”。[3]662000年，赵建伟先生始对其专门解释，明确释为“取法、衡量”。[4]270自此，“取”字的理解作为一个专门而具体的问题被提了出来。2004年，郭沂先生将其解为“接受”。[5]472008年，张政烺先生提出新说，将其读为“诹”，训为“谋”，[6]165刘彬先生从之。[7]30或许是有感于学界的论争，2012年，廖先生专门探讨，将其明确解作“治理、实行”。[8]5针对这些意见，《集成》裁断去取，认为张政烺先生之说“似迂远，‘取’即一般意义之‘取’字”，而赵建伟“取法、衡量”、廖名春“择定”之说于义为胜，[1]116似是未曾注意廖先生的后一种说法。无疑，这些说法各有所见，但哪个更为贴切呢？我们知道，“以此言取之”之“此言”非他，乃谓“夫子它日教此弟子”之言，即“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之”，则指“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之行为而言。可见，其义是以昔日所言为尺度“取”今日所为，犹如以尺度物，测其长短。验之诸说，赵建伟先生的“衡量”一解最为有得。

总之，此处子贡是以夫子昔日之言质疑其今日“老而好《易》”的行为，所谓“取”只不过是个形象的说法。子贡所谓“以此言取之”，即以昔日言辞衡量今日行为，启示着“君子言以矩方也”的意蕴，预示了“前羊而至者，弗羊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违其辞”等理解的方向：以言论行。

（二）君子言以矩方也

这句话与“以此言取之”前后相承，意义密切相关，彼此可以互相启发。

理解它的关键，在于对“矩方”的解释。学界分歧的产生，正在于此。对此，率先做出解释的是池田知久先生，他引《说文》，大概是将“矩”解为“规矩”，而未及“方”。[9]71994年，廖名春先生合而观之，将“矩方”解为“矫正使方”，将“君子言以矩方也”理解为“君子言语要有规范”，其实是以“规范”解“矩方”。[3]66后来，邓球柏先生将其理解为：“君子讲话都有一定的原则”，是取“矩方”之义，将其理解为抽象的“原则”；[10]481赵建伟先生说：“方，合于法度”，似是将“矩方”理解为“合于法度”；[4]270郭沂先生认为“矩”“方”同义，将“矩方”理解为“法度、准则”；[5]47连劭名先生以“矩方”为“法则”，将“君子言以矩方也”理解为“君子之言行为天下法则”；[11]406于豪亮先生以“言以矩方”为“言语合于法度”，是解“矩方”为“合于法度”。[12]205虽然言辞有异，但总体上和廖先生的“规范”说一脉相承。与此不同，李学勤先生将其释为：“君子之言如画方以矩，不能言行不一”，[13]60刘彬先生从之。[7]31这是将“矩方”理解为“画方以矩”，即“以矩画方”。诸家之说大略可分为两类，即规范说与画方以矩说。虽然存在差异，但并非没有相通之处，只是侧重各有不同：前者侧重的是君子之言本身的规范性，后者侧重的是言语的尺度功能。从语境来看，如“察其要者，不违其辞”，这里更注重君子之言的尺度功能。又《论语·为政》曰：“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与“君子言以矩方也”言虽不同，意义却相一致，都在强调言行一致的重要性和言之于行的尺度功能。因此，画方以矩说具有较大的合理性。

总之，“君子言以矩方也”，即君子说话犹如以矩画方，言行一致，对紧接着的“前羊而至者，弗羊而巧也”的理解具有限定作用。

（三）察其要者，不其辞

此言紧随“前羊而至者，弗羊而巧也”之后，其理解对后者意义的探索同样具有限定作用。不过，对它的理解，同样存在不少分歧。

应该说，廖先生读为“诡”，释为“违背”的意见，与具体的语境是比较契合的。何况“”从走危声，与从辶韦声之“违”有通转之理。因此，以“”通“违”，取“违反、违背”之义，应无问题。又上句说“君子言以矩方也”，是将言行一致作为判定君子与否的标准，此亦然。联系“夫子老而好《易》”的内容，实际上是将讲求“亲德行”“近智谋”作为君子的重要品质，而将“趋神灵”“繁卜筮”视为“非君子”之行为。可见，言行是否一致，是否亲德行、远神灵，是判定君子的重要尺度。正因为这关乎“君子”之辨，所以“夫子”才会不厌其烦，反复陈述自己言行的一致性，以释子贡之疑。也正是从这种言行的一致性出发，“”之“违反”义始有着落。由此可见，它是说审察今日“老而好《易》”之行为，其要旨不违背过去“德行亡者”云云之言辞，即行不违辞，言行一致。

第二，“其要”与“其辞”。对“辞”之字形的认识有一个曲折的过程，从释为“德”到“杂”，从“福”到“应”再到“辞”。[7]102现在看来，为“辞”字无疑，指言辞。[7]31-32,[15]147-148,[1]117如前所述，无论是“以此言取之”，还是“君子言以矩方也”，其着力构建的是言行并立的二元合一理论，而“察其要者，不违其辞”也不例外。“言”“辞”一义，这里“言”已然呈现，那么“察其要者”应该是就“行”说的。联系具体的语境，“其辞”并非别有所指，而是指“夫子它日教此弟子”之言：“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如是，“其要”之义随之可见，即“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之行为的实质内涵，也就是廖先生后来所说的“孔子‘老而好《易》’的本质”。[8]6这么看来，池田先生以“其要”为“《周易》中的‘古之遗言’等”，[9]7廖先生起初以为是《周易》的关键，[3]67邓立光先生说是“《周易》所蕴含之道德内容”，[16]21赵建伟先生说是“《周易》的精髓”，[4]270郭沂先生以为是“《易》之要”，[5]48刘彬先生以为是“《周易》的要旨”[7]32等近似诸说，皆有可商。

总之，“以此言取之”是说以昔日之言衡量今日之行；“君子言以矩方也”从之得义，是说君子之言犹如以矩画方，言行一致；“察其要者，不违其辞”顺上得义，谓考察今日之行的要旨，没有违背昔日之辞。其中，“言”“辞”同义，只不过“言以矩方”之“言”取普遍义，“此言”之“言”与“辞”取具体义，特指夫子昔日所说“德行亡者”云云。三者话题前后相同，一以贯之，共同限定了“前羊而至者，弗羊而巧也”的内涵。

二、前羊而至者，弗羊而巧也

此言素为难解，是帛书《要》篇研究的一大拦路虎。短短十字，除去四个虚词、“羊”字两见外，实际上只有五个字，却有四个存有争议。①刘彬先生先是以“前”通“翦”、“羊”通“祥”、“至”为“得”、“弗”通“祓”、“巧”为“巧避”，后是以“前”是“前面、先前”、“羊”为“屰”、“至”通“致”、“弗”读如字、“巧”为“善”，前后发生了较大的转变。若以先前认识为准，五字皆存争议。为简便起见，此仅就其后来的定论为说。参见刘彬：帛书《要》篇新释五则，周易研究，2009年第2期，第3-4页;刘彬：帛书《要》篇校释，第30-31页；刘彬,等：帛书《易传》新释暨孔子易学思想研究，第244页。

（一）“前”与“至”

在存有争议的四字中，“前”与“至”两者的分歧相对较小，且易于理解。

第一，“前”，其字形并无异议，对其意义的理解则有不同：多数读如字，取“前面”、“先前”之义，如邓球柏、赵建伟、郭沂、刘彬、连劭名等先生皆持此说；廖名春先生则“疑通翦”，取其翦灭之义（详见表1）。从文本结构来看，“夫子曰”的内容即“君子言以矩方也……汝何忧于此乎”是对子贡质询的直接回应，言行前后一致与否是其共同的核心话题，而且“前羊而至者，弗羊而巧也”是就子贡而言。从时间上讲，“子贡曰”的内容在“前”，“夫子曰”在“后”。因此，“前羊而至者”之“前”就是时间上在前之义，即前面、先前。

第二，“至”，字形明确，诸家并无异议。对于字义，或以其显而易见，学者多不措意，独刘彬先生明确训释：“至读为致，指招致”。[7]31不过，从诸家对“前羊而至者，弗羊而巧也”整体意义的解读看，廖名春先生似是将其理解为“得到”，邓球柏先生以为是“出现”，赵建伟先生以为是“显现”，郭沂先生以为是“以至于”（详见表2）。“前羊而至者”，即“至前羊者”，其中“至”为动词。因此，“以至于”之说显然不合。由“子贡”与“夫子”问答之前后言行是否一致的核心话题可知，所谓“前羊而至者”是说子贡前面“夫子”今日行为与昔日言辞不合的结论之“至”，或者是说“至”这样的结论。这样看来，“至”即“达至”，与“得到”同义。

表1 学界“前”字形义归纳表

表2 学界“至”字形义归纳表

表3 学界“巧”字形义归纳表

总之，“前”“至”非别有他义，只是取其一般意义而用之，不必凿高就深，辗转为解。

（二）“巧”与“羊”

对于“巧”与“羊”的理解，争议较大，尤其是后者。

第一，“巧”，陈松长、廖名春先生率先隶定，疑之为“好”；池田先生作“巧”，虽然不确定，以之“或者也许是‘好’字”，但首发之后，廖名春等诸家莫不信从，如裘锡圭、赵建伟俱明确指出释“好”误，当作“巧”。对于字义，廖名春先生于1994年首发之，读“巧”如字，释为“伪”，即“虚浮不实”。与此一脉相承，2009年，刘彬先生亦读如字，但解“巧”为“善”的释义则大相径庭。2012年，廖先生否定旧说，认为“‘巧’当训为美妙、美好”，实际上是采信了以“巧”为“善”的意见。与此不同的是，赵建伟先生读为“考”，郭沂、丁四新、连劭名等先生从之，其中赵建伟、郭沂、连劭名取“考察”“探究”义，丁四新先生谓：“考，成也”（详见表3）。从具体语境来看，“前羊而至者，弗羊而巧也”是夫子反驳子贡质疑自己今日行为违背昔日言辞之语，其中“巧”是指子贡质疑夫子的言辞而言，表达的是夫子对子贡“前羊而至”之观点的反对。反对他什么呢？前面子贡质询夫子晚年喜好《周易》的行为违背之前的言辞，此处是夫子予以反驳，应是说子贡的观点不对。据此而言，廖先生以“伪”解之的“虚浮不实”之说，较之他者似更妥帖。而且，这与子贡善于言辞的特点，无疑也更为切合。那么，具体言之，何谓“巧”呢？子贡“以此言取之”只是进行简单的泛泛之“取”，而没有深入分析以“察其要”，就得出结论。泛泛“取”之，不“察其要”而成其说，岂非“巧”哉！

第二，“羊”，陈松长、廖名春先生率先隶作“羊”，读为“祥”。[17]434在以后的多个版本中，廖先生一直坚持此说，影响最大。邓球柏、赵建伟、丁四新等先生，是形、义兼从；池田先生先作“手”，[9]6后改为“羊”，[18]43裘锡圭、[19]297《集成》作“羊”，应是单从其形；郭沂直接写作“祥”，是单从其义。无论何者，想必皆是受其影响。其中，裘锡圭先生曾提到：“或疑二‘羊’字实当释‘屰’，读为‘逆’，待考。”后来，张政烺先生直接将其隶为“屰”，读为“逆”，不知裘先生谈及的“或”与张先生是否一人。刘彬、曹菁菁等先生从之。此说别开一义，使学界对于“羊”字的理解又进一层。与张先生之说一脉相承又大为不同的是，连劭名先生直接写作“逆”，以为是指《说卦》“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之“易”（见表4）。此说认为“祸福吉凶皆本自人之德行，故先于筮而至”，是将“前羊而至者”理解为“先于筮而至”，虽有一定道理，但偏离文本较远，只是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在帛书中，“羊”与“屰”形近，往往混同，因此才会有隶定字形的分歧。尽管如此，作为单字出现，“羊”之字形与此处还是存在或隐或显的差异的。[7]30-31,[15]147所以，当以隶作“屰”为近是。退一步讲，无论如何隶定，从具体语境看，此字都当因“屰”取义，读为“逆”。

从文本内容来看，“子贡曰”与“夫子曰”一问一答，皆是就夫子前后言行一致与否这一话题而言，其中后者从前者得义。从文本结构来看，“君子言以矩方也”统率下文，提出言行合一的“君子风度”，是下文言说的依据和判断是非的尺度，即论点得以提出的原理；“前羊而至者，弗羊而巧也”是针对子贡的质问而言，说明自己言行一致，是论点无疑；“察其要者，不违其辞”是论证方法；“《尚书》多於矣，《周易》未失也，且又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予乐[其]辞也”是论据，意在支持论点。从原理到论点，从方法到论据，前后相续，莫非后者从前者得义。其中，论据部分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尚书》多於矣，《周易》未失也，且又古之遗言焉”，强调《周易》本身的价值；二是“予非安其用也，予乐其辞也”，突出自身的学习宗旨，共同证明“夫子老而好《易》”行为的合理性。据此，从子贡质疑夫子今日行为与昔日言辞不合，到夫子自证言行一致，“前羊而至者，弗羊而巧也”是作为子贡观点的反面而存在的。将吉祥说与违逆说放到这个语境中，无疑后者更为贴切。而且，取“违逆”义，“前羊而至者，弗羊而巧也”与“察其要者，不违其辞”之“违”亦相一致。这么看来，廖名春、邓球柏、赵建伟、郭沂等先生对“君子言以矩方也，前羊而至者，弗羊而巧也”的翻译皆未妥帖，而李学勤先生所说的“君子之言如画方以矩，不能言行不一”，刘彬先生继之而发的“君子之言如画方以矩，前后是一致的。我前面喜好读《易》的做法，好象违反了我以前对你们讲的话，而招致了你的责备。实际上并没有违背我原来的话，我这样做是对的”，虽得其大旨，终欠圆满。

一言以蔽之，“前羊而至者，弗羊而巧也”，是批评子贡说：你前面得出的我今日行为违反昔日言辞之说，不是我行为违反言辞而是你的言辞虚浮不实。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察其要者，不违其辞”，即考察事情的关键，今日行为没有违背昔日言辞。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一是客观的，即“《尚书》多於矣，《周易》未失也，且又古之遗言焉。”一是主观的，即“予非安其用也，予乐[其]辞也。”简而言之，是说前面违背之说的得出，即前面所谓的违背，不是违背而是不实之言。

三、结语

经过上述讨论，应该说帛书《要》篇“夫子老而好《易》”章“以此言取之”之“取”理解为“衡量”方更为妥当，说的是以夫子昔日“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的言辞衡量今日“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的行为。“君子言以矩方也，前羊而至者，弗羊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违其辞”，说的是：“君子之言犹如以矩画方，前后一致。你前面得出的所谓‘违背’，不是违背而是不实之言。因为考察行为的要旨，没有违背言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