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秀 郑 敏

(山西传媒学院 表演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1)

坏猴子电影计划全称是“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是由青年导演宁浩在2016年发起的奖掖新人导演推出新作的一项电影计划。这一倡议至今已经走过了近5个年头，推出了五位导演的作品。虽然在票房和口碑上这五部电影作品的反响各有差别，但是在疫情过后，中国电影市场稍显疲态的当下重新观察这几部“新人新作”，似乎可以看到中国当代电影在目前所作出的种种努力，也可以观察到借助这些新人作品吹进中国影坛的一股新鲜空气。

在改革开放之后，国产电影在工业生产流程上缺少必要的技术手段支持，在故事创作上也常常需要借助文学文本的创作才能完成，虽然这一时期优秀的中国导演诸如李安、张艺谋、冯小刚贡献了为数众多的优秀电影作品，但是中国电影市场的反响确实不够热烈。而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种情况明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在市场的反应上，票房纪录被屡屡突破，从十亿票房到后来的五十亿票房，中国的电影市场展现出了一种极大的发掘空间；其次在电影作品的接受上，优秀的电影作品“络绎不绝”，持续性地贡献出了令人惊喜的商业电影作品和艺术电影作品；最后在国产电影的创作上，国产电影在这些票房新高和好评如潮的作品中占据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但是这种电影业的全面复兴也引发了新的问题，相对于电影艺术本身的审美要求来说，观众对电影的实际消费需求显得更加难以捉摸。不少在艺术水准上“难堪大用”的作品，在这一时期收获了出人意外的票房成绩，而一些相对而言高水准的电影作品的反响却并不热烈。这种现象的发生实际上与消费主义精神在当代所发生的新变有着密切的关联。而坏猴子电影计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推出的，适应当下社会心态的电影创作尝试，事实上为解决当下电影创作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突围的尝试。

一、消费主义精神与艺术的发展瓶颈

消费主义的发展在我国的社会观念当中一直缺少一种阶段性的描述。作为一种由经济行为引发的社会文化心理，消费主义所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发展实际上非常复杂。从表面上看，它似乎不完全是一种直接的市场交易活动，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主导生产与消费的意识形态本就是非常多元的，而在消费环节表现出来的观念就可以被称之为消费主义精神。既然可以被称之为影响消费行为的一种意识形态表现，那么消费主义精神在传统的认知上往往被认为是先于消费行为产生的，比如受到广告影响的消费行为就是一种典型的消费主义精神所影响的消费活动。这种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由生产者所构建的一种拜物的谎言，也就是生活的一切烦恼都可以通过消费某些物品来进行改善或摆脱。这种观念在当代社会进一步发展之后，就逐渐产生了消费主义的观念。但是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现象相比起来则更加复杂。对于客观的有形的商品而言，决定这些商品价值的始终都是这些商品所象征的社会消费地位。而这种消费的逻辑也逐渐渗透到了艺术发展的过程中。虽然艺术本身不应当受到其他非艺术事物的影响，但是作为艺术活动的主体，创作者和接受者都不能摆脱社会生活而独立存在，这就导致艺术作品的一个重要流通方式就是通过以经济要素为主导的市场交易行为。而一旦成为市场经济的对象，艺术就立刻不再纯粹地遵循所谓的审美原则，而势必要走上能够收获更多资本利益的方向上去。

对于电影创作而言更是如此。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大部分公开上映的电影的生产方式都遵循着制片和导演的两个环节，加上互联网时代的明星效应，电影本身就带有着明确的商业目的，这是绝大多数艺术类型所不具有的特点。关注现实、传递创作者诉求等其他审美性目的在电影创作中都是相对不易实现的。对于“叫好”和“叫座”的冲突，电影创作总是更加以后者作为确立创作目标的先决条件。因此目前国际上的著名导演都是在商业和艺术之间保持着相对微妙的态度。在彼时的风气下，优秀的商业作品并不少见，但是能成为经典的却是凤毛麟角，电影艺术的这种发展结果确实令人惋惜。

二、坏猴子电影计划的作品简析

“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的产生实际上就是为了回应电影发展的这种困境，奖掖新人似乎在这样的语境下并不能成为这一计划的唯一客观结果。事实上，在这一颇具新意的电影计划影响下所诞生的五部作品中，一半以上的导演都是曾经有过个人创作经验的导演，虽然就艺术创作的角度上来说，这几位青年导演还不能称之为完全成熟，但是在个人的艺术追求上，参加坏猴子电影计划之后的作品，都已经能看到难得的表达勇气与艺术野心。

在这五部电影中，最早也是最具商业性目的的作品当属《绣春刀Ⅱ：修罗战场》。导演路阳在参加坏猴子电影计划的首秀即是自己的续作，而不论是前作还是续作在票房的收获都不算是非常理想，就电影文本本身而言，这部武侠电影所希望表达的内容与表面呈现出来的武侠电影的形式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割裂。这种割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反映出了创作者在创作上的一种自主选择，那就是不局限于某种刻板的电影类型，在追求商业目标的同时也不断丰富个人的艺术表达。这种追求在此后坏猴子电影计划的作品中普遍存在。比如目前在票房和口碑上都广受欢迎的文牧野的《我不是药神》就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从内容上看，《我不是药神》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深刻地反映出了个人在社会生活当中困境，这种困境的表达极大地彰显出了这位年轻导演的野心，与其他同系列电影在艺术层面上更自我的情况比起来，这部电影在社会层面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一部成功的商业作品，《我不是药神》兼具了商业电影的种种特质，比如在表演上文牧野启用的演员受到了广泛关注；在主题上具有鲜明的话题性和真实性；在戏剧冲突上增加了极具荒诞意味的喜剧情节。在表现创作者本人的艺术追求时也能够看出大胆和自由的表现风格。可以说是坏猴子电影计划中相对成功的一部作品。当然文牧野在关注现实方面的艺术坚持在其后主旋律的爱国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当中也有所展现。不难看出，他所努力表现的现实是具有非常深刻艺术意义的。

前述的两部电影实际上展现了坏猴子电影计划兼顾商业性和创作者个人艺术理念的努力，但是这种努力也不是完全无需反思的。比如坏猴子电影计划当中由申奥执导的电影《受益人》就表现出了坏猴子电影计划当中的问题。这部电影作为申奥的处女作不能称之为糟糕，在电影文本的叙事上和影像材料的组织上，这部电影都流露出了一位青年导演的艺术野心。但是作为《我不是药神》的胞弟，这部电影在现实的表现上远不如其兄的成熟。至少在现实的塑造上，电影时常流露着对荒诞还是现实的迷惑。疑惑实际上伴随的是对市场反应的顾虑，创作者试图把太多的社会性思考放在文本叙事中去讲述，但是又无法一一详述只能点到为止。这就导致在现实的表达上《受益人》很难达到《我不是药神》的深刻。这种现象实际上对坏猴子电影计划的创作敲响了警钟，那就是在艺术表现上，青年创作者往往具有更想自由、更有野心的创作目标，但实际上，这些目标受限于种种现实问题最终不能一一解决，优秀的创作者不仅应当在创作中结合现实发现问题，为文本增添艺术和哲理的思索，但同时也应当在创作的实践中不断为主题的表现删去不必要的枝节。

三、电影艺术类型消费意义的赋予

前文已经论述过电影艺术，尤其是当代的电影创作与市场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作为一种投资的形式，电影往往被看作是典型的文化产品。因此这一艺术门类必将与消费主义的社会心理紧密相连。而消费主义的创作心态实际上进一步限制了作为艺术作品的审美发展。这种情况在后现代的艺术发展历史当中有了非常广泛的认识，如果按照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来理解这个问题，作为精神产物的艺术文化产品，本身是受到社会当中的物质生产水平所影响的，它被统一涵盖在社会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之下。但是作为艺术的生产不仅仅在创作目的上是表现物质社会当中的实存，同时在结果上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意识形态产生的影响往往在认识层面对人发生塑造作用，而且可以形成独具意义的客观产物。这些产物如文学出版物、绘画作品、影视作品等，都是可以被阐释的物质存在物。

这些实存的物质虽然归属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类别，但是在进入流通之后，这些意识形态的产物都是以最终被消费做为目的的。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确立这些消费的目的不仅在接受层面上具有意义，而且在经济行为上具有了重要的意义。那么以电影为代表的艺术门类可以被统一看作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就导致了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下，艺术作品本身产生了一种深刻的撕裂性。一方面作为消费的产品，它必须遵循着市场的发展规律，可以按照调控消费的方法来控制艺术作品的生产；另一方面作为艺术的作品，它又需要符合审美的基本要求，能够准确地表达出创作者自身的表达诉求。

具体来说，在中国当代的电影创作当中，电影作品受到消费市场的影响，势必要在内在的表达上更加符合当下的市场需求。但是在艺术发展的内在需要上看，中国电影实际上一直面临着一种困惑，那就是在实现市场价值的同时，电影文本的创作很难表现出必要的艺术需要。中国的新一代导演普遍对这一现象有着切身的体会，许多大胆的艺术尝试在市场上并不能得到理想的效果，而一味地依赖市场来实现作品的价值，反而会迷失在消费的多种需求变化之中，从而丧失了艺术的基本立场。在众多的青年导演当中，宁浩是一位相对成熟的导演，其《疯狂的石头》《黄金大劫案》等作品都是以小成本高回报被大众所熟知，而这些电影已经流露出了宁浩导演在平衡市场要素和艺术追求之间的独到见解。而之后由其策划组织的坏猴子电影计划同样流露出了对商业和艺术之间平衡的思考。当然这个宏大的当代电影计划并不完全取决于宁浩导演的个人艺术理念，但是这个计划影响下的电影作品呈现出来的最终效果，传递出了这种平衡的努力，换言之，在这五部电影的表达中，受商业因素影响逐渐表现在了电影本身的形式上，而在其最终的内核上总可以窥见导演本人的艺术思考，这种创作的策略表现出了一种对当下商业电影盛行的无奈现实的一种突围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