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前，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党内具有翻译能力的外语人才紧缺，翻译条件比较艰苦，毛泽东著作的英译工作常常需要依靠党外或者国外左翼人士的力量，甚至有时只能以秘密的形式流传出去，寻找译者。1945年，董必武赴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时就随身带去一些毛泽东著作，通过联络美共中国局对毛泽东著作组织翻译。1948年，又经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员陈翰笙带去第二批著作，尝试继续组织翻译工作。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前的英译本往往注重时间效率，追求的更多是达意，而非语言上的精准，常常表现出自由翻譯度大、语言灵活、意译多于直译的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毛泽东的著作，特别是《毛泽东选集》，在毛泽东审定后已成为经典之作。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对毛泽东著作的英译大多采取句对句的翻译形式，严格按照原文逐句翻译，对原文的忠实度更高。此外，参与毛泽东著作英译工作的翻译人员大多学贯中西，文字功底深厚，译文堪称经典。

钱锺书在1955年填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表中写道：“自1950年7月起至去年（1954年）2月皆全部从事《毛泽东选集》英译工作，故无暇及其他活动。”再加上参加《毛泽东诗词》的英译工作，他投入在毛泽东著作英译工作的时间长达五六年。哲学家金岳霖也参加了《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的工作，负责翻译《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不仅从语言上，还更多地从哲学思想上进行把关。

（逢周摘自《党的文献》2020年第1期，冯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