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吉华

(长春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2)

在李安早期的电影中，《饮食男女》(1994)系其在《推手》(1991)、《喜宴》(1993)之后家庭三部曲中的代表作，诠释了当代台湾社会家庭文化裂变的体用不适与新旧冲突。身为华人的李安在中西方影坛的辉煌成就，也是其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中国文化熏陶和成年后的西方文化浸染所形成的内感矛盾在影像作品中的视觉文化展示。从“文化不适”到新的“文化平衡”的产生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即体现为一个人在对自身原有文化的保留和对外来文化取舍上的自我调节。《饮食男女》所展现的叙事情节，从头至尾的剧情演进，都是一系列“文化濡化”现象之下两代人所呈现出的文化不适与调节过程。从叙事情节的安排来看，叙事的主线发展大体可以从显性与隐性两条线索展开，这两条线索既自我平行叙述发展又时而互融交错。

一、显性叙事：西方文化濡化下的三姐妹与传统父主家庭伦理观念的抗争

所谓濡化是指一个人自幼年伊始，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学习、接受某种生活模式，进而稳定地成为其所处的生存环境(社会)中的一分子的形成过程。体现在文化传承方面，濡化是指人通过学习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使自己融入其民族文化体系之中。换而言之，一个人生存在一定的文化氛围和秩序环境之中，也是在接受周围文化拟子库中的“信息源”而自身被制度化，又在自身的行为中复制这些拟子的进行过程。《饮食男女》中的鳏夫老朱所代表的是中国传统家庭传统观念濡化之下的旧时代家庭长官形象，其心中所想、现实所为集中在“家和万事兴”的传统信条之下。家庭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群体聚居的最小单位，在秉承儒学“父为子纲”的传统思想支配下，老朱既是家庭中的家长，同时是子女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影片中所出现的六次家庭聚餐，是以饮食为媒介，重在展示两代人在同一种族、不同文化碰撞之下的心理价值取向的矛盾样态。三个女儿的角色设定注定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终结者而展开。大女儿家珍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二女儿家倩是外企的白领，小女儿家宁虽没有西方文化的背景，在学校专攻的专业是法律，但在洋快餐店打工。这三个女儿学习、工作环境的西方背景，似乎在影片一开始就集体站到了中华料理名厨——老朱的对立面。老朱与当代西方文化滋养下的三个女儿之间所产生的隔阂、撕扯与妥协，其根本是各自成长历程中所接受的“文化拟子”在不同个体之间所产生的“体用不二”现象外化而致的结果。

“饮食是台面上的东西，可以发展成为一种令人羡慕的艺术；男女则是台面下的东西，个中滋味只有自己知晓。”《饮食男女》中的“饮食”所代表的是人的物质生活；“男女”则代表了人的情态需求。朱家三个女儿在当代社会的“当代性”主导下，婚恋观念的取向是自主与开化。信奉基督教的大女儿家珍，在清心寡欲、清高古板的内心深处仍然弥留着一丝传统家教的影子。文化上的摇摆形象使其尚未完全融汇于现代化社会之中，家珍内心所弥留的传统和与现实隔离的幻想化都随着体育老师周明道的出现而逐一破灭。以闪婚的方式宣告与原生家庭的分离，也宣告老朱多年以来苦心维系的父权家庭的瓦解。二女儿家倩继承了父亲的职业基因，喜欢烧菜。同家珍相比，年龄稍逊，在接受“现代性”方面更为彻底。西方文化的“濡化”使其性格更显自我与自由。正如亚理士多德在《伦理学》所说的那样：“人生的最后目的在求幸福，而幸福就是‘不受阻挠的活动’。”这句话是家倩爱情生活的浓缩。三姐妹中，家倩既是朱氏“烹饪基因”的继承者，又是离家追求个性的最强烈者。在西式思维的内心深处，婚姻和性是两个层面的产物，她和前男友解除了恋爱关系，但依然维持性关系。但作为传统文化的突围者，影片的结尾叙事笔锋逆转，最为叛逆的家倩在与父亲美好回忆的感召下，回到了父亲曾经拒之门外的厨房。与父亲争论煲汤的技艺过程中，拾回了父亲丧失许久的味觉，从一个反抗者回归为守护者和传承者。

三女儿家宁，在对待爱情观念上，比二姐更进一步。自小在“新生代”意识中成长，爱情已不是男女之间的相互吸引，而是主动回击。优势资源要先入为主，不是等待更好婚嫁的叩门，而是从快餐店的好友中抢到男朋友。未婚先孕的做法与中国传统毫无干系，如果说朱爸和两个姐姐还是中西文化相互体验者，而家宁则是彻彻底底的“香蕉人”，从传统家文化中突围最彻底的一个。

二、隐性叙事：东方文化濡化下朱爸婚恋观念转型的“旧逝新生”

在《饮食男女》的叙事进程中，父女两代人的“攻”与“守”之争，是情节叙事发展的艺术线索。老朱的恪守传统和为维系家庭而倾其所有的付出，其刻板形象很自然地让人将其婚恋的对象指向门当户对的梁伯母。在东方社会的集体意识中，“老头儿”找“老伴儿”是天经地义的男女之事。但是，深受中国传统的濡化影响的老朱竟然在众人面前，宣布了与自己女儿年纪相仿的锦荣为自己的婚恋对象，这种与前面铺叙的反差不但击倒了“怀春而至”的梁伯母，也颠覆了观者对朱爸的已有印象。在“食色，性也”的古训之下，人性战胜了文化对立所形成的伦理天堑，也从“饮食”的美味中将朱爸带回到“男女”的人性本色中。

老朱在婚恋论观念中的“旧逝新生”，并非来自偶然，艺术叙事的伏笔手法让这种“幸福”的结果的形成，是前期的“小幸福”的积累而逐渐发展来的。艺术可以让轰轰烈烈的爱情无缘而终，也可以让情感在绵绵细雨中修成正果。在影片的前期叙事中，国宝级大厨老朱为锦荣的女儿姗姗送饭，深切的眼神如慈父一般。而在第一次家宴的现场，老朱所提及的“今天不说，要等到哪天呢”，本想面对女儿坦白自己与锦荣的感情生活，却被家倩对食物的挑剔性言语所激怒，欲言又止，不欢而散。在为数不多的细碎化的老朱与锦荣、姗姗的情节安排之中，受众的思维被一步一步地引向答案和结果。在人物最多、场面最为壮观的九口团圆的第五次晚宴中，老朱借酒壮胆，公布了自己与锦荣之间的婚事，这一情节的产生，让观者不自禁地将眼前一幕与前叙的碎片化的情节联系起来，使这一隐性的叙事链条浮出水面。“食色，性也”这一精辟语录适用于不同文化、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类个体。“饮食”与“男女”在隐性叙事中重新融合为一体。

三、从《饮食男女》透视解析文化的濡化现象

(一)中西“家文化”的差异：三极思维与两极思维的矛盾

在《饮食男女》中，导演李安设置了老朱这个中国传统“家文化”的执行者形象。老朱在影片中与女儿之间存在生活价值取向方面的不适现象，实质上是中国传统的“家”文化与子女们冲破家文化围墙的冲突结果。中国的家文化是以家庭、家族为核心，以家业、家财等为物质基础，以亲情、血缘为纽带所形成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家文化”奠基于先秦，自汉代“三纲五常”之说固定下来并被神圣化，后持续发展。在《饮食男女》中，老朱所秉承的“家文化”的核心是修身、勤俭、行孝与和睦。自影片叙事伊始，老朱始终以牺牲个人的样态，维系家文化的和谐。作为李安本人既是传统“家文化”的濡化者，也是“三纲”家伦理观念的反抗者。他曾经说：“在中国，你必须接受‘士大夫’的传统。只有学有所成，你才能获得较高的生活质量。你的长辈对你的评判只有两个标准：你是否孝敬你的父母，以及你是否成绩优秀。你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似乎都无关紧要。对于我这样一个喜欢创作的人来说就非常压抑。”

西方家文化的成理依据是“个人—社会”的两极思维模式，而传统的中国社会所呈现的家文化是“个人—家庭—社会”三极思维模式。西方家庭培育孩子之独立精神，在“人格平等”的环境中以对待成人之态度去哺育儿童。而中式家庭从代际关系上讲，强调“和合”与等级观念。在“孝”字的约束下，要求下一代顺从上一代，孩子被完整地“家庭化”，正如梁漱溟所说的那样：“任何一处文化，都自具个性，惟个性之强度不等耳。中国文化的个性特强，以中国人的家之特见重要，正是中国文化特强的个性耳。”在老朱的“家文化”中，“克己复礼为仁，入则孝出则悌”“仁义礼智信”是子女教育的最高境界。而深受西方当代文化影响下的三个女儿，吸纳女权主义精神，保持自我的独立和自主性。老朱的“合”与女儿的“分”所产生的矛盾成为叙事情节的内在主体。

(二)三个女儿的感情生活：中西文化的“我他涵濡”

影片中老朱的三个女儿，分别以信仰基督教的老师、航空公司的职员、西式快餐店工作人员三种身份出现，受到西方文化的洗礼。生长在老朱这样一个以“保守”为信条的老式传统家庭里，三个女儿的女性解放主义形象显得尤为鲜明。家珍在工作地点亲吻周明道，与传统理念背道而驰。在与家人吃饭时，宣布自己已与周明道领证结婚，终结了老朱给子女们所划定的家文化传统伦理红线。而家宁所迈的步伐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但夺人之爱，进以奉子成婚这样“时髦”的方式走进婚姻，自由与开心是家宁爱情观念的初衷和内驱力。闪电结婚、投资失败、未婚先孕，在女性主义思潮的推动下，三个女儿的感情生活代表了“感情革命”的新女性形象。在文化学中，除了“濡化”现象之外，还有一个与之匹配的词汇，即“涵化”，所谓的“涵化”是指当一个群体或社会与另一个群体发生持续的接触时，导致原有文化发生变迁的现象。

当中国的传统遭遇西方当代文化，相互借取是一个对向的文化变迁过程。但年青一代对西方文化的借取会更多，这种对向性即呈现出中西文化借取当中的“我他涵濡”。六次家宴以及最后一组镜头家的回归，映射了老朱这个家庭自身所具有的中国传统家文化印记挥之不去，三个女儿对于传统家文化的“中国式”反抗，也体现了文化遭遇情境下东西文化对向借取时的“涵濡”矛盾。

(三)“饮食男女”：中西方家文化秩序的“殊途”而“同归”

在对待家文化的理解上，西方的“个人—社会”两极模式与中国的“个人—家庭—社会”三极模式，从表象上看存在着诸多差异之处。近代的台湾社会，在接受现代性的同时，简约的“两极模式”对复杂的“三极模式”的涵化作用，引发了台湾社会深受儒家思想“濡化”的老年群体与新生代子女之间的种种矛盾与不适。在从《饮食男女》的初始镜头，熙熙攘攘的城市街景的鸟瞰画面瞬间转入老朱在厨房里备料烧饭，最短时间将人的视线转入寻常百姓琐碎繁杂的家庭文化中。“民以食为天”，“吃饭”是人类所有劳作聚集的核心，关于饮食问题是最简单的生活论题，同时又是人生所有复杂的乱象不可绕过的起点和目标。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西方的智慧》一书中说道：“当有人提出一个普遍性问题，哲学就产生了。”吃饭不是一个简单的动词，人为什么要吃饭是一个至深的哲学问题。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文化的乱象背后，吃饭都是双方共有的主题。“人之大欲”，也是东西方人群所共有的本能与追求。老朱的子女们与自己的抗争是父女两代人文化差异的抗争，但老朱自己与锦荣的老夫少妻则打通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壁垒，以情为纽带将老朱的父亲形象还原到男人的本色。在人性的本能面前老朱的选择和女儿同出一辙，对爱的追求方向一致。最后一次家宴仅剩下家倩和父亲，老朱的味觉恢复让人感觉到那种封建礼教的桎梏已被打破，重新回到有滋有味的鲜活世界中。此时父女两代所代表的文化取向实现了由“殊途”化为“同归”的最终结合。

总之，饮食男女让人们看到两极的西方家文化与三极的中国家文化的相遇所产生的矛盾问题。但影片最终所展示的是在对爱与自由的渴望中，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性的指向是相同的。人性让人脱离文化“濡化”的行为外衣，让不同文化下的人都能找到其应有的爱的归宿，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致进步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