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迟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于1921 年8 月11 日，它是在中共一大召开后的二十天内组织起来的工运机构。相对于成果丰富的中共建党史研究，书记部的研究仍尚显缺乏。既往研究多关注于上海书记部的由来、起始时间、阶段工作内容等，却尚未考证出确凿的部员构成。虽在论述书记部史实同时必然述及部分部员的身份与活动1主要观点可参见姜沛南、陈卫民：《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始末考》，《党史资料丛刊》1980 年第3 辑，第110 页；陈卫民：《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任武雄主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文集》，百家出版社1991 年，第557-575 页；[苏]A·И·卡尔图诺娃：《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国际援助（1920-1922 年）》，[苏]格鲁宁等著：《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53-59 页。，但对此问题学界未有过充分讨论。

人是历史研究的“题眼”，厘清党的这一公开工运组织的人事构成与组织变动，是进一步深入讨论党组织工人运动的运行逻辑与实际效果、工运人物活动轨迹的基础，有助于深化理解中共建党初期党与工会、青年团的关系。笔者认为，综合近年来发现的原始档案、文献史料与亲历者回忆，讨论该问题已经成为可能。本文结合书记部于上海三个阶段，考察不同时期书记部的确实部员构成2上海书记部三个时间段源自陈卫民的考证，文中不再另作注释。，并利用已出版的组织史资料，重新进行基础研究，庶几可对前人研究的未尽之处有所补充。

一、上海总部的部员

（一）“二十六人说”几可排除

从1921 年8 月11 日成立至1922 年7 月18 日被巡捕房查封，这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上海总部时期。《共产党》第6 号刊登出书记部的成立宣言时，署名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特立等二十六人宣言”。罗章龙曾在回忆中列举具体名单，总数不及二十六人：“其中少数为中共党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如张国焘、李启汉、李中、李震瀛、袁笃实、张秋人等。以及青年学生李新旦、刘荩人、顾耕野、汪洋、杨意贞、董锄平等”。3罗章龙：《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4 年，第99 页。董锄平回忆“这是为了对外宣传，实际上没有二十六人”。4董锄平：《回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党史资料丛刊》（第1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则二十六人的数目未必可靠。

赤色职工国际代表Ю·Д·斯穆尔基斯曾述：“除了上面提到的总部主任外，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有六位同志（共七人）。这后几人，一个是工人，一个是在工厂做工的大学生，其余都是知识分子。”其仅对七名人员的职业身份予以概括，其他信息缺失，且判断职业身份也会受判断者主观因素的影响。如李中在1920 年抵沪后进江南造船厂做工，同时他也在渔阳里学社学习，他被工部局警务处视为“湖南学生”。故斯氏之说并不能作为上海总部成员构成继续考证的依据。A·И·卡尔图诺娃亦曾对此信进行注释：张国焘根据大会决定，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除张国焘外，还有六名干事，其中有邓中夏、李启汉、李立三等。但卡尔图诺娃误将李立三、邓中夏，这两位书记部分部工作者与总部干事身份混淆，其考证依据也不尽充分。就同样成立于1921 年下半年的其他分部部员构成对比，北方分部部员为10 人，南方分部部员为6 人1李自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成立情况及初期工作的新考释》，《中共党史研究》2012 年第10 期；徐迟、丁乐静：《广东劳动组合书记部三则考辨》，《上海党史与党建》2020 年第1 期。。以建党初期不同城市工运的组织规模、可动员从事工运的党团人数比例估计，我们初步判断上海总部部员人数似保持在10 人左右较为合理。

综上，在中共一大召开后的短时间内，上海总部的部员数量不会有二十六人之多，唯可确定的确有一定数量的工作人员。

（二）组织史资料中部员构成

作为党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已出版的组织史资料涵盖了学界对书记部组织机构沿革和人事更迭的记录。然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版本的资料对上海书记部部员构成结论各异。

王健英主编，出版于1983 年组织史资料汇编中，初步列出上海总部的组织架构。1995 年，王健英对组织史资料进行增订，此版扩充了组织架构，增补了《劳动周刊》与上海工人补习学校这两个同样为上海书记部负责的机构内容。具体人员包括：主任张国焘、秘书李启汉、干事有包惠僧、李震瀛、许白昊、董锄平、袁笃实（袁达时）、张秋人、李中（李声懈）、顾耕野。《劳动周刊》由张国焘兼编辑主任，李启汉、李震瀛、包惠僧、董锄平任编辑。上海工人补习学校由李震瀛担任校长，李启汉、包惠僧担任教员。

中央档案馆编撰，出版于2000 年的组织史资料中，上海书记部的组织架构被细分，具体为：主任张国焘、副主任李启汉、秘书李启汉、宣传李达，委员张国焘、李启汉、李达、董锄平、李震瀛（即李大汉、李泊之）、许白昊、包惠僧（即包一德）、顾耕野、李新且。《劳动周刊》主编为张国焘及董锄平，编辑为包惠僧、李震瀛、李启汉、董锄平。

从前两版组织史相对照来看，2000 年版组织史反映出两个问题：第一，该版对所有部员的任职时间加了备注，这种增加显然是编者有意为之，绝大多数委员几乎一致地由1921 年8 月任职至1925 年5 月，明显与常理不符；第二，1995 年版部员为10 人，2000 年版部员为9 人，其中张国焘、李启汉、董锄平、李震瀛、许白昊、包惠僧、顾耕野这7人为两版都认可的部员。

就两版组织史资料都提到的顾耕野，笔者暂不认可其部员身份，原因有二：书记部部员的甄选标准至少是与工人有接触、从事工运的人士。就笔者批览所及，仅发现《劳动周刊》发刊词中将其列为发行人，未有其他史料证明顾曾从事与工运相关活动。其二，顾是否真实负责《劳动周刊》的发行，由顾负责发行是否假借名目需要再推敲。中共建党初期，常有期刊假托某地出版发行，实际另设出版发行地的情况。《劳动周刊》印刷就是私下接受在印刷厂作排字工徐梅坤的帮助。包惠僧曾就顾耕野的身份进行回忆，他是五四运动时期张国焘的助手，俄文专修馆学生，虽曾与包、张同住于博文女校，但并未实际承担过《劳动周刊》发行任务。2栖梧老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前后的回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革命史回忆》 第1 辑，北京出版社1991 年，第131 页。在未有其他史料辅证的情况下，笔者有理由推测实际发行工作仍掌握在周刊编辑手中。

（三）上海总部部员构成分析

为解决不同版本对比中反映出的问题，核实组织史资料编撰的准确性，我们对上海总部部员构成进行具体考证与分析，首先需要梳理与本问题相关的回忆材料。

1.张国焘的回忆录中曾提到书记部的工作人员主要有两处：其一，在机构正式建立起来后，他担任上海总部主任、李启汉任秘书，董锄平任《劳动周刊》编辑。其二，在中共二大召开期间，书记部的工作人员自成一小组，其中包括刘少奇与袁达时。

2.包惠僧在1953 年对书记部的回忆内容却显得更加丰富具体，在回忆文中，他指出书记部由张国焘任主任，《劳动周刊》“由张国焘、包晦生（包惠僧的化名）、李震瀛、李启汉负责编辑”，“后来又加了董锄平、许白昊，都在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展开了纺织厂、香烟厂、各印刷工厂的工人组织活动，在闸北叉袋角办了一个工人补习夜校”，包惠僧、李震瀛、李启汉轮流去上课。

3.罗章龙曾在不同年代的回忆中两次述及书记部的部员，前后内容稍有出入。如他在1978 年的回忆中指出，书记部上海方面是张特立（张国焘）、李启汉、李新旦、李震瀛、包义德等。在20 世纪80 年代初期对部员的回忆却相对简单，除张国焘任主任外，仅叙述了李启汉主持小沙渡劳动补习学校，并具体描述了李启汉被捕及被释放的过程。

4.邓中夏对书记部部员的记述是：主任张特立、干事李启汉、李震瀛。在1922 年第一次劳动大会后，书记部总部由上海迁到北京，上海分部主任为袁大时。

5.在董锄平的回忆中，李启汉、张国焘与他都在书记部工作。在张国焘赴北京后，袁大时也在书记部工作过。

6.姚天羽也曾回忆除李启汉、李震瀛、董锄平外，还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一位姓李的人（是机器工会的）”。1姚天羽：《我所知道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工运史料》1984 年第4 期，第49 页。

7.徐梅坤曾经在1980 年回忆江浙区委工人运动时指出，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李启汉、张国焘、杨明斋三人先后在小沙渡活动。

综合以上回忆材料，我们可以发现：两版组织史资料所认可的7 名部员在上述回忆中都被提及，其中张国焘、李启汉、李震瀛、董锄平被提次数频繁。除此以外，其他人员亦有是部员的可能。

据此，笔者认为，以回忆中被提及的频次为参考，上海书记部从部员构成上可分为职业部员与临时部员两类。笔者采用职业部员的称呼，一方面参考包惠僧回忆之“职业革命者”之称，另一方面职业部员有两个普遍的外部特征：其一为领取赤色职工国际的经济援助2《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30 页。，其二为租住在特定的房屋中专职从事工运工作。综合原始档案材料与报刊等文献，辅以回忆史料，笔者整理目前可考职业部员统计表，具体参见表1。

除职业部员外，上海总部内兼有临时部员。临时部员亦可以依照他们的具体身份被分为两类：第一，是负责特定工会的工作人士；第二，是党团员临时被抽调或派遣从事工运事务者。第一类“临时部员”，包括李中、周启邦、徐梅坤，分别代表机器、邮务、印刷工会。

机器工会组织者为李中，原名李声澥，于1920 年10月负责上海党组织领导的第一个工会3任武雄：《李中并非高语罕》，《党史研究资料》（第4 集），第318 页。。李达曾回忆中共一大后的工运，概括为李启汉与李中分头活动：“上海方面工运，只有杨树浦的机器工会（李中主持）和小沙渡的工人夜校（李启汉主办）。”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认为李新旦是李中的化名，理由如下：其一，罗章龙曾回忆李新旦青年学生的身份，这与李中于外国语学社的学习经历一致。其二，1922 年初《民国日报》报道1 月初工界外交大会，以及月末工界组织“上海海员后援会”中，上海机器工会代表者均为李新旦4《工界今日开外交大会》，上海《民国日报》1922 年1 月8 日第10 版（下文简称《民国日报》）；《各工团援助香港海员》，《民国日报》1922 年1 月31 日第10 版。。在2 月9 日对后援会的后续报道中，到会代表名单中出现李中，未出现李新旦5《香港海员后援会开会记》，《民国日报》1922 年2 月9 日第10 版。。鉴于前后报道时间衔接紧凑，在书记部的带领下处理海员后援会事宜所参与人士短时间内不会有太大变动。虽然在既往组织史资料中忽略这一点，但本文的考证以兹补充。这一考证也是对李中个人经历的补充，上海总部时期李中不仅配合书记部在工界的数项活动，与此同时他也担任《劳动周刊》的编辑，并以“新旦”之名在周刊发表多篇文章。

表1：上海总部职业部员统计表（1921.8-1922.6）

上海邮务界工会中与书记部有联系的人士为周启邦，他是上海邮政总局十五局的邮差，1922 年5 月21 日参加上海邮务友谊会。据许德良回忆，周因参与李启汉所领导的邮政工人罢工失败被洋人开除，周启邦带他前往书记部办公地点1许德良：《关于早期上海地方党的一些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82 年》（第4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3 页。。当李启汉被捕于会审公廨审判时，周出庭为其作证2《李启汉以文字入狱》，《民国日报》1922 年6 月10 日第3 版。。

印刷工会主任为徐梅坤，该会于1922 年春成立，当时徐是光明印刷厂排字工，又与商务印书馆印刷工人联系紧密。徐梅坤是在陈独秀的介绍下加入中共，之后就进入书记部工作3徐梅坤：《回忆一九二五年的商务印书馆大罢工》，《党史资料丛刊1983 年》（第1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22 页。。谌小岑回忆书记部曾派徐梅坤曾与董锄平邀请他参加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4谌小岑：《我所了解的“一劳大”》，《党史研究资料》（第4 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103 页。，也可从侧面印证徐梅坤于书记部的工作经历。在印刷工会成立后，1922 年五一劳动节召开了由徐主持、共300 多人参加的纪念大会。

第二类的临时部员是党团员临时被抽调或派遣从事工运事务者，包括张秋人、罗绮园、袁达时与刘少奇。张秋人先入团后入党，并一直承担团内的工作，在1922年5 月末已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委员。董锄平曾回忆，他于1923 年底离开上海，由张秋人接替他的工作。能够接替董锄平于上海工运的位置，源于张秋人在1922 年初也已开始参与工运。1 月末，书记部组织上海海员后援会，书记部李启汉、张秋人、董锄平同时到会5《各工团援助香港海员》，《民国日报》1922 年1 月31 日第10 版。。当年“五一”纪念会中，书记部董锄平、张秋人等发表演说6《工团庆祝劳动节大会》，《民国日报》1922 年5 月2 日第3 版。。罗绮园同样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1922 年5 月宝隆医院工作的中国护士因受无故殴打而向书记部求援，因该医院与私立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同属德方兴办，正在该校求学的罗绮园被书记部派往医院领导罢工7陈卫民：《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第569 页。。

袁达时与刘少奇同批次赴苏俄留学，并于1922 年春回国。根据张国焘的回忆，两人同期到达上海后进入上海总部工作，曾参与中共二大会议期间关于书记部工作的讨论。关于袁达时的史料相对缺乏，目前所知仅有他是来自湖南船山中学学生，通过长沙共产主义者召集人范民贺引荐来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后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8《彭述之回忆外国语学社的情况》，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编：《上海革命史研究资料 纪念建党七十周年》，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 年，第303 页；《倡导先进思想的贺民范》，刘维瑶主编：《古今中外宝庆人》，岳麓书社2005 年，第234 页。从他在1922 年7 月后担任上海分部主任的结果推断，他曾经承担过上海总部的工作。

考证刘少奇于书记部的短暂工作经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刘少奇年谱》与《刘少奇传》均指出刘是经组织分配到书记部工作，直至1922 年7 月中共二大召开后，被派回湖南工作。笔者注意到年谱未标明具体出处，传记的文献来源是刘少奇于1939 年5 月在延安工人学校作的报告，而从目前出版的报告并不能直接表明刘参与书记部的经历。笔者认为确认刘于书记部的工作，仍需多方面史料兼顾，既参考张国焘回忆，又可参考1930 年2 月初李立三作《党史报告》述及党历史上的“小组织问题”时，曾提到刘少奇从莫斯科回来，与许白昊都加入书记部工作9刘少奇：《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282 页。。尽管李立三在刘少奇归国时期已在安源，但随后与刘少奇共事的经历，其所言有一定可信度。另有著者指出，刘少奇曾于1955 年为董锄平撰写简历证明信：“董锄平，1922 年同我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上海办事处共同工作过，表现不坏”，10师东兵著：《刘少奇在196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215 页。亦可辅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