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军利

(湖南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自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4年9月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公开发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后，“双创”由此开始走红。我国迅速开始了第四次创业浪潮。激励着一拨又一拨义无反顾地走上创业之路的开拓者不断努力的，是一个个创业成功者的故事。以讲述创业者的成功创业经历为主要内容的创业电影也伴随着这波浪潮成为时下一大热门电影类型。

创业本无性别，但综观中外创业电影，似乎更偏爱男性，无论是写实题材的《公民凯恩》(1941)、《硅谷传奇》(1999)、《社交网络》(2010)、《中国合伙人》(2013)，还是基于艺术创作的《甜心先生》(1996)、《背水一战》(2002)、《下一个奇迹》(2012)等，几乎无一例外以男性为主角，讲述男性的创业故事。即便出现了女性形象，也多半为默默陪伴男性的“肋骨”角色。

政治学领域研究表明，女性权益保障是社会权益保障的晴雨表，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时代也是“她时代”。女性权利的保障和性别平等的落实，女性群体在各个行业的崛起，正是中国以及世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的一个侧面。崛起的女性要担负更多的责任，提升公共生活的参与度，提升政治效能感，表达出更多的“她力量”，唯此，才能不负社会进步，不负时代机遇。显然，创业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与此不甚一致。因而研究这一非正常现象，对电影发展及社会进步都有着较为重大的意义。

综观创业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主要呈现以下几方面特征:

一、身份的边缘化

21世纪初，在美国方言协会举办的“世纪之字”评选中，“她”(SHE)由一个曾经微不足道的字眼，当选为“21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字”。这意味着女性将凭借其特有的韧性、细腻、敏感、灵活、耐心、关爱心、注意力等优势，在21世纪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然而，相比于创业电影中男性的丰富样貌，女性形象大多主体缺席，往往只是功能性和符号性的人物，被创作者和观众匆匆带过、忽视或者给予负面评价。

在创业必看电影之一的《中国合伙人》(2013)中，主人公毫无疑问是成东青、孟晓骏、王阳这三个经历、性格各不相同，也各具魅力的男人。他们凭借着青春的冲劲和不懈的努力，在事业上胜利的同时，也靠着各自丰富的性格魅力收获了一大批粉丝。他们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男性类型，但巧合的是，在他们背后都有一个曾经抛弃过他们的女人。“土鳖“成东青对千辛万苦追来的“女神”苏梅一直在无私奉献，苏梅则为了留在美国，毫不留情地抛弃了他。痴情女子负心汉的传统戏码在他们二人身上得到了反转，苏梅在影片中不过是一个受谴责的负心女子。而对于美国女人Lucy而言，王阳只是她生命中的一个匆匆过客，最终更是以行李超重为由，按下快进键，狠心放弃了相恋四年的男友。无可否认，Lucy身上展现了当代女性独立果决的一面，却也逃不脱薄幸的标签。至于孟晓骏的妻子良琴，影片一开始以一个典型的“好女人”形象出现，不管爱人得意还是失意，都始终不离不弃地在他身边，甚至不惜用弹钢琴的手在干洗店熨衣服。但当孟晓骏要离开美国回国创业时，身边却没有她的身影。她为什么没有一起回去的原因影片中语焉不详，但抛下孟晓骏，即使是暂时的，在其创业的关键时刻没有陪伴左右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比起三大男主角，这三位女性的角色定位着实不够讨喜。

无独有偶，美国影片《甜心先生》(1996)中的女性角色设置与《中国合伙人》(2013)中的几乎一样。男主人公杰瑞·马圭尔的创业之路可谓困难重重，但在他的坚持之下，最终还是迈向了成功。在他身边，先后出现了两位女性：一个是虽然嘴上说爱他，但在他陷入困境时视他为“失败者”，不仅不帮他还打击他，分手时更是暴打他一顿的未婚妻艾弗瑞。一个是早已对杰瑞情根深种，为了他可以抛下一切，甘愿付出一切的好女人多萝茜。她们都是职业女性，却很少有相应的职场生活和工作能力的描写，影片的叙事让她们成为围绕着杰瑞而存在的非独立女性形象。艾弗瑞的强势本应成为事业的助力，却仅仅体现在了对“性”的无节制需索和先提出分手的所谓主动权。这一形象的出现凸显的是杰瑞的专一和绅士风度。多萝茜更是毫无来由地陷入男主角的魅力中无法自拔，她的事业抉择完全没有顾及自己的职业前景，更加忘记了自己单亲妈妈的身份、要养家糊口的家庭环境。她的付出让观众看到的是男主人公独特的个人魅力。

英国当代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在她的《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中说过，在一个由性别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里，观看的快感分裂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起决定性作用的男性目光把他的幻想投射到按此风格化了的女性形体上。

当代创业电影，多以男性作为影片的叙事核心。女性形象建构的目的是为了衬托影片中的男性，烘托其性格，辅助剧情的发展，丰富男人在创业铁血之外的柔情一面。真正将她们作为创业的主角，甚或是作为独立的主体或个体的作品一直寥寥。很明显，在这类创业电影中，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一面被男权话语所消融，常常被边缘化，作为观赏性元素存在，她们缺少话语权，没有属于自我的完整生活，更遑论对其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与心灵世界的探索。

女性主义运动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女性曾经遭遇的偏见与歧视定位也逐渐得到改善。然而创业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与社会现实，甚或是其他类型电影相比，都是非常态的存在，表现出一定的片面性和不完整性。究其原因，与创业电影的商业性有着脱不开的关系。

对于创业电影而言，因其题材的特殊性，基本上都有着精准的商业定位，避免不了一些艺术的视角无法表达，或者表达不够。因而多肯定男性在创业中的中心位置，创业、男性、电影几乎成了此类电影的固定组合，而不是以扭转偏见，改变女性角色长久以来的一贯定位为目的。这可以说是创业电影作为商品对消费市场做出的一种妥协。

二、角色的性别化

不可否认，男人与女人在生理上与心理上存在着天然差异，但在男权主导的社会中，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划分，不是单纯的能力高低，而是来自生理性别的差异。男性在这种性别分工下，更理所应当地活跃于创业这样的公共领域里，女性则被划归到私人领域，隶属于家庭或男性，也即我们常说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这种社会性别角色更加强化的是女性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因而创业电影叙事关于女性的想象要么是崇高伟大的女伴，要么是自私卑鄙的对立者，恰恰体现了男权主导社会的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划分。即便出现了一些走出家庭、走向公共领域的“新”女性，影片中也往往会强调男性于女性而言的不可或缺性，重申“男强女弱”的传统性别格局。

在国内少见的聚焦女性创业话题的电影《梦想合伙人》(2016)中，三位女性创业者卢珍溪、文清和顾巧音，运用各自不同的长处和智慧，既是互相扶持的朋友，又成为互助互补的合伙人，齐心协力，共同攻克创业之路上的道道难关，实现了从落魄小妹到商界女强人的逆袭。这三朵女人花表面上看起来与贤妻良母的传统女性形象截然不同，颠覆了传统社会观念对女性的定位。比起剧中的很多男性，如出轨，无情抛弃卢珍溪的初恋男友；歧视女性，在商场上落井下石的商界大佬周先生等，她们的形象要亮眼很多。她们有梦想、有激情、有能力，并能将三者结合起来，最终成为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的CEO，从而实现自我、成就自我。然而追索她们的创业之路，男性视角始终没有消除过，男人对她们每一个的生活、工作都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重要到我们往往会不自觉地忽视她们的创业旅途，反而更关注她们的感情生活。

以卢珍溪为例，她受过高等教育，机智又勇敢，坚韧且自立。她似乎拥有了一切，却唯独没有，或者是没有让观众看到她的“自我”。学英语，到美国，甚至成为卖假包的“女强人”，本应是人生的重大抉择，对卢珍溪而言，不过是为了大学校园里的师哥初恋。而当被师哥嫌弃，失去了爱情，她也就失去了美国的一切，所以灰溜溜地回国。回去后的她，在父亲的允诺中获得继续奔跑的勇气，在青梅竹马牛俊诚的陪伴下得到奔跑的动力，在人生导师孟晓骏的扶持下一路前行。这个以“奔跑”为人生关键词的“新女性”就这样在诸多男人身边渐渐由清晰变得模糊，直至变得可有可无。本应是个性鲜明、无可替代的卢珍溪个体，就这样成为符号一样的存在。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在终于实现理想，成就自我价值的公司上市的重要场合，她却发出“如果失去了他(牛俊诚)，这份理想也变得毫无意义”的宣告，并且抛下一切，脱掉鞋子，奔向那个男人了。拜伦在《唐璜》中说过，爱情对男子来说不过是身外之物，对女人来说却可以是整个生命。卢珍溪的“奔跑”恰好是这句话的完全呈现。爱情、男人是卢珍溪的全部，创业反倒成了附庸。

卢珍溪的角色定位显然不是个例，影片中另外两位合伙人文清、顾巧音也同样如此。对于她们而言，男性始终是跨不过去也绕不开的一种存在。影片对于创业者与投资者有一个形象的比喻——BBQ，其实用在其所传达的两性观念上也是如此契合：女性是肉，让男性来“考”。这种“考”是全方位的，事业、家庭，无论她们在外面的世界里如何成功，也不过是被“考”者，是一个个失去自我的符号。她们的存在，如同布景板一般，点缀着这个自始至终属于男人的世界。如果她们是男性，就像《中国合伙人》(2013)中的三位那样，人们多半就会更关注她们的事业，而不是家庭生活、感情经历了。社会对于女性依然刻板如初，因而，这三位女性创业者形象不仅不是一种逆反，反而恰恰体现了传统视域下女性形象的回归。因为在他，或者说是男人的世界中，男性一直保持着绝对的主体地位，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被定义的位置从来都是后位，其主体性逐渐由被动变为主动地消失和沦丧。

三、身体的景观化

随着电影高科技制作手段的不断发展，视听冲击力和视觉愉悦感越来越成为电影的主流追求，电影也开始了以叙事为中心向以视觉为中心的转移。创业电影概莫能外，观影的愉悦性是构成此类电影魅力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创业电影所提供的视觉快感与很多因素有关，大场面、特技制作效果等。女性形象的存在很多时候也仅止于提供这种视觉快感。因为在传统体系中，除非女孩和女人穿戴整洁，线条突出，身材不走样，皮肤光滑、有弹性，否则就一无是处(通常还被当成一无是处的人对待)。

《时尚先锋香奈儿》(2009)就是这样一部充满了男性凝视的“视觉盛宴”。影片讲述的是法国百年历史品牌香奈儿(Chanel)的创始人加布里埃·香奈儿(Gabrielle Chanel)的创业初体验故事。香奈儿之所以获得成功，与她的设计理念息息相关，她最早将女性从繁复的蓬蓬裙、紧身束衣、蕾丝花边和孔雀羽毛等“五花大绑”中解放出来，获得穿衣的自由，且仍然不失优雅、迷人和高贵。因此，这是一个甫一诞生，就带着鲜明女性主义烙印的品牌。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电影没有从创业或是女性主义等显而易见的现实视角切入。女性的觉醒，一个伟大的时尚先锋是怎样炼成的，在我们的心理期待中，跌宕起伏、激动人心的奋斗史通通没有出现，更多地聚焦于女主人公的情感世界。本应是反映女性创业者创业经历的电影，却不仅是香奈儿本人，连她所投身的时尚业都在迎合着男权社会。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或一帮有钱有势或有情的男人，女性要获取成功，只能用性别魅力工作，这是男权社会的天经地义。香奈儿，从女性穿男装开始，这不是颠覆，不过是为了在男人身边的众多女性中成为最吸引男性目光的那个而已。不得不说，这个香奈儿与那个现实世界中缔造了庞大的时尚帝国的香奈儿相去甚远。

美丽窈窕的容貌与身段、精致时尚的妆容和穿搭……女性，特别是创业女性，在创业电影中几乎已经有了固定而统一的形象。香奈儿们如是，卢珍溪们如是。长相、身材、衣妆等这些和创业与成功没有必然联系的因素不断被强化，智慧、能力、气魄、胆识等与创业息息相关的素质和条件反而时时被弱化。谈判桌上没有女性的位置，男人才能在一起谈生意，女性衣着性感、打扮漂亮才有资格出现在男人的世界中。所以，电影中，女性最终只能成为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满足着男性的欣赏欲望和视觉快感。这是香奈儿们、卢珍溪们的悲剧，更是创业电影的悲剧。

在创业电影中，我们始终无法回避这样一个现实：在男权话语和电影的商业化进程中，为了迎合市场和观众的男性立场，男性理所当然地成为绝对主角，在创业的战场上，尽情挥洒着男性的性别魅力。反之，女性的银幕形象被强行与现实剥离，女性的主体意识逐渐被消融，从而无奈地雌伏，成为男人背后面目模糊的女人。即使是所谓的主角，光环也要依靠男人来成就。

随着社会的发展及观众审美的变化，尤其是在女性主义蓬勃发展的当下，女性觉醒乃大势所趋。电影需要探索新的方法与途径以适应时代，创业电影概莫能外。塑造好女性形象，是与现实接轨的需要，也是提高其艺术性和感召力的不可或缺的元素。

时至今日，女性创业的比例越来越高，成功的案例越来越多。2017年发布的“全球女性创业者指数”显示，中国的女性企业家比例高达30.9%，全球排名第8位；中国女性创业者指数分值为61.3，全球排名第31位。胡润研究院正是看到女性创业者的巨大成就，因此连续九年发布了“胡润全球白手起家女富豪榜”。

此背景下，创业电影还一味拘束于过去的刻板印象，对女性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偏见。这种片面的人物建构缺乏真实性，与现实生活产生差异，观众很难产生代入感，影响影片的传播效果，也违背了电影为了寻求社会容纳、观众认同，必然要与时俱进的特点，失去了创业电影给人信心和动力、教育和警示等作用。时代呼唤女性以主角，或更加光彩夺目的形象走进创业电影的世界，电影应该为吴亚军(龙湖集团董事长)、戴安·亨德里克斯(ABC供应公司主席)式的女性留一席之地，让“她”成为这一特定领域的主导者而不是偏见的弱者。

创业电影之所以受欢迎，很大程度上与其正能量属性有关，创业成功的巨大喜悦和成果无疑是创业道路上的一剂强心针。但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创业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挫折。此时，男性的刚硬与强力固然重要，女性的温柔、善良与韧性同样不容忽视。与创业的曲折和残酷相比，女性的性别特征因为存在较大的反差，更能衬托出其艰难的一面，让人对创业不只是存在幻想，而是有更深入的认识。

不仅如此，男女性别差异在很多方面和时候还能互补共享，共同推动创业之路。《中国合伙人》(2013)中三兄弟由最初的“情比金坚”走到最后分道扬镳的结局，不免让人唏嘘，以至于王阳在婚礼上说出了“千万别跟好朋友合伙开公司”的感言。虽说三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不同，但关键时刻各自的刚硬不退让也是散伙原因之一。如果能有职场上或家庭中的“绕指柔”居中调停，也不是没有继续下去的可能。

综上，创业电影目前亟待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回归现实，改变传统意义上男性的视点，正视两性差异，将女性个体的生命体验和社会处境诉之于众，逐渐形成成熟的女性表述，去塑造更多展现多元气质和个性的女性形象，从而进行性别平等的叙事。创业，不应让女人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