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 琼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2019年春节期间《流浪地球》上映，该片以精良的特效、成熟的叙事、丰富的想象引发了大众的观影热情，并延展出对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大讨论。实际上早在1936年，一部名为《六十年后上海滩》的电影已经开启了中国电影的科幻叙事。1949年后，又陆续诞生了《十三陵水库畅想曲》(1958)、《宝葫芦的秘密》(1963)等电影。1978年改革开放后，科幻电影迎来了新的发展，产生了《珊瑚岛上的死光》(1980)、《错位》(1986)、《霹雳贝贝》(1988)、《凶宅美人头》(1989)、《魔表》(1990)、《大气层消失》(1990)、《合成人》(1990)、《隐身博士》(1991)、《毒吻》(1992)、《疯狂的兔子》(1997)、《长江七号》(2008)、《机器侠》(2009)等电影。

中国电影自诞生以来总共生产了万余部电影，其中科幻电影不足五十部。在世界范围内，科幻电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同时也是出口最多、影响最大的电影类型。中国电影要想真正走向世界，必须发展科幻电影以充实它的版图。

长期以来，科幻电影一直被视为儿童片的亚片种而得不到深入的研究。借着《流浪地球》开启的大讨论，重新审视新时期以来的国产科幻电影，我们将会发现其中隐藏的社会意识和民族国家意识，几乎折射出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对于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多元思索以及对于未来世界的积极展望。

一、科学家：身份的回归与重构

科学家，是科幻电影难以回避的主要人物。如何合理地呈现群体形象，是国产科幻电影必须面对的问题。相较于西方科幻电影对科学家群体的直观呈现，我国已有的科幻电影中，科学家的形象却非常复杂。

除了《珊瑚岛上的死光》(1980)以科学家为绝对正面的主角之外，其余几部产于20世纪80年代的科幻电影，都将科学家塑造为相对“复杂”的形象。第一种是将科学家塑造为体制的一部分，成为批判社会议题的载体。在《错位》里，科学家赵局长受困于文山会海，发明了仿生机器人，结果机器人沉迷于“当领导”的感觉产生了取而代之的想法。《大气层消失》里，科学家监测到臭氧层破裂而无能为力，最后竟然靠儿童和动物的牺牲才拯救了地球。《霹雳贝贝》里科学家醉心于研究超能力而软禁贝贝。第二种是将科学家塑造为边缘人物，要么不被主流社会认可，要么行为边缘。《合成人》里的科学家违背科学伦理，将农民的头颅和企业家的身体合在一起。《隐身博士》里的博士发明了隐形药，却被歹徒抢走为非作歹。《疯狂的兔子》里的科学家则干脆以“疯癫”的形象出现，最后是靠小女孩的自我牺牲解除了病毒的威胁。

通过分析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几部科幻电影中，除了对科学家进行审慎的呈现外，这些科幻电影还从科技与人的异化、科技的负面作用入手，思考了科学家与科学的作用——他们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但也有可能造成社会进一步恶化，尽管这种“恶化”是象征性的，多表现为环境剧变。相较于当时的客观现实，科幻电影中展示出来的异托邦、人机交互等问题是远远超出它的时代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回顾20世纪的历史，如何客观评价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地位，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1988年，杨绛的长篇小说《洗澡》面世。该小说讲述了“三反”“五反”运动中，针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洗澡》虽然采用了艺术的表达手法，但从中展现出知识分子的历史遭遇和心路历程，也可以看作是对那一时期历史的真实反映。1949年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从争取民族独立转移到生产建设上来。这一时期，尽管知识分子在生产建设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时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六不’现象,即‘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张泰旗在考察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的科幻小说时认为，自1949年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比让知识分子发挥作用更重要。他们被排除在人民之外，是改造、监督的对象。1949年前，关于“第三条道路”的争论等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使得新生的人民政权对知识分子群体理所应当地持有警惕态度。

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苏联的援助下取得了极大的历史成就。1956年前后，中苏关系度过“蜜月期”，苏联撤走了一大批技术专家，生产建设却不能因此停顿。1955年11月后，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央“十人小组”远赴多地调研。1956年1月14日，中央召开了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大型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做大会报告，指出：“如果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报告中说的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同时在报告中，周恩来还说，知识分子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的需要,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必须“继续改造”,党和政府也“应该热情地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鼓励并支持知识分子发挥作用，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从思想上继续改造知识分子的主张，构成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文化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1956年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热潮,但是,1957年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后,这次会议所确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受到严重的干扰。到了十年动乱时期，知识分子的命运受到巨大冲击。关于知识分子群体悲惨命运的社会记忆，四十多年后，被刘慈欣写进了《三体》中——科学家叶文洁在“文革”中的痛苦经历，使她不顾一切地向宇宙发送地球坐标，直接导致了两千万年后人类文明的整体灭绝。

1978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3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重申: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与历史上的剥削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不同了。总的说来，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自此，“人民”这个话语的内涵才首次向知识分子打开。相较于农民、工人等天然的联盟对象，由于历史原因，知识分子的面貌始终是模糊不清的。尽管国家意志肯定或者确认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和现实地位，但在历次运动中，翻云覆雨式的政治逻辑，给社会集体意识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因此，即便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恢复了名誉和政治地位，但在反映现实的艺术世界里，他们还有一段路要走。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的科幻电影中，他们的形象也耐人寻味。此外，与西方科幻片不同，我国的科幻电影中极少出现“疯狂的科学家”形象——他们没有主观“恶”，也极少以毁灭世界为诉求，而总是被裹挟、被缺位。通过把科学家处理成科幻电影的局外人，或者使他们面对“外力”难以“行动”，以此隐射科学家群体的历史境遇。从中可以解读出整个20世纪80年代，对科学及科学家群体犹豫迟疑的复杂心态，以及对该群体命运的忧虑与同情。

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尊重科学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反映在《长江七号》《机器侠》等电影中，科学家/科学在社会发展、生产力提升中发挥了决定性的正面作用。在《流浪地球》里，科技/科学家更是人类文明火种得以保存的根本。

二、“儿童/少年”的三重隐喻

在绝大多数国产科幻电影中，儿童/少年都是叙述的主体。儿童/少年是科幻叙事中的主要人物，围绕着其矛盾的展开与解决，国产科幻电影实现了对现实和未来的双重指向。

第一重隐喻是相互对立的。在儿童/少年与成人的二元叙事结构中，以儿童/少年的双眼看世界，以此展现成人世界的混乱不堪。《魔表》里的少年偶然获得了一块装有外星陨石的手表，拥有了迅速成年的超能力。在成人世界漫游之后，经过短暂的狂喜，在见到了以不法商贩为代表的现实世界的丑恶后，少年毅然要求变身重回少年时代。20世纪80年代国门重开以后，市场经济的大潮带来了社会的发展也导致了人的道德滑坡。这一时期在国产科幻电影中，儿童/少年所处的世界往往象征着纯洁的处女地，与道德的理想状态勾连。因此在与他们相对立的成人世界里，成人的形象多半是负面的。《大气层消失》中的主人公通过动物得知臭氧层破裂后，上街向成人世界传达消息。一个女人在面对惊慌失措的主人公时说道：“臭氧层多少钱一斤？”“那就让它一边去，跟我有什么关系！”“要死一起死。”在主人公奔波鼓动人们拯救世界的同时，中央首长和科学家们正在会议室研究如何封锁消息、稳定社会情绪。《霹雳贝贝》里父母先是将贝贝隔离以免他带来麻烦；在贝贝出名后，又在巨额经济利益的诱惑下，送贝贝去拍广告；进而将贝贝交给研究所软禁起来以供科学研究。《疯狂的兔子》里的成人则干脆缺席，儿童/少年以成人的镜像的形式出现，展示出集体无意识的癫狂，对社会秩序、道德的冲击。《长江七号》里的教师大多是校园暴力的帮凶，并且身体力行地表达对穷人的歧视。《流浪地球》里的少年/少女则直指2500年后的“新”家园。

在这种儿童/少年与成人的对立结构中，成人世界象征的世俗、道德低下、非理性被凸显出来，尤其是经过十多年的社会动荡，整个社会对人性和历史有了更深思考的历史背景下，儿童象征着尚未被污染的未来，他们所归属的道德空间则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光芒。

第二重隐喻是互文式的。在科幻电影中，儿童/少年的际遇是整个国家民族未来的隐喻。《霹雳贝贝》里的贝贝，具有超能力却因此不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他渴望回归正常，渴望在与同龄人的交往中真正融入社会。该片上映于1988年，彼时气功热正席卷神州，无数气功大师聚起了众多信徒。该片通过贝贝被迫得到和主动失去特异功能的过程，表达了对人们重新陷入新一轮集体癫狂、再度“不正常”的忧虑。《魔表》里的康博思厌弃成人世界的尔虞我诈，像皇帝的新衣里的小孩一样格格不入，进而领会到单纯生活的美好。《大气层消失》里没有姓名的孩子，积极行动四处奔波查找污染源。《疯狂的兔子》里的然然以牺牲自我的决心和勇气，拯救陷入无意识癫狂的人群。《长江七号》于2008年上映，在世界经济整体低迷，中国遭遇南方雪灾、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被污名化的多事之秋里，《长江七号》中的周小狄面对极端困苦的生活状况，却始终笑对生活、乐观向上、相信未来。

新时期以来的科幻电影中，儿童/少年的形象是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他们多是成人世界的对立面，他们热爱生活、勇于反思与积极行动。在他们的主动选择里，通过电影的未来想象，象征性地实现了对社会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忧虑，并通过他们的行动和呼吁，展示出国家民族主动融入未来、拥抱未来的决心。

第三重隐喻则是无意识的。我国科幻电影起步之时，世界电影史上已经产生了众多具有思想性、艺术性和较高工业水准的科幻电影，如《2001：太空漫游》(1968)、《星球大战》(1977)、《异形》(1979)、《银翼杀手》(1982)、《回到未来》(1985)等。这些电影的主题涵盖了星际旅行、星际战争、人工智能觉醒、时空旅行等经典科幻母题。同它们相比，同一历史时期我国科幻电影的艺术性、科幻性还有巨大的差距，因而呈现出“幼态”。

三、民族/国家叙事：徘徊、融入与崛起

通常情况下，科幻电影被认为是意识形态色彩较为薄弱的一种类型电影。在它的叙事主题中，人类/非人类的对立或合作取代了国家/地区的竞争与冲突。实际上，通过回顾新时期以来的国产科幻电影，我们可以爬梳出一条较为清晰的民族/国家叙事线索。相较于主旋律电影而言，科幻电影中的民族国家叙事是较为隐秘的，主要通过象征性的手法展现出来，并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对“家庭”的渴望与象征性回归。《珊瑚岛上的死光》中爱国科学家发明了新能源武器后，一心想要回报祖国。面对国际邪恶势力的阻挠，科学家排除万难历经艰辛最终回到祖国。在这部科幻电影中，祖国以母亲的形式出现，成为海外游子(科学家)魂牵梦萦之地。在这种充满张力的、本质是敌特片的科幻叙事中，意识形态对抗是这一时期科幻电影中的隐秘主体。通过科学家的个人选择，将实现理想与现实阻碍直接指向境内与境外，展示中国社会20世纪80年代初期对改革开放的迟滞与疑虑的整体心态，以及对国际形势的忧虑。在《霹雳贝贝》一片中，贝贝因外星人而具有了超能力，进而徘徊在家庭/社会之外。当他决定放弃超能力时，他在长城这一具有鲜明符号意义的场所呼唤外星人。面对外星人的诱惑，他坚定地告诉外星人“我不愿意要那些本事”而只是希望做一个普通人，从而使生活步入正轨。在《魔表》中，康博思一夜长大而被父母当作陌生人赶出家门游荡在外。在度过最初的自由之后，他开始强烈渴望回归家庭并最终放弃了控制时间的超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电影中出现的超能力都不是主人公自发产生的，而是“外部”强加或赠予他们的。在经历了狂喜与失落之后，主人公几乎都主动放弃了来自外部的力量，而渴望回归原来的生活。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大转型的历史时期，科幻电影中呈现出的对外部力量的复杂态度——它虽然可以让人具有特异功能，但却是以“不正常”的状态存活；对家庭及其象征的原生态生活的留恋——主动放弃超能力回归正常世界；都可以被视作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心态的折射——人们对“外部”世界的心态从新奇转向迟疑犹豫，对外来事物、文化的涌入充满了焦虑，转而寄希望于古老的、传统的生活方式，以消解不可避免的冲突所带来的对社会整体心智的震荡。

第二，逐步开放，关注全球议题。《大气层消失》《毒吻》《合成人》《隐身博士》等电影的主题，几乎都是围绕环境保护和科技的负面作用展开的。《大气层消失》关注的是环境污染导致臭氧层破裂威胁人类社会生存。《毒吻》则把主人公生下来就带毒进而毒死周边所有人的悲惨命运，归咎于环境污染导致的水体破坏。《凶宅美人头》《合成人》《错位》《再生勇士》都将目标集中于科学伦理问题，讲述了“换头”技术带来的可怕后果。在科幻电影主题的广度与深度的开掘上，这些电影是一种“弗兰肯斯坦”式的尝试。

从这些电影关注的议题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产科幻电影的主题与西方世界几乎保持了同步。此时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西方科幻电影，也探讨了科学导致的异化以及科学伦理的问题。这些议题的对象是全人类，而非某一国度或民族。在它的语境中，人类和世界的整体利益是主要的叙事动力。可以说，这一时期我国科幻电影关注的议题远远超出了它的时代。在电视机尚未完全普及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讨论人工智能、讨论环境污染导致的基因变异，似乎显得有些过于超前。然而，深究这些科幻电影的主题我们可以发现，与其说它们是对社会发展的杞人忧天，不如说是在融入外部世界的过程中，经过80年代初期的迟滞与疑虑，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改革开放带来的切实利益转变了人们的认知。这一历史时期，也是国际形势发生剧变的时期，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得到缓解，在主动融入世界、拥抱世界的过程中，人们看到了“外部世界”对中国发展的助力。因而反映在科幻电影中，前一阶段对进入“外部”的保守与徘徊态度，为主动融入、主动关注全球性的议题所取代。

第三，关注社会现实，警示社会现实。一般认为，科幻电影是远离现实的，实际上科幻电影的现实性与它的幻想性紧密相连。在科幻电影中，通常会通过空间和叙事的幻想性，实现对现实的象征性指向。

《疯狂的兔子》上映于1997年，作为一部主要以儿童为观影群体的电影，它的视听风格却呈现出强烈的邪典意味。在不断运动、变换、扭曲的镜头语言里，被洗脑的儿童高呼口号，攻击教师和同学。在它的故事里，尽管社会已经发展到了计算机大规模普及的年代，但人们却依然随时会受到外星病毒的影响，进而丧失良知沦为集体非理性狂热的牺牲品，而不受蛊惑的人要么被放逐要么违心加入群体。从中可以看出，经过近20年的发展，人们在享受了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生活后，对有可能重新陷入历史轮回的恐惧。1997年，《春天的故事》唱响神州大地；同年2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离世；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这种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担忧中，《疯狂的兔子》以一种怪诞的方式警示了世人。

而到了2008年的《长江七号》中，对中国的现实空间的呈现则充满了后现代的隐喻。周小狄和他的父亲终日蜷缩在拆迁工地中的危房里，近乎风餐露宿。父亲是一名民工，通过在建筑工地打工供养周小狄，为了使他接受更好的教育欠下不少外债。父子俩能够相处的时间都集中在夜晚。他的父亲极少在白天出现在诸如家、学校等正常的空间中，而总是在建筑工地里沦为群像中的一员。周小狄虽然得以进入贵族学校，却是以异类的方式成为众人嘲笑和凌辱的对象。在2008年举国欢庆北京奥运会的背景下，周小狄父子的境遇仿佛是从上一个世纪穿越而来。无独有偶的是，几年之后，科幻小说《北京折叠》也通过空间的异化展示了社会极速发展过程中，被牺牲、被象征性抹去的底层工作者。实际上，这种对社会分层的展示在《流浪地球》的宏大叙事中也出现了。领航员空间站、地表和地下城分别象征着社会的几大阶层。在地球面临解体的末日危机中，地下城是最先覆灭的，而身处地表和太空的人们，决定了地下城的未来走向。

“中国科幻所需要的，不光是持续不断的好奇心和对新鲜技术的敏锐度，更需要在日益切割和缩略化的社会时空中，对城市化带来的各种局限的充分自觉。”在《疯狂的兔子》《长江七号》等科幻电影中，把中国所处的现实空间予以了抽象化、概念化的呈现——学校是变形而诡异的，家是逼仄、贫困的。通过空间的再造与重置，将中国社会在不断追赶现代化的进程中，对未竟的启蒙事业、底层生存状态、制度不完善等问题的象征性忽视，以一种幻想的方式展现出来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科幻电影是现实主义的——只有正视并解决社会问题，才能不断迎来民族、国家更深层次的发展。

第四，崛起的民族国家与未来想象。《流浪地球》的出现，既是对我国科幻电影传统的继承，又得益于科幻文学的蓬勃发展，它改编自刘慈欣的同名中篇小说。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科幻文学开始向世界看齐，出现了一大批对标世界一流水平的文学作品。以《三体》为表征的科幻文学作品，呈现出了波谲云诡、恢宏壮阔的宇宙文明。因此，当迎头赶上的电影工业面对这种叙事文本时，反而因为类型经验的缺乏而束手无策。在一个不需要民族、国家乃至种族利益的叙事语境里，如何唤起观众的共情，是摆在电影制作团队面前的难题。模仿好莱坞科幻大片的做法，用特效和英雄群像、星际战争、末日拯救来充实叙事，看起来最简单，但却可能会因为电影工业的短板而不伦不类。另辟蹊径，则是在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施展拳脚，即使制作团队有这样的决心和勇气，资本和市场也不会给予他们更多的时间和善意。更何况，自1994年进口片以配额制的方式进入中国内地以来，观众在二十多年的观影历程中积累起了丰富的经验。对于科幻片这种成熟的片种，他们并不会因为是国产电影就降低要求。

在《流浪地球》原著中，国家的界限已经消失了，婚姻和家庭也解体了。在这种叙事维度中，一切国族、种族、历史和区域文明，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在中国电影所处的现实维度里，如何扭转原著中的无政府主义和虚无气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直接决定着今后科幻电影的市场走向。因此，在《流浪地球》的电影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充满意味的现象：第一，在厚度达几百米的冰封世界里，东方明珠电视塔、金茂大厦、奥林匹亚村、世博会遗址乃至兰州拉面招牌等具有符号意义的物件，依然清晰可辨。第二，俄罗斯宇航员是中国宇航员刘培强在空间站唯一的朋友和助手，最后甚至为了拯救地球而牺牲。与此同时，美国宇航员不愿蹚浑水而装睡，日本救援队队员直接自杀。第三，联合政府依然由中、美、法、英、俄五国构成。中国在出现联合政府的镜头中居于中间位置。

在这样一种审慎的处理中，《流浪地球》从原著中波澜壮阔的地球往事，直接变成了国家—民族叙事语境中文明的自救。它的逻辑其实与《红海行动》等主旋律商业大片，是一脉相承的。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升，不可避免地与传统大国产生更加激烈的冲突乃至对抗，科幻电影这一象征电影工业最高水准的片种，也将不可避免地对标世界先进水平。而这种对标除了制作层面力图后来居上之外，如何在叙事中反映现实世界的诉求，将是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

通过对新时期以来国产科幻电影的再审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意识的复杂性和民族国家意识的演变。从迟滞、疑虑到拥抱世界，再到确立独特的自我价值，借由科学幻想，国产科幻电影实现了对历史的反思、对社会现实的隐喻以及对未来世界的展望。可以预见的是，得益于市场和国家意志的双重肯定，《流浪地球》式的科幻电影，将是一段时间内电影市场的主流。但相较于主旋律商业片，这种类型的科幻电影的路途将更加艰难——除了短时间内受制于电影工业的发展水平之外，如何在科幻叙事和国家叙事中寻找平衡，发展出区别于西方科幻片的独特内涵，将是中国科幻电影真正走向成熟、走向未来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