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倩

（天坛公园，北京 100050）

1 祭天行为的产生及意义

中国是一个以农耕文化为主的国家，在生产力不发达的远古时期，大自然就是一切的主宰。一场干旱会让谷物颗粒无收，饿殍遍野；一场暴雪会让无处躲避的人们在饥寒交迫中绝望死去。自然环境的变化，对人们的生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是谁主宰着大自然的变化？是谁让日出日落，春去秋来呢？人们通过长期的观察和想象，总结出了神明主宰万物的思想，想象出了操控这一切的无比伟大的神——天帝，后来我们简称它为“天”。当时的人们崇拜天，更敬畏天。其实现在反过头去看，天就是被人性化了之后的整个大自然的一个综合体。人们希望通过与天的沟通获得良好的自然环境，进而拥有幸福的生活，为此，祭祀就应运而生了。最早的祭天活动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很长一段时间里，祭祀在人们的生活中都占有着至关重要的位置。春秋时期（《左传·成工十三年》）就有这样一句话，叫“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意思是说国家最重要的事就是祭祀和战争。战争可以保卫人民不受战乱之苦，而祭祀可以保护人民生活的富足。在那个生产力不发达的时代，祭祀承载的是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

中国的祭祀主旨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敬天法祖。敬天是对于大自然的敬畏，法祖是对于祖先的怀念与效仿。而这一点，在清代的祭祀中得到了全面的展现，我们以清代的祭天大典为例。清代的祭天大典以“皇天上帝”为主要祭祀对象，这是自然神的代表，而皇帝已去世的先祖也会陪祀在旁，可以说是敬天法祖最好的体现。

2 清代祭天时间的选择及对应的北京时间

（1）清代祭天时间的选择。

在清代，每年的冬至日，皇帝要在天坛举行祭天大典。冬至是中国农历的二十四节气之一，这一天是全年黑夜最长，白昼最短的日子，而从这一天之后，白昼逐渐增长，阳气随之增长，所以古人认为冬至是“一阳资始”，也就是阳气开始增长的日子。所以选择在这一天举行祭天大典。

而在具体的祭祀时间上，清代的祭天大典也有着严格的要求。《钦定太常寺则例》中有明确记载“圜丘、祈谷、雩祀于日出前七刻”，而与之相对应的具体时间到底是几点几分却有多种不同的说法，这主要是由于对于“日出”和“刻”的理解不同。

（2）文献中“日出”的真实含义。

对于文献中“日出”含义的理解。一种理解认为“日出”就是太阳升起来的时间；而另一种理解认为“日出”是一昼夜十二时辰中的第四个时辰，即卯时，对应现在的上午5～7 时。古代劳动人民最初描述时间主要参照显而易见的天象、动物生物钟和日常作息，《日知录集释》中有“《左氏传》卜楚邱曰：‘日之数十，故有十时。’而杜元凯注则以为十二时，虽不立十二支之目，然其曰夜半者，即今之所谓子也。鸡鸣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时者，辰也；隅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日昳者，未也；晡时者，申也；日入者，酉也；黄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一日分为十二时，始见于此。”这也许就是此种理解的由来[1]。

那么，这两种理解中，哪种更加准确呢？通过查阅历史文献资料，我们有了较为准确的判断。

由《钦定太常寺则例》可以看到，大多数祭祀是以日出前某刻来标记，而也有少数具体到了时辰，如“月坛于酉时前四刻”“先农坛于巳时前四刻”，酉时、巳时的称呼显然与卯时同一体系，而日出则与日入、隅中同一体系，在同一个记载中，仅有卯时用日出表示，而其他时间都用十二地支记名，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

进一步查阅文献，《国朝宫史续编》中有记载“钦天监以定例日出时刻送太常寺具奏”。由此可见，日出时刻是在祭祀前由钦天监测算，之后呈送太常寺的。显然，《钦定太常寺则例》中的“日出”是指真正日出的时间，见图1。

清代的圜丘祭天是在冬至日的北京举行，冬至日北京的日出时间为七点三十分，因此“日出”即对应现在的清晨七点三十分。

图1 《钦定太常寺则例》中的相关规定

（3）清代“一刻”的时间长度。

“一刻”相当于今日的多长时间。一种理解为一刻是15 min，另一种理解为一刻是30 min。

刻这个时间单位来自古代的计时器——漏刻。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中国天文学史》等经典研究文献中，都有专门的章节来介绍古代中国的漏刻法。漏是指计时用的漏壶。最初，人们发现，当陶器出现裂缝时，里面的水就会从裂缝一滴一滴地漏出来，于是，他们专门制造出一种留有小孔的漏壶，让水能从壶孔中流出来，然后再用另一个容器收集漏下来的水，在这个容器里放有一个可以浮在水面上的竹片或木块，木板上固定一根刻有一百个刻度的箭杆，之后在容器盖子的中心开一个小孔，将箭杆从盖孔中穿出去，这个容器叫做“箭壶”。随着箭壶内收集的水逐渐增多，木块托着箭杆也慢慢地往上浮，并露出刻度，古人从盖孔处看箭杆上的标记，就能知道具体的时刻。《说文解字》中有“漏，以铜受水刻节，昼夜百节。”将一昼夜二十四小时，均分在箭刻的一百个刻度上，一个刻度就等于十四分四十秒，这就是“一刻”的时长[2-3]。

百刻和十二时辰最初是两个独立的时间单位系统，但在日常生活中，既需要“时辰”这样较大的单位，又需要“刻”这种较小的单位。汉代以后，就逐渐把这两个单位系统混合起来使用了。因为一百刻和十二时辰之间不便换算，人们总想使它们合理化。自东汉以来，历代都曾改革漏刻制，改百刻为十二倍数，如九十六、一百零八、一百二十。《汉书·哀帝纪》中就曾记载：“漏刻以百二十为度。”直到清初采用西法，才正式将一昼夜百刻改为九十六刻，一个时辰（两个小时）分八刻，一小时为四刻，而一刻就是15 min，一直沿用至今，有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铜壶漏刻可作为实物证明[4]。它是公元1745年制造的，最上面漏壶的水从雕刻精致的龙口流出，依次流向下壶，箭壶盖上有个铜人仿佛报着箭杆，箭杆上刻有96 格，每格为15 min，人们根据铜人手握箭杆处的标志来报告时间[5]。而作为清代行政法典的《钦定太常寺则例》，显然是按照清代的时间标准来执行，一刻等于15 min 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一刻为半小时的说法又从何而来呢？它来源于时轮历。代表半小时的刻，通常会与“刹那”“弹指”等词语相配合，而这些词语是从梵语音译而来，起源于佛教的传入。佛教入华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桩大事，带来的不仅是佛教义理，还有整个印度文化。星占、医学这些掌握在印度婆罗门家族的专学，通过佛口向古代中国的人们宣说。《虎耳譬喻经》(ārdūlakar·nāvadāna，简称《虎耳经》)汉译本《摩登伽经》《舍头谏太子二十八宿经》被认为是印度星宿占卜传入中国的最早文本，其中就有关于漏刻和历法的内容。

印度与中国一样，很早就有了漏刻计时的方法，但与中国不同的是，他们的“一刻”相当于24 min。这在周利群撰写的《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后5世纪印度的单壶泄水漏壶———基于<虎耳譬喻经>以及相关文献记载》一文中有较为详细的分析。印度的漏刻和历法随着佛经一起传入了西藏。公元1027年，《时轮经》从印度传入藏区，由此形成了西藏的时轮历，而时轮历中日以下的时间单位是chu tshod，直译为“水时”，由滴漏计时法而得名。时轮历把一昼夜分为60 个chu tshod，因此每个chu tshod 相当于钟表上的24 min，这是这个词的本义。24 min 离15 min的“刻”比60 min 的“小时”近，比120 min 的“时辰”更近，因此译为“刻”较好。色多六世的《格登新历解》说：“时轮历中的chu srang 在汉译中名为‘分’，chu tshod 名为‘刻’”。《马杨寺汉历心要》第47 节中也持此说。而在文人大致约算的情况下，便被简化成了30 min[6]。显然，这里的“刻”与清代则例中的“刻”并不相同。因此，《钦定太常寺则例》中所说的“一刻”相当于现在的15 min。

（4）清代祭天时间所对应的北京时间。

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捋出一个清晰的脉络。祭天的日出前七刻，“日出”指太阳升起的时间，“七刻”就是7 个15 min，也就是一小时四十五分钟。清代的祭天大典于每年的冬至日举行，日出时间为7 点32 分，祭祀的日出前七刻就相当于现在的5 点47分。

当然，并不是所有祭祀的时间都像冬至大祀这样固定，例如，每年正月上辛日举行的祈谷大典，它举行于农历正月，干支纪日法的第一个“辛”日，当遇到上辛日与春节相冲突或恰巧在立春节气前等特殊情况时，也会在次辛日，即第二个“辛”日举行。与之相对应的阳历时间每年并不相同，因此日出时间也各不相同，需要钦天监提前进行测算[7]。

3 祭天时间对祭典仪式性产生的影响

古代的祭天典礼具有非常浓重的仪式感，而祭祀时间的安排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我们以明清时期祭天大典为例。

祭天大典在万籁俱寂中拉开序幕，黑暗中，皇帝的脚下是宽阔的祭坛，头顶是无限的苍穹，人置身其中，愈加感受到了自然的伟大。而在祭坛坛墙的外围，围绕着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这被树木团团围绕的祭坛，仿佛是丛林中轰然而起的高地，茂密的树林和空旷的祭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密与疏，黑与白，神秘而充满震慑力。从远古时期，人们就在这样的空旷高地上祭祀神明祖先，与天地沟通。祭祀当天，燔柴炉和铁燎炉下点燃炉火，远远望去，就好像远古人们的篝火，原始人会围着篝火边唱歌边舞蹈，庆祝平安。而明清时期的祭祀则用庄严肃穆的中和韶乐来感谢上苍的赐福，同时许下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许。作为祭天的神坛，古人认为祭坛越高大，与天越接近，越能更好地和天交流。于是他们使用了很多技巧，由外而内的去提升圜丘的高大感。外，是指实际的建筑。我们都知道，无论是从当时的修建技术，还是从行礼的方便程度上来说，把祭坛修的无限高大，都是不实际的。于是，古人巧妙地利用了园林中以小见大的设计手法来创造祭坛高大的错觉。圜丘的坛墙按照位置不同，高度在1.6 m 至1.8 m 不等，作为围墙，它非常低矮，但是当人们站在祭坛上向下望时，较远的距离使人们主观地把它估计成正常的墙高，而比坛墙高出许多的祭坛，自然会让人感觉更加高大。内，是指皇帝的内心感受。圜丘使用了很多象征天的阳极数“九”，圜丘的台阶，每层都是九级。每层坛地面上的石板均为九圈，每圈数量从9 开始，以9 的倍数递增。祭坛的直径，第一层是九丈，第二层是一十五（三乘五）丈，第三层二十一（三乘七）丈，用到了所有的阳数。三层直径加在一起总和是四十五（五乘九）丈，寓意九五之尊。除此之外，祭坛周围的栏板数，每一区域也都为9 或9 的倍数，栏板数的总和共是216 块，象征着八卦里代表天的乾卦。乾卦由6 个爻组成，而每一个爻又可以分为36 个策，216 块栏板象征着乾卦的216 策。古人用这些象征天的数字，让人们从心里感受到圜丘与天神的联系。

在祭坛的周围摆放着大量香炉，祭祀大典开始时，香炉中会点燃松枝，缕缕青烟将雪白的祭坛包裹，黑暗中远远望去仿佛层层白云，而祭典便举行在这云层之上。当皇帝步入祭坛时，乐队和四品以上的官员们早已分列道路两旁，恭敬地等候皇帝到来。他们虽然人数众多，却安静的没有一点儿声音，皇帝耳朵里能听到的唯一声音就是燔柴炉里木柴燃烧爆裂时发出的噼啪声。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这细微的爆裂声恰恰反衬出了周围的寂静，皇帝就在这肃穆中穿过汉白玉石门，登上祭坛，开始与天神的交流沟通。

随着祭祀大典的不断进行，天色会越来越明亮，仿佛神明听到了人们的祈求，给予了回应一般。当祭典彻底结束时，天空一片大亮，如同神明对虔诚的子民做出了允诺，于是，皇帝便会高高兴兴的返回宫中。

这强烈的仪式感，增强了人神沟通的氛围，甚至对于皇权合理性的体现，都无形中起到了极大的增强。而创造出这仪式感的，正是劳动人民那无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这种创造力和想象力，也带给了我们许多思考和启发。祭天体现出的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在生产力低下的过去，努力寻找自然规律，用自己切实的努力，身体力行追求幸福的精神，更值得今天的我们一直坚持下去。