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装饰纹样探析

2020-11-02李婧杰

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8期

李婧杰

摘要：本文从辽代考古发掘的大量资料出发，应用美术考古学的研究思路，对辽代狮子纹的出现和使用进行了梳理，依据狮子的形态对纹饰进行分类介绍，总结了辽代狮子纹的主要特征。

关键词：辽代;狮子纹饰;美术考古;民族艺术;契丹风格

中图分类号：J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0）08-0007-06

内蒙古自治区是契丹民族的肇兴之地，也是辽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内蒙古及其周边地区出土的辽代遗物非常丰富，这些精美遗物的问世，让人们对契丹民族产生的浓厚的兴趣，也迎来了辽代文物考古研究工作的繁盛时期。辽代遗物上的纹饰题材丰富多样，大体可分为动物纹饰、植物纹饰、几何纹饰和人物故事纹饰。动物纹饰有龙、凤、狮、马、羊、鹿、犬、摩羯、鱼、鸳鸯、雁、鹤、鸟、昆虫等。植物纹饰有牡丹花、莲花、忍冬花、宝相花、莲瓣、折枝、缠枝、卷草、石榴等。几何纹饰有联珠纹、云纹、水纹、菱形纹、五角纹、环纹、放射线纹等。人物故事有仙人、童子、乐舞等。

辽代遗物上的纹饰题材和布局受唐文化、宋文化、佛教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较大，也形成了本民族独有的特色，根据纹饰风格的不同，参照张景明、赵爱军在《辽代金银器的器型纹饰演变及工艺》[1]一文中对辽代金银器的分期，我们将辽代纹饰分三期，第一期为辽太祖至辽圣宗时期（公元907-1030年）;第二期为辽兴宗时期（公元1031-1054年）;第三期为辽道宗至天祚帝时期（公元1055-1125年）。第一期的纹饰受唐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较大;第二期的纹饰除了延续第一期的风格外，佛教文化的兴起是这一期的主要特征;第三期的纹饰风格受宋文化的影响较大，唐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渐弱。

狮子在中国古代被称作百兽之王，但并不产于我国，据《后汉书·西域传》卷八十八记载“章帝章和元年，（安息国）遣使献狮子……形似麟而唯无角也”，这是中国关于狮子的最早记录，之后西域诸国多次通过丝绸之路向中国输送狮子。由于狮子的稀有，被人为地赋予了地位、权势和富贵等其他属性，而在民间也被视为能带来吉祥的瑞兽。狮子的形象应用于纹饰装饰上，最早见于重庆市博物馆藏熹平三年狮纹镜（如图一），铜镜圆钮，菱形钮座，内区饰四个正视狮面纹，狮怒目吐舌，外区饰连弧纹一周，边缘饰一周菱纹，内饰卷云纹[2]。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狮子纹饰被赋予了更多的美好愿望，或长出双翅，或脚踩祥云，或口吐火焰。到了唐代，狮子纹饰发展到了鼎盛阶段，与龙、凤、麒麟共同作为祥瑞之兽的代表。辽代的狮子纹饰完全继承了唐风，依旧象征权势、地位、富贵、吉庆、平安、家庭幸福、吉祥如意等美好寓意。

一、辽代狮子纹饰的发现与研究

建国以来，辽代遗物主要出土于内蒙古、辽宁、河北、山西、北京等省市，尤以内蒙古赤峰地区为冠，可见赤峰地区在辽代的重要地位。其中以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通辽市奈曼旗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遗物最为丰富和精美。这些出土的辽代遗物中出现了一定数量的狮子造型纹饰，现试罗列辽代各个时期的狮子纹饰。

（一）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3]出土体现狮子纹饰造型的遗物有三件，一件双狮纹鎏金錾花银盒（如图二）、一件桃形狮纹鎏金铜鞧带饰件（如图三）、一件鎏金雄狮银饰（如图四）。据墓志记载，墓主葬于辽太宗会同四年（即公元941年），属第一期的器物。

（二）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契丹博物馆藏[4]一件錾花双狮纹银盒（如图五），与耶律羽之墓出土的双狮纹鎏金錾花银盒从器形和纹饰风格上都类似，可以判断此件器物也属第一期。

（三）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吐尔基山辽墓[5]出土了三件狮纹遗物，一件龙纹金花银盒（如图六）、一件双狮纹金花银盒（如图七）、一件金花人物纹银提梁壶（如图八），墓葬未发现有明确的纪年，作者依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风格推断，应属辽代早期，属第一期的器物。

（四）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契丹博物馆藏成套鎏金银马具，马具胸带和鞧带上共有二十三件桃形舞狮纹银鞍挂饰（如图九），其中三件尖桃形饰双狮纹，二十件扁桃形饰单狮纹。据这组挂饰的用途及器型，笔者判断为第一期的器物。

（五）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沙子沟辽墓[6]出土成套马具，其中有十一件五边形狮纹带饰（如图十），样式基本相同。墓葬未发现有明确的纪年，作者据出土的器物和墓葬形制观察，应属辽代早期，属第一期的器物。

（六）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契丹博物馆藏成套鎏金银马具，其中有六件鎏金狮纹铜带头（如图十一），样式基本相同。与这组带头同类纹饰的马具曾出土于敖汉旗沙子沟辽墓，又据这组带头的用途及器型，笔者判断为第一期的器物。

（七）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契丹博物馆藏成套鎏金银马具，其中有三件鎏金狮纹铜节约（如图十二），样式基本相同。据这组节约的用途及器型，笔者判断为第一期的器物。

（八）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契丹博物馆藏成套鎏金银马具，其中有十四件鎏金狮纹铜带銙（如图十三），样式基本相同。据这组带銙的用途及器型，笔者判断为第一期的器物。

（九）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契丹博物館藏三件狮纹鎏金银节约（如图十四），样式基本相同。据这组节约的用途及器型，笔者判断为第一期的器物。

（十）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博物馆馆藏一件龙凤狮纹铜钺，从铜钺凤嘴衔珠纹饰看，它与辽耶律羽之墓出土桃形鎏金铜鞧带饰件的凤首纹饰极为相似，因此可认定该钺为辽代遗物无疑[7]，也属第一期器物。

（十一）个人藏家收藏[8]一件双狮纹铜镜（如图十五），铜镜上的双狮纹饰与耶律羽之墓出土的双狮纹鎏金錾花银盒上的双狮纹类似，可以判断此件器物也属第一期。

（十二）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陈国公主墓[9]出土一件胡人驯狮琥珀雕件（如图十六），据墓志记载，墓主薨于辽圣宗开泰七年（即公元1018年），属第二期的器物。

（十三）大约在1990年前后出土于河北省涿鹿地区窖藏[10]，其中有一件双狮纹金佩带（如图十七），根据遗物上的錾文推测为辽代文忠王府（耶律隆运，汉名韩德让）所有，现已流失到国外文物市场。据遗物錾文内容推断为辽代第二期的器物。

（十四）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庆州白塔[11]发现如来舍利塔，塔身浮雕胡人驯狮图（如图十八），狮子脚踩莲花，据建塔碑铭及铁板铭文记载，开建时间为辽兴宗重熙十六年（公元1047年），完工时间为辽兴宗重熙十八年（公元1049年），应属辽代中期，属第二期器物。

（十五）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小刘杖子村辽墓[12]出土一件胡人驯狮三彩暖盘（如图十九），墓葬未发现有明确的纪年，作者依墓葬制度及出土文物推断，应属辽代晚期，属第三期的器物。

从笔者收集的资料来看，辽代出土狮子纹饰遗物的地点集中在内蒙古东部及辽宁西部，大部分为第一期的器物，第二、三期的器物较少。狮子纹饰器物仅在大型墓葬中发现，墓主人的身份地位较高，表明辽代狮子纹饰的使用是有一定限制的，仅皇家或者上层社会的贵族使用，其纹饰多出现于马具和生活用具上，部分器物有使用的痕迹，也反映了辽代“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丧葬观念。

二、辽代狮子纹饰的形态分类

由于资料有限，本文对辽代狮子纹饰的收录不很全面，仅就收录的这部分遗物而言，可按纹饰主体狮子的形态，分为以下六类：狮首纹、卧狮纹、立狮纹、舞狮纹、逐狮纹和驯狮纹。

（一）狮首纹

狮首纹出现在巴林左旗契丹博物馆藏鎏金狮纹铜节约上，此节约通高1.8厘米、最大径3.8厘米，节约四周分布三个狮首纹饰，表现狮首的正面造型。

（二）卧狮纹

卧狮纹饰出现在巴林左旗契丹博物馆藏鎏金狮纹铜节约、鎏金狮纹铜带銙、狮纹鎏金银节约，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鎏金雄狮银饰。

耶律羽之墓鎏金雄狮银饰长3.5厘米、高2厘米[13]，雄狮蹲踞于地面，体态饱满，狮首仰立，狮口微张，狮尾卷于臀部并向上扬起，狮身錾刻梅花纹，威风凛凛，颇具活力。

巴林左旗契丹博物馆藏鎏金狮纹铜带銙长2.5厘米、宽1.7厘米、高1.2厘米，其上狮子纹饰与左旗契丹博物馆鎏金狮纹铜节约上的狮子纹饰相似，卧狮整体采用高浮雕形式，四爪匐地，狮首上仰，狮尾上卷，眼球突出，直视前方，炯炯有神。

巴林左旗契丹博物馆藏狮纹鎏金银节约通长3.7厘米、宽2.6厘米、高1.1厘米、钮高0.4厘米，节约圆雕式纹饰又细刻。狮子卧成圈首尾相接，嘴作舔尾状。狮子的尾和髯均做出花朵状，飘逸洒脱。

（三）立狮纹

立狮纹出现在巴林左旗契丹博物馆藏鎏金狮纹铜带头、敖汉旗沙子沟辽墓出土五边形狮纹带饰。

沙子沟辽墓五边形狮纹带饰长3.4厘米、宽2厘米，正面为高浮雕式狮纹，狮侧立回首，狮身下部为一朵卷云。仅对狮的后腿进行了刻画，狮首朝向侧面，同样作回首状。

巴林左旗契丹博物馆藏鎏金狮纹铜带头长3.1厘米、宽1.7厘米、高0.8厘米，正面为一高浮雕式狮纹，狮侧立回首，狮身錾刻短线表现毛发，狮首朝向正面，作回首状，鬃毛直立。

（四）舞狮纹

舞狮纹出现在巴林左旗契丹博物馆藏桃形舞狮纹银鞍挂饰、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桃形狮纹鎏金铜鞧带饰件。

耶律羽之墓出土桃形狮纹鎏金铜鞧带饰件长8.1厘米、宽5.4厘米、厚0.7厘米。饰件桃尖向右，半浮雕单狮，狮身半侧向左，作起舞状。狮后足踏地，前足屈肘扬起，张口圆睁双目，鬃发卷曲。四足肘部毛发丰富，尾部毛发蓬松，英武飘逸之风尽显。狮子胸腹部刻画为带状横纹。狮首上部刻画如意云纹。

巴林左旗契丹博物馆藏二十三件桃形舞狮纹银鞍挂饰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呈尖桃形，上饰双狮，通高12.9厘米、最宽10.6厘米、厚0.2厘米。挂饰为半浮雕式双狮相对立起，作翩翩起舞状。狮脚踏如意形云朵，后足踏地，一足抬起，前足屈肘上扬，张口伸舌双目圆睁，鬃发后扬。两狮上方正中为祥云托起一火珠;第二类桃尖向左，上饰单狮，狮身半侧向右;第三类桃尖向右，上饰单狮，狮身半侧向左。单狮挂件通高13.5厘米、最宽9.8厘米、厚0.2厘米。单狮挂件也为半浮雕形式，单狮舞态与双狮相同。细观之每个狮子虽然大体造型和舞态相似，但均有细微的变化，如躯体的粗细，舌头的短长，环绕云纹的转向等都有很大的变化。

（五）逐狮纹

逐狮纹出现在巴林左旗契丹博物馆藏錾花双狮纹银盒顶盖中部、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双狮纹鎏金錾花银盒顶盖中部、科尔沁左翼后旗吐尔基山辽墓出土双狮纹金花银盒顶盖中部和侧面、龙纹金花银盒的侧面、金花人物纹银提梁壶的肩部、个人藏家收藏双狮纹铜镜。

耶律羽之墓出土双狮纹鎏金錾花银盒呈方圆形，通高8.9厘米、口径14.6厘米。狮纹出现在银盒顶盖中部和银盒侧边上，顶盖中部半浮雕的双狮纹饰与前述錾花双狮纹银盒顶盖上的狮纹相似，狮子体态健壮，充满力量感，四足腾跃相互追逐，张口伸舌，四目如炬，鬃发与尾毛随跑动而扬起，奔跑嬉戲的场面表现的活灵活现。银盒侧边錾刻的双狮纹饰与顶盖中部的相似，也是双狮相互追逐的画面，双狮的体态、动作、表情，甚至鬃发、尾毛的表现都很到位。

巴林左旗契丹博物馆藏錾花双狮纹银盒通高4.4厘米、盖高1.6厘米、足高0.6厘米、顶宽4.7厘米、底径4.1厘米。银盒盖顶中部半浮雕一对互相奔跑追逐的狮子，狮首相对，四目圆睁，张口怒吼，四足腾空而起，鬃发与狮尾飘扬起舞，造型极具动感。两狮间装饰两朵如意祥云。

吐尔基山辽墓双狮纹金花银盒与前述两件银盒属于同样器型与用途的遗物。银盒顶盖中部半浮雕双狮纹饰，狮纹的风格也类似，不再赘述;银盒侧面錾刻逐狮纹饰，狮子体格健壮，四足腾空作跨越奔跑状，鬃发与尾毛刻画活灵活现。

吐尔基山辽墓金花人物纹银提梁壶通高27.5厘米、盖口径6.3厘米、壶口径5.9厘米。提梁壶的肩部錾刻两对狮子，狮纹的形态与前述龙纹金花银盒的狮纹相同，每对狮子中间刻一云形花紋，双狮相对腾跃，向中间云形花纹扑去，刻画生动形象。

个人藏家收藏双狮纹铜镜方形，桥钮，宽缘，边长11.5厘米。绕钮为两只雄狮作舞动嬉戏状，双狮体格健壮，四目相对，张口怒吼，狮爪苍劲有力，狮尾飘扬飞舞。

（六）驯狮纹

驯狮纹出现在奈曼旗陈国公主墓出土胡人驯狮琥珀雕件，河北省涿鹿地区窖藏出土双狮纹金佩带，宁城县小刘杖子村辽墓出土胡人驯狮三彩暖盘，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塔身浮雕胡人驯狮图。

陈国公主墓胡人驯狮琥珀雕件呈长方形，两侧穿一孔，长8.4厘米、宽6厘米、厚3.4厘米，正面雕刻胡人驯狮，右面雕刻一胡人，头缠巾，袒胸，下着短裙，腰束长带垂于脚下，双手执驯狮棒;左面刻一狮子，驯服状。狮子体态丰满，口微张，眼呈柳叶状，与驯狮人目光对视，鬃毛与尾毛蓬松卷曲，驯狮场面雕刻的惟妙惟肖。

涿鹿地区窖藏双狮纹金佩带长38厘米，呈长条形，中部巨兽口衔手执朵带，两侧各蹲踞一巨狮，巨狮身驮一女童。狮首仰立，狮口微张，狮目圆睁，狮尾向上扬起，两狮相对，神态逼真，跃跃欲试。

胡人驯狮图浮雕于塔身，描绘胡人驯狮的场景，胡人在左，狮子在右，胡人形象卷须、深目、隆鼻，狮子高大威猛，四足撑地，昂头向前，张口怒吼状，浮雕由于年代久远，已不复当年风貌。

小刘杖子村辽墓胡人驯狮三彩暖盘外为八方形，每边宽9.5厘米，盘口圆形，直径23.4厘米。暖盘在外立面有八组内容相似的胡人驯狮场景，场景由一人一狮组成，右侧雄狮呈起舞状，站在一方形平台上，后足撑地，前足腾空扬起，狮头高仰，鬃毛与尾毛随动作飘散开来，塑造逼真传神。

三、辽代狮子纹饰的特征

辽代以契丹族为主体，多民族并存的朝代，处于统治地位的契丹族因地制宜地采取了“北南分制”的国家治理方式，反映了契丹民族具有卓越的创新精神和开拓品质。对于外来先进的文化的态度是积极的和智慧的，吸收先进文化的同时，融入契丹民族的传统特色，形成独特的文化形式，从辽代狮子纹饰的发展过程就可见一斑。艺术作品属于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所以辽代纹饰的造型特征即受政治又受宗教影响，同时经济发展原因也是其发展的重要基础。下面对辽代狮子纹饰的特征归纳进行划分，首先，狮子纹的造型阶段按功能分为第一期威慑写实期主要是太祖时期、第二期生活萌化期从太宗以后到景宗之前、第三期表演驯化期为景宗到圣宗时期、第四期宗教神化期为兴宗以后;其次其艺术表达手法分：凶狠夸张手法、概括表现手法、憨态可掬手法、喜乐精致的手法。

第一期威慑写实期用凶狠夸张手法从已收集的器物中来看主要集中在太祖时期，大量出现在辽代贵族或者上层人士的墓葬中，受唐文化和西域文化的影响较大，这时辽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国家动荡，宗教信仰还以萨满教为主，统治阶级为了体现自己的权威与震慑，狮子纹主要是写实风格，张牙舞爪、牙齿外漏，舌头外吐，爪子外伸，鬃毛和尾毛多为平直的线条，有狮子动作呈奔跑状，也有狮子身体充满肌肉造型，像巴林左旗博物馆藏的桃形舞狮纹银鞍挂饰中狮子呈现拟人的造型姿势，为了能够充分体现狮子的动感采用了3/4的构图方式，更接近狮子的本来面目，展示狮子作为猛兽的一面，这时期与草原民族崇尚力量密不可分。

第二期生活萌化期从太宗以后到景宗之前，这时期的艺术表达使用概括狮子主要的鼻子，鬃毛，尾巴等特征的作为表现内容，由直线力量线条转为柔和曲线表达手法，由于太宗时期政治趋于稳定，佛教开始逐渐在辽境内发展起来，太宗还专门有自己的佛教小名，狮子权威震慑功能性减弱，这个时期的狮子憨态可掬，可爱温顺，动作多以伏与爬为主，立体雕塑造型较多。从马配件上的狮子纹演变就可以看出，社会发展趋于平稳，汉地文化逐步渗入辽。

第三期表演驯化期为景宗到圣宗时期，这个时期景宗政治注重缓和内部矛盾，鼓励和推动社会生产与商业发展，重新打通了草原丝绸之路，辽的国力到圣宗时期达到了全盛时期，很多西域人才留在辽境内，随着西域人的到来，更多人带着狮子来到境内，进行表演，这时期的狮子纹多是与胡人人物一同出现，有骑在狮子身上的，还有牵着狮子的。这时期的狮子表现手法憨态可掬，线条柔和，表情可爱温顺，与人进行互动等，浮雕的表达形式较多。

第四期宗教神化期为兴宗以后，兴宗时期辽进入了崇佛高峰期，大小佛寺林立，佛教已经深入人心，对印度传来的佛教笃信程度极高，这时的狮子纹开始为了能体现佛教教义，艺术手法喜乐精致，四脚踩莲花，雕刻表现极致，狮子表情喜悦。

四、小结

狮子纹饰本身就是受西域影响产生的，而在辽代出现的对狮纹饰更是受到中原的唐王朝和波斯萨珊王朝的影响，对狮纹和逐狮纹就是典型例子，使得辽代的狮子纹饰又具有西亚的异域风格。在辽早期主要受唐文化和西域文化的影响;自中期佛教的传入，三种文化共同作用下，表现出特有的风格特征;辽晚期，受宋文化和国力衰弱的共同影响，纹饰使用渐少。始辽一代，狮子纹饰的发展经历辉煌到衰败的过程，但说狮子纹饰在辽代进入没落并不全面，狮纹在辽代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融入契丹民族的特点，对后世狮子纹饰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意义。

辽在吸收引入狮子纹的时候并不是一味照拿，而是根据统治阶层的需要和人们生活不断发展演进的需求，逐渐将其融入自身的思想、行动与生活中，为我所用，纳我所需。通过狮子纹的分析总结，也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到辽代政治、经济、宗教的发展演变，从一个纹饰的点折射出辽朝的历史发展轨迹，以史为鉴。

总之，中国与中亚、西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随着草原丝绸之路发展，不断促使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草原丝绸之路的贯通，使得草原的文化呈现共同的特征，随着游牧经济的发展逐渐向一致性方向发展，草原丝绸之路成为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大通道，很多文化之间，很多民族之间通过中间民族的沟通与交流，很多纹饰充分证实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草原丝路上很多民族的器物造型和装饰纹样通过人员的往来沟通传入辽朝境内，不但对辽代有继续久远的影响，乃至对当代的我们也带来深刻的启示。

注释：

章和元年即公元87年.

熹平三年即公元174年.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青铜器全集16铜镜[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64.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阿鲁科尔沁旗文物管理所.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J].文物，1996（01）：13，19.

唐彩兰.契丹遗珍——金银器、铜器、玉器卷[M].北京：线装书局，2011.114.

敖汉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敖汉旗沙子沟、大横沟辽墓[J].考古，1987（10）：897.

栗滨.北方草原古铜镜图录[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8.43.

张景明.辽代金银器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153.

张汉君.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营造历史及其建筑构制[J].文物，1994（12）：70.

参考文献：

〔1〕张景明，赵爱军.辽代金银器的器型纹饰演变及工艺[J].北方文物，2000（01）：3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