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感人至深的真情故事。一个身患肾衰竭的人如何与疾病抗争、最大限度抻长自己生命的长度？一个曾经被别人帮助的人如何竭尽全力回报社会、播种爱心？当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42岁时，他的墓碑上镌刻着泰戈尔的诗句：“世界以痛吻我，要我回报以歌。”

这是发生在昆明街头的一场生死营救。

对于当事人杨昆娥来说，真没有觉得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但是在网络上，她已经成了红人，“最美护士”“温暖了一座城市”，这样的评论比比皆是。甚至在那个小男孩的母亲来到医院向她鞠躬表示感谢时，她还显得有些羞涩。

那是2020年1月2日的清晨，这天的最低气温仅有4℃，是春城为数不多的寒日。穿着羽绒服的杨昆娥，急匆匆地步行前往单位。就在走到人民中路时，走在她前面的一个小男孩，突然倒在了地上，抽搐了几下，就一动不动了。没有多想，杨昆娥冲上前去，把小男孩抱在怀里，用手去摸鼻孔，发现已经没有了呼吸，再试颈动脉，也没有搏动。

身为护士的杨昆娥，迅速拿出手机拨打120，非常清晰且镇定地报告了自己的位置，“我是红会医院心外科的一名护士，我现在在场，正在对孩子进行人工呼吸，你们尽快过来！”

随后，她跪在地上，开始对孩子进行心肺复苏。在持续两三分钟之后，孩子咳嗽了几声，慢慢恢复了意识。

一位路人拍摄下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发到网上后，感动了无数网友。

而对于杨昆娥来说，这颗善良的种子，同样是在她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被深深地埋在了心中。她一生，都无法忘记当年那个改变她人生命运的场景。

这则感人的新闻背后，是一段穿越这个国家30年的苦难且攸关其未来的生死营救。

一

“小朋友，你上几年级了？”

那是2002年底，正在院子里画画的杨昆娥抬起头，看到眼前突然出现的几位叔叔阿姨，有些怯怯地说：“我还没有上学。”那年，杨昆娥已经11岁。这位哈尼族的小姑娘，一脸清秀。

几位叔叔阿姨看到了杨昆娥的画纸，是泛黄的草纸，而画的画，是照着一本已经破烂不堪的连环画《杨家将》。就在不久前，他们收到一封来信，信中说，在郊野公园附近一个废弃的房子里，住了一对捡破烂的母女，孩子已经十多岁了，还没有上学，恳请希望工程办公室可以帮帮她。信里，附了一幅孩子画在草纸上的画，画的是穆桂英出征。

几位叔叔阿姨，分别是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沈光鑫、工作人员魏巍，以及魏巍的姐姐李卫。接到失学儿童的线索后，他们趁着周末，来实地探访。

直到今天，沈光鑫依然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那是坐落在山洼里的一个小院子，对面是一个羊圈，院墙是用土坯做的，看样子没有几年，院子里，只有一间灰暗破旧的小房子。让他惊讶的是，房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捡回来的塑料瓶被码放得整整齐齐。院落外面，有一小块地，种满了五颜六色的菊花和格桑花。

一起去的李卫，被这一幕深深地感染，面临如此大的困境，依然对生活如此讲究的人，那要多么坚强。菊花是可以拿去山下的市场卖的，但格桑花，只能自己观赏。生长在高原的格桑花，犹如高原精灵，纤弱而又顽强。风越大，它越挺拔;阳光越强，它越灿烂。

另外让大家触动的是，院子里有一群刚刚孵出不久的小鸡，因为天冷，主人竟然用破棉布，给每只小鸡做了一件小兜肚来保暖。对于这个窘迫的家庭来说，那是生活的希望，只要不被冻死，小鸡长大后，就可以下蛋，可以卖钱来贴补家用。

做了多年希望工程的沈光鑫，也被这样的场景触动。这么多年里，他见过太多贫困的家庭，有的连基本的衣食都没有着落，但是在面对贫困时，依然将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且依然满怀希望的，并不多。

“想不想上学？”沈光鑫问道。未等说完，懂事的杨昆娥站起身来，快速地说，“我想。”

正在这时，孩子的妈妈张秀芬回来了，她听到这句话，看到几位城里来的陌生人，一下子明白了，她突然跪在了地上。边哭边说，“谢谢，谢谢好心人。”11岁的杨昆娥，也跟着跪下一起哭。

张秀芬的背上，是刚刚捡回的破烂，有塑料瓶、纸箱、书本，一个塑料袋里，还装着水果和一些零食。相处熟了之后，沈光鑫才知道，那些水果和零食，是旁边一个公墓的祭品。

沈光鑫立即将这母女俩拉起来，告诉她们，“以后不管任何人给你们什么东西，都不能下跪，不能用这种方式感谢人。”身为云南希望工程的具体负责人，沈光鑫遇到很多次这样的场景，但他需要的不是感谢，而是这份爱心可以发挥应有的价值。

小小的杨昆娥，点了点头。

在张秀芬的讲述中，这个家庭的苦难逐渐清晰。

1991年，杨昆娥出生，她的父母是云南峨山县人。母亲张秀芬因患小儿麻痹，无法找到工作，而父亲因为和别人打架，被打工的地方开除。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父亲带着一家，到祖坟前磕了一个头，准备前往广西投奔一个亲戚。有一天，他们走到这里，发现了这个废弃的房子，就住了下来。旁边的郊野公园，来这里健身游玩的人很多，可以捡到很多的破烂。附近还有一个很大的公墓，几乎每天都会有新鲜的祭品，可以让他们填饱肚子。

他们就临时改变了主意，留在了这里。生活似乎有了希望，张秀芬将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和丈夫一起，垒起了院墙，开垦了一片荒地用来种菜和花草，还孵了一群小鸡。

就在他们对生活重新点燃希望的时候，意外又一次到来，有一天晚上，张秀芬煮了四个土豆，给了丈夫两个，她和孩子各一個。土豆还没吃完，丈夫突发心脏病，捂着胸口，异常痛苦地离世。她的丈夫，心脏一直不好。张秀芬找到附近的公墓，倾尽家里所有的积蓄火化了丈夫，因为再也没有钱下葬，骨灰就放在家里。

张秀芬曾无数次想过离开这个世界，但想到孩子，她还是咬咬牙。在她的内心，只有一个期望，让孩子再也不要经受这样的苦难。在捡回的破烂中，她把一些课本专门留了下来，交给杨昆娥，让她自己来学。

作为几乎同龄的女人，李卫被张秀芬深深地折服。这个家庭陷入如此的困窘，没有房子住，孩子上不了学，吃了上顿没下顿，家里的男人要承担最大的责任。但张秀芬却没有说丈夫的半点不是，即使在后来的交往中，她和张秀芬已经非常熟识的情况下，张秀芬都没有对自己的男人有一点埋怨，只有患难与共的责任。

从那以后，李卫就待张秀芬像姐姐一样。而让她想不到的是，这位姐姐在六年之后，给她留下了一份生死之约。

二

帮助杨昆娥入学的事，由工作人员魏巍来办理。

魏巍是在1993年以一名志愿者的名义进入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来工作的，时年毕业于云南省唯一一所全国重点大学云南大学的他，本来已经签约了一家政府机关，却在体验时，查出患有尿毒症，命运由此改变。

在没有单位接收的情况下，经人介绍，他来到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先是做志愿者，后来因为工作努力，借着机构改革的机会，他才成为正式的工作人员。

在接触杨昆娥之前，经他们帮助的失学儿童，已经数以万计。让魏巍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名叫杨英咏的孩子。

杨英咏和杨昆娥同岁，在他还很小的时候，随着父母从老家重庆来到昆明，租住在西坝新村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房子里。爸爸在一家建筑工地打工，妈妈给客运站送货，日子过得虽然清贫，但基本的生活还是可以保障的。

意外的是，在杨英咏上小学三年级的一天，妈妈外出送货时，不小心从三轮车上摔了下来，导致视网膜脱落，双目失明。一份收入没有了，还要看病，整个家庭一下子陷入了极度贫困之中。

还是个孩子的杨英咏，担起了这个家庭的责任。每天放学，他一刻钟也不能多玩，要回家照顾失明的妈妈。有一天放学，他看到街上有孩子在擦皮鞋挣钱，他也回家找了几块木板，做了一个盒子，每到周末，他就上街去给人擦皮鞋，每双一块钱。顺道还捡回一些废品，卖给收购站换点钱。

杨英咏明白，爸爸微薄的收入，是难以支撑整个家庭的花费的，如果他不努力，估计要失学。他想上学，想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但是，家庭的变故依然接踵而来，这一次，是毁灭性的。

就在杨英咏即将上初一的一天，在外打工回来的爸爸开始收拾自己的衣物，然后说，现在的工作挣的钱太少，他要外出去打工。妈妈不同意，爸爸张口就骂。妈妈只能不停地哭泣。

杨英咏拉住爸爸的衣襟，也哭着说，“爸爸，你别走，你走了，我和妈妈怎么办，我要上中学了，学费我可以去挣。”结果，爸爸一巴掌扇了过来。看着爸爸决然远去的背景，杨英咏的内心充满了仇恨。

爸爸走后，再也没有回来。年少的杨英咏，不得不挑起养家的重任。为了能多挣一些钱，只要有时间，无论刮风下雨，他都要去街上擦皮鞋。而去买菜，也是等傍晚，去买点便宜的土豆。为了省米，经常是熬稀饭来填饱肚子。

有一次过节，杨英咏想给妈妈做份炸酱，结果热油溅到手上，烫了一个大泡。妈妈逼着他去买回一瓶红花油，他擦了两次，就舍不得用，他告诉妈妈，“省着点用，下次烫到还可以再搽。”

苦难没有压倒这对相依为命的母子，但对于幼小的杨英咏来说，他多么渴望爸爸可以回来，有一个伟岸男人，可以为他遮风挡雨。

就在一个周末，突然有一个陌生的叔叔来访。他，就是魏巍。杨英咏的家境被社会爱心人士知道后，越來越多的人开始帮助他，魏巍只是其中一个，但是让杨英咏感觉不同的是，魏巍经常会约他去家里聊天，除了关心学习生活的情况外，还会给他一些人生的建议，“感觉像爸爸一样，很上心。”

三

杨昆娥和杨英咏，都出生于1991年。这一年，对于运作已经两年的希望工程来说，取得了迅猛的发展，起因是摄影记者解海龙拍摄的一张照片。这年5月，解海龙到安徽金寨县采访，看到了正在上课的一年级学生苏明娟，那双代表贫困山区孩子渴望读书的“大眼睛”摄入他的镜头，这幅题为“我要上学”的照片发表后，触动无数国人，捐款单如同雪花一样飞来。

希望工程的发起人徐永光，出生于浙江温州一个贫困家庭，父亲在他很小时过世。1986年，时为团中央组织部长的徐永光在广西柳州调研发现，金秀瑶族自治县共和村，全村人口2000多人，解放后没有出过一名初中生，学生辍学率达90%以上。3年后的1989年，徐永光辞职创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创立发起希望工程。首任理事长为刘延东，副理事长有张宝顺、李克强、刘奇葆等人。

30年多前的中国，一切欣欣向荣。第一波“下海”潮兴起，国务院也于1988年发布《基金会管理办法》，鼓励民间机构参与社会治理和服务。

彼时，西方发达国家的大量实体产业，开始向劳动力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沿海城市成为外资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劳动力需求日益加大。加之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农村出现大量的闲置劳动力。中国农民由此掀起了影响深远的打工潮，中国的春运盛况，也是由此而来。

欣欣向荣之中，沉疴已久的问题也开始呈现在公众面前。据估计，在30年前，中国每年有至少100万名小学生，因家庭贫困交不起学费而失学。

张荣明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受命负责希望工程在云南的落地。1990年初，刚刚成立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湖南冷水滩召开会议，时任共青团云南省委青农部副部长的张荣明前往参加。在此次会议上，云南省获得首批500个贫困儿童的入学救助名额，每个学生每年200元。

张荣明曾在贫困县做过5年的副县长，他目睹了太多贫困家庭的孩子，别说是上学，温饱都是一个问题。对于经济落后的云南来说，当时 有79个贫困县，500个名额，仅仅是杯水车薪，但这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一份希望。

经过讨论，500个名额全部放到了红河县。如今从昆明出发到红河县，仅需要三个多小时，而当年，张荣明一行却走了两天。那是张荣明第一次到红河，到了后吓了一跳，县城位于一个山头上，四周光秃秃的，水土流失十分严重。

共青团红河县委书记张红锋是具体的执行者，他带着大家走访了几个乡镇，有一个名叫李兰仙的女孩让他印象深刻，她的家里连吃饭的桌子都没有，更别说其他家具，孩子没有鞋穿，就坐在火塘前，听到有人资助上学，李兰仙说，“如果有谁帮我上学，以后我长大了嫁给他。”

对于少数民族众多的中国西部边疆省份云南来说，是希望工程所要关注的重点地区。他们对外面的世界，心生向往，也充满了胆怯。七彩的云贵高原，自古山高林密，地广人稀，内秀与豪放并存，以酒当歌，以舞为礼。蛮荒的大山，阻挡了中原的纷繁战乱，也阻挡了文明的进程。

以哈尼族、彝族为主的红河县，峰峦起伏，沟壑纵横。 在一些偏远的乡镇， 有的人一辈子连县城也没有去过。改革开放，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外面的世界，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多认识一些字，说点普通话，有基本的计算能力，这样，就可以外出打工挣钱了。

知识改变命运，在30年前的中国，形成了举国共识。

受助的孩子们也心怀感恩，在团委的倡导下，他们每年都会给资助者写一封信，汇报学习情况。一颗爱的种子，就这么生根发芽。

完成了首批500名孩子的资助后，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反响，为了扩大救助面，张荣明和大家一起开始筹划自己募捐，提出3年筹款80万的规划。对于这个数额，没有人心里有底。

先行动起来再看。用红纸印了3000份募捐信，找来企业黄页，挨个儿寄出去。没有想到的是，筹满80万元，仅用了3个月。大部分企业，都有回应。随着媒体报道，有很多个人拿着现金也来了。

媒体对希望工程的启动，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了激励更多企业参与，每捐款四五万元，张荣明就会组织一场新闻发布会，邀请省里退下来的老领导，给捐款单位发放证书。

即使在30年之后，张荣明对当年的标志性事件依然记忆犹新。1990年10月，嵩明县第四中学25班全体学生，将零用钱汇集起来捐给希望工程，一共34.7元。一年后，由中国青基会援建的全国第二所、云南第一所希望小学在楚雄州武定县插甸乡落成。

四

希望工程在全国启动那年，魏巍刚刚进入云南大学经济系国际金融专业学习。他是1971年7月在四川出生且度过了自己的幼年时光，那时，身为军人的父亲随部队驻扎四川。父亲转业后，他们一家才回到云南昆明，那时魏巍刚上小学。

魏巍有姐弟三人，姐姐叫李卫，随母亲姓。在姐姐李卫的记忆中，小自己四岁的弟弟魏巍感觉像是哥哥。他出去玩，有人给了糖果，他一定会拿回来给她吃。后来上学了，他的学习也不用父母操心，自己很努力，也很主动。长大后，甚至在自己面对一些问题时，她会主动找弟弟，听取他的建议。家里的事情，也都是他来拿主意。这些，让姐姐李卫对弟弟的感情和依赖越来越强。多年后，魏巍成为希望工程的工作人员时，李卫也跟随弟弟成了一名志愿者。

而到后来，李卫才发现，弟弟不仅仅是自己和家庭的依赖，这个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是在靠着他的鼓励与耐心，有了面对生活的勇气与力量。

云南大学是省内唯一的全国重点高校，也是仅有的211院校。这所创办于1922年的大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原名私立东陆大学，唐继尧为之作校训：自尊、致知、正义、力行。对于“家乡宝”的云南人来说，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最高学府。

进入大学时的魏巍，很快凭借着自己的阅历，成为一名佼佼者，不久后，当选系里的学生会主席。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对他有一個共同的印象：穿着一件卡其风衣，个头又很高，对人很体贴，玉树临风。

有一年过中秋节，魏巍竟然给班里的女同学，每人制作了一个小橘灯。这件事情，让同班同学叶萍一生难忘，“那可是要小心翼翼地把橘瓣一点点挖出来，他很有心，也很有耐心。”

回忆大学时光，同学们都觉得，魏巍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他就是这么一点点，很真诚、很耐心地对待每一个人，慢慢地，你会感觉他的力量，你会喜欢和他交往，你甚至会把很多的心里话向他倾诉。魏巍毕业后的20年里，给亲人、给同学、给同事，都留下这样的印象。曾任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的李章能，和魏巍一起工作多年，她说，“如果总结他的工作，也都是一些琐碎的事情，没有什么丰功伟绩，他非常的平凡，但是，却成为大家的榜样。”

直到这一切戛然而止之后，那种或缺，如排山倒海般向每一个熟识他的人扑面袭来。

魏巍就是这么一点一点，走进了小东的心里。小东是魏巍在高中时的同班同学，有一天下午上课时，走进教室的小东总感觉有一双眼睛在看着自己，不由自主地回过头去，发现魏巍站在教室门口，正盯着她。

魏巍和同事去学校看望杨昆娥

一直到高考前夕的一天，魏巍问她，“小东，你想报什么学校？”小东没有多想，“肯定是云南的高校，我才不愿意去外省，我姐姐在上海上学，每年就为了买张火车票，快搞疯了。”魏巍听了，却告诉了她一件很隐私的事情，说有一个女孩子喜欢他。后知后觉的小东，没有觉得这是一件特别的事情。

高考结束后，小东考上了云南财经大学，魏巍则是云南大学 ，这让小东有些小小的意外，按魏巍的成绩和能力，如果能到外地上大学，他会有更好的未来，但她也为此高兴，两个人以后可以经常聊天了。两所学校相距不过三四公里，穿城而过的盘龙江，将两个地方串接在一起。源于昆明北郊崇山峻岭之中的盘龙江，纵穿昆明城，南流汇入滇池，是市民心中的母亲河。每到冬天，会有成千上万的红嘴鸥从西伯利亚迁徙至此，在水面上翩翩起舞。

上了大学，每到周末，魏巍就会骑着自行车来找小东。有时候，会带着她顺着盘龙江岸返回云南大学参加一些课外活动。盘龙江西岸，开满了五颜六色的格桑花，在四季如春的昆明，这是再普通不过的花儿，卑微到你随意撒下一粒种子，它都会肆意生长，都会在任何季节里绽放，这个遍布高原的植物，是幸福之花。

到了大一的第二个学期，开学的那天晚上，魏巍和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送小东回到学校。在离开时，他把一封信塞在了小东的手里，未等小东反应过来，他扭头骑车就走了。让小东期盼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之后，他们每周都会见两三次，即使这样，还经常会写信。如今，数百封信被锁在一个箱子里，那是小东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财富。这一定是可以交付一生的人，小东觉得。在相处的多年中，他们从来没有吵过架，确切地说，是他从来没有给她发过脾气。有一次她心里烦，不想理他，他就骑着自行车跟在后面，直到她的情绪缓和，又把她送回家。

谁没有烦心事？小东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异了，后来母亲生病去世，她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在她内心里，她恨爸爸，如果不是抛弃了妈妈，或许妈妈不会生病的。小东把这份心事告诉了魏巍，魏巍没有去评判对错，只是告诉她，要慢慢去理解。

即使在后来，当魏巍面临人生最大的无助时，当所有人都在替他担忧时，他却依然从容地宽慰别人，从来没有把焦虑和困扰传递给别人。

五

杨昆娥入学的事情，难度比较大。从出生开始，她就随着父母四处流浪，父母没有办理结婚证，她也一直没能落户。而且，又是在省会城市昆明异地借读。

但庆幸的是，希望工程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其巨大的影响力，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教育的重要性。在多方努力之下，13岁的杨昆娥终于在老家峨山县落户。离郊野公园最近的是黑林铺小学，校长听说了杨昆娥的情况，当即表态，“这样有求知欲的孩子，一定要让她入学。”2003年初，已经13岁的杨昆娥，成了一年级的学生。学校免去了她大部分费用。进入学校的杨昆娥，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家里没电，她就点着蜡烛学习。老师也对她格外关照，经常单独给她补课。

等到了下个学期，杨昆娥直接跳到了三年级，再一年后，又跳到了五年级。整个小学，她仅仅用了3年半时间。后来还因为成绩优秀，做了班长，获得“三好学生”等。

杨昆娥上学的这一年，受到希望工程资助的“大眼睛”苏明娟考入安徽大学金融管理系。这成为希望工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经过无数人的接力，那些曾经因为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孩子，终于有了不同的命运。

杨昆娥上学那年，和她同龄的杨英咏已经是六年级的学生了。每次做完作业，失明的妈妈都会摸着作业本签上自己的名字，并且再三鼓励他，“不管多难，都要让你上学，要让我们家有一个好日子，只有靠你的努力。”

杨英咏没有辜负妈妈的期望，第二年，他考上了昆明市明德民族中学，录取通知书上写着：学费200元。开学报到的时候，失明的妈妈让杨英咏牵着自己的手来到学校，等其他学生都走了，才怯怯地找到班主任蒋雁林，“老师，我们没钱交学费，能不能让孩子先上学？”蒋雁林听了，用自己的钱给垫了学费。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蒋雁林去了杨英咏家里家访，一间昏暗的小屋，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吃的菜只有几个已经发芽的土豆。

让蒋雁林意外的是，过了春节，杨英咏竟然找她，要还她垫的学费，“你哪里来的钱？”蒋雁林有些警惕地说。

“是我卖废纸挣的。”杨英咏兴奋地说，“过年的时候，外面放烟花，我看到有很多放过的烟花，就去捡了一晚上，总共卖了180多块钱呢！”

那之后，蒋雁林做了一个废品收集箱放在教室里，告诉大家，为了环保，大家有什么废纸和饮料瓶，都放在这里。到了周末，她会让杨英咏把这些废品带走。让孩子保全了自尊，又有了一些收入。在杨英咏的成长过程中，邻居、老师，还有很多的爱心人士，都给了他持续的帮助。

但是灾难又一次来临，从2005年10月开始，杨英咏的母亲身上变得浮肿，吃不下任何东西，后来在家中昏倒，被邻居发现送进医院。医生检查后，下了病危通知书：系统性红斑狼疮、肾衰竭。

杨英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仅仅14岁的孩子，想到抛弃他们娘儿俩的爸爸，心生仇恨。有一天，魏巍叔叔来了，知道这个情况后，帮他联系了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引来了很多人的捐助。历史的沉疴，给这个国家留下了太多的苦难，但幸运的是，总会有很多人，在面对别人的苦难时，愿意站出来，这些微薄之力，最终汇聚成无比强大的力量。

希望工程1990年在云南落地之后，进展迅速。1994年，“希望工程1（家）+1助学行动”，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捐助热潮。在这项活动的支撐下，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正式成立。

“1+1”，就是一个家庭与一个失学儿童结对子，捐助者知道自己的钱帮到了谁，透明度提高，捐款积极性也提升了。

到了1996年，希望小学已经在全省73个县全面布点。这一年，云南希望工程的创始人、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第一任秘书长张荣明有了新的岗位，“团省委的领导约我谈话，让我去组织部，很突然，说真的，我真的不想离开希望工程。”张荣明说。在任职的6年时间，张荣明去了100多个县。在后来，张荣明担任过团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副秘书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省政协秘书长等职，但这6年时间，却成了他生命中最值得炫耀的履历，“帮了很多的孩子，看着他们的命运由此改变，会有很大的成就感。”

这场改变孩子们命运的工程，犹如一场生死营救，有无数人的接力付出。这些个体命运的改变，也是改变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命运的开始。而更值得每一个参与者自豪的是，这些爱的种子，会长成参天大树，荫庇众生。

六

“小姑娘，报名了吗？”1997年9月1日那天的场景，李贞贤永生难忘。李贞贤是云南省红河县垤玛乡的一位哈尼族小姑娘，爸爸体弱多病，妈妈要下地干活，她要照顾弟弟妹妹，没钱交学费，到了入学年龄，她一直无法上学。红河县，是希望工程在云南开始的地方。那天，又是开学报到的日子，已经10岁的李贞贤背着妹妹到附近的村小。即使在平时，她也会背着妹妹，到教室窗户边，听老师讲课，有时候，好心的老师会让她坐到教室里，只要妹妹别吵闹就行。为了讨好同学，她经常会带一些酸菜、野果分给大家吃。

问她话的，是刚刚调来的高转艳老师。在高老师知道她还没有上学的时候，告诉她，“你都应该上三年级了，怎么还没有上学？回去给你爸爸说，明天就来上学，学费我来想办法。”

背着妹妹的李贞贤兴奋地跑回了家里，听到这个消息，爸爸的病似乎也好了很多，说要去打工。李贞贤也告诉爸爸，“我也可以到森林里采茶去卖，给自己挣学费。”

在李贞贤的记忆中，在她还很小的时候，爸爸经常外出，回来时会带着米。有一次，村子里的人说，你带着孩子一起去，这样效果会更好。爸爸坚决不同意，有一天，爸爸喝醉酒了，说，我再也不去了，伸手就能要来，你们以后也是这样，没出息。等懂事后，李贞贤才知道，爸爸当年是出去乞讨。而爸爸喝醉酒的那番话，给了她很深的影响。

垤玛乡被全国人知道，也是因为乞讨。2011年1月，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在微博上发起了“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来自垤玛乡的大批乞讨儿童进入了网友的镜头。很快，昆明警方在南屏街附近找到的53名乞讨者中，有36人来自垤玛乡，其中有23名未成年人。贵州警方在一家旅社里，发现42名乞讨者来自垤玛乡，其中有22名未成年人。

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也参与了这次救助，设立“云南希望工程行乞儿童救助基金”，但对于时任秘书长的沈光鑫来说，常常感觉很无力，“家长如果不自强，给孩子们做一个好吃懒做的样子，想帮也没办法。”

10岁的李贞贤开始读一年级，那些课程对她来说，早已非常熟悉了。虽然上了学，但她依然会担心，会不会有一天因为学费而失学？班主任高转艳看出了她的心思，告诉她，“老师不可能让每一个爱读书的孩子失学。”

有很多交不起学费的孩子，会拿着家里的鸡蛋来抵，或者去采了茶卖了钱，再补上。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孩子，选择了放弃。李贞贤上小学时所在的班，刚开始时有50多名学生，到毕业时只剩下38名。如今，这38名同学中，有12名学生有正式的工作，这对一个贫困乡村的小学来说，实在难得。所有同学都记得，在五年级那年，高老师要调走，全班同学联名给校长写信，要求将她留下来。在这些无助的孩子们心中，是老师给了他们希望。

只要愿意努力，生活总会有希望的。而希望，也只是会给那些愿意努力的人。

從小学到大学，李贞贤都是依靠资助和奖学金读完的。有时候，还会剩下一些钱，给家里买米。上高中那年，李贞贤再次面临着抉择。有女孩子去广东打工，家里的房子都盖起来了，有人也劝她，一个女孩子，还上什么高中，考上大学又能怎么样？能找到工作吗？但李贞贤不愿意这样，她一直记得三年级时写的那篇作文《我的理想》，她要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这个理想，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没有变过，这是一份梦想，也是一份感恩。

高中要住校，花费会更多。李贞贤找到了校长，告诉他，没有钱上学。校长说，只要你能保证全年级前60名，我可以保证每月给你150元生活费。结果3年时间，她的名次一直在这个范围之内。她每月还可以省点钱，贴补家用。到了周末或假期，她会去附近的超市或者果园打工。高中3年，李贞贤没有买过一次肉菜，有时候去食堂，同桌龙生那会抢过她的碗，帮她去买一份肉菜。这份恩情李贞贤一直记得，工作后，她每年都会寄腊肉给同桌。

2009年，李贞贤考上了云南财经大学，并获得了西部助学计划奖学金。大学毕业后，本来有可以留在昆明的工作机会，但她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成为浪堤乡洛那小学的老师。那是她从三年级开始写作文《我的理想》时就确定下来的职业。洛那小学特别偏僻，行李都是用马驮去的。开学那天，她看到一位名叫李生露的小男生，还没有上学，“小朋友，你几岁了？为什么还没有上学？”

“我8岁。”小男孩怯怯地说，“爸爸妈妈在广东打工，说读书没用，不让我上学。”

“那么你想上学吗？”李贞贤问。

对方说，“想。”

李贞贤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你才8岁，老师上学时已经10岁了，来，只要你想上学，老师帮你报名。”

七

刚刚进入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做志愿者的魏巍，主要工作就是整理资料，为捐助者和失学儿童牵线搭桥，再就是把孩子们的回信，转给捐助者。这是一份简单且十分琐碎的事情，需要有高度的耐心和责任心。每一笔捐款，都是一份爱心;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份希望。

1994年，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成立后，获赠一台电脑。在那个时候，电脑还没有普及，很少有人会用。有一次，电脑坏了，抱去修理，对方要价好几千，这对一个公益机构来说，是一笔巨款。怎么办？好多珍贵的资料都在电脑里。魏巍说，让我来试试。他在办公室捣鼓了几个昼夜，竟然真的给修好了。从那后，单位涉及电脑和网络的业务，都交给了他。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是国内较早注册微博账号、开户网络捐赠的公益机构，魏巍还开发了一个云南希望工程的爱心地图，捐赠者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受助者的情况。这些面向公众的举措，让这家位于西部的官办的公益机构，加快了迈向市场化的步伐，也让后来在机构改革时，有了接受挑战的能力。

因为工作出色，1996年，魏巍成为一名正式的工作人员，有了医保，这对他来说，无比重要。很少有人知道， 这对他已经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而是生命的支点。不了解的人一定无法理解，这位云南最高学府一流专业的高才生，一表人才，人缘极好，怎么会对这份在很多人眼里“不是正经事”的职业如此投入？

1993年3月的一天，魏巍的姐姐李卫接到母亲的电话，声音很低，“弟弟的病确诊了，是肾衰竭。”那时，魏巍已经是大四的最后一个学期，工作单位也找好了，省外贸厅。但在那一段时间，魏巍总是感冒，吃了药也不见好，就去医院做了一个体验。

李卫不清楚肾衰竭是怎么回事，但她觉得，弟弟只有22岁，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她想，实在不行，就把自己刚刚买的那辆山地自行车卖了。但她从母亲的话语中，感到一丝不安。到了医院，医生告诉她要换肾，换了肾之后要不停地做透析。她才清楚这种病对这个普通的家庭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钱，还有随时可能终止的生命。打击接踵而止，签好的工作单位，终止了录用协议。

魏巍患病后，大家為他捐款

卖自行车筹钱，对于这个病来说，连杯水车薪也算不上。为了找钱，从来没有做过生意的李卫开始倒卖一些物品，开始从深圳托朋友搞回来一批服装，找到附近的服装店寄卖，但卖得不好。1993年通货膨胀，物资紧缺，李卫通过关系从青岛搞回来一车啤酒，然后一个个地去找小卖部代卖，结果，她没想到啤酒是有保质期的，剩下的全成了废品。

在刚开始的时候，魏巍的女朋友小东也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她去了医院，魏巍笑着告诉她，这种病，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治疗的，最常用的方式就是换肾，然后做透析。“一般人，换了肾，还可以活5到10年。”魏巍说这句话时，没有任何惊慌。小东的眼泪夺眶而出，魏巍异常淡定地安慰她，“不要担心，总会好的。”

三月的昆明，五颜六色的花儿开满了整个城市，盘龙江边，红嘴鸥在高原的大风中翩翩起舞。

这一年，杨昆娥和杨英咏还只有两岁，他们对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还没有认知。十年之后，当魏巍遇到他们的时候，他比任何人都能感知，他们内心的无助与期待。“不要担心，总会好的。”这句话，他也曾经告诉过他们两个，这种精神的鼓励，比资助更为重要。钱只是保障了他们的生活，而鼓励，让他们燃起了对未来的希望。

若干年后，魏巍的全班同学聚会时，在谈到他时，所有的同学都有同一种感觉，从来没有觉得他是一个病人，反倒是大家有什么烦心事，会找他倾诉，而他总是很耐心地倾听，然后会给出很多贴心的建议。他的同班同学马恩多毕业后去了深圳打工，后来创办了以“世界的甜蜜使者”为宗旨的中国最大的糖果出口企业金多多。每次到昆明，他都会约魏巍见面，“他从来不主动给大家说自己的病情，都是我们小心翼翼地问，他告诉大家的，也都是好消息，看不出任何悲观的情绪。”在魏巍的帮助下，马恩多联合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给母校云南大学经济学院设立了助学金，奖励标准是，家庭贫困，但一定要积极向上，成绩则无关紧要。马恩多最后一次见魏巍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拄上了拐杖，但在谈到公益的时候，依然神采奕奕。这让马恩多特别感动，在魏巍给云南的贫困学生募捐时，他都会积极参与。

“他本身都需要拐杖，但是他成了我们在面对人生困难时候的一根精神拐杖。”一位同学说。

魏巍也有崩溃的时候。有一次，小东去医院看他，发现他很难过，不愿意讲话，和平时判若两人。了解之后才得知，和魏巍同一个病房的小柴走了。小柴来自大理，比魏巍大不了多少。照顾小柴的是新婚不久的妻子，小东每次去的时候，都会看到他们恩爱的场景，他们和魏巍一起透析，一起有说有笑地讨论新的治疗方案，似乎死神离他们还很遥远。

无论小东怎么安慰，魏巍都不听，甚至有些愤怒，这种愤怒里，包含着命运对他的戏弄，如果不是这场突然而至的病 ，他的人生一定会是阳光大道，以他的能力和学识，很快就会赢来人生的高光时刻。但是，一切对美好未来的规划，已化为泡影，他还异常失落地告诉小东，“我有些扛不住了。”

这是小东唯一见过魏巍心生恐惧的时候，即使是姐姐李卫，还有他的同事，他的同学、医生，都没有看到过这样无助的场景。魏巍，把内心最脆弱的一次，展现给了自己最心爱的人。

令人惊讶的是，小东再一次见到魏巍时，他又回到了原来的模样，不仅乐观，还比之前更为淡定。犹如，破茧而出的蝶。

仅仅半年后，在别人的介绍下，魏巍来到了云南希望工程办公室，成了一名志愿者，在开始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对于他一个重症患者，只是找份差使来打发人生的最后时光，但慢慢地，大家发现，他是在生命已经可以望见尽头的时候，找到了一道希望的亮光。

八

2004年1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希望工程助学进城计划”。希望工程实施已经15年了，由最初对农村因贫失学的小学生的资助，发展到对来自困难农民家庭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的系列资助。

在当时的中国，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有近2000万名流动儿童随农民工父母进入城市。但许多孩子，因没有城市户籍，得不到和城里孩子同等受教育的机会。据媒体报道，这些流动儿童的失学率高达9.3%。在已入学儿童中，有近半数不能及时入学，“超龄”上学现象严重，6周岁未入学的比例高达46.9%，有不少儿童还因家庭贫困，难以维持学业。

2005年2月，正在上六年级的杨昆娥成为云南“希望工程助学进城计划”形象代言人。第二年，她进入昆明市西山区一中读初中，开始了住校生活。学校免去了她的学杂费、课本费、住宿费等，由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用社会爱心捐款支付，基金会每月还会资助她200元的生活费。

上了中学，杨昆娥也开始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她加入了学校的“美国妈妈爱心联谊社”，到养老院去参与志愿服务工作，或者到大街小巷，分发爱心传单。第一次参加爱心活动时，杨昆娥特别地激动，回到家中，她把这份喜悦分享给了妈妈，“原来，我也开始帮别人了。”

这份喜悦让妈妈张秀芬特别高兴，女儿终于长大了，有这么多爱心人士的帮助，也看得见美好的前程。这位善良勇敢的妈妈，没有忘记感恩。

有一天下雨，正在上班的秘书长沈光鑫，突然看到浑身湿透的张秀芬来了，胸前抱着一大捧绽放的格桑花，花瓶是用大个的可乐瓶剪成的。她给每个办公室都送了一瓶，不会说太多感激的语言，只是看着大家乐呵呵地笑。沈光鑫说，“这么大的雨，你看都淋成什么样子了。”张秀芬解释说，“花是自己种的，花瓶是我剪的，没有花钱。”后来大家才知道，她为了省钱，连公交车都没有坐，步行了十多公里。

“谢谢你们帮助我的女儿。”当张秀芬说这句话时，沈光鑫心里有点紧张，他担心对方会用下跪的方式来表示，结果没有，这让沈光鑫放心了。做了多年公益且后来成为机构改革主导者的沈光鑫，内心里一直有一个信念，人都是平等的，对于任何的馈赠，可以用体面且力所能及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恩。在后来机构援助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的公益项目时，有很多的家长为了救孩子的命，抱着孩子跪在大家面前，心情可以理解，但一定不能让这么做。他告诉同事们，一定要让受助对象学会自立。

每隔一段时间，张秀芬就会给大家送来格桑花，她用这种最朴实的方式，来表达内心的感激。是的，如果没有那个陌生人给青基会提供线索，如果不是那天他们主动去寻访，如果不是爱心人的资助，这个失学的女孩子，这个母女相依为命的家，或许是另外一个场景。

放在办公桌上的格桑花，异常地醒目。这是西部高原最普通的花儿，像那些被救助的孩子们，给一点阳光就会灿烂;也如同那些为了希望工程而努力的人们，平静的工作中，孕育着朴素的美。

除了青基会，张秀芬最亲近的人，就是李卫了，她对苦难的隐忍和对生活的讲究，感染了这位在城市生活的妹妹，而这位妹妹平易近人的态度，也让她觉得如同家人。时不时，张秀芬会给李卫送来一些鸡蛋。那些曾经穿着小兜肚的小鸡，已经长大了。

有时候，张秀芬捡了山上的菌子到城里来卖，会剩一些拿到李卫家里，一起做着吃，会告诉她一些琐碎的事情，被邻居家的狗咬了，或者有一些流浪汉和她吵架，但从来没有讲过生活上的困难。最绝望的时候早已过去了，还能有什么困難呢。

但是，意外还是来了。

有一天中午，杨昆娥正在上课的时候，妈妈来了，说是忘了带门上的钥匙。杨昆娥把自己的钥匙给了妈妈，没有多想。到了周末，杨昆娥回到家，却发现家里的门紧锁着，这让她有些诧异，因为妈妈知道她会回来，不会外出的。她想办法打开门，却看到了一幕这辈子再也不想去回忆的场景。

妈妈走了。

在桌子上，大家发现一张纸条：李卫妹妹，孩子就交给你照顾了。

所有人都被张秀芬的决绝震惊了，一个已经被从陷入绝境的困境中拯救出来的家庭，一个女儿已经得到社会如此多关爱的母亲，当生活已经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时，为什么作出了这样的选择？生活在这个社会最底层的张秀芬，她内心里还有什么无法逾越的痛楚？

在亲戚的帮助下，杨昆娥把妈妈的骨灰，和一直放在家里的爸爸的骨灰，安葬在了一起。他们曾经相爱，作为一个男人，他对这个家庭的苦难负有最大的责任，但是他没有放弃努力，他也没抛弃身患残疾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他也曾经为了一个美好的生活，而给那个孤零零的房子垒起了遮风挡雨的墙壁，但是，时代的洪流，依然将他们甩到岸上。

九

大学毕业后，小东分到了银行工作。等领到了工资，她就拿去给魏巍，但魏巍怎么也不收。小东工作很忙，经常加班，但一有时间，她就去找魏巍，他们平时依然保留着写信的习惯。1995年春天，魏巍约小东到了家里，魏巍的母亲送给小东一件红色的毛衣，这让小东特别兴奋，她写信给魏巍说，“我们单位要分房子了，这样以后我们就可以住在一起，我可以照顾你。”

那年的国庆节，他们相约去了大理，在静静的洱海边，他们商量着未来的生活。回来后，魏巍还把微博名改成“我爱大理”。那时的魏巍，除了要去透析，平时看不出是个重病的人。

有一天，姐姐问小东，“你知道丹丹姐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自从母亲去世后，姐姐对她就像妈妈一样。姐姐说的丹丹姐，和小东的情况一样，男朋友患有肾衰竭，身边所有的人都反对他们的婚事，但她义无反顾地嫁给了他。小东觉得她好勇敢，听姐姐这么一问，就好奇地反问，“她怎么了？”

“她现在等她老公早点死！”姐姐说。

小东心里一惊。姐姐说，“家里的钱花完了，还借了一大堆，她丈夫的脾气越来越暴躁，她要照顾丈夫，连班也上不了，他们两个现在天天吵架。他死了，天下就太平了。”

小东明白姐姐的意思是什么，但姐姐不会明说，姐姐从来没有劝过自己和魏巍分手，也没有鼓励他们在一起。

小东一夜没睡，最终下定决心，和魏巍分手，她给了自己一个理由：如果有一天，我撑不下去的时候，我对自己亲爱的人，有这种魔鬼般的想法，我真的是不能接受的，我最大的恐惧，是把最爱的东西打碎了，我不敢想，走到那一天，不如选择现在就放手，留下美好，没有任何一丝仇与恶。

在盘龙江岸，在格桑花盛开的地方，小东告诉了魏巍这个结果，魏巍没有说话，只是拉着小东的手，不停地喊着她的名字。小东甩开手，哭着跑开了。从那以后，小东依然会给魏巍写信，但再也没有寄出。

这场绵延多年的爱情，就这样戛然而止在了最甜蜜的时候。是对，还是错呢？

分手之后第二年，小东的爸爸查出得了癌症，他劝女儿，希望有生之年看到她成家，还给女儿介绍了一个小伙子，人很不错。相处一段时间后，对方提出想去见见魏巍，就因为这句话，小东和他分手了。小东觉得，那是她和魏巍之间的默契，容不得别人介入。

1998年，小东结婚了，魏巍给她寄来了最后一封信，打开信，仅仅是一张剪报，文章是《怎么处理婆媳关系》。这就是魏巍，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别人。

结婚之后，小东偶尔还会去找魏巍，有一次去陪他做透析，走过医院长廊的时候，小东突然感觉好像回到了当年。要进透析室时，魏巍说，你不要等我，要好几个小时。在玻璃房里面，魏巍向她挥手告别，如同生死相隔。她转过身，满眼泪水地慢慢走过那条长廊，没有回头，但她知道魏巍会一直目送着她。后来在梦里，小东无数次地梦到这个场景。

再次见到魏巍，除了不再去说那些亲密话语，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而魏巍，一直试图去化解小东心里的负担。

这段心不在焉的婚姻，很快就结束了。姐姐看出在小东的内心里，依然没有放下和魏巍的感情，告诉她，当年真不应该给她说丹丹姐姐的事情，让她失去了这么好的一段幸福。小东没有觉得，她说，选择是没有对和错的，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真的不知道，我只是知道，他是我一生中最爱的人。

十

被检查出肾衰竭的第二年，也就是1994年，魏巍做了肾脏移植手术。手术很成功，只是每月需要不停地吃抗排异药，一瓶3000多，每月要吃3瓶。负担太重，到后来，魏巍感觉身体康复得较好的时候，慢慢减少了吃药的数量，结果，身体又出现排异反应，只好再开始做透析。

刚开始时，一个星期透析两次，为了省钱，又慢慢改成两个星期3次。而透析器，经常是反复使用十多次。在解放军昆明总医院旁边，有一个被称为尿素村的地方，都是从各地赶来的患者，聚集在一起。当年和魏巍一起做换肾手术的3个病友，已经全部离开了。但魏巍没有被击垮，他甚至觉得，“对于这个已经被宣布死亡的人来说，每多活一天，都是我的利润。”

这份对生命的淡定，让他变得越来越坚强，也明白了在人生的最后时候，他应该做什么。

因为透析，喝水量要严格控制，喜欢喝茶的魏巍，就将茶叶塞在嘴里，慢慢嚼。他曾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有好几次喝水太多，到了晚上，造成了心衰，躺不下去，只能半坐着，不停地咳嗽，吐出的痰中有粉红色的泡沫，因为肺泡出血，然后只能忍着，等到早上医院开门了就赶快去，把氧气吸上，透析机接上，把水抽出来，一下子就好了。

还有，吃抗排异药的时候，一旦用量不对，就会出现严重贫血，导致低烧，白细胞极低，昏睡过去，有好几次，等他醒来时，发现已经躺在透析机上，才知道已经是第二天了。

每一次醒来，魏巍都觉得，上天又给了自己一天的利润，要珍惜。患病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按时完成学业，只能选择休学，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努力，到1988年，他完成毕业论文，获得云南大学的毕业证书。

魏巍的办公室正对着电梯口，经常会有前来求助的家长和孩子，他总是非常耐心地回答各种问题，“救助需要一个过程，而且资金有限，不是每一个孩子我们都能帮得到，但我时刻会对这些陌生人报之以微笑，对他们来说，也是莫大的安慰。”

2007年，股市行情大涨，在证券公司工作的同学叶萍，帮着魏巍炒股，挣了一大笔钱。这对魏巍来说，太重要了。他高兴地回去告诉妈妈，“妈妈，我有钱了，你再不用替我担心。”魏巍和妈妈的感情特别好，妈妈有心脏病，有几次犯病的时候，都是他带着去医院。对于这个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钱，就是命。妈妈听了这个消息，心情舒畅了很多。

到了第二年，魏巍的妈妈去世了。

料理完妈妈的后事，魏巍又开始了自己的工作。他拎着一些米面油来到杨英咏的家里，那时，杨英咏已经上高二了。除了学业，魏巍建议杨英咏 要多一些兴趣爱好。杨英咏说，他想学吉他。不久，魏巍的同学叶萍，给杨英咏买来一把新吉他。叶萍的经济状况相对宽裕，经常会跟着魏巍去做公益，做志愿者，也通过自己的人脉，去张罗一些捐款。

这一年，杨英咏的母亲也去世了。魏巍知道消息后，联系了同学杨睛，让杨英咏住到杨睛家里，照顾他的生活和学业。直到那时，杨英咏才知道了魏巍的病。

这一年，杨昆娥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又被团省委推选为两名云南青少年代表之一，到北京参加“奥运圆梦之旅”。站在长城上，杨昆娥不敢想象，她会有这样的机遇。

自从母亲离开后，杨昆娥住到了李卫家里。对于李卫来说，这不仅仅是和杨昆娥母亲的一个生死之约，还是为了弟弟魏巍，只要是魏巍的事情，她都会不问原因地支持，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李卫在女儿的房间放了一张高低床，让杨昆娥和女儿住一起，两个孩子相差一岁，就像姐妹一样。周边的朋友会有一些捐款，李卫就替她统一保管，每月给生活费，平时待她也像亲生女儿一样。杨昆娥也喊她“妈妈”。

十一

2007年6月，云南省第1000所希望小学在石林县长湖镇落成。希望工程经过18年的努力，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这时魏巍有了一个想法，开发一个爱心地图，把云南的希望小学和爱心图书馆等全部标注在地图上，捐助者点击，就可以看到这个项目的三维地图，时间、地点、人物以及项目的来龙去脉，一目了然。

这些想法，得到了时任秘书长沈光鑫的支持。沈光鑫曾任共青团丽江市委副书记，2002年正式成为基金会秘书长，这家官方主导的基金会，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市场化运作改革。2003年，基金会开通服务热线，捐助者可以随时咨询相关情况，查询善款去向。2005年1月，策划了“助学长征公益助学步行筹款活动”。这年5月，策划以“马背驮起希望”为主题的进京活动，43位马锅头赶着120匹马驮茶北上，历时5个月抵达北京八大处公园，共筹款461万元，在云南省境内及沿途援建了20余所希望小学。

社会动员机制的建立，让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获得飞速发展，至2012年，当年获得捐款首次超过一个亿。

机构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孩子得到了救助，让魏巍对工作的信心和激情更为饱满。单位人手太少，有一些重大的事项，魏巍还要去出差，基层的工作人员，很少有人知道，他原来是一个重症患者。

曾有媒体记者被魏巍所感动，想去采访他，魏巍却婉拒了，“我只是在我能力范围内做了该做的事情，不足挂齿，我的生命不多了，请多给我一点时间和空间，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2010年，杨英咏考上了济南大学。上大学的费用，由大家捐赠。

2012年初，在魏巍的主动联系下，和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合作，设立了全国第一个关怀抗战老兵的专项基金，关怀抗战老兵的公益事业由此获得公众筹款资格，最终汇聚了越来越多的民间力量，从而推动高层关注，成为一项国家行动。

2012年10月23日，被称为“云南希望工程的女儿”的杨昆娥，从昆明市卫生学校毕业后，正式成为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心血管外科的一名护士。在入职仪式上，她分享了自己这么多年的经历，魏巍坐在台上，为她放PPT，里面的好多照片，都是魏巍帮她拍摄的。仪式最后，她举起右手庄严地背出南丁格尔誓言：终身纯洁，忠贞职守，尽力提高护理之标准;勿为有损之事，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药;慎守病人家务及秘密，竭诚协助医生之诊治，务谋病者之福利。仪式结束，魏巍走上台，给了昆娥一个深深的拥抱，告诉她，“你长大成人了，独立了，我也就了却了一个心愿，你要好好活著！”

“好好活着。”自己妈妈去世后，他无数次地这样告诉爸爸。

魏巍的精神感动了越来越多的人，他也和大家有过很坦诚的交流，“我不甘心，但很知足，当年太多条件比我好的人，能满足各种医疗条件的人，都已经不在了，我比他们活的时间要长，虽然活得很累，但已经很知足了。不管能活多长时间，都会尽量地把这份工作做好，好好珍惜已经拥有的。”

“我的人生或许是短暂的，收入也不高，但人生的价值得到了认可，我累积的知识得到了应用，创造的激情得到迸发。我喜欢这样的生活。”

在刚开始的时候，魏巍可以骑着自行车去上班。但因为摄入的各种药物，特别是激素使得骨质造成了永久性的破坏，他需要拄着拐杖才能去上班，再后来，需要拄两个拐杖才能行走。秘书长沈光鑫告诉魏巍，他可以不用坐班，在家里办公。但魏巍不，他竟然去学了驾照，借了同学郎玫的车，依然坚持到岗上班。

同事们再三劝说他，他说，“我喜欢这份工作，在工作中，我找到了生命的价值和乐趣，我正是用这种爱别人的方式，让自己的生命得到延续。”

是的，对于一个肾衰竭患者来说，奇迹已经显现。2013年3月17日，他在朋友圈里写下这么一段话，“20年前的今天住院了，急诊留观病房周转了一天之后，又转到二楼肾内科，睡了7天转43医院内六科。一次20年长征的开始。20年一代人，不经意间居然这样过了20年，总结不出什么豪言壮语，却有太多的人要感谢。是每一个你们，给了我这些日子，也让我对生命、对人生、对感情有了不一样的理解。不情愿走在这条路上，可收获却是满满的。”

魏巍去看望杨昆娥

20年，对于一个换了肾且要靠不停透析来维持生命的人来说，真的已经是生命的一个奇迹了。

这时候，魏巍又作了一个决定，去做股骨移植。那时的魏巍，已经躺在床上无法行走。别人都劝他，是不是保守一些？但魏巍说，“我躺在床上，什么都做不了，如果做了手术，成功了，说不定还能再坚持十年。”

2013年6月，魏巍住进了医院，准备手术。得知消息的小东终于来看他了，他们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见面了。再见时，小东吓了一跳，魏巍坐在轮椅上，身体特别虚弱。无数次，小东想上前去拥抱魏巍，但她还是忍住了。告别的时候，魏巍告诉她，如果他走了，要送康乃馨，那是亲人送的花。

十二

手术很成功。

2013年7月10日，这一天，魏巍的精神状态很好，大家一起约了来提前给他过生日。他在朋友圈里记录下了这一天，“这几年来，我的心里越来越充满感激。感谢上苍赐予我今天所有获得的这一切，即便是持续20多年的病痛，都能在你们的关爱中不再令人畏惧，更让我曾经灰暗的人生，时时出现令人心情激荡的惊喜。语言的表达力量也有不尽情的时刻，唯愿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能让我尽吐心意，那就是：谢谢你们……”

但是两天后，魏巍的病情突然开始恶化，手术引发感染，开始发烧。

7月13日18时33分，魏巍离世。第二天，就是他的42岁生日。他在朋友圈的最后一条，发于7月11日，“‘世界以痛吻我，要我回报以歌，这是泰戈尔的诗句。只有当有了‘要我回报以歌的积极心态，才会发自内心地给陌生人以阳光般的微笑。”

“世界以痛吻我，要我回报以歌”，这句诗，后来被刻在了魏巍的墓碑上。

这一天，杨昆娥在朋友圈写下这么一段话，“我有个父亲，没有血缘，没有相似的长相，我一直叫他叔叔，10年来看我长大、育我成人……魏叔叔，我的父亲，一路走好！如有天国，愿您在天国安好！你的女儿永远爱你！”

云南希望工程的网站，首页换成了黑白色，写有一行大字：“魏巍，你与我们永远在一起”。网站专门挑选了一张照片，魏巍戴着印有希望工程标志的帽子，淡定而又坚毅。这个网站，是他当年一手建立的。

魏巍的送别会，来了很多人，有好多捐助者甚至从外地赶来。杨昆娥以女儿的身份，一直怀抱魏巍的遗像。小东也站在亲属一边，她记着魏巍的嘱托，带来了一把康乃馨，但也带了一把玫瑰。她告诉魏巍，她已经原谅了当年和妈妈离婚的爸爸。她还说，她已经有了新的家庭，老公对她很好，很理解她。她还说，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不管是面对什么问题，她都会好好地活着。

之后的每年清明，李卫都会去给弟弟扫墓，也总会看到墓前摆着五颜六色的花儿，有康乃馨、有玫瑰，也有再普通不过的格桑花。她也终于明白，弟弟不仅仅是自己的依赖，还是一个社会的人。

魏巍去世后，家人发现，早在七八年前，他就在日记本里写好了遗书，那时母亲还在，“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平静地接受事实，坚硬的钢铁也有疲劳的时候，请别苛求我。一切都以简单为好，我的去处不要太贵的，也不要太阴冷，我是胆小而怕冷的。不要为我花费太多的金钱，留给活着的人可以获得快乐。一定！我的财产只有纪念币和邮票，分成两份，姐姐和弟弟一人一份，我欠他们太多，无法补偿。最后，向所有人，包括同学、朋友一一致谢，此生恐已无机会报答，也无法一一列出，但是请别怀疑我的诚意。我爱你们，但我真的很累。爸，妈，原谅我，一定保重身体。”

是的，他曾经帮过很多人，而他要感激的人也很多。大学同学马恩多清楚地记得，在魏巍患病后，同学们做了捐款箱，四处给魏巍募捐，还组织了义演活动。魏巍去世后，他的爸爸开始整理这些资料，光媒体的报道有一厚沓。连他曾经就读过的小学，也为他募集资金。他的爸爸和妈妈曾经工作过的单位，以及下属的公司，都多次组织捐款。在医院里，一位老太太的亲人医治无效后，她把身上仅有的20元钱塞到了魏巍手里。

魏巍的爸爸把这些捐助人的名字整理出来，写了满满一个日记本，正是这些人，一次次把魏巍从死神手中抢过来。

是的，魏巍把自己生命的最后20年，献给了希望工程。而爱的种子，是在20年前，当他面临人生的困境时，已经种在了心里。他说，“人生都是要以死亡作为归宿的，如果知道自己的时间可能会更少一点，抓紧时间多做点，也算是把人生浓缩了，这样就少一些遗憾了。所以我很感激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给了我这个实现人生圆满的机会。”

如今，杨英咏已经毕业了，已经在省会昆明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曾经受到希望工程帮助的红河县的哈尼族姑娘李贞贤，每到逢年过节，都会去看望小学老师高转艳，她永生难以忘记这份恩情，但老师却一再地告诉她，“关键是你自己很自立、很努力。”

有一天，同学叶萍发现微信有了一个新功能，可以查询第一个微信好友是谁。她试了下，结果跳出了魏巍的名字。当年微信刚出现时，就是魏巍教她怎么操作的。当年的大学同学还会经常聚会，每次聚会都会谈到魏巍，他们依然觉得，魏巍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他就是这么一点点，很真诚、很耐心地对待每一个人。慢慢的，你会感觉他的力量，感觉到他会是人生的榜样。

1961年出生的沈光鑫，也即将迎来退休的日子。能在这个岗位上为人生告一段落，他感到无比的荣光。

根据公开的数据，截至2019年9月，全国希望工程在30年里已累计接受捐款152.29亿元，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599.42万名，援建希望小学20195所。这场几乎是举国参与的公益活动，让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出了苦难，成为国家兴盛的力量。无数人，用一次次看似普通的行动，完成了穿越这个国家30年苦难且攸关其未来的生死营救。而更温暖了人心的是，那些被爱的孩子，开始把更多的爱，送给别人。他们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恩。这，才是真正的希望工程。

孙春龙

杨昆娥在昆明街头救人的事迹，被媒体报道后，她获得了5000元的资金，她把这笔钱捐给了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先心病爱心救助计划”，用于救助家庭经济贫困的先心病患儿。那个获救的小男孩，也告诉她，“姐姐，等我有能力的时候，也要去帮助别人。”楊昆娥没有忘记把这件事情告诉魏巍，她来到魏巍的墓前，说，“爸爸，自从你走后，我又成了另一个你。”

责任编辑 王 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