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芯 林琳

摘 要：驻村干部与派出单位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为有效避免“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有必要建立基于委托代理关系的激励模型进行研究。派出单位作为委托方与作为代理方的驻村干部在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不相同的情况下，采取不同的行为选择来实现各自效用最大化。通过把精准扶贫与委托代理关系相结合，构建激励模型，探讨派出单位如何有效激励驻村干部。结果显示：建立多维度监督机制可有效减少信息不对称;完善奖惩机制会增加驻村干部的努力程度;健全考核评估机制可规范驻村干部的行为;强化驻村干部自身建设才能事半功倍。理论与实践的有益探索将为后扶贫时代的农村、农业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精准扶贫;驻村干部;派出单位;委托代理;激励模型

中图分类号 F323.8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7-7731（2020）19-0001-05

Research on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lage Cadres and Dispatched Uni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IAN Xin et al.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Humanities and Arts，Dalian 116026，China）

Abstract：There is a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lage cadres and dispatched units in the process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In order to effectively avoid "moral hazard" and "adverse selection" problems，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n incentive model based on the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 for research.The dispatched unit as the entrusting party and the village cadre as the agent adopt different behavior choices to maximize their respective utility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asymmetric information and different interests.By combining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the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an incentive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explore how the dispatched unit can effectively motivate the village cadres.After analysis，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are drawn：the establishment of multi-dimensional supervision mechanism can effectively reduce information asymmetry;the improvement of reward and punishment mechanism will increase the effort of the cadres in the village;a sound assessment mechanism for the cadres in the village can restrain their behavior;finally，only by strengthening the self-construction of cadres in the village can make the result double with half effort.The beneficial explo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will provide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village and agriculture construction in the post-poverty era.

Key words：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Cadres in villages;Dispatched units;Principal-agent;Incentive model

“精準扶贫”这一概念是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11月在湖南省农村调研时首次提出，它改变了以往的宏观扶贫和粗放式扶贫，具有极大的实践性和专业性。至2020年末，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党和国家第1个百年奋斗目标，精准扶贫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其意义十分重大。党的十八大至今，脱贫攻坚任务取得了影响深远的成绩，农村贫困人数在2012年年底至2019年年底的短短7年里，由9899万人减少到551万人，全国832个贫困县削减至52个。然而，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基数庞大，全面脱贫之路依然漫长曲折。2020年，新冠肺炎给我国经济发展和脱贫攻坚带来极大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大脱贫攻坚力度，复工复产中优先使用贫困地区劳动力，确保如期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1]。党和国家高度关注精准扶贫的最后一站。

精准扶贫这一概念提出以来，受到国内外高度关注，近年来相关的研究层出不穷。围绕精准扶贫的内涵进行研究，如保虎[2]认为精准扶贫、脱贫思想的理论来源是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精准扶贫运行中的问题研究，如宋宸刚[3]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监督不完善，我国脱贫资金使用僵化、单一，导致无法取得预想效果;精准扶贫的效果研究，如韩广富[4]认为我国脱贫政策以及脱贫措施没有落实到户，导致脱贫政策效果不佳;此外，还有精准扶贫模式、政策、运行机制等内容的研究。

委托代理理论作为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中十分关键的内容之一，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的研究。孙涛[5]基于多项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充分研究我国信托公司在经营及管理期间存在的委托代理关系和涉及的激励机制;魏巍[6]融合制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全方位说明了政府创新扶持与企业创新存在的关系;褚金海[7]依据委托代理理论的一般分析方法以及架构，研究如何管理高校内部治理中的利益冲突以及激发高校发展内生动力;丁波[8]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视角研究精准脱贫评估流程。但鲜有学者将委托代理理论运用到驻村帮扶制度的研究当中。笔者将委托代理理论与精准扶贫相结合，探讨在驻村帮扶制度中，作为委托方的派出单位和作为代理方的驻村干部在利益不一致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的行为选择。通过建立激励模型，实现派出单位对驻村干部的有效激励，最终构建起富有效率的机制，并进一步完善驻村帮扶制度，实现精准脱贫。运用委托代理模型建构的方法进行精准扶贫实践研究，以期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后扶贫时代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

1 理论基础与问题提出

1.1 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始于19世纪的工业革命，极大推动了机器化发展，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随之发生巨大改变。随着资产家对于生产的精细化和效率的追求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层制应运而生，提出了专业化分工和规范化管理的指导原则。正是基于此情形，委托代理理论应时而生。该理论指出企业所有人同时兼任管理者这一管理方式对企业的经营管理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提出委托代理理论，倡导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别由老板及职业经理人独立管理。

委托代理关系假设：第一，两者利益相互冲突;第二，两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委托人的收益由代理人的成本决定，而代理人的收益直接成为委托人的成本。在非对称信息状态下，由于委托人需要通过委托授权行为将经营权或者行使权转让，代理人凭借所处立场优势，掌握大量信息，导致委托人遭受利益的损害，代理人因此从中获益[9]。从经济人的假设出发，不管是委托人还是代理人都是为了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代理人并不能完全执行委托人的意志，实现委托人的利益。萨宾顿（David E.M.Sappington）[10]认为，委托代理理论探讨的关键内容是在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建立一定的约束机制，使双方都能够实现最大效用。代理人为扩大自身利益，很可能会做出背离契约的行为，产生“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问题。因此，建立契约合同之前，必须要考虑对代理人的约束条件。

1.2 问题提出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为实现脱贫，有必要选调优秀的第一书记及驻村工作队到贫困村中去。在这场攻坚拔寨战役中，全国共计25.5万个驻村工作队被征派，累计县级以上单位的干部及员工近290万名，被派到贫困村成为驻村干部，帮助其实现脱贫。该制度的实施有利于决战脱贫攻坚、助力乡村振兴、完善基层建设，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11]。

驻村帮扶干部作为这场脱贫攻坚战的主力军，在发展农村经济、带领村民脱贫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党中央高度重视其组建与管理。党中央坚持因人因地选调，安排了解党建工作人员到政治纪律散漫、脱贫攻坚不足的地方，安排擅长经济工作的人员到经济水平较落后的地方，安排精通社会工作的人员到问题复杂、村风建设较差的地方[12]。切实调动派出单位及驻村干部能力优势，协助贫困村解决痛点难点，打赢脱贫攻坚战。在扶贫军令状等压力下，扶贫攻坚既是各级地方政府的中心工作，又是派出单位必须完成的硬任务。驻村干部被派出之前，要与派出单位签订军令状，其工作成效纳入到年底绩效考核中。作为派出单位的代表，驻村干部除了具有实现其政治抱负和获得薪资报酬的个人诉求之外，也肩负着实现精准脱贫的任务。然而，驻村干部经派出之后，实施坐班制，不允许“走读”，其工作重心和党组织关系都转到帮扶村庄党支部，其党组织生活也在村级党组织中完成[13];其次，驻村环境大多比较恶劣，工作艰辛，同时受激励条件影响，部分驻村干部扶贫热情及积极性较差;第三，受监督条件及手段制约，有些驻村干部纪律散漫、效率低下，工作中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时有发生。上述问题无形中给扶贫任务的高效开展增加了难度。因此，对于派出单位与驻村干部之间信息不对称且派出单位无法有效监控驻村干部的行为问题，亟需建立委托代理关系下的激励模型来有效带动驻村干部，以实现精准脱贫的帕累托改进。

2 研究假设及模型建立

2.1 基本假设及说明 委托代理关系在精准扶贫工作落实执行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中派出单位是委托人，驻村干部是代理人，两者制定契约，派出单位为驻村干部设置扶贫目标，并事先约定好完成目标的奖励，派出单位以实现精准脱贫为最终目标，驻村干部以获得奖励为最终目标。根据经典委托代理理论，双方是具有自主决策能力的“理性人”，均寻求效用最大化。当派出单位不能对驻村干部的努力全部监控时，就存在“道德风险”。综合农村精准扶贫中派出单位与驻村干部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特设定如下基本假设：

假设1：派出单位为风险中性的，驻村干部为风险规避的。

假设2：激励作用下的效用函数受工作薪酬及额外奖励影响，跟努力程度成正相关。作为代理人，驻村干部对所在贫困村实现脱贫目标负责。在扶貧工作中，驻村干部获得的经济收益主要为工作薪酬，同时受自身努力程度影响，可通过扶贫工作的顺利开展获得额外的经济奖励和政治激励，如工作奖金和荣誉称号。假设驻村干部从派出单位获得扶贫工作基本薪酬为[W]，额外经济激励下的努力程度为[x1]，额外政治激励下的努力程度为[x2]，驻村干部努力程度每增加1个单位，其额外经济激励和政治激励分别增加[m、n]，则驻村干部激励效用函数具体可表示为：

[U1=W+mx1+nx2] （1）

假设3：驻村干部的努力成本函数与其努力水平呈正相关。[C（x）=12c（x1+x2）2]，[c>0]，[c]表示成本系数，[c]越大，其所花费的成本越大。对努力成本函数进行一阶求导，结果[C'x>0]，同理进行二阶求导，[C''x>0]，表明努力成本函数应为凸函数，随着努力程度增加，成本相应增加，同时其边际成本也逐渐递增。

假设4：作为派出单位及驻村干部共同服务对象，被扶贫村民的脱贫数量与质量决定委托代理双方的共同受益情况。派出单位因村民脱贫会获得上级政府更多的财政补贴，更重要的是可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从而获得收益。其中，假设顺利脱贫后总收益为[A]，派出单位收益比例为[β]，驻村干部收益为[A（1-β）]。假设收益系数用[α]表示，则总体收益情况参考Cobb-Douglas函数推算出：

[A=αx12x22] （2）

因此，驻村干部所获收益为：

[E=α（1-β）x12x22] （3）

2.2 激励模型建立

2.2.1 激励合同 当派出单位为风险中性时，其期望收益与期望效用两者相等。假设将[S（x）]定义为派出单位的委托成本，其相应的激励合同表示为：

[Sx=W+mx1+nx2+α（1-β）x12x22] （4）

假设派出单位和驻村干部均为风险中性，设驻村干部期望效用=[U]，则其期望效用函数为：

[U=W+mx1+nx2+α（1-β）x12x22-12c（x1+x2）2]   （5）

设派出单位期望效用=[V]，则其函数表达式：

[V=αβx12x22-（W+x1+x2）] （6）

2.2.2 参与约束 参与约束表示代理人在委托—代理这一关系中，可以取得的期望效用要大于从其他地区中能取得的最低效用程度。如果不能满足该条件，则委托代理双方合作，假设[U]为驻村干部的保留效用，如果[U]>[U]，则驻村干部的参与约束条件为

[IR：U≥U] （7）

2.2.3 激励相容约束 激励相容约束是指委托人一方的期望效用取决于代理人一方的效用最大值。假设[x]是派出单位希望驻村干部达到的努力水平，驻村干部可选集合为[X]，在[x0]这一努力水平下，驻村干部所能达到的期望效用为[U0]，则：

[ ?x0∈X，U≥U0] （8）

综上所述，派出单位在扶贫中的委托代理模型表示如下：

[MaxV=αβx12x22-W-x1-x2]

[s.t.{IRW+α1-βx12x22-12cx1+x22≥U ICW+α1-βx12x22-12cx1+x22≥U0]

[x1，x2≥0，m，n>0] （9）

3 结果与分析

因委托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驻村干部存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依据委托代理模型中激励相容约束条件，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必须通过代理人的效用最大化实现，即驻村干部在满足自身期望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实现派出单位的效用。因此，为得到效用最大化条件下的努力水平[x]，需对驻村干部效用函数求解一阶导数：

[δUδx1=m+2α1-βx1x22-cx1=0δUδx2=n+2α1-βx2x21-cx2=0] （10）

则：

[x1=mc-2α1-βx22x2=nc-2α（1-β）x21] （11）

对变量求偏导数可得：

[δx1δm=1c-2α1-βx22δx2δn=1c-2α1-βx21δx1δβ=-2x12c-2α1-βx222δx1δx2=4α1-βx2c-2α1-βx222δx2δx1=4α（1-β）x1c-2α1-βx212] （12）

由[δx1δx2>0]，[δx2δx1>0]可得，经济激励和政治激励的激励效果成正相关，同时具备可替代性，任何一种激励都能够实现较高努力水平的效果，需要依据代理人的偏重性做出选择，但这也给外部诱惑致使驻村干部的扶贫行为发生改变留下隐患。

由于[x1>0，m>0]，所以，[c-2α1-βx22>0]，此时，[δx1δm>0]，[δx1δβ<0]。即[m]越大，[x1]越大;[β]越小，[x1]越大。由此可知，驻村干部在物质激励下的努力程度和其对于经济激励的敏感度具有正相关性。同时，派出单位的扶贫报酬水平也能得到进一步提升，派出单位对驻村干部的工作满意度提高，对驻村干部的赏识度上升。由于从派出单位得到了预期的物质激励，驻村干部效用满足程度较高，工作积极性高，扶贫工作效果明显。然而在扶贫实践中，对经济利益敏感的驻村干部也有可能被外部环境诱惑，与其他社会主体勾结获得超额收益，损害政府扶贫利益，由此可能产生“道德风险”，需加强监督。

同理，驻村干部在社会激励下的努力程度与其获得的政治社会激励满足程度具有正相关性。派出单位对驻村干部工作的满意度上升，同时贫困群众对驻村干部的满意度也随之上升。驻村干部注重其政治声誉与政治仕途，在获得了极大的激励之后，将会严格落实派出单位的扶贫任务，提升扶贫效果。然而，有些驻村干部抱着得过且过的态度或是由于自身工作能力不足，会通过各种途径与派出单位“搞好关系”，以获取自身利益。由于派出单位并不了解贫困群众以及当地政府的实际情况，很可能根据片面化的信息选择了并不合适的代理人，“逆向选择”问题有可能会发生，并影响派出单位扶贫目标的达成。

4 結论与建议

4.1 结论 笔者运用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方法对精准扶贫中委托人（派出单位）与代理人（驻村干部）的委托代理关系进行分析，探讨了在派出单位为风险中性和驻村干部为风险规避时两者的委托代理关系与激励模型，得出了要通过激励来实现双方效用最大化的结论。这不仅丰富了精准扶贫理论的研究视角，极大促进了新时期精准扶贫实践，也为进一步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方法借鉴。

4.2 建议

4.2.1 强化驻村干部监督机制 加强监督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精准扶贫工作，通过监督发现问题，通过问责促进帮扶责任落实[14]。监督驻村干部的资金使用、政策执行以及责任落实情况，防止出现“道德风险”，确保其对贫困户进行精准识别与精准帮扶，真正帮助贫困群众实现脱贫。建立派出单位与驻村干部的检查与反馈机制，强化对驻村干部日常工作的督查与管理，畅通反馈和举报路径，提高扶贫工作的透明度。派出单位可采取视频抽查、定期点检和交叉检查等方式掌握驻村干部走访贫困群众和落实脱贫政策情況，同时要求工作留痕、上岗签到、请假上报，细节化工作流程、撰写工作日志。通过对监督渠道的疏通，发挥基层政府、贫困群众和大众媒体等监督主体的监督作用，形成以派出单位监督为主、各个监督主体为辅、全方位宽层次多领域的监督格局，从而最大程度避免数字脱贫、扶贫腐败等问题的发生，实现真扶贫、扶真贫。

4.2.2 细化驻村干部相关奖惩规定 明确扶贫目标，细化奖惩规则，使扶贫工作形成一套清晰完整的奖惩办法。对于在扶贫工作中脱贫成绩突出、群众反馈良好的干部加大奖励力度，依据奖惩公平公正与按驻村干部实际需要的激励原则，参考激励模型，将经济激励与政治激励相结合，在充分满足其工作环境、薪资待遇和人际关系等基本条件的基础上，更加关注其在工作中获得的成就感、责任感和价值感等激励因素的实现，增加其工作努力程度，最大程度地把驻村干部扶贫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调动起来。同时，对于在扶贫工作中消极工作、效率低下、成绩不显著的干部，要加大惩罚力度，采用降薪、调岗等惩罚手段，帮助其改善工作水平，引导其树立对派出单位负责和为人民群众负责的价值观，积极努力完成扶贫任务。“有功必赏，有错必罚”，将奖惩机制的作用落到实处，从而有效约束驻村干部的行为。

4.2.3 健全驻村干部考核机制 首先，建立涵盖派出单位、乡镇政府、村委会、村民以及原工作单位5位多元化评估体系，从多维度相关主体的满意度对驻村干部进行可量化、可评估的绩效考核。其次，建立全方位、精细化的能力评价体系，包括：工作能力，如总结思考、灵活应变、全局意识、政策执行等;政治品质，如理想信念情况、为人民服务意识、奉献及牺牲精神等;扶贫知识与储备能力，如脱贫规划、问题分析、任务认知等;脱贫攻坚能力，如对扶贫政策的宣传能力、精准识别贫困群众能力、动员贫困群众能力等;其他能力，如对贫困村归属感、对驻村干部工作使命感、自身的身体素质等。最后，建立形式多样的考核方式，可由各扶贫地区政府委托第三方制定精准扶贫配套的评估机制和管理办法，从以上2个方面进行扶贫成效检查、实地暗访贫困群众等，准确掌握民意，精准对接民愿，消除弄虚作假，以保证评估结果客观、公平、真实。同时，建立考核评价台账，对过往问题项进行常态化回头看，切实保障考核机制落到实处，确保驻村干部在考核中提高，扶贫工作在考核中达成。

4.2.4 加强驻村干部自身建设 驻村干部作为精准扶贫的主导群体，其工作的完成度和精确度对于乡村振兴及强国建设至关重要。在建立完善监督、奖惩与考核机制的前提下，若驻村干部不具备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职业能力素质，良好的机制也只是空中楼阁，并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需加强驻村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与业务能力建设，提升其政策把握能力和政策执行能力。一方面，驻村干部需明确岗位职责，深入实践不断学习专业知识，在扶贫实践中进行自我反思并总结经验，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强驻村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增强其责任感与荣誉感，培育吃苦耐劳精神。驻村干部是党和国家群众路线的践行者，依法行政的执行者，必须时刻严格要求自己，保持廉洁公正，遵守行为规范，改正消极怠工、得过且过的工作态度，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以及奢靡之风，行踏实之事，做清白之人[15]。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业务培训、思想道德教育活动，不断提高驻村干部的业务能力素质和思想政治觉悟，保证扶贫工作成效，助力乡村振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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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徐世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