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健，贺 斌，赵 洋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89)

出于对生活质量和自我发展的更高追求，人们的文化消费意愿与日俱增。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文化消费需求的真实状况究竟如何？《中国国民休闲状况调查报告(2013)》指出，国民对文化休闲的心理认同高于他们的现实选择，且总体仍局限于心理上的认同[1]。不难看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态化的一面是“屈从”于工作或者家庭中的各种事务。但从更深层面思考，我们认为这只是表象，我国城市化进程在现阶段的特点才是根源——面对快速推进的城市化，人们真实文化消费能力的提升会无形中受到诸多文化消费需求抑制性因素的影响。

作为城市社会与现代商业共同影响的产物，英国享誉世界的文化艺术产业值得关注。城市社会具有超强购买力的中产阶层的崛起，咖啡屋文化、俱乐部文化等文化的涌现，都为英国世界级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形成作出了贡献[2]。整体而言，相比城市化水平已经高达80%的发达国家，我国按照城镇常住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在2017年才刚达到58.09%，而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则只有42.35%。我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在以农村人口市民化为主的城市化进程中，人们为了较快获得认可，更倾向于选择较易体现身份特征的有形商品消费[3]。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发展特点，最终都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城市化对包括文化消费在内的居民发展型消费需求的促进作用的发挥。在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文化消费在城市居民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不仅没有同步提升，反而在2002—2008年有较为明显的下降；此后，在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升近13%的过程中，文化消费占比始终在12%左右徘徊(图1)。根据国际经验判断，人均GDP 3 000美元和5 000美元是两个重要的门槛，超过前一门槛，文化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将超过20%；越过第二门槛，则意味着伴随人们消费需求由生存温饱型向小康享受型转变，人们的消费将步入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并重阶段，文化消费尤其会出现井喷现象。由图1可知，我国人均GDP在2012年就已经超过5 000美元，但文化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的占比并没有明显上升。国内学者刘容对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相关研究也显示，我国城市文化消费存在明显的滞后性[4]。必须承认，我国现阶段整体文化消费增长的规律不同于发达国家，差距的存在也有其客观性。再者，我国东中西部城市化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图2)，这使得我国居民文化消费需求的释放与消费水平的提升变得更加复杂。有鉴于此，如何摆脱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和经济综合实力不断增强过程中的文化消费悖论，成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此外，城市化与文化消费增长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逻辑关系和作用规律，也有待学界深入研究。

图1 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消费状况

图2 我国三大区域文化消费支出和占比情况

一、城市化影响文化消费的文献梳理

Hek和Kraaykamp指出，城市化通过其内在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发展，孕育着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进而推动文化消费市场的繁荣[5]。城市化首先表现出对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这主要体现在城市化通过财富效应、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等促进文化消费需求的扩张方面。一方面，城市化发展意味着财富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累积，其能够支持人们更丰富、更高品味的文化消费，恰如Welzel等人所言，高物质福利能够增强人们在后物质发展阶段的自我表现倾向[6]；另一方面，城市化发展能够吸纳更多人口在城市居住和生活，由此形成的庞大需求能使文化产品供给形成一定规模。再者，城市居民更强的个体异质性决定了城市内部会存在不同群体，而在文化产品需求方面，不同群体会有不同的品味和偏好。对文化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其能够更好地拓展范围经济。此外，现代文化产品的供给日益依赖具有创新性的人力资本、金融服务、互联网通讯等基础条件，而这些更容易在城市获得。文化产品的供给在很多时候都离不开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甚至文化产品的创作也离不开有文化韵味的环境[7]。可见，文化产业具有在城市集聚的特点并由此获得集聚的种种外部性。

据Bourdieu的文化消费理论可知，文化消费与社会地位之间有着极强的关联性[8]。城市化发展在给人们带来城市居住真实体验的同时，也通过“城里人”名片效应提升人们的优越感与社会地位，进而有助于人们文化消费水平以及文化品味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不同于一般商品消费，人们对文化产品的消费会反过来促进个体素质或社会地位的提升。文化消费过程也是文化资本累积的过程，其能进一步提高个体文化产品需求的黏性和层次[9]。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代际传递，受上一辈文化消费品味与偏好的影响，文化根植性还会影响下一代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品味，进而影响他们的文化消费理念[10-11]。从微观个人流动性角度出发，还有观点认为，向上层社会流动会使人口整体社会层级异质性增强，进而使人们文化消费偏好异质性边界扩大[12]。恰如Hek和Kraaykamp所指出的，向上层社会攀爬的群体会冲淡过去禁锢社会等级的边界，原有上层社会高层次品味需求的排他性会因此逐渐减弱[5]。该研究虽没有直接关注城市化的作用，但其研究结论还是间接显示出城市化带来的影响。因为城市化发展能够给微观消费主体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提供更多的职业选择机会，这有助于提升其身份地位。异质性个体的社会流动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城市化进程所体现的农业人口市民化特征[13]。

在系统梳理城市化促进文化消费的多重机制基础上，有必要弄清城市化为何还会对文化消费需求产生抑制作用。有学者认为，在收入约束下，文化消费与储蓄增长之间存在“镜像”负效应关系，即较高储蓄率和较快储蓄增长更易导致文化消费需求减少[14]。在经典经济学理论中，可以将储蓄视为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种手段。城市化发展会增强人们在某些方面消费的不确定性，在收入相对不变的前提下，这会通过储蓄增加带来的“镜像”负效应最终削弱城市化发展对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通过梳理文献发现有两种解释支持以上判断。其一，在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大量市民化人口的收支结构会相应改变，支出中用来满足新生活方式的刚性需求开销会增加，而城市化带来的消费习惯的改变必然会增加消费者新生活习惯或者偏好形成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其二，城市化进程中其他不确定性因素增加而造成的影响。例如，当城市化进程中各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能较好跟进的时候，人们对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会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这会增强此类消费未来的支出预期，进而促使人们增加储蓄[15]。在“镜像”负效应影响下，具有较大收入—需求弹性的文化产品消费更像一种奢侈品，人们对它的消费必然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针对城市化发展所表现出的对文化消费需求的抑制作用，还有学者从城乡微观个体文化资本差异角度给出解释。Eijck和Knulst就指出，相比真正拥有城市气质的“原住民”，市民化农村人口所拥有的需要较长时间积累才能获取的文化资本偏少，因而他们无法在短期内改变其实质上的低水平文化消费品味与偏好[12]。这最终导致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并不必然推动文化消费增长。也可以认为，市民化农村人口文化消费能力的提升并不取决于其当前获得的城市人身份，而是取决于其原农村社会地位以及社会背景[16]。

就国内研究而言，目前已经证实的观点认为，我国城市化通过农村人口城镇化[3]或者多样化外部性[17]等在整体上还是可以促进文化消费需求增长的，甚至在优质教育资源、金融服务较强集聚作用下，城市化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18-19]。然而，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城市化发展可能通过贫富差距扩大等因素抑制我国文化消费需求[20]。鉴于城市化对文化消费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本文认为：既有的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展开的研究中，相关肯定的结论仍存在一定的片面性；虽有研究也提出质疑，但却没能严格加以证实。在综合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旨在从储蓄“镜像”负效应角度剖析导致文化消费需求受到抑制的因素，进而实证考察它们造成的影响。

二、模型构建与实证结果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为揭示城市化发展对文化消费需求的影响特点，特别是揭示相关因素是否通过储蓄“镜像”负效应削弱了城市化发展对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本文以Katz模型[21]为依据，建立如下基准方程：

2lnculit=a0+a1lnurbanit+a2lncrossit+

a3lnZit+τi+ηt+vit

(1)

式中，ln为自然对数符号，i表示地区，t表示年份，τi和ηt分别为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Zit代表其他控制性因素，vit是随机误差。

从严格意义上讲，由于社会不断发展，文化消费品的种类也在不断变化，因此文化消费实际是一个较为广义、动态的概念。考虑相关数据的可得性，本实证研究用人均文化娱乐用品和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支出额来衡量文化消费(cul)。再考虑到通胀因素，用2000年为100的文化娱乐消费价格指数对原数据进行处理。

1.核心解释变量之一是城市化水平(urban)。这里侧重考察人的城镇化，用城镇人口占比表示。上述文献梳理分析表明，有些因素会增强居民未来消费的不确定性，进而带来储蓄“镜像”负效应，这最终会削弱城市化发展对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为了考察该抑制作用是否存在，本研究构造了三个交互项：其一，城市化进程中源于生活成本中耐用品消费支出增加带来的抑制影响，这里用城镇人口占比与城镇居民耐用品消费支出占比的乘积(urban×dura)表示；其二，城市化进程中源于生活成本中医疗保健和教育支出增加带来的抑制影响，这里用城镇人口占比与医疗保健和教育支出占比的乘积(urban×health)表示；其三，城市化进程中源于房价相对收入更快上涨带来的抑制作用，这里用城镇人口占比与城镇居民房价收入比的乘积(urban×house)表示。

2.其他控制变量的选择涉及6个方面。其一，收入水平(inc)。收入水平是影响总消费和消费偏好的关键因素之一，这里用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示，对应数据用2000年为100的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消胀。其二，文化产品供给(sup)。文化产品的供给决定着文化产品消费的选择空间与消费规模，这里用各地区文化市场经营机构数表示。其三，教育水平(edu)。受教育水平决定着人的认知能力和理解水平，一个人认知能力和理解水平的提高会对其文化消费能力的提升产生积极影响，这里用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其四，对外开放度(open)。对外开放可以扩充可供消费者选择的商品集合，同时其也会影响消费者的需求偏好，这里用进出口商品总值占GDP比例表示。其五，经济结构服务化(stru)。产业结构主要通过影响部门间和部门内生产联系、所提供的产品结构和产品质量等方式来影响商品的选择集，进而影响消费者需求偏好。这里重点关注经济结构服务化水平，用第三产业产值占比表示。其六，文化氛围(envi)。地区文化氛围是影响人们文化消费的重要社会性因素，这里用每万人钢琴保有量衡量。

数据来源方面，相关变量原始数据主要来自2003—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国研网数据库。由于数据缺失较多，西藏自治区未被列入考察对象。

(二)估计结果与解释

在表1的估计结果中，仅考虑加入了相关控制变量和地区、时间差异。由方程(1)的估计结果可知，城市化(urban)对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在此基础上，方程(2)—方程(5)依次加入不同的交乘项，由此重点揭示相关因素是否通过储蓄“镜像”负效应削弱了城市化对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首先考虑城市化进程中耐用品消费的影响。由方程(2)相关变量回归系数的比较可知，交互项urban×dura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而且在考虑此交互项的影响后，城市化进程对文化消费的作用最终也在10%水平上变得显著为正。这一方面说明，耐用品消费增长的确会通过储蓄“镜像”负效应削弱城市化对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明确分离出城市化进程中文化消费需求抑制因素的影响后，其还是能够显著促进文化消费需求增长的。再由变量dura系数不显著可知，单纯耐用品消费增长并未对文化消费需求产生直接的挤出效应。

表1 城市化对文化需求的影响及相关因素对文化需求的抑制作用分析

城市化进程中，如果城市在基本医疗、教育等服务品的供给方面相对滞后或不足，将必然导致在人口由农村向城市集中过程中上述需求缺口的不断扩大和供给价格的持续攀升，进而导致储蓄压力的增大。这最终也会通过储蓄“镜像”负效应削弱城市化对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在方程(3)相关变量回归系数的比较中，本研究通过加入城市化进程与医疗保健和教育支出占比交互项来进行回归分析，拟合结果显示变量urban×health系数显著为负。但仔细观察回归系数的特点也不难发现，三个关键变量间可能存在较为明显的共线性。因此，本研究剔除了变量health，这使得方程(4)拟合结果中的共线性问题得到了明显改善，但交互项urban×health系数却变得不显著。方程(5)中回归变量设计侧重考察房价上涨带来的影响。其中，交互项 urban×house系数同样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房价上涨也削弱了城市化发展对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即房价上涨的储蓄“镜像”负效应同样存在。

(三)稳健性检验

文化资本发展理论认为，文化资本是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新动力，其能够推动有限区域内部社会边界向更广的外部世界拓展[8,22]。这意味着，城市化发展与文化消费之间可能存在相互作用。这会带来计量分析中的内生性问题，进而导致估计稳健性不足。因此，需要选取合理的工具变量来解决这一问题。遵循工具变量要与城市化水平直接相关而同时又与文化消费水平不相关的要求，本研究选择了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作为工具变量。同时，考虑到文化消费自身可能存在惯性特征，这里再加入文化消费一期滞后项。

由表2中系统GMM估计结果可知，文化消费一期滞后项(l.culture)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我国居民文化消费的惯性特征还没有形成，很容易受其他因素冲击而表现出增长的反复性。在剥离出城市化进程中文化消费需求抑制因素影响后，城市化水平(urban)仍至少在5%水平上呈现促进作用。在GMM估计下，方程(2)中变量dura系数得以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耐用品消费支出不仅没有明显挤出文化消费，而且还对文化消费能力的提升具有直接促进作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交互项urban×dura系数仍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这则进一步说明在存在储蓄“镜像”负效应的前提下，耐用品消费支出增长同时还会通过间接方式削弱城市化发展对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方程(3)中交互项urban×health系数仍然不显著。相比耐用品消费，健康、医疗和教育服务的公共属性更强，再加上我国服务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相对缓慢，这些均会导致其市场化方式下的供给明显不足。而为满足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该类消费需求的普惠性要求，政府会通过各种方式增加其公共福利性供给或补贴[23-24]。由此，该类服务消费所造成的储蓄“镜像”负效应可能并不突出，进而其削弱城市化对文化消费需求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不明显。顾江等[25]人的研究就发现，一个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越强，其文化产业发展也会相对繁荣。这较好地佐证了此处的研究结论。方程(4)估计结果同样证实，房价相对收入的更快上涨会通过储蓄“镜像”负效应显著削弱城市化对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

表2 相关因素抑制性作用的系统GMM估计结果

三、结论和启示

城市为人们创造了更多的消费选择和美好生活体验的可能，其中就包括人们文化消费需求的释放。然而，通过量化分析与实证研究，本文发现城市化对文化消费的作用存在着两面性：城市化能够促进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但相关因素会通过储蓄“镜像”负效应削弱以上作用。具体而言，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具有较强刚性需求的耐用品消费支出的增长、房价相对居民收入较快的攀升，均会带来明显的储蓄“镜像”负效应，进而不利于城市化对文化消费促进作用的发挥。研究还发现，在城市化进程中，医疗、保健和教育等服务性刚需商品支出对文化消费需求扩张可能带来的储蓄“镜像”负效应并不明显。本文认为，政府对该类具有较强公共属性商品消费的各种福利性供给和补贴对此产生了重要影响。

围绕相关结论，本文得出两点启示。其一，城市化发展对文化消费既有促进作用又有抑制作用，在当前更多强调其促进作用的同时，更需要客观、辩证地看待其抑制作用。文化消费需求受到抑制的根源是我国目前仍处于城市化低水平快速扩张阶段，这决定了人们的消费需求和产品供给总体上也处于低水平阶段。与此同时，在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各种耐用品、医疗保健和教育等需求是刚性需求，再加上该阶段较长时期房价收入比的持续扩大，三方面效应的叠加影响仍会持续抑制文化消费。其二，我国公共服务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优质公共服务品的供需矛盾和发展不均衡问题甚至愈演愈烈。尽管政府对该类公共服务品的多渠道补贴和供给增加举措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甚至是掩盖了其对文化消费需求增长的储蓄“镜像”负效应，但随着城市化由速度型发展向内涵质量型发展转变，以及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和经济结构服务化特点的进一步显现，人们对高品质服务的强烈需求很可能使政府部门过去引以为傲的“有所为”举措变得杯水车薪。这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必须考虑相关政策的动态有效性，而对这些问题的更深入探讨有待后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