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今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好久不见，武汉》是日本导演竹内亮(Takeuchi Ryo, 1987— )2020年6月通过自媒体平台发布的一部中日双语纪录片，翔实地记录了新冠疫情下武汉封城事件亲历者口述的灾难体验。由于作品推出时值疫情在中国得到有效控制时期，又是从一位外国人的身份视角出发，在没有什么特殊安排和人为设置的前提下，记录了疫情期间的普通武汉百姓的生活，反映了防疫第一线城市的真实生态，所以，它在发布之初就立刻受到热切关注。作品上线首日，仅国内微博平台的点击量就超过了1400万。全片最打动人的地方，也许就在于它记录了非常真实的情绪。正如竹内亮在拍摄后记中自述道，“(在片里)并没有说英雄，没有形容词……看他们，就够了”。可见，竹内亮对“英雄”的观念表达得比较淡然，最理想的“武汉英雄”面貌就应该是他镜头里那样：面对现实、热爱生活、积极行动。他或许更倾向从一个平静的视角，向观众娓娓道来这场灾难中武汉人的创伤体验，以及主人公们如何面对创伤记忆、如何修复创伤的心路历程。因此，本文拟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解析《好久不见，武汉》的叙述结构与创伤呈现，进而窥察作品中灾难亲历者面对创伤时真实的精神心理状态。

一、群像摹写：创伤体验的多层次表述

叙事理论学家热拉尔·热奈特(Gerard Genette)指出，当叙事者、本体世界和叙事视角发生转移时，叙述层次可以被划分为“故事外层”(extradiegetic level)和“故事层”(diegetic)，以及嵌套在“故事层”中的“元故事层”(metadiegetic level)。《好久不见，武汉》将个体创伤、家庭创伤和集体创伤交织在一起，就建构了一个这样包含不同叙事层次(narrative level)的话语综合体。

在故事外层，作为叙述者的导演根据疫情灾难发生时武汉居住者的亲身经历见闻，将其以“访谈+介入解说”的形式编为十个不同的故事，包括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开日料店的老板、疫情防控期间的创业者、医院的护士、久别的情侣、用无人机记录下封城影像的英语老师、因新冠而丧失亲人的女孩、参与雷神山医院建设的建筑工人以及戏剧性住进医院的导演本人。这些个体故事不仅架构起作品叙事的总体框架，将叙事焦点由“武汉封城”具化为不同的人物与家庭故事，而且成为作品推进叙事的一条显性线索，引导观众跟随去探寻每个人物故事中发生的事件。

故事随着影片叙述者对武汉疫情及封城前后过程的介绍而展开，再逐步深入故事层。简洁的外层叙述凝练呈现在影片伊始，例如：“1月24日还能看见行驶的车辆，1月29日马路上基本已经没有车了，人影也基本上没有了……”第三人称视角、航拍街景画面，再加上叙述者极为克制、不夹杂态度的言辞和语气，瞬间开启了观众对于封城生活的记忆，又确保了观众将其作为富有主题意义的因素去见证。

接下来的故事层中，灾难亲历者们逐渐替代隐含的作者作为叙述者，从客观情境中脱出，开始了自身故事的逻辑发展。于是，叙事的聚焦进一步具体化为当时生活在武汉这一空间内众多鲜活生命体的见闻与感受。继而一个与朴素、铭记人心的故事层叙事迥然不同的、饱含创伤记忆而又勾勒细腻的元故事层叙事慢慢浮现。

元故事层的叙事不是为了呈现历史创伤的破坏性影响，或是逃离现实苦楚。如美国学者凯斯·卡鲁斯(Cathy Caruth)所言，“创伤故事的核心，是一种在徘荡于死亡危机叙事和生存危机叙事间的双重叙述(doubletelling)”。亲历者的叙述既反映了他们见证死亡危机的沉痛和幸存后对于平复创伤的渴求，也表现出他们在这两种情绪下的挣扎状态。

亲历者的挣扎首先体现在恐惧与勇气的较量之间。疫情暴发后，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宣布关闭并开展全面消杀行动，周边店铺纷纷闭店、搬迁。亲历者们从一开始的毫不知情，到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一旦封城，所有人都将面临着同样的处境，都得设法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包括恐惧。甚至武汉解封后，亲历者面对来客，见面第一句招呼竟还是“我做过核酸检测了”，体现出他们仍处于恐惧、小心翼翼、担心被排斥的社会心理环境之中。镜头下，近乎所有的受访者，包括患者，都没有直接流露出对新冠病毒本身的惊惧，反而在鼓起勇气对抗疫病的过程中意识到所遭受的重创。通过亲历者的讲述可以看出，瘟疫不是可以简单拒绝的对象。这倒不是出于一种想要逃避却不得的消极情绪，而是因为这种想法里同时掺杂了武汉人对生活的认知样态。如果不正视它，如果一直回避它，武汉就无法维系最起码的自尊心。当然，亲历者们略带惆怅的述说也暗示了，在克服悲伤的种种努力中痛苦、煎熬仍然重压着他们，要想完全适应现实仍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和勇气。

再者，悲痛与信念也是武汉亲历者挣扎的又一表现。乐观的年轻护士谈及亲眼见到病人离世、家属领取遗物时情绪骤然崩溃，落泪表示难以继续对话；家属感染去世的女孩以“看到与外公年龄相仿的人治愈了，还是会想，为什么不能多一个我外公？”表达难以释怀的痛楚。疫情暴发时医院救治病床饱和、防护资源缺乏、方舱医院尚在建设，看着无法收治得救的病患，亲历者体会到目睹病症伤亡而无力施助的痛苦感受，这在他们群体意识上留下永远难以磨灭的痕迹。另一面，也有人开始反思，抗疫之中自己可以做些什么。比如武汉的快递工作者在当时危险的情况下将口罩、消毒水等疫情防护物资送到市民手中；口罩厂24小时不停工地生产防护设备。在这些事情的背后，一直有一股信念和强大的同情心支撑着他们。

“隔离”“封城”“核酸检测”“健康码”等关键词在片中被反复提到，这些不经意的重复不仅提示着创伤对整个武汉人的影响，而且透露出人们承受这些创伤影响之深。而亲历者关于恐惧、悲痛的煎熬和渴求勇气、信念的挣扎也成为该作品元故事层创伤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影片将零散的个体话语汇聚起来，传递出由创伤所引发的亲历者的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的悄悄改变——当个体的命运已经不复存在时，取而代之的是以疫情和全体武汉人共有情感构成的群体命运。在个体层面，隔离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远，患难真情却使他们倍加珍惜家庭及人类的情感。在集体层面，创伤痛楚让所有民众都产生了要守护这座“孤岛”城市、守护国家的责任感，从而作为普通人加入抗疫斗争。

如上所述，《好久不见，武汉》通过三重故事层次的叙事结构，揭示了叙事的框架和题旨，更加立体客观地描绘出创伤故事的背景，纪实演绎了在创伤情境中亲历者的挣扎、反思和主动改变，呈现给我们一幅细节生动的武汉人物群像。

二、心态演变：创伤经验的升华

在《好久不见，武汉》的开头，导演竹内亮以旁白叙述，交代了该片创作的过程。筹划数月，募集了百名以上武汉人的生活故事。历时两周，共访谈了十余名灾难亲历者，向他们询问：“你是做什么的”“你经历了怎样的武汉”“你看见了什么，你的感受是什么”“你留下的理由是什么”“你目前最大的想法和计划是什么”。构成影片主要内容的个体叙事也是在上述问题的引导下成型的。亲历者对疫情的总印象、武汉封城发生时的心理感受、灾难后受到的影响等心态特征被完整地保存、记录下来并成为作品的一条隐含叙事线索。换言之，如果说十个相连而成的个体故事将观众带入同步时空去感知创伤，那么，藏于访谈问题内的隐含线索则不断在叙事进程中展露了影片自主的叙事意识——考察亲历者及整个社会心态的演变历程。同时，也更进一步照应了本片元故事叙事中创伤修复与转化的内核。

在最初阶段，武汉封城之后的生活特别是亲历者心态的变化，不只是恐惧，还有更多的无助与沮丧、呻吟与沉默。受创后的混沌和失语症状(aphasia)也频频出现在一些亲历者碎片化的话语表述中。这些心态之所以产生，主要是因为疫情现实从内部冲击并切断了人们所依赖的日常经验，引起经验的断裂。在本雅明那里，“经验”(Erfahrung)是集体存在与私人生活中记忆的不断累积，是随着时间流逝人们对知识的浓缩和总结，是人与社会共同体之间一种相生相契的依赖。人们往往借助有效的“经验”来理解和应对现实世界。而在疫情隔离期间，很多混乱的现象都体现了这种经验断裂与空缺的严重性。城市里，街道和房屋之间往常生气勃勃的景象不复再见；为了防止传染，人与人之间都保持适当的距离，人们在一起的行为都变形了；病患无法及时获救的状况与过往对救助体制的信心形成了极大的落差。惯常经验的断裂、常规认知体系的崩溃、应对经验的空缺除了演化成一种创伤，亦令许多武汉人痛定思痛，开始从国家、社会和个人的角度反思目前的治安管理和医疗救助体制。

当创伤被看作病理特征时，它实际上也给亲历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意外经历，催生出全新的经验。一方面，疫情救援过程中暴露的问题，让亲历者感到切肤之痛；另一方面，对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重大疫情防控体制、社会伦理道德建设等各方面的问题却又萌生了新的观点和意见。创伤的情感影响使人开始更加关注生命的意义并萌发了要战胜灾难的新信念。比如，一位热爱分享武汉文化的初中英语老师在灾难后意识到，“武汉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走到了国际视野之下，从某些方面来说，(受到关注)也是一件好事”，更有必要将武汉人的生活展示给世界。仔细体会，《好久不见，武汉》在平凡叙事讲述之上，蕴含一份细节温度与想象余味。叙述者在结尾说道，“拍摄结束后，我还想去武汉”“今年我一定还会去武汉”，似乎是要寻求超乎平常人的感怀与悲悯之心，撑起那些被媒介化的历史哀悼折叠掉的渺渺人生。其实，这些隐含线索也是在提醒观众，创伤不会迅速消弭，但创伤的再现不止于消极记忆和经历的重复，它可以引发整个文化对其进行解释和探讨的需求。创伤经验最终也能够延伸转化为一种自觉的文化建构、一种社会责任与政治行动，凝聚各种社会群体、国族社会，甚至是整个文明，来审视自身苦难的存在和根源，并就此主动担负起建立“自然—社会”伦理新秩序的重大责任。

综上所述，竹内亮的纪录片《好久不见，武汉》是一部包含多重叙事层次、布局巧妙的作品。作为叙述者的导演从故事外层，逐层推进叙事，温情细致地传达了处于创伤情境中亲历者的感受，生动地再现了面对灾难武汉人的真实精神状态和心态演变。同时，又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生命遭受创伤时表现出的惊人力量。瘟疫过后，这部作品的叙事手法与所传达的现实关怀，仍值得我们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