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兵

“当前的中美关系面临建交以来最严峻局面，根源在于美国一些极端势力处心积虑地要把中国渲染成主要对手，不择手段地遏制中国的发展进程。他们还蓄意在国际上挑动意识形态对立，公开胁迫别国选边站队，试图将中美关系拖进冲突对抗的陷阱，将各国绑上大国竞争的战车，将好端端一个世界推向动荡与分裂。”8月30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发表题为《共同维护人类和平发展的进步潮流》的演讲时说。

这种“冲突对抗的陷阱”，尤其表现在军备控制领域。国际军控关乎世界和平与稳定，而美国一些政客近年来偏执地鼓吹大国竞争，频频“退群”“废约”，并将军控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致使国际军控体系遭遇重大危机，国际军备竞赛风险不断上升。

国际军控与世界和平

弭兵之论往往起于大战之后。“二战”浩劫空前，无数生命和财富随战火化为齑粉。痛定思痛，人类吸取历史上国际联盟等国际组织的经验、教训，于战后成立了联合国，以“免后世再遭惨不堪言之战祸”。军控是联合国重要使命之一。《联合国宪章》强调，“尽量减少世界人力及经济资源”消耗于军备，力倡“军缩及军备管制之原则”。

在机构设置上，它设立联合国大会裁军和国际安全委员会、裁军审议委员会、裁军事务咨询委员会、日内瓦裁军谈判委员会、联合国秘书处裁军事务办公室；在舆论动员上，它发起四个“裁军十年”，举行三次特别联大，促进国际核裁军，推动国际防扩散；在国际法制定上，它推动达成《南极条约》《太空条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武器贸易条约》等一系列军控协议。

在联合国平台之外，美苏及后来的美俄还达成一系列双边军控条约。

在历史上，军控努力早已有之，如自“一战”结束到“二战”开始之间的海军军备控制，一度进行得轰轰烈烈。但多边与双边并行，构建覆盖核、生、化、导、天、常诸领域的国际军控体系是“二战”之前没有过的。

部分受益于这种复杂的军控体系，“二战”以来世界局势总体和平，没有爆发主要大国均卷入其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简而言之，国际军控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五大方面。一是维持危机稳定，防止了核战争爆发；二是维持大国军备竞赛稳定，促使核军控从限制走向削减；三是防止核武器扩散，数十国家拥核的噩梦没有成为现实；四是促进和平利用太空，推迟了太空武器化进程；五是禁止生化武器及特定常规武器，开启了人类自觉约束科技互残的先河。

美军控外交意识形态化

美国“下一代军控”颠倒黑白，军控外交一步步走上意识形态化邪路。

长期以来，美国是国际军控重要倡导者和参与者，惯于运用军控维护其军事优势及制度霸权。但近年来，美国政府在军控领域以“美国优先”为轴心扭曲军控话语和理念，试图颠覆既有机制，构建针对中俄的联合阵线。

美国军控调整思路集中体现在4月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下一代军控优先任务》中。其核心目标是限制俄、中核力量建设。具体目标有四：约束俄陆海空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限制俄庞大的非战略核武器；控制俄新型战略运载工具；束缚中国核力量现代化。

为实现上述目标，美国打出组合拳。

首先，在军控领域采取竞争战略，将军控明确定位为迟滞对手发展的重要工具。

其次，对传统军控炮火全开，指责其已沦为“表演政治”，美国要另起炉灶，打造符合美国利益的新军控体系。美国认为，现有国际军控体系基本是在冷战后初期形成的，现在这些条约已不合时宜。美国要抛弃束缚自己的“坏协议”，签署捆住对方手脚的“好协议”，以便在大国竞争中占得上风。

第三，拼命甩锅，把退约责任推到他国身上。例如，在退出《中导条约》时，它借口俄罗斯秘密发展新型陆基中程弹道导弹9M729，甚至扯上中国，炒作美中之间存在“中导差距”。

第四，大打舆论战，将军控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企图“重构全球裁军话语体系”。去年10月，美国国务院的代表在联大发言时鼓吹，不仅要强调军控的安全价值，还要强调政治与军控的关系，要以意识形态划线，在国际上形成一个对抗中、俄的军控联合阵线。

第五，抛出军控新倡议，设置不切实际的军控议程。2018年年底以来，美国一再炒作中美俄三边核军控话题。今年6月，美俄就《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举行对话期间，美国未经中方允许擅自在谈判桌上摆放不标准的中国国旗。其提议既不合理又不现实，其小动作更是可笑。在遭到中国一再严词回绝后，美国8月始暂时搁置此议。

第六，威胁开展军备竞赛，以对中俄施压。在退出《中导条约》后，美国马上试射陆基中程巡航导弹和陆基中程弹道导弹。在2021年国防预算中，美国海军陆战队申请采购陆基中程巡航导弹。美国还发展低当量核武器，威胁恢复核试验。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8月2日援引俄罗斯战略研究所专家谢尔盖·叶尔马科夫的话说，华盛顿正在“有针对性地破坏”整个核军控体系，却没有提出新的建设性协议作为替代。

国际军控体系局部坍塌

受美国军控政策调整冲击，国际军控体系陷入重重危机，局部坍塌，新一轮军备竞赛鼓点已敲响。

在核领域，核裁军体系已渐趋崩溃。美苏（俄）核裁军共有三大支柱——《反导条约》《中导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因美国退出，《反导条约》《中导条约》已不复存在，唯一幸存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将于明年2月到期。但美俄为续约进行的三轮对话并无突破性进展，续约前景并不看好。缺少了该条约提供的透明和核查措施，美俄可能基于最坏情况设想增加核武预算，展开缓慢但持续的核武器军备竞赛。

在导弹领域，《中导条约》作废后，美俄新一轮中导竞赛已经上演。针对美国研发新型陆基中程导弹，俄争取在2022年前制造出陆基版本的海基远程“口径”巡航导弹系统和陆基远程高超音速导弹系统。美國还鼓噪在日本、帕劳等地部署陆基中程导弹搅动西太局势，增加地区不稳定因素。

在太空领域，太空战场化、武器化发展趋势明显。特朗普政府宣称太空是新战场，热衷于发展太空军事，千方百计维持太空霸权。2019年，其陆续设立太空发展局、太空司令部、太空军三大机构。美国副总统彭斯曾在2018年放言，不排除在太空中部署核武器。这将越过《太空条约》关于禁止在太空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红线。

受美国刺激，国际太空军备竞赛已如火如荼。2019年3月，印度进行首次反卫星试验，4月组建国防太空署。同年9月，法国成立太空司令部，并宣称要用纳米卫星和反卫星激光武器回击对手。今年5月，日本成立“太空领域任务组”，隶属日本航空自卫队。日本还打算研发干扰卫星，于本世纪20年代中期发射。7月，英国国防部长华莱士发文称，“要把太空放在英国国防的核心地位”。太空军备竞赛加剧，给国际太空秩序带来巨大冲击，太空战风险显著上升。

有人说，“二战”惨剧催生联合国及一系列国际军控机制，是消极的种子开出了积极的花朵。虽然时间流逝，但惨痛战祸带来的教训不容淡忘，军备竞赛的风险不容轻忽，肆意破坏国际军控体系的鲁莽举动不应被允许。国际社会应共同呵护国际军控体系，使之不断完善，为世界和平与安全作出更大贡献。

（摘自《环球》2020年第19期。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