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 仪

(福建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国际合作拍摄纪录片的方式由来已久。通过国际合作，可以扩大行业交流，增强中国媒体在整个业界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进而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此外，由于国外纪录片行业发展较为成熟，通过合拍这一模式能够学习国外的先进制作技艺。另外，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世界影响力的与日俱增、脱贫攻坚战略的深入开展，世界亦希望对脱贫攻坚有更深入的认知，吸取在经济建设中的中国经验。

《中国脱贫攻坚》是第一部以西方人视角解读中国扶贫攻坚的纪录片。该片由艾美奖得主彼得·盖泽尔执导，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博士担任主持人。影片完成后在美国多家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受到来自世界各地观众的好评，总观看量已达600多万次。以往的中外合拍片大多从中国的自然、历史、人文等领域出发来介绍中国。如2015年播出的《鸟瞰中国》，由中国五洲传播中心与美国国家地理频道联合拍摄，展现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和社会人文。2016年播出的《孔子》，由中国中央电视台与英国雄狮公司等机构合作拍摄，介绍了孔子的一生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纪录片《中国脱贫攻坚》跳出往常合拍片的创作领域，以前所未有的西方个人视角深入观察中国社会，详细展示了中国为实现2020“全面小康”所做出的努力。

一、纪录片《中国脱贫攻坚》的创作逻辑

(一)扶贫为题：回望过去，明确主旨

本片聚焦于中国在脱贫攻坚领域的有关问题。影片开头，通过介绍式字幕搭配相关画面的方式，向观众讲述了中国脱贫攻坚的展开背景、发展路径、相应方针政策以及发展现状。贫困作为社会内容的题材，与人们的生活联系密切，这一世界性、顽疾性的问题，对于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个人来说都可谓“休戚与共、息息相关”。此外，伴随着中国快速发展的步伐，人们亦希望通过纪录片这一纪实手段来了解中国、认识中国，进而感悟生活。表现在本片中，2020年是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但此时恰逢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中国是否还能按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用什么方法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国脱贫攻坚》就用纪实拍摄的方式为观众揭示中国胜利的秘诀。开篇通过字幕加相关画面的表现手法，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明确影片主旨，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和好奇心。

(二)参与式观察采访：客观立场展示扶贫力量

国内近年来拍摄了很多与扶贫相关的纪录片，这些纪录片通常采取寻找典型案例的方式，用“小人物”视角体会发生的一切。如《我的扶贫年》，讲述在东北村落，扶贫干部呕心沥血的工作场景。《扶贫在路上》，以三秦大地上的普通老百姓为切入点，在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中记录脱贫致富的曲折历程。这种视角呈现出的故事较为温馨、细腻，但美中不足的是，这种记录方式有故意搜集题材的嫌疑，很容易被贴上“命题作文”的标签，信服度不足。

《中国脱贫攻坚》采用参与型纪录片的拍摄模式，这一模式类似田野调查，即一位研究者在某个地区与某一事件相关对象进行长期共同生活，但是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使自己做到尽量冷静、客观，然后写下他们的研究心得。本片中，库恩博士与被摄者进行正常交往，与普通群众处于一种平等的关系之中，群众活动的真实状态在一种互动的关系中表现出来。《中国脱贫攻坚》通过一年的拍摄，足迹遍至贵州、甘肃、新疆、山西、四川、河南等地，探访贫苦家庭的生活，采访国务院扶贫办负责人及相关省、市、县、乡、村五级政府官员。记录了在乡村第一线工作的驻村书记、努力读书的甘肃女孩、养骆驼赚取收入的哈萨克族牧民、立下军令状的广大干部、搬出山区的贵州百姓以及第三方评估等故事。通过六组典型实例，介绍了精准扶贫“五个一批”的具体措施。经过这样的纪实性记述，使观众认识到广大干部的担当与作为、百姓的奋斗与豁达，进而引发观众对中国扶贫攻坚工作的认可和尊重。

(三)创新表达：故事编排，辅以西方人视角解读扶贫

扶贫攻坚的漫长跨度使得纪录片在进行内容编排时必须选取重要的时间片段来做基底，把握住最有价值的瞬间，完成由点及面的叙事过程。导演组在确保真实性的前提下，对不同地域的扶贫工作进行多样呈现，而后再将这些故事进行人为排序并串联起来，形成对扶贫工作的多角度阐释。“期待视野”是接受美学理论巨擘姚斯的重要概念，即阅读作品时读者的文学阅读经验构成的思维定向或先在结构。当阅读对象为纪录片时，“期待视野”即指观众在观看之前针对这一媒介内容已有的认知结构，这种认知结构具有很强的个人价值取向。长期以来，西方媒体对中国存在各种各样的“黑化”式解读。表现在纪录片领域，有如2015年韩国KBS电视台推出的纪录片《超级中国》聚焦中国发展现状，过度描绘中国发展成就，渲染“中国威胁论”；2016年英国广播公司制作播出的《中国的故事》，表现出一个故步自封、因循守旧的陈腐中国形象。这些影片中塑造出的中国形象影响了国际观众对中国的认知，造成中国形象贬低化、片面化，使得国际观众的“期待视野”偏颇化。此外，一直以来，西方对中国总是抱有“猎奇”心理，希望看到中国艰难困苦的一面，进而体现出自我优越感。《中国脱贫攻坚》就立足于农村，呈现出当今3000万群众的真实生活场景，但是，通过库恩博士这一西方人视角，带领观众认识在贫困的现象背后，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民所做出的抗争和努力，用事实证明，中国的脱贫不是“花架子”，脱贫，指日可待。

二、纪录片《中国脱贫攻坚》的内在表达

(一)扶贫不是哗众取宠，而是要砥砺前行

《中国脱贫攻坚》作为一档扶贫类的专题纪录片，以比较深刻的宏观思路向广大观众，特别是外国观众介绍中国的扶贫经验，但又避免了乏味甚至无聊。

摄制组首先跟随库恩博士来到海南省琼中县采访黄建军。黄建军是海南省琼中县岭门村第一书记，他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首先，黄建军是自己主动要求来驻村的，他自愿放弃原来海南省农村信用社机关办公室的安稳工作，离开家人，前往偏远农村进行扶贫工作。其次，库恩博士跟随黄建军一同工作，了解到黄建军挨家挨户询问村民生活情况，指导、劝说村民种桑养蚕，认真记录村民在生产活动中遇到的问题，激励老伯努力劳动等一系列工作场景。经过这一桩桩真实事件，观众在库恩博士的带领下，体会扶贫工作的点点滴滴。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精准识别到底谁是贫困户，政府会在全村召开民主评议会，由全体村民集体表决。通过这样一种科学又民主的方式，用实际行动回应了西方对中国的质疑。这种参与式的拍摄在跟踪报道中将广大干部“认真工作，奉献个人”的时代底色深深镌刻在每位观众的心中。

(二)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打赢脱贫攻坚战

《中国脱贫攻坚》的英文名为“China’s War on Poverty”，这是中国人对贫困做出的宣战，这样的英文名，表明中国政府对扶贫工作的重视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坚定信念。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在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前提和关键环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习近平总书记就脱贫攻坚，指明了方向。跟随库恩博士深入中国广大农村地区，观众可以了解到在甘肃环县，在一对父母辛勤劳动和政府低保的支持下，他们的女儿正在大学中汲取知识、奋力拼搏，实现着“教育脱贫”的绮丽梦想。在贵州省惠水县，随着异地搬迁的深入开展，百姓的住房有了保障，生活条件较以往方便、舒服了许多。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福海县，凭借企业的入驻，牧民有了更多的资金来源渠道与产品销售渠道，能够将大量的驼奶出售给企业，赚取收入。在库恩博士对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的访谈中，观众可以发现，中国政府为了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立下了郑重且严肃的军令状，这是对全中国14亿老百姓的承诺，也是对国际社会的承诺。

(三)用国际通行的语言，讲述扶贫故事

具有“国家相册”之称的纪录片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与电视剧、电视新闻并称为对外传播的“三驾马车”。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国际社会希望能够深入、全方位地了解中国。但是，正如国际著名纪录片制作人孙书云女士提到的：“关于中国故事，西方纪录片从他者视角出发，惯于一种批判的眼光。而中国纪录片惯于正面宣传。”两种不同的摄制风格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为了更好地“传递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中国脱贫攻坚》采用中美合作拍摄的方式，将双方分歧降低，同时更好地借助国外平台来为中国发声。当今全球化语境下，国与国之间面临的问题越来越趋同，“全球性知识”成为大家普遍关心的领域。《中国脱贫攻坚》作为一档纪实探访类纪录片，积极参与“全球性知识”生产，通过多样的扶贫案例，介绍中国的脱贫经验。同时，在叙事过程中并不一味以正面宣传为主，也真实地记录了存在的问题。如在贵州惠水县，百姓在镜头前揭露政府为了劝说他们搬迁，承诺的工厂工资与实际工厂工资不符，存在虚高现象。在第三方评估中，重庆农村地区存在工作不严谨、虚报、谎报等问题。

《中国脱贫攻坚》在58分钟的时间内讲述了中国脱贫攻坚事业的方方面面。该片通过鞭辟入里的科学调研方法，在“参与—观察”中得出切实可靠的结论，使得国外观众能够更加轻松地深入纪录片文本内部，在熟悉的节奏和方式中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扭转了他们对中国的固有认知。本片的成功，是“向世界说明中国、讲好中国故事”的成功范例。同时，《中国脱贫攻坚》作为影像文本，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将作为话语留在人类历史之中，这也是该片的价值所在。正如片中结尾说到的：“未来，当历史学家记录人类这一时期的历史时，中国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或将成为其中重要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