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作剩 陈文敏

(1.吉首大学 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2.吉首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台湾新生代导演钟孟宏凭其新作《阳光普照》(2019)获得第56届台北金马影展11项提名并最终将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剪辑等5项重要奖项收入囊中，成为最大赢家。在获得专业奖项肯定的同时，取材于现实的该电影还通过流畅的叙事节奏、简单的叙事情节、诗意的影像语言与类型化的叙事元素尽可能地接近了观众，降低了观影门槛，从而引起了两岸三地的讨论与共情。《阳光普照》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除了高超的摄影等影像技术/艺术外，便是因为它真实呈现了当前台湾乃至中国家庭普遍存在的情感疏离与沟通困难的问题，契合了中国观众对家庭伦理情节剧的独特民族审美期待。其实，情感疏离仅仅是该电影的叙事主题之一，其还通过对义利冲突与阴阳割裂这两大叙事主题的真实呈现与无声探讨，重新激活了隐藏于心的具有原生意义的文化心理结构与精神密码。换言之，深受中国传统义利观与阴阳哲学影响的中国人正在遭受着现代义利观与单一化哲学的严重冲击，身心共患疾病，而电影中的呈现正好能够激发起内心的隐痛与召唤起对过去或者未来的理想状态的向往。总之，钟孟宏不仅呈现了当下的家庭情感困境，还探讨了义利失衡的现代性社会议题，更由家庭—社会的物象呈现上升到了一种阴阳合一辩证哲学的意象思辨，而这正是该电影的三大叙事主题，也即最为迷人的地方。

一、情感的疏离与救赎

伴随着人的异化，现代人最为集中而严重的病症便是孤独，存在主义哲学更是认为世界是荒谬的，人注定是无法沟通的。西方现代主义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终其一生都在用光影探讨“上帝是否存在；生的痛苦、死的恐惧；人与人的难以沟通”等艰深的问题。关注社会与关心人类的钟孟宏同样执著于聚焦当下中国人，特别是台湾人的情感状态，认为人们的情感是封闭的、难以沟通的、疏离的与压抑的，也是惯于逃避沟通的。而情感的疏离基本是通过家庭来展现的，尤其是父子间的情感矛盾。譬如《失魂》中的父子，常年无法沟通，形如陌路，导演还通过设置极端的情境——儿子突发异病而无法认其父亲来反映父子间情感的完全隔膜；《第四张画》中儿童的亲生父亲突然死亡，自己与继父相互害怕沟通，彼此躲避，更是受到了来自继父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暴力，而继父同样深陷枷锁之中，既因失手杀死儿童的哥哥并掩盖住事实而感到罪恶，又恨儿童的到来引发了记忆疼痛与恐惧真相被揭发。到了《阳光普照》，父子间的情感关系无疑变得更加复杂。

首先是弟弟阿和与父亲间紧张的情感关系。两者间的情感裂隙可以说是相当巨大与明显的，而且裂隙之中塞满了怨恨与冷漠。导演在电影之初便通过阿和伤人事件而直截了当地呈现出了一种迥异于正常人伦的父子情：父亲第一次拒绝出庭为儿子求情，第二次被迫出庭却建议法官将儿子关起来，而且多次用一种极具暴力倾向的语言来释放出自己对儿子阿和的习以为常的恨，而在庭审情节段落中，导演用父亲言辞激烈的说话与儿子面无表情的流泪的声画对位巧妙地反映出了两者情感的巨大隔阂。随后，在小玉怀孕情节段落中，导演再次通过父亲与母亲的争吵来道出了两者扭曲关系的来由——父亲长期以来便视顽劣的阿和为母亲一个人的儿子而非自己的，仅仅承认优秀的阿豪为自己的儿子，而正是这种对阿和不承认的态度直接导致了他对阿和的漠不关心与无由来的恨，长此以往，同样导致了阿和对父亲言行的无动于衷，由对父亲的失望演变为绝望再转变为麻木，最终导致了两者的相互拒绝了解与完全陌生。

如果说弟弟阿和与父亲的关系是明显的隔阂，那么哥哥阿豪与父亲的关系则是隐蔽的隔阂。表面上看两者相处融洽，父亲始终对阿豪和颜悦色，充满希冀，送日记本，嘱咐其“把握时间，掌握命运”；同样，阿豪对父亲也表现出了礼貌，但实际上两者也是无法进行沟通的。作为父亲，他仅仅是给予自己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爱而从来没有考虑到阿豪是否愿意接受；作为儿子，阿豪永远只是被动地接受父亲的爱却从未真正地接受过与感受到。两者仅仅是形式上的给予与接受，从未有精神层面上的沟通。导演最终通过阿豪的突然自杀、短信告白与历年以来日记本的空白来共同彰显了阿豪对父亲、家庭与整个环境的“隔膜”乃至“怨恨”。而这种“隔膜”与“怨恨”却由于本性善良等种种原因,而无法在活着的时候向包括父亲在内的所有人直接发泄，只能通过以死来解除这无法解决的苦痛。而且阿豪也不认可父亲对自己与弟弟的区别对待，因此他无不赞美“太阳是公平的”，即太阳给世人的爱是一样的，绝无偏爱谁或者压制谁。可以说，父亲过多的爱让阿豪对爱产生了负担，对不公平的爱感到困惑，而两者又难以主动进行沟通，无法走入彼此的内心。

其实，除了父子间的情感疏离，电影中还悄无声息的呈现了夫妻间的、母子间的、兄弟间的等多维关系的情感疏离。妻子不知丈夫已经多日彻夜不归；母亲只是发自本能的爱阿和却从来不知阿和自小时候就学会了偷车，不知阿和为何变成一个不良少年；阿和因为始终生活在阿豪的阴影下，得不到如阿豪一样多的爱和肯定而心生嫉妒与厌恶阿豪，在探监情节段落中，通过激烈的对话冲突而将其两者的情感疏离展现得淋漓尽致。也正是兄弟俩紧张而陌生的关系也激化了阿豪的死。面对来自父亲等人的“非公平的爱”，阿豪无能为力，却也无法向弟弟沟通，最终他想弥补弟弟，于是当带小玉探监却遭遇失败，渴望与弟弟缓和关系却发生争吵，这种无能感、无力感与失序性，最终与长期以来潜藏于心的心结而扭结在了一起，于是选择了死亡。死亡由此成为了兄弟俩永远无法沟通的障碍。

伯格曼认为人类之所以痛苦是因为彼此冷漠、隔阂、虚伪与仇恨，而为了治愈人类的共同病痛，不应寄托于宗教，而是应该选择摘掉虚伪的面具，真诚与纯粹而无功利色彩的爱才是终极良药。在电影中，钟孟宏也同样表达了对真情的认同，唯有爱才能获得自我与相互的救赎。一方面，导演通过符号来表达了对爱的呼唤。在阿豪的家中，导演将镜头对准了始终挂在门前的“爱”字工艺品；在少年辅育院，也将镜头给予了贴在食堂墙壁上的“爱”字。这里的“爱”，既有讽刺意味，因为在“爱”字面前尽是人与人的争吵、暴力等；但同时也是希冀，家之所以为家便是因为纯粹的“爱”。另一方面，通过阿和的改过自新与对父亲的和解、父亲的接纳阿和与通过极端的杀死菜头来保护阿和共同实现了某种意味的救赎。

实际上，关于人们能否得到情感的救赎，导演并非是十分乐观的，相反对于情感疏离的恒久性，导演倒是给予了影像暗示。父亲通过极端的杀人行为，虽然保护了儿子，也获得了一定的自我救赎，但也只能是暂时的救赎，因为行为的非道德性与非法性，最终会得到另外的惩罚。得知秘密的妻子同样与罪恶如影随形。最为隐蔽的则是阿和三口之家的情感状态。如果说在阿和出院之前，小玉与婴儿还是存在的话，那么等阿和出院且与小玉并坐但相顾无言后，小玉与婴儿便如空气般蒸发了，成为了彻底的缺席者。电影并未呈现出新组建的三口之家的日常生活，但通过阿和拼命的工作行为，在家休息时间少于八小时，我们可以推想而知，他们的情感关系或许是父辈的重复与延续。

二、义利的冲突与调和

对于人们的情感为何变得如此疏离，电影并没有给予明确回答。但“需要和时代或环境产生对话”的导演还是通过诸多细节给出了暗示，这需要观众从家庭之内转向家庭之外即社会中追问缘由。其中，以利益为追求目标与以理性为标榜的现代义利观对传统义利观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与无情解构，或许是原因之一，也是本电影的叙事主题之一。

诚如我们所知，由于蒋氏父子长期实行传承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政策，台湾深受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强调重义轻利，对台湾人民产生了一定影响。义的含义是相当丰富的，既有个人层面的行侠仗义、舍生存义、义薄云天，也有人际关系中的讲情义、重义气、义结金兰，更有家国关系中的民族大义、舍身救国、英勇就义，究其实质，儒家一方面将“义”理解为道德判断，另一方面又将“义”理解为最高的道德原则,而利则是利益，即对自我有利。总之，义与利间的关系探讨便成为伦理学最为核心的议题，且义在思想观念、言行举止等层面真实的影响着华夏子孙。但是在西方文化、商品经济、消费社会等方面的冲击下，台湾传统的义利观已具瓦解之势，取代义后的利则成为了人们现实生活中最为重要的追求目标。其结果便是，对财富的追求使人越来越盲目，越来越无力为自己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甚至找不到自己的情感归宿。

在《阳光普照》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义的崩溃，主要体现在阿和与菜头、阿和父亲与黑轮父亲、阿和阿豪兄弟俩与父亲、阿和与雇主等多组关系上。电影开始，极具犯罪片元素，年轻的菜头重义气，为了阿和而砍掉仇人黑轮的手，但在庭审过程中，这种义气便被阿和的怯懦与责任推诿而显得一文不值，结果便是双双进入少年辅育院。出院后的阿和与菜头，更是展现出对义的不同态度与取舍。肩负起父亲责任的阿和开始埋头工作并在近两年的工作时间里没有想到探望菜头，而菜头出院后却是首先打听阿和的情况并探望阿和以及通过对方“忘恩负义”而讨回所谓的“公道”即义，其行为便是复仇。当黑帮老大问起菜头与其的关系时，阿和“一直找我麻烦的人”的回答再次展现了义的全然崩溃。随后，当阿和捡拾、藏掖钱币并惊慌失措的奔跑时，我们无限悲凉的看到了金钱的重要性，已然盖过了生命与情义。由此，义的丧失正是导致人与人之间情感疏离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阿和父亲与黑轮父亲的情节也让义的崩溃昭然若揭。黑轮父亲三次来找阿和父亲索要赔偿金，不仅无功而返，而且受到了来自阿和父亲语言与行为的侮辱，最终选择用粪水喷洒练车场的以暴制暴行为。从其情节中，我们可以看出黑轮父亲是现实的但又义气犹存。他对菜头一家的悲惨境遇抱有同情，但也不会放弃赔偿金，因此向阿和父亲索要，且在前两次的索要中，有理有情，甚至说出“可怜我们一下”这样的哀求般的话。但阿和父亲表现出来的却是一种基于理性基础之上的“无情少义”。他坚持认为自己是受法律保护的好人，不应也不会赔偿，因为黑轮的手是被菜头砍掉得，赔偿金理应由菜头一家承担。但这种完全推卸责任的理性是一种冰冷的理性，是基于保护个人利益的理性。电影也借练车场老板的话——“你的儿子也有责任”来批判了这种理性。其实，这种罔顾情义的、个人利益至上的所谓现代理性，在当前的生活中，极具普遍性。

义，其本质便是超越世俗利益的至善与爱。从这个层面上看，电影中还有一种不易察觉的义的崩溃，即纯粹的亲情也沾染上了利的污渍。从影像的表层上看，我们可以认为父亲否定阿和是因为其不符合自己的判断标准或者说有违父亲对儿子的期待，是大家眼中的烂人(阿和的原话)，与从小便懂事、功课好、长得好、什么都很厉害、替他人着想等优点集于一身的哥哥阿豪正好相反。但这种过于单一化的评价其实是与利益紧密相连的。父亲的身份是一名驾校教练，工作了一辈子还是勉强为生，整日面对的是他口中的令人厌倦的“碎嘴的八婆”。他将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但阿和的表现让他看到了更差的未来境遇，而阿豪的表现则让他看到了更好的未来。因此，他对两个儿子的评价是建立在是否有利于命运的改变、家庭的改善、尊严的提升等功利基础之上的，也就是建立在利益之上的，而非来源于血缘上纯粹的爱。

家庭之外社会的运转更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之上的，老师可以辱骂一个挑战自己的学生；警察宁愿事故自然解决，也不愿肩负起调停与破案的责任；用人单位也会毫无犹豫地拒绝一个有前科的求职者；诸如此类。虽然导演全面呈现了义的崩溃，认为在当今的社会里，义已属稀有，但还是从诸多细节上肯定了义。小玉的妈妈(真实的身份是姑姑)为了照顾小玉而耽误了自己的情感与婚姻，本是要将阿和一家告到法庭，但基于同情与保护小玉等原因，终是选择了和解；阿和在少年辅育院中，逐渐与室友建立其了情感，在宣告出院的时候，齐声悲唱《花的心》，令人动容，这便是人间真情与义气；洗车老板不计前嫌而聘用了由于前科而求职屡次碰壁的阿和，给其了改过自新的机会；虽然由于父亲而招致了黑轮父亲到练车场喷洒粪水、由于失去阿豪而变得精神恍惚并遭受学员投诉、由于占用公用办公室等行为，但是老板并没有选择开除、惩罚父亲，而是设身处地的帮其解决困难并开导他与儿子好好沟通。总之，以上人们的行为是建立在义与爱的基础之上的，是超越世俗利益的。而正是这些义举的存在，才让阿和有了自我救赎的机会，让父亲有了保持尊严的可能，让家庭不至于破碎的如此之快、之深。也正是义的存在，才让这个冰冷的世界有了些温度，让情感有了转机。

三、阴阳的割裂与合一

一定程度上讲，《阳光普照》成为了一部形而上的哲思电影。因为在叙事主题上，它并不仅仅限于呈现人们的情感疏离与义利冲突，而且在此基础上，还对阴阳辩证哲学进行了形象生动的阐发。而这种阴阳哲思主题的剧情融入是异常的自然、妥帖、诗意与点到为止，并非突兀、割裂、直白与长篇大论，堪称“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达到了极高的美学境界。

恰如我们所知，阴阳哲学是形成于中国古代的朴素辨证哲学，对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等文化皆有深刻影响并一直传承至今，而阴阳则是其中一对核心范畴且上升到“一阴一阳之谓道”的世界观高度。在阴阳哲学中，主要包含阴阳对立、阴阳互根、阴阳消长与阴阳转化等组成部分，也就是说，阴阳是矛盾对立的、可以相互依托的、相互消长的与相互转化的，是运动着的、联系着的、整体的而非固定的、孤立的与片面的。它既是一种世界观，解释着世界本源等核心问题，也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因此，于中国人而言，做人做事不能太过极端，太过绝对，太过圆满，否则会转化到它的对立面，真正的人生需要中和，即阴阳一体与互补。

但《阳光普照》中的芸芸众生却遭受着来自阴阳割裂所带来的苦痛。影中人物皆在或阳或阴的极端处。譬如，阿豪处在阳端。他一直生活在阳光之下，接受着人们的喜欢、夸奖与肯定，但这种单一化的阳光让其始终处于无处可藏的曝光状态，让他的人生之弦处于时刻的紧绷状态而缺乏应有的弹性，只能保持优秀甚至需要伪装为优秀，但高考的失败、复读老师的辱骂、阿和的误会等让其认识到自己的弱小与无能为力，深陷他人评价与自我认知相对立的焦虑之中。阿和则正好相反，身处阴端。他从小便生活在优秀的哥哥与严厉的父亲以及其他人否定的多重阴影之下，自卑，自怜，自弃，自毁，放弃沟通，自我逃避，通过偷窃、打架等来释放压抑已久的情绪与试图麻痹自己。菜头同样是置身于阴影之中，他与奶奶相依为命，缺失父母的爱，视阿和为兄弟，重情重义，但并没有换来对等的情义，出院后，为了生存，没有文凭的他只能从事非法活动，最终惨死于雷雨交加的夜晚。此外，父亲与母亲、小玉与妈妈，也莫不如此，基本上也处于阴影的一端。他们的极阳或极阴，是由他人与自我共同造成的，而这种极端的状态违逆了阴阳互根的规律，于是只能遭遇痛苦。

正如阴阳哲学所表达的那样，在一定条件下，阴阳可以彼此消长与相互转化。对于阿豪，一贯的正向状态在某个时间节点上也正在慢慢地发生着消长与逆转，即正向缩减而向负向状态倾斜。他开始通过接受父亲的日记本却从不使用来实现消极反抗；开始在上课期间通过走神来表达对老师所讲虚假内容的不信任；开始劝慰小玉不要在意父母的争吵来试图自我安慰；开始一反自己惯有的平和而充满情绪的指责弟弟只会逃避，实际上是自我责备；开始向女友讲述司马光的故事来表达对阴影的渴望；最终阳完全转为了阴，阿豪选择了跳楼自杀。对于阿和，同样如此。他始于阴，但一系列事故发生后开始慢慢转向阳。如果说因为暴力进入少年辅育院是他某个人生阶段的阴影顶点的话，那么从他进入之时便开始慢慢转变，先是小玉怀孕，再是哥哥去世，继而是结婚，成为父亲，出院，找到工作，被父亲接纳等，他的人生已经发生着向正向的转变。父亲同样如此，由最初的疏远、讨厌、怨恨阿和而转向了亲近、接受、保护阿和，这种转变则意味着自我救赎，从阴影转向阳光，但由于杀死菜头的罪恶秘密，他永生无法得到真正的阳光。

因此，导演有意或者无意所要触及的深层次的主题便是阴阳哲学。通过阿豪阿和两兄弟以及父亲等人的人生际遇来阐释阴阳割裂所带来的损害与危险，阴阳合一所带来的和谐与安全，人生需要阴阳调和后的合一。镜头下的阿豪与阿和仿佛是人生的一体两面，一面为阳，一面为阴，而阴阳合一方能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人，缺一不可。那么，如何实现阴阳合一便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而要回答这个问题便要首先给出阴阳为何割裂与如何转化的解释，这便需要回到阿豪与阿和身上。从两人简短的人生轨迹上可以看出，他们原本身处极端的阳光/阴影，是阴阳的割裂，继而逐渐转向了对立面，是阳阴的转化。而导致阴阳割裂与转变的缘由，一方面来自于外，是由于他人所给予的爱是不公平的，而这于一个人的健康成长而言，是极其不利的；一方面来自于内，是因为自己无法全面认知自己，迷惑于他人评价与自我认知中，无法看清楚水缸内外的司马光其实是真实司马光的一体两面。所以，电影触及了爱与恨、阳光与阴影的辩证哲学。作为给予方，给予别人的爱要公平，一如阳光那样公平，不公平的爱，伤人伤己。作为接受方，要接受别人的爱，也要接受别人的恨，因为爱恨互补，这样才有利于自己健康的成长，但两者需要自己去调节，达成某种平衡性。要学会正确的去对待别人所给予的爱与恨，不被极端的影响与左右，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学会苏格拉底所言之的“去认识你自己”，去接受自己阳光的一面，也去接受自己阴影的一面，将其合一为完整的自己，便努力将其转化，转阴为阳，化劣为优，而不是将其完全的割裂。

结语：公平的爱

钟孟宏仿佛对死亡，特别是对突如其来的死亡情有独钟，死亡成了一个足够改变现实的契机。纪录片《医生》中的儿子突然上吊自杀，让家人重新反思自己、认识儿子以及与儿子的关系；《失魂》中的儿子突然晕倒而忘记所有记忆，是类似死亡，却给了父亲一次了解儿子的机会；到了《阳光普照》，阿豪的自杀却换来了父亲与阿和的和解，父亲口中的“一个”终于成为一种现实。诚如上文所论述，非公平的爱是导致阿豪死亡的原因之一，也正是非公平的爱导致了阿和的日益堕落。正是因为两者体尝到了非公平的爱所带来的痛苦，才拒绝这种“非公平的爱”，一个才会赞美“太阳是最公平的”，一个才会在打菜时追寻与捍卫“公平”。因此，公平的爱便也是该电影的主题之一，而它又可以从属于阴阳合一的叙事主题。

总之，始终用影像关注人的钟孟宏导演举重若轻的书写了当代人类的情感疏离与救赎、义利冲突与调和、阴阳割裂与合一的三大叙事主题。这三大叙事主题既有明暗、表里之分，情感为明为表，义利与阴阳为暗为内，是有分别的，独立的；但又有互融合一之同，三者关系是紧密相连、层层递进与互不分割的。建立在义利冲突与阴阳割裂基础之上的人类情感，将最终导向情感疏离，而情感的越来越疏离也会加速义利的冲突与阴阳的割裂。

《阳光普照》，看其名给人美妙之感，将人置于春光明媚之下，但观其实却给人沉痛之情，将人抛至北风凛冽之中。片名与内容给人所带来的两种彼此对立又相互渗透的奇异复杂感觉，与已故台湾电影大师杨德昌的《青梅竹马》有异曲同工之妙，既让人体尝情感疏离、义利冲突与阴阳割裂的现实之苦痛，又给人憧憬情感救赎、义利调和与阴阳合一的未来之希望。因此，为了更好地生活在、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人类必须努力调和好现代义利观，重利但要守义，遵守阴阳合一规律，给予别人公平的爱，接受别人多元的评价，全面的认识、了解与评价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