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业成 王晓洁

摘要：“海洋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延伸出来的价值理念，已逐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共鸣与认同。现如今，东亚各国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海洋领域的合作逐步深入，政治局势趋于缓和，加之各国通过海洋而进行交流与往来的历史渊远流长，因此东亚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已具备了深厚的历史基础和充分的现实条件。东亚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将在缓和东亚各国间的紧张关系、推动东亚经济的持续发展、提高东亚海洋安全治理水平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东亚;海洋共通性;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0）17-0016-03

自古以来，海洋是维系东亚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基于海洋所形成的东亚文化，既有共通性的特征，也具有多样性的特征。东亚地区的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四国在地理上毗邻且同属儒家文化圈，文化上相近。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与日韩朝三国在海洋文化方面具有一定的共通性，然而东亚各国因海洋权益产生的争端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一体化进程进展缓慢，严重阻碍着彼此之间的和平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为东亚各国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是在全球化受挫的背景下，东亚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已经具备了充分条件。

一、海洋的共通性与东亚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

东亚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东亚海洋领域中的扩展和延伸，是结合东亚各国海洋发展历史和海洋合作经验所提出的创新理念。东亚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内涵相当丰富，囊括了海洋经济、海洋科研、海洋治理、海上安全、海洋文化等领域的内容。构建东亚海洋命运共同体不仅能够推动东亚各国间的和平与合作，而且可以实现东亚各国人民与海洋和谐共生。

海洋是人类生命的摇篮，虽然地球上的陆地被海洋分割，但地球上的水体却是联通的，海洋航路是共享的，公海资源是共享的，海洋贸易是互惠互利的，海洋生态是需要各国共同保护的，赤潮的爆发、海洋环境污染与海平面的上升会对各国会造成重大影响。二十一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是人类的共有水体，在世界经济中心加速东移的过程中，东亚各国能否放下海洋利益纷争、超越海洋主权歧见，求同存异，积累共识，谋求“公利”，是东亚地区获得和平、繁荣和发展的关键所在。东亚各国在地理上毗连，均处在太平洋的西边，文化上相近，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人员交流频繁，货物贸易发达，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活跃的经济实体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近则亲，亲而仁，仁而和，构建合作、和平、和谐的海洋理应成为东亚各国的理性选择。农耕时代的东亚人民顺季风南来北往，加强了各国的商贸与人员往来。工业经济时代，东亚人民共同遭受到西方列强来自海上的侵略。进入全球化时代，海洋的共通性启喻我们要构建东亚海洋命运共同体，主动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东亚文化圈。

二、构建东亚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

（一）构建东亚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基础

在古代，中国文化对日、韩两国的影响非常深远，中日韩朝四国通过海上渠道进行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源远流长。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曾指派徐福带领船队东渡出海寻仙问药，徐福船队的足迹遍及黄海和环渤海，他的东渡打通了中日海洋文化交流的历史通道，把我国当时的先进文明传入了日本，使得日本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农耕定居社会，诞生了弥生文化。西汉时期，随着文景之治的成功和造船技术的革新，富强的西汉王朝开始向海洋扩张，汉武帝曾七次巡海，他的努力使得汉朝开辟了三条重要的海上航线，其中就包括从山东半岛沿岸跨越黄海通向日本、朝鲜的远洋航线。历史上关于中韩两国海洋文化交流的最早记载，则要追溯到唐朝，见于新罗时期位于山东半岛新罗人的聚居区——“新罗坊”和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行礼记》一书中记录的，新罗人弓福（又名弓巴，汉名张宝皋）在山东半岛（文登县赤山）修建的法华寺[1]。

唐宋元时期，东亚各国的海上交通和经济交流、文化传播步入全盛时期。由于航海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和中央政府对商业贸易的重视，我国与日本、朝鲜两国在海上贸易、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和宗教艺术等方面实现了全面交往。在唐代，由于国家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日本、朝鲜纷纷向唐朝派遣留学生、遣唐使和学问僧，他们在学习传播唐朝的制度和科技文化中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最著名的是阿倍仲麻吕、崔致远，东渡日本的鉴真法师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貢献。步入宋代，我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随着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大幅改进，先后出现了木兰舟、福建船、神舟、客舟等新式海船，加上宋政府对海外贸易管理制度的完善（如设立市舶司），使得宋朝沿海地区的经济贸易活动更加发达。此外，民间发达的海上航运交通还催生出中国海洋文化的代表——妈祖文化，妈祖这一海神形象日后演变为流传于亚洲各国沿海地区的传统民间信仰。

元朝灭亡南宋后，沿袭了南宋的市舶制度，商业和海外贸易更为发达。在当时，中国从朝鲜和日本进口的商品主要有硫磺、金子、水银、折扇和螺钿。以1975年考古发现的新安沉船为例，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两万多件瓷器，还有两千多件金属制品、石制品和紫檀木，以及八百万件重量达二十八吨的中国铜币，足以窥见元朝与高丽当时的海上贸易规模之大。受到战争的影响，元日双方的官方往来日渐式微，两国的贸易主要是日本私商前来中国，但几乎每年不断，是日本商船驶往中国最繁盛的时代[2]。

明清时期，由于明清两代政府以及日本的德川幕府政权都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严禁本国民众出海贸易，所以两国正常的海上贸易活动日渐衰微，但民间的走私活动却十分兴盛，而明清两朝与朝鲜、琉球之间的国际贸易仍旧停留为“朝贡贸易”的性质，先进的科技文化交流基本停滞。总体来看，明清两代是东亚海洋文化发展有所退步的阶段。

由此可以看出，中日韩朝四国同属西太平洋东亚文化圈内的海洋国家，各国的海洋文化历史悠久、彼此影响，经贸往来频繁密切，有着同舟共济的历史命运。

（二）构建东亚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条件

现阶段，东亚四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东亚地区成为海洋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尽管有来自美国的外部势力的干涉，东亚各国之间的经贸活动仍然十分密切频繁。近年来，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博鳌亚洲论坛明确指出，“要加强海上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亚洲海洋合作机制建设，促进海洋经济、环保、灾害管理、渔业等各领域合作，使海洋成为连接亚洲国家的和平、友好、合作之海。”因此，东亚地区应该以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积极借鉴“中国—东盟、中—非、中—拉命运共同体”等区域共同体建设的经验，在各国政府的一致努力下，求同存异，打造东亚海洋命运共同体，共同加强本地区海洋的开发和保护。当前，构建东亚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条件已经初步成熟。

一是各国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一理论也适用于东亚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密切的经贸往来是打造东亚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支撑。经过近几十年的建设与发展，东亚各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地位日益上升。东亚在亚洲甚至在整个世界都是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区域之一，已开始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东亚地区实现了以世界29.5%的人口创造了世界28%的GDP的优异成绩。同时，东亚海洋经济的发展势头持续向好，全球近40%的海上贸易经过东亚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最大的30个集装箱港口中，有14个位于东亚地区。据《2018年东亚海上贸易互通指数报告》显示，2017年日、韩两国与中国的海洋贸易互通程度最为紧密，两国的东亚贸易依赖程度达到43%、45%;从贸易格局来看，中日韩继续保持东亚海上贸易的“火车头”地位，三国进出口总额占全球贸易量的近20%，在中国对外出口额前三位的国家中，日韩占两席。海洋经济已经成为东亚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极，国家自然资源部发布的《2018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的海洋生产总值达到8.3万亿元，增速为6.7%，占GDP比重近10%，海洋经济创造的就业岗位达到3684万个。而其他东亚国家海洋经济占GDP的比重也已达15%—20%。这些海洋经济数据表明，东亚各国在加强海洋经济合作以构建东亚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问题上，发展前景是光明的。

二是海洋领域的合作交流不断深入。近年来，中日韩三国在海洋领域的合作交流取得了显著成果，涵盖海洋经济、海上防务、海上执法与安全以及政治与法律等各个领域。首先，从海洋经济合作的层面来看，主要是以双边或者多边达成的合作协议或机制为主，如三方互签的《渔业协定》、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会议、“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和东亚峰会。其次，就海洋环境保护层面来看，中日韩三国政府已建成相关组织框架，包括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和中日韩三国环境部长会议。此外，在海上搜救、海上联合执法领域开展的合作也进展顺利，特别是中日两国签署的《中日双边海上搜救合作框架协议》开启了两国海上救援工作的新局面，而中韩两国开展的联合搜救、联合通信行动和海上溢油应急合作也为后续合作协议的签订奠定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近些年中日韩的海洋科技合作也在广泛开展，以中韩两国为例，从2005年到2013年的8年时间里，中韩多家涉海机构之间的合作谅解备忘录已经成功签署，每年交流互访的人数超过120人次，两国涉海科学家和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流互访累计超过2000人次[3]。日韩、中日双方也举行了一系列的联合学术研讨会，以加强学术交流，推进科研合作研究，其中东亚海洋合作论坛和东亚岛屿与海洋文化论坛已成为三国海洋文化交流和海洋科技合作的重要平台。

三是东亚政治局势的缓和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深入推进，美国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迅速抬头，中日韩朝四国在政治和经济等各个领域都受到来自美国不同程度的打压，现阶段东亚各国“抱团取暖，互利双赢”就显得尤其重要。2018年以来，随着朝鲜政府将国家战略重心调整到经济建设上，中朝、朝韩关系迅速拉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一年内三次访华，韩国领导人时隔11年再次访问朝鲜。美国和朝鲜也逐渐走上了缓和、协商、对话的道路，并实现了两国首脑的首次历史性会晤，朝鲜半岛局势终于迎来了久违的曙光。2018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来华进行正式访问，中日关系也由此进入“协调合作”的新阶段，双方一致表示，将加速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以实际行动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习近平主席在10月26日会见安倍首相时指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当前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重现积极势头，这值得双方共同珍惜。双方要遵循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坚持和平友好大方向，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日关系在重回正轨基础上得到新的发展”。这一系列事件表明东亚地区的政治形势已发生了历史性的新变化，这将对这一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为推动构建东亚海洋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稳定的宏观政治环境。

三、构建东亚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东亚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东亚海洋领域的投射，有助于东亚各国之间在海洋上建立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构建这一共同体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构建东亚海洋命运共同体有助于缓和东亚国家之间相对紧张的关系

近年来，东亚各国之间存在一些海洋主权争议和历史问题、利益纠纷，但这种争端不是东亚各国之间关系的全部，也不应破壞各国友好合作关系。东亚各国彼此邻近，是互相搬不走的邻居，友好相连，互利共赢。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不断阐述自己外交政策的新理念和新思路，逐步缓和东亚地区的紧张局势。东亚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则为各方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实现互利共赢提供了新的指导理念，有助于缓和与周边国家存在的紧张关系，促进东亚国家的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